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冷战结束二十年后——从间谍小说看(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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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冷战结束了,再干什么?

这是摆在东西方所有间谍面前的难题。

当他们自由穿行于业已倒塌的柏林墙,四顾茫然时,不能不对自己今后的前程忧心忡忡。

冷战结束了,再写什么?

这是所有间谍小说读者的疑问,也是间谍小说家们不由自主涌现出的迷惘,写顺手的烂熟于心的人物、题材、结构、套路,随苏美两大国对峙格局的消失消解而全然失去了现实凭借,往后,再何以为继呢?

此中高手却不担心,他们不会停歇,他们原本戏路子就宽,眼界开阔,手下纵横交错无处不可施展。

汤姆·克兰西(Tom Clancy)可以写《猎杀红十月号》、《克里姆林宫的红衣主教》,也可以写反恐题材的《燃眉追击》、缉毒的《冷血悍将》和遏制核武扩散的《惊天核暴》。

写的更漂亮的福赛斯(Frederick Forsyth)起步就未拘泥于冷战,《豺狼的日子》写的是法国狂热民族主义分子雇凶暗杀戴高乐,《熬德萨档案》揭露德国残余纳粹分子复活阴谋。《战争的猎犬》(电影《野鹅敢死队》即据此改变)略复杂点,主角是雇佣军,事件则是西方工业巨头阴谋攫夺非洲国家的矿产资源,妄图利用雇佣军作打手颠覆非洲一国政权。如此写法,在头脑简单的冷战分子眼里几乎是犯了政治性错误,于是,苏联的身影出现了,非国外海上停泊下了苏联渔船,直至雇佣军在攻打非国总统府时从中窜出了带枪的苏联顾问,被雇佣军火箭筒一弹命中,总算在灰飞烟灭中,曲折完成了一个切合冷战意义的精彩故事。

其实,根本无须担心。纷扰的大千世界不会安定,苏美敛手了,中东、两伊操起了家伙,政府退出了,各类组织团伙走上了前台,还有老牌的意大利、北爱尔兰和西班牙,还有从来就是跨国跨地区经营的贩毒、贩军火,黑手党、黑社会……随着九一一一声惊爆,世界贸易大厦倒地,再愚钝的间谍小说家也会抓起笔,重新开始自己的纸上生涯。

一点不错。

仅仅是稍稍停顿,略一迟疑,007们重又整装上场,出没于世界各地。

也同样是稍稍停顿略一迟疑,间谍小说家们重新开笔,间谍故事又开始延续。

似乎,一切如常?

实际,再也不会。

不对了,一切都不对味了。

变化不在表面,而是内里。如同陈年老窖偷偷跑了气,新写下的间谍小说再也没有了以往的底气,即便洋洋洒洒百万言也找不到当年宏大叙事的感觉,正经的像是消遣,庄严的更像是玩笑。一句话,它们失去了意义,失去了冷战背景下所挟有的正大正义崇高、占据道德制高点的意识形态意义。

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对立对峙对抗,造就了冷战思维,演变出了间谍小说黑白分明的格局和套路,由此而组织故事,推动情节,形塑一个个分立两面的人物模型。平庸作家如此,杰出作家也同样,其间容或有谨慎或放肆、直露或隐晦之分,可将两阵对垒进行到底却是共同的特色。

所有人无不充满着道德正义感,都秉持着深深的信念:自己的写作是有意义的,这是为谴责罪恶的共产制度,是抨击北极熊称霸世界的狂妄嚣张,是警醒世人克格勃的到处渗透,是为最后摧毁那阴森恐怖的罪恶深渊“古拉格群岛”。

可,冷战结束了。

几乎是一夜之间,苏联分崩离析,东欧整体翻盘,两极变为无极或多极,007们穿起新装——不是向东或向西而是——跑向了四面八方,命运再不济的也到公司当上了保安和保镖。落下的间谍小说家们,在这无极世界上,失去了政治方向。

