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警惕“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谈《爱情的位置》兼及其他(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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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仁

很高兴李慰饴同志写了《思考,但别忘了文学……》,更高兴《光明日报》由此发起不同意见的讨论。这种艺术民主的新气象,当然对被讨论的刘心武同志的创作大有裨益,而尤为重要的是,对我国包括文学在内的各项艺术事业的繁荣发展,都有极为巨大的促进作用。应该为此叫好!

从已经读到的李慰饴、冯立三和严承章同志的三篇文章中,可以看出这次讨论的焦点是文学和思考的关系。实际上,这也就是文学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关系,以及评价文学作品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的关系。同时,大家很自然地提出和探讨了这样一个问题:文学创作应该怎样以它特有的规律反映和影响生活?显然,这次讨论已经触到了文学创作的本质,也触到了文学批评的本质。

我以为,李慰饴和严承章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而且是很可贵、很值得注意和深思的。他们所提出的要求,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是依照文学创作特有的规律,通过形象思维,生动而准确地反映生活,并能动地影响生活,帮助人们改造生活。应该说,这是对文学创作以及其他各种艺术创作的最起码也最根本的要求(当然,某些文艺创作如田园诗、山水画和轻音乐等,一般说来是不要求塑造人物形象的)。过去十余年间,这个要求被“四人帮”取消和扼杀了;近两年来,尽管文艺界和理论界多有重新提倡,但在创作实践中,不论文学也好,电影、戏剧等艺术也好,这个要求还是实行得很不够的,甚至有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的倾向。面对这种状况,李慰饴等同志不是抽象地呼吁,而是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尖锐而准确地再次把这个要求提了出来,实属极为必要。

这里,我想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在当前和今后的文艺创作中,必须警惕“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

诚然,“四人帮”被粉碎后,“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很快就受到了批判,而不少作家艺术家也确实已在很大程度上摒弃了这类东西,创作出了一大批值得称道的真正现实主义的好作品。这是当前文艺创作中的主流。

可是我们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四人帮”的许多流毒,人们痛恨至极,却已渗入自己的血液之中,决不可能很快很轻易地予以清除。“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流毒也是如此。作家艺术家们完全可能十分真诚地对之表示轻蔑和憎恶,并表示自己在创作中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坚决做到“从生活出发”,可是在实际上,却很难说每个人都确已完完全全实现了这一点。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至今仍在文坛艺坛上徘徊着,很可能依附在任何一个警惕性稍有放松的作家艺术家身上而重显其“灵”,并且已经依附在不少作家艺术家身上而“显灵”了,刘心武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决不想全盘否定,甚至不想从主要方面否定刘心武同志的创作。我完全赞同批评界对其功绩的高度评价。确实,刘心武同志是一位具有高度政治热情和革命责任感的作家,一位敢于冲破“四人帮”樊笼、勇于探索现实主义文学道路的尖兵。他的力作《班主任》,不仅动人心魄地发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这个亿万人民的心声,并且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无论从政治上讲,从艺术上讲,都是十余年来中国文学中比较优秀的作品。但是,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却暴露了必须引起警惕的问题。刘心武同志的小说创作是有其独特风格的。这种独特风格的一个显著方面,就是朱寨同志所概括的“对生活的思考”,它“使刘心武同志的短篇小说闪耀着生活哲理的光辉,引人深思,发人深省,给人以信心、勇气和力量,推动人们为彻底清除‘四人帮’所造成的危害而斗争。”(《文艺报》一九七八年第三期第4页)这当然十分可贵。然而,客观世界的辩证关系是无情的。无论人或物,包括文艺创作在内,突出的特点往往既可能是优点,又可能是缺点,也可能既包含优点又包含缺点,还可能从显著的优点转为显著的缺点。真理向前多走一步不就变成谬误了吗?文学中的思考也是如此。一个十分令人遗憾的现象发生了:正当人们惊喜地注视着、欢迎着、赞叹着刘心武同志的小说创作,并着意指出其长于思考生活的独特风格时,他的这种本来堪称优点的独特风格却很快转变成了缺点,而且是严重的缺点。刘心武同志太偏执于思考了,其结果,恰如李慰饴同志所指出的,竟至于为了思考忘了文学。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已对刘心武同志有所侵袭。

