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光明:大江大海外二章(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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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光明

我看大江大海

“大江大海大时代,小岛小山小人物。”龙应台的大江大海象征我的父执辈们经历一场大杂乱的动荡过程——一个大时代,我的父亲和义父是其中两个小人物,虽然平凡,却是那个时代在小岛上的最佳注脚。

今年8月初的广东,我因公差的关系逗留,连续两个晚上,在旅馆里猛看电视,这是我每隔一段时间来大陆必做的事,从看电视,我得以观察内地社会的变化情形。电视里多数节目在报导、宣传中共建国60周年这项主题,我惊觉,这也表示国民党政府带我父亲他们到台湾也60年了。父亲去年过世,今年9月,义父也走了……

父亲恬淡的一生

父亲生于浙江省杭州市,长于战乱之时,年轻即投身军旅,在空军担任通讯工作;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于贫苦的1950年代与出生在基隆的母亲结婚,为了养活一家人,父亲在1968年自军中退役后,曾经当过小贩,做过工友,也在台铁火车上卖过便当,即至儿女成人,才真正有其退休生活。

父亲的角色,在那个物资匮乏的时代,不易扮演,特别是家里小孩在身体上有先天毛病的时候。记忆中,在我未就学前,他为了患有先天性脑萎缩的大姊月英,以一介无权无势、没有任何关系的中尉军官身份写信给当时的国防部长经国先生,却意外而幸运的获得回应。至今,我对那个三军总医院病房仍有着模糊的、残存的印象。虽然月英仍然早夭,作为一个父亲,他尽了力了。

父亲生性恬淡,生活简朴,是个知足常乐的平凡人,四十几年来都在新竹空军机场旁的实践新村中渡过,尤其在退休之后,抽一枝长寿烟,喝一杯蔘茸酒,坐在眷村家门口沉思半晌,是他生活的最佳写照;对父亲来说,洋烟算是奢侈品,喝酒不会过量,周末假日,儿女开车带他到南寮吹吹海风,到青草湖喝杯下午茶,是他每个礼拜最大的享受。

父亲要求子女们做正正当当的人,对儿女们在学业及事业上的期待并不高:女儿做为连锁企业总经理,大儿子在警大教书,小儿子自组工程检验公司,这样的成绩,对于一个只身来台的他来说,是满意的。

父亲走了,他走得没有负担,十分安祥。2008年3月25日(星期二)一早,他一如往常,自行起身如厕,吃了药之后,继续睡他的回笼觉,家人作息依旧,爬山的爬山,上班的上班。近午时分,外佣唤他吃饭时,未见回应,即刻通知儿女;到时,只觉得他仍在熟睡,不见丝毫苦痛,正是所谓寿终正寝,一种最好的福报,让我们一起祝福他,在另一个世界,依然自在。

记易伯伯

易伯伯走了,又一个1949年随国民政府来台的老兵雕零了。他活了91岁,其中,在台湾整整60年,只身。

台东的马兰“荣民之家”通知我去开了简单的治丧委员会,就用易伯伯户头里所剩的6万元,加上政府补助的4万元,办个小型的告别式,由“荣民之家”的主任担任主祭,随即火化遗体,骨灰置于台东军人公墓,每逢年节,政府定期祭拜。从治丧委员会会议的效率、葬仪社人员看起来制式又颇具专业的配合及告别式的流程,看出“荣民之家”处理这类事情已经很有经验了。多亏政府成立“退辅会”,让这些弱势老兵的晚年生活有个起码的照顾,身后有个去处。

50年前,易伯伯和先父是驻守澎湖马公机场的空军袍泽。我家小孩多,他常帮忙照顾,我才出生,他抱我最多,我成了他的干儿子。后来我家搬到新竹的眷村,他退伍后则在当时的经济部商品检验局(中央政府在徐州路的联合办公大楼现址)当工友。记得小学放暑假时,我会去那里的宿舍陪他住上几天,对我来说,新公园(现在的二二八纪念公园)舞台的艺工队表演和中华商场的水饺,是童年愉快的回忆。

从商品检验局退休后,爱好林野的个性使易伯伯来到台东卑南的山区落脚。在那里原住民多,父母在教育上的限制造成某些家庭功能的障碍。老兵和原住民小女孩,在特殊的时空背景下,乃形成了经济上、生活上的供需和共生关系。从9岁开始,玲娇便和易伯伯形成了这样的关系。二十几年来,他们像爷孙、父女,更似情人。我及家人虽每年会去看他个两、三次,塞点钱给他,也请台东的朋友帮忙照顾他;可我知道,晚年以后,玲娇对易伯伯的意义,比我大得多。

这两年,玲娇得了忧郁症。长期照顾大小便失禁的易伯伯及其他我不清楚的因素,玲娇在二个月前仰药自尽。我即刻将易伯伯安置在台东的马兰“荣民之家”,但我想,失去了山野,特别是失去了对他来说至亲的玲娇,使他的身心顿失依靠;生命,对他来说,已经没有多大意义。

去吧,易伯伯,您幼时在大陆茹苦的母亲和晚年在卑南相依的玲娇,都在天上等你。别了,您一路好走!

除了芋仔蕃薯

在台湾,像我这种人——父亲在1949年跟着蒋介石来,母亲是已经来了好几代的台湾人——被称为“芋仔蕃薯”。我对台湾社会的理解体悟和其中住民的观察诠释,可能不同于槐生和美君这两位夫妻都来自大江大海的家里孕育的龙应台,虽然我仍被归类为“外省人”。当然,我在眷村成长的经验,也不同于父母亲的家族都和我妈一样在1949年以前就已经来台湾的“本省人”。无论是否来自大江大海,我们却在台湾这个蕞尔小岛上共同生活了60年。

易伯伯是另外一个典型,标准的老芋仔,从湖南来,在台湾终身未娶,60年来可也没回过大陆,在卑南的小山区过晚年日子,意外地结识了玲娇——她结束自己生命的那一刻,我内心曾冲动地想写一篇“原住民女孩之死”的文章悼祭她,这个题目有太多可以探讨的社会议题,也感谢她20年来一直照顾着易伯伯。他俩生活在东台湾小山区的角落,那是他们安身立命之处。这样的组合个案,他们不是唯一,却是观察台湾社会绝佳而被忽略的素材。

从大时代看,我的父亲和易伯伯是两位平凡的小人物,他们居住在小岛小山上。正因为有这小岛小山,颠沛流离之后才可能生活安定,大江大海的意义也才相对的存在。任何历史场景都会出现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即使时代再怎么杂乱。然而,却是那一个个小人物生命里的悲欢离合,及生活中的无奈不堪,才使得故事更加传奇,时代也才显得更加丰富而伟大。

《自由写作》第51期【“冷战”终结20周年纪念专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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