小说可以新写,故事可以续编,以往的意义却无处可寻。

故事缺了骨架,小说没了灵魂,再怎么写,看来看去,故事仍然只是个故事。

冷战结束了。

在这场漫长的、消耗了整整两三代人青春年华的对立对峙对抗和最终的对决之后,世界版图改变了,东方消失了,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无疑是大好事,无论从哪一方来说。

然而,也不无遗憾,不无留恋,比如间谍小说家们。

究竟经营了多年,生手写成了熟手,一下子就丢开,真是难以割舍。福赛斯1991年写了部小说(中文译名为《谍海生涯》),为冷战间谍唱了一首最后的颂歌或挽歌。

小说由四个独立故事加一个场景框架构成。

场景,听证会,是英国秘密情报局(也有军情六处之称)为解决活跃在冷战第一线间谍今后出路而举行的听证会。冷战结束了,英国计划在原苏联东欧地区扩编外交人员,同时缩编情报人员。要贯彻既定政策,情报局无奈,只能裁撤那些多年在第一线出生入死的高级间谍。为顺利推展这一工作,树立一个先例推广,高层指定首先处理秘密情报局DD科科长山姆·麦克里迪。所谓DD为缩写,全名为“欺骗(deceive)、误导(distort)、心理(psychology)、行动(operation)科”,从名称即可知其在冷战时的惊险和激烈性质。五十岁的山姆拒绝了为其安排的三份“毫无吸引力的工作”即培训学校校长、行政会计科科长和文档科科长,但要求举行听证会。

听证会举行了四天,由山姆同事为这位冷战勇士摆功陈情,一天讲述山姆的一个故事,四个故事就这样依次展开——如此结构,我怀疑,这四个故事原是福赛斯已有构思的四个长篇素材。冷战一夜之间结束,在他也是未曾预料,于是将其凝缩为一部长篇而交卷。

山姆要求举行听证会只是不服气、只是为让官僚们“坐立不安”,他明白高层作出的决定难以收回,官僚体制是没有感觉没有人性的,即使秘密情报局局长也无法保护这位心爱的间谍和多年战友。同伴在说情,山姆自己则在回顾往事,回想自己自青年时期开始的三十年冷战中所经历的,以及考虑今后的出路。毕竟冷战结束了,按高层说法,如他这样的人将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山姆不愿妥协,听证会后,走自己的路,提前退休了。在这199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他推开了世纪大厦(秘密情报局总部)的大门,迈上了洒满阳光的大街,将世纪大厦,将自己三十年岁月留在了身后。

有意思的是小说结尾几句话:

“四个星期后,萨达姆·侯赛因侵入了科威特。山姆?麦克里迪是在德文郡海岸外两英里处钓鱼时听到这个消息的。他思考着这条简短的新闻报道,认为现在该是他变换诱饵的时候了。”

显然,福赛斯是在宣告:间谍是不可少的,间谍小说也因此而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可,还会有同样的意义么?

福赛斯自己也做不到,除了《豺狼的日子》,他最好的小说还是写冷战的《魔鬼的交易》、《第四议定书》以及《谍海生涯》中的第一个故事。

仅仅遗憾和留恋是不够的,还需总结,还需思考。

间谍小说家中,总结最到位、思考最深刻的当属间谍小说大师勒卡雷(John Le Carre)。

正如我曾在两篇文章中提过——对不起,这里再提一次:千万不要看差,勒卡雷作品绝不是通俗小说,不是一般读者所能消化的读物,勒卡雷小说——如《寒风孤谍》、《莫斯科情报所》、《荣誉学生》、《伦敦谍影》、《巴拿马医生》、《危险角色》(均中文译名)等等不仅是第一流间谍小说,同样是第一流小说,第一流文学作品,无论你以什么标准衡量。《纽约时报图书评论》曾有言:勒?卡雷向所有英语作家提出了挑战,说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勒卡雷得奖无数,有间谍小说奖,也有各类文学奖,再提供一个标准,西方将一个作家视为经典,一个标志就是收入教科书,在中国发行最多的英语教材《新概念英语》第四册中就收有勒·卡雷文章,也是其中惟一谈创作体会的一篇。