这个结论似乎太惊人了,然而并不过分。它是从作品实际中引出来的,特别是从《爱情的位置》这篇备受批评家赞扬的小说中引出来的。

正如千千万万读者和听众一样,我在知道刘心武同志写出了这篇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我在收音机旁听了两遍,又在《十月》上读了三遍。应该说,作者敢于打破“四人帮”不准写爱情的禁令而专门写了爱情题材,力图引导青年们正确对待爱情,单这一点,就是很吸引人而又很令人振奋的;这也正是这篇小说引起不少好评的主要原因;我也就是由此受到吸引并感到振奋的。作品中的描写当然也有一些令人赞赏之处。但是总的说来,我对这篇小说却有听之不忍卒听、读之不忍卒读的感觉。为什么?直观的印象是不够真实。比如,主人公孟小羽作为一个正处于热恋中的姑娘,在赴男朋友之约乘电车去看电影的途中,竟然像准备论文似的对自己说:因为还有七站路,所以“我有充裕的时间仔细地想一想”,“越往深里想,我就越觉得有个‘爱情的位置’问题,也就是说,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接着,她就完全用报刊社论的语言长篇大论地往下想了:“我们这一代人,幸运的是在童年时代就经受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徒步长征、在沸腾的革命浪涛中学习游泳、接受着应接不暇的新鲜事物的熏陶、在广阔天地里磨炼……使我们从小就懂得思考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但是,我们也有不幸的一面,……我们一天天长大,思想上、感情上、生理上都发生着变化,但我们面临的许多问题却得不到及时的指引,比如说,爱情问题就是这样……”如此等等,想了好几大段,一千五六百字。我认为,假如孟小羽确实是在准备一篇论文,她倒也许真会在脑子里寻出这么一长串政治性很强的句子来进行构思;但在其他情况下,尤其是在赴男朋友之约去看电影的途中,却是不可能这样想,更不可能用这种语言想的。小说这样写,显然太有悖于生活真实。那么,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呢?真令人纳闷。细加分析之后,我吃惊地发现:原来,作者是想借此实现一个主观意愿,充当爱情指导者的意愿。不是么,面对那个不知爱情为何物的亚梅,孟小羽焦急地想:“如果有份《中国青年报》或者《中国青年》杂志,如果现在出版的报刊、书籍当中,能够有一批是指导年青人怎样正确对待婚姻、爱情、家庭的,该有多么好啊!”而那位最懂革命爱情的冯姨,正好也用孟小羽惯用的典型社论语言或曰批判会语言,一面声讨“四人帮”,一面表示要满足孟小羽的这个愿望。刘心武同志知道了这一点,就来写了这篇小说。需要爱情的青年提出指导爱情的愿望,懂得爱情的前辈答应满足这个愿望,而关心爱情的作家则来实现这个愿望。看起来,这个三部曲倒真合逻辑。刘心武同志显然很重视这个三部曲,用了大量笔墨来表现之。他的用意是什么呢?无非是要证明:自己写这篇小说,并非个人心血来潮,而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社会生活的需要。当然,这就谁也不能有什么非议了。可是,恰恰就在这里暴露出了问题。孟小羽提出愿望也好,冯姨答应满足也好,在作品中都缺乏像样的人物活动和情节开展作基础,都只能上上下下借助逻辑思维,过来过去诉诸抽象议论,而且都是在代表作家发表这种议论。所以,三部曲实际上是一部曲。我们透过作品人物所看到的,只能是作家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的革命路线出发,努力阐明先已确定的革命爱情主题这样一个主观意愿,及其用形象外衣包裹的几近于纯理论的表述。这不正是“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么?

