古冈:可怕的遗忘(散文)

Share on Google+

◎古冈

我刚进单位工作,也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儿,浑浑沌沌地被送入一个准时上下班的集体中,像是加入了工业版的人民公社。开会、发言、学习文件,有上级总公司、乃至各类中央部委红头文件。听总经理做报告是家常便饭。通常那时的各级头儿均是政工干部出身,我们这里也不例外,做起报告来滔滔不绝,抑扬顿挫,口才是不错的,黑的能说成白的,且循序渐进、有条有理让你脑子渐渐抽空。据说以前他做过某位大头儿秘书,后到了政工处,以前大型中央直属企业皆设置这么一个专管宣传、员工政治思想觉悟的机构。我写的开头部分,如果那些革命用词使唤得还算灵活自如,部分功劳就是不断“聆听”政治报告,潜移默化生的根。

时间不知不觉地过去,尤其是变化不会突然被觉察到,它往往体现在某一个特别的节骨眼上。那天,是我们这位头儿临退休前的几次全员大会,他照例口若悬河,大讲一个企业应该以效益最大化为目标,政治也应服务于这个改革开放的宏观蓝图等等,可能以前没怎么在意,或开会闭目养神,不知为什么那次开会,我猛地醒了过来,仔细琢磨同样一个人,坐在同样的位置,十几年前的振振有词尚未烟消云散,怎么会一下子变成另一模样的人。同样讲的是大道理,可以同时讲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道理。这让我吃惊不小,他难道把以前讲过的就这么轻易地遗忘了吗。这种不知不觉、渐进似的遗忘布满各个生活空间,它不显著,更容易被人们所忽视。

在我们政治处境颠簸、遗忘的这段时间跨度里,也差不多是柏林墙倒塌,至今的二十年时间。欧洲在聆听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欢欣鼓舞地陶醉于专制大墙轰然倒地。我们这儿还刚刚开始从黎明苏醒,像古代帝都的集市,刚刚获得皇天开恩扩大了做小生意的地盘。

他们那儿存在着类似遗忘的现象吗?看来,这是当代人类流行的通病,像奥斯维辛集中营等事件也像根国家肋骨上的刺,大众和官方主流会选择遗忘,最好的、有说服力的理由就是一切都要朝前看。不要纠结过去的前提到底应该是什么。作家艺术家的追问最具力度。马内阿谈到罗马尼亚的遗忘,与我们国家相比,可能反差更强烈:“数百万前共产党员疯狂背诵反共口号的场面震撼人心,这让我们不得不三思。他们怎么会如此健忘?忘记了他们自己的罪,忘记了那些被压迫、被边缘化的人承受的痛苦,甚至忘记了他们当年在同谋时感受到的”快乐“时光?罪恶的快乐,快乐的罪恶?”

中国经济的变化,不失为一种策略,不管有意,还是无意识,用经济这根杠杆,极力煽起人性里贪婪的本质。人们一哄而上做生意、开公司,看似淡化政治的同时,另一形式的政治,用经济监管、调节、钝化,以无形镣铐束缚手脚的政治日益收紧。洋为中用在此可作鲜明教材,因为这一套榨取、控制思想的经济手段来自于资本主义,不管吸取的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还是所谓后冷战时期思维,法兰克福学派理论批判都永远不会过时。由此,我们千年专制像沉积岩,在这个世纪又接通了西化中“软刑法”(比喻微观政治学的统治形态)的技巧,形成了我们如今最卓有成效的监管形式:双重压迫。当然,我知道这只是个比喻的说法,要学者们论证、思辨就得严谨得多。我不过想说明遗忘这件事,因为有新的“沉积岩”,旧的被压在下面,遗忘的原因似乎可见一斑。

遗忘也具有多种多样形态。本能上我们肉体都受制于自然规律操控,老了记性差了,这是遗忘最普通的一种形式。失恋了主观上想遗忘,符合情感逻辑需要,痛苦毕竟需要镇痛。我爷爷很长一段时间好像就被遗忘了。首先是我“不作为”,心理恐惧也许属于初步原因。他在柏林墙倒的前一年去世,心理的驱动力拖着我朝遗忘的方向走去,但似乎整整十几年,梦中反复出现去世亲人的形象。留下的日记、书信、甚至书籍上眉批,只要看到爷爷熟悉亲切的字迹,我便条件反射地不敢正视,我怕一旦沉入,积聚的回忆会像潮水吞没了我。我心里知道,总有一天,我会用文字去一点点找回来,找回爷爷奶奶把我拉扯大的那些美好时光。