妙的是,勒卡雷的《神秘朝圣者》(The Secret Pilgrim)也写了一个终结性会议,也是以会议为框架,也同样是由几个故事构成,区别——重要的区别在于,这些故事构成的核心部件不在冷战情节,而在人性。

英国秘密情报局培训学校的主持人,请斯迈利来给结业学员做一次报告,这位已退休多年的间谍大师接受了邀请。面对刚进入这一秘密行当的年轻人,斯迈利谈了自己的经验和心得,并回答了他们各类好奇的、思索不清的活多少带有点挑衅性的问题。在报告过程中,斯迈利得到了年轻一辈的好感。讲课最后,许多斯迈利老部下从各地赶来了,情报局现任头目也赶来了,只为表示他们对这位大师最后的崇敬。

斯迈利在报告的最后说:

“冷战结束了,我也一样,彻底结束了。到了该为昨天的冷战勇士们拉下帷幕的时候了。别再请我回来了,再也别请我了。新的时代需要新的人才。最糟糕的就是让你们来模仿我们。”

以下勒卡雷通过斯迈利之口写了一段话,从间谍小说、从西方间谍小说或从西方——不,不仅如此,从更高于冷战思维的层面上概括了冷战:

“我从来只关心人。……我从来不管什么意识形态,除非它们太愚蠢或者太麻烦,我一直认为各种官僚机构并没有存在的价值,所谓的政策也只不过是不用心去感觉的借口。是人,而不是大众,才是我们的事业所要关注的。是人,结束了冷战,也许你们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是武器,不是技术,不是军队,也不是大小战役。而只是人。碰巧的是,这种人甚至不是西方人,而是我们在东方的宿敌,他们敢跑到大街上,面对子弹和警棍,大声说:我们受够了。只有他们的皇帝,而不是我们的,才有勇气爬上讲台,宣布说他没有穿衣服。所有这些不可能的事件背后,都能看见意识形态无精打采的身影,像被判了刑的囚犯一样,在这些事件高涨的时候,意识形态就是这个样子。因为它们自己没有思维。他们是努力奋斗的自我的妓女或者天使。有一天,历史也许会告诉我们究竟谁才是胜利者。如果出现了一个民主的俄罗斯——说不定到了那个时候,俄罗斯就是胜利者。如果西方因为自身的唯物主义而窒息了,那么西方就会成为失败者。历史保守秘密的时间可比我们大多数人都长。可是她保守的其中一个秘密我今晚告诉你们大家,千万不要外传。有时候根本没有什么胜利者。有时候谁也不必成为失败者。”

“我们要重建的还不只是我们的心灵。而是我们替自己建造的一个过于强大的现代国家,我们把这当作城堡,来反抗现在已经不存在了的事物。为了获得自由,我们已经放弃了太多自由。现在,我们应该把这些自由拿回来了。”

每读至此,感慨万端,却难以理出个头绪。

间谍大师或间谍小说大师所讲的,不也是我们每一个从冷战年代过来的作家所应该想到的?我们需要拿回自由,我们需要重建我们的心灵,重建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更开阔更广大的心灵。

多少有点怪异,这种时候,我常常会想起一个笑话:

里根、叶里钦、邓小平(都久违了)三人开着车往前奔,来到一个路口,一条路口插的牌子上书“资本主义”,一个路口插的牌子上书“社会主义”,里根毫不犹豫往资本主义疾驰而去,叶里钦稍一迟疑,紧跟里根而去。邓小平来到路口,跳下车,将两块牌子对换了一下,然后跳上车也紧随两人而去。

政治家们的花招变化多端,作家们跟得上么?

冷战结束了。

时光,又已匆匆过去了二十年。

2009/12/16

《自由写作》第52期【“冷战”终结20周年纪念专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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