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月、仁君:“长城”未倒塌,你我需努力——60后对话“冷战”(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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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月 仁君

仁君:在你博客上,我看到了纪念柏林墙倒塌20周年的照片,这似乎表明你对那场曾经分割全球政经布局乃至文化、生活方式的冷战记忆犹新。

古月:作为60后,你我都是在冷战中长大的。经历过冷战的人看来,今天年轻一代对冷战的陌生是不可思议的;更令人不解的是,那些年纪与你我相当的人也好像不再记得那场无烟战争是怎么回事了。

仁君:所以在自己的博客里,你贴了大量照片,回望柏林墙,纪念冷战风云。

古月:历史转折点的出现往往来得比人们想象的要快。20年前,我从电视上目睹了柏林墙倒塌时那戏剧性一幕,还从哥哥由美国打来越洋电话中了解了叶利钦跳上坦克扭转乾坤的详情。柏林墙倒塌、8·19事件,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仁君:中国人也是这一变化的受益者,年轻一代在相对轻松、包容的国际环境中成长,比起父辈有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但正如你所说,现在许多人已不再知道冷战的来龙去脉了。

古月:这是“过滤历史”的人想要的结果。如果你注意的话,在我11月份的博客上,有两篇文章与冷战有关,其中的一篇与冷战开始有关,就此而言,11月份是一个很特殊的月份。

仁君:是那篇纪念“十月革命”的《喀琅施塔得的水兵》吧。

古月:你看出来了。11月7日,从历史发生学角度来看,冷战的种子在那时就已埋下,列宁在用兵镇压喀琅施塔得水兵起义时说:“我要让你们几十年里不敢再打反对派的念头。”这种不能容忍异己,用暴力解决不同派别争端的做法,和四十年之后用水泥、铁丝、地雷阻止东柏林人选择不同生活方式的行为,如同一辙,一脉相承。

仁君:那就是说,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拉开了冷战的帷幕。

古月:从文明冲突论来说,冷战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是自由思想与奴役思想之间的对抗。1963年6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到访西德,在西德市政厅发表了著名的《柏林墙下的演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堵不是防范外敌,而是防范自己人民的墙。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而此前一年,14名东柏林人,其中包括一名抱着婴孩的妇女,在施普雷河上劫持了一艘轮渡,他们在东德边防军的枪林弹雨下安全抵达西伯林河岸,船上的乘务员说:“今天我梦想成真。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

仁君:柏林墙所代表的不仅仅是“冷战”这个字眼,更是东德人用生命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名为“自由”的传说。如果说因需要共同对付“战争疯子”希特勒,1947年前美国和苏联暂处“无意识”的冷战,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美国和苏联立即进入了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处于对抗的状态,是“有意识”的冷战。

古月:你借用心理分析的概念来划分冷战不同时期,很有启发性,这种大历史观可以把冷战的起因看得更清楚、更深远。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和苏联即刻进入冷战?毫无疑问,因为在肯尼迪们看来,列宁那种让人“不敢再打反对派念头”的“无产阶级专政”,完全是另一种形式的“战争疯子”,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同样是一种威胁。

仁君:事实证明它是个更大威胁。希特勒的杀戮仅仅是针对外族犹太人,而列宁的镇压却是针对不同意见、不同派别的本族成员。

古月:还有一脉相承的红色高棉,暴行同样令人发指。

仁君: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出生在1961年,而这恰好是建柏林墙的年份。

古月:时间上的巧合为我感受冷战提供了契机。我从小接受的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冷战教育,当时中苏为争“老大”地位而发生内讧,中国为证明苏联集团“误入歧途”,内部出版了一些“供批判用”的书,如《布拉格之春》、《匈牙利悲剧》、《新阶级》、《苏修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问题的言论摘编》、《苏联问题研究》、《致友人的二十封信》。这些“供批判用”的书大致有这么几类:西方学者研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著述,东欧共产主义阵营内的异见人士批判斯大林模式的著作,从苏联流亡或出走西方的知情人揭露铁幕和斯大林独裁的著作,著名的“机会主义分子”、“修正主义分子”的言论,有关苏联党内斗争的资料和著作。这些“供批判用”的书籍是我反向接受冷战教育的精神养料。

仁君:据说那时出版了近千种“供批判用”的书,有些从内部流传出来,我便是在民间读到这些书的。当时乃至今天,我一直对出版“供批判用”的书感到不可思议,出版者是“别有用心”,借“供批判”之名,实是行批判之事,有头脑的人一看就知道,这些书籍指出了“苏联问题”的本质所在,即社会主义是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它天生就具有独裁主义倾向,是“通向奴役之路”。

古月:“古拉格群岛”是20世纪人类的一场劫难。

仁君:按照“主流观点”,冷战不仅起始二战结束,而且是欧美大陆上的事,与“新中国”无关。中国真的是冷战历史中的一个“独特的例外”?

古月:按你的划分,在美苏“有意识”的冷战期间,冷战对中国而言是一个介乎存在与不存在之间的诡异之事。说它存在,冷战双方无非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抗,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本是冷战一方,只是没有当头,不那么耀眼。说它不存在,在惊心动魄的冷战岁月里,中国与美国建交了,并一起反对苏联,日后也没有出现柏林墙倒塌那么清脆利落的戏剧化场面。

仁君:这就是说,中国“特色论”在冷战期间就已体现了。

古月:一般人心目中的“冷战结束”,是个急促的历史意外。短短半年之间,波兰举行大选,捷克爆发“天鹅绒革命”,柏林墙倒塌,齐奥塞斯库被枪决,苏联逐步迈向解体,资本主义代议民主政治全面取代极权社会主义,人类进入到“历史的终结”阶段。

仁君:从这个角度来看,冷战结束是非常明确的,它的时间坐标清晰,意义也毫不含混,只不过社会主义阵营里的中国是一个例外。

古月:除了朝鲜和古巴,中国是“现存社会主义国家”中的大国,它的例外就显得格外不容忽视。

仁君: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的市场化比社会主义阵营中任何一个国家都还来得早,我们是否可把这看作是冷战结束的开端呢?有些西方观察家就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视作冷战结束的开端。

古月:的确,在一些西方观察家眼中,中国的市场化无异于社会主义中国对资本主义的“投降”。但问题是,今天我们仍然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的政治制度下,“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还在以二元对立的冷战思维灌输国民,严防“和平演变”。面对阿富汗、尼泊尔、不丹等亚洲国家的民主化浪潮,我们还能说冷战结束了?

仁君:所以你认为冷战尚未结束,至少在“主战场”政治的层面上。

古月:从确实存在的事实来看,中国最高领导层仍然把生活中的许多实在的制度改革选项,视为两种意识形态的战场。

仁君:耐人寻味的是,当年柏林墙工程的代号,就叫“中国长城第二”。

古月:每个专制国家都有自己特色的“柏林墙”。“中国长城第二”倒了,这是欧洲大陆的庆幸,但神州大地上还有或虚或实的“长城”,令人不能用选举参与国家事务,不能放心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能尽情讪笑、讽刺及批评不称识的政治领导人。所以说,冷战尚未结束,你我还需努力。

仁君:我想用戈尔巴乔夫当年告诫德共总书记昂纳克的一句话来结束我们的对话:生活将惩罚行动过于迟缓的人!

《自由写作》第52期【“冷战”终结20周年纪念专辑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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