一天早晨,一群陌生人闯进了我家。那时我才六、七岁,他们把我爷爷奶奶带到门口小菜场批斗的情景我没见到,醒来时,我只奇怪地看到,怎么会有好多陌生人上到我们家楼上,一群人走木楼梯的声音还深刻在我脑际,有几个人好奇地来到床前瞟了我几眼。那是我一生中最恐惧的几个场景之一,隐秘的家居突然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下,像等着开膛破肚的一条搁浅的鱼。爷爷的心理摧残更是难以想象,如今他已走了,留给尘世一个待修补的心理洞窟。我的遗忘更像罪恶,它不断拷问我,往事石沉大海,情感上姑且另当别论,但那段个人,也是国家无法回避的历史,恰恰被集体遗忘了。

集体是个令人心悸的词,一旦你生活在当下,那个语境便用集体吞噬了你。而且以集体的名义,仿佛就是天命,可以做任何为所欲为的事儿,也可瞬息间把发生过的事儿变为从未发生过。集体无意识的遗忘是最可怕的遗忘。

怎样才能与这种集体遗忘对峙,进而消解它紧扣的每颗螺丝钉呢。真正的作家、知识分子理应承担起拒绝遗忘的职责。同流合污、某些谋取既得利益者、文坛上的混客,他们选择遗忘是有意为之,别有用心,姑且先不谈。我想先要审视的,比较具代表性,倒是那些还存些反思能力,有所良知,却被浑浑噩噩摄取了个人灵魂的例子。我认识一位诗人就是这样的人,你说他不择手段混入作协就想捞个官做,好像也未必。他也晓得诗歌有其艺术和思想上的自律,屈服于政治要求肯定不正确。一次,和我争论诸如此类的问题,听到我反感于任何歌功颂德作品时,他似乎觉得有点极端。他说不管怎样,你总是自己国家的人,还举了王安石等古代诗人从政、写歌颂皇朝的事例,弄得我一下子似乎成了个不爱国,故作清高的人。其实在这里,他混淆了好几个概念,国家到底是什么,和我们几十年出于统治宣传需要讲的国家有何不同,又为什么不同;宋代国家的形态和当时所谓士之间的关系如何,简单地找个王安石做例子说明不了现在的政治;何谓知识分子、诗人作家永远质疑,永不妥协的精神实质呢。有一种遗忘身不由己,只要你不具反思免疫力,一定会由于集体可怕的沉默,遗忘本身的缺席,造就了这个时代民众的言说失效。

真正承担起拒绝遗忘,坚持不断修正、批判、质疑的倒是地下民间文学。它的鱼目混杂、姑且先不论。大体上的倾向有目共睹。自发性、出自于对文学由衷地热爱,是各类地下文学刊物产生的动因。探索历史真相,人性灵魂的真谛,一批批恢复和拒绝遗忘的文学群体应运而生。

冷战结束二十年,要说它对作家的影响,肯定是不容置疑的。令人担心的是,这类影响,比如后冷战、后共产主义等概念,会被学者、官方有意无意偷换了。异地征用,把适合于欧洲的经验名词,移植到本土,好像随着经济开放,我们已到了后共产主义。专制本质随之转嫁到虚幻的未来,从而减弱了我们须真实面对的残酷处境。手段的使用表明看来越来越不残酷,但其本质在多大意义上可说得到改观了。意识形态一贯的做法,就是要取得遗忘的效用。

抵抗这个趋向,拒绝集体无语,就是恢复被遗忘遮蔽的深渊。不仅从89年、文革、反右追溯它被捂住的盖子,还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那些仁人志士被历史阴霾挡住和淡忘的真相,甚至更朝前摸索历史的脉络。既尊重它的历史语境,也不必故弄玄虚,遗忘暴政,去哄抬秦王朝建国功绩。这一切的前提,须在俯视人性自身深渊同时,敢于正视国家的深渊。

2009年10月31日

《自由写作》第51期【“冷战”终结20周年纪念专辑 之一】

阅读次数:7,889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

此站点使用Akismet来减少垃圾评论。了解我们如何处理您的评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