有人会辩驳说:不对!虽然作家在写这篇小说之前就确定了主题,但这主题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是符合生活实际的,怎能说是“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呢?小说提出的问题,描写的人物,不是在生活中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吗?作家对这种生活现象进行了思考,然后通过小说表现出来引起大家思考,不是很必要吗?

对于这种可能出现的辩驳,回答起来并不困难。不错,这篇小说的主题可以说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从本质上讲也是符合生活实际的。小说提出的问题,描写的人物,在生活中的确普遍地、大量地存在着。作家对这种生活现象进行思考,并通过作品促使大家思考,的确必要。但是,从生活中提炼的主题是用生活的本来面目表现的吗?不。描写的人物是真实的、生动的、有血有肉的吗?不。对生活现象的思考是通过形象思维的吗?不。试问,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在美学史上,歌德和席勒曾就文艺作品如何反映生活发生过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歌德认为应该“从个别到一般”,席勒则认为应该“从一般到个别”。“从个别到一般”,就是把生活中一个个具体的形象集中起来,塑造成一个带有共性的典型形象。“从一般到个别”,则是从抽象的而非具体的共性出发,实际上就是从观念出发,在创作中表现为个别具体形象。显然,席勒是错误的。他所谓“一般”,即抽象的共性,当然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的,因此也可以说本来是有生活基础的。但是他把“一般”当作了出发点,这样,在创作中就势必脱离生活土壤,而只能以观念为基础了。由此表现出来的“个别”,也就难免是用观念填充起来的没有血肉的形象。刘心武同志写《爱情的位置》,正是像席勒主张的那样,采取了“从一般到个别”的方法。他的主题虽然提炼于生活,因而本来是有生活基础的,但是,他却把主题当作了出发点,这就使他在创作过程中脱离了生活土壤,只能以观念为基础,又以观念为归宿了。这难道不正是地地道道的“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吗?

说到这里,有必要考虑一下冯立三同志与李慰饴同志商榷的意见。冯立三同志认为,李慰饴同志批评《爱情的位置》为了思考而忘了文学,“是从小说的局部而不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立论的。”他的理由是:“《爱情的位置》的主题是由孟小羽的爱情追求以及周围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不同态度来体现的,而不只是由孟小羽独自表现。”这话说不过去。李慰饴同志的批评,事实上并非从小说的局部而恰恰是从小说的整体来立论的。因为正如他在文中所说:《爱情的位置》“只要把几处稍加修改,就完全是一篇讨论爱情问题的说理文章。”诚然,小说中写了孟小羽的爱情追求,也写了周围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不同态度。然而,所有这些也都是以说理为主干的。孟小羽的爱情追求,完全可以用五个字来概括:回忆与思考(其中回忆又处于从属地位,只能算作思考的附庸);周围人们对爱情与婚姻的不同态度,则是孟小羽回忆与思考的点缀。这二者都谈不上有什么生动的故事情节和丰满的人物形象,因而都不可能使作品染上多少文学色彩。这个事实难道能否认吗?

冯立三同志显然也感觉到无法否认这个事实,因此不得不说:“应该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读者欣赏它(指《爱情的位置》)的议论不亚于欣赏它的故事。”但是他却不愿承认这是问题,反而为之辩护起来,并指责李慰饴同志“采用数字统计的方法全盘否定小说的议论,是欠妥当的。”这真不合道理。谁也没有全盘否定小说的议论,而且不应该这样否定。但是议论总该既精辟贴切又力求简省,决不能占到《爱情的位置》这样大的分量。《战争与和平》、《悲惨世界》、《创业史》等中外名著,议论都很突出,但在整个作品中所占比例却都是很有限的。小说中的议论如果成了主要成分,成了读者主要的欣赏对象,还要小说干什么呢?一个作家到了靠议论填充小说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对自己要表现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丧失了信心,那就干脆去写论文好了,何必硬要拘守小说这个形式呢?像这样写成的小说已经同艺术品相去甚远,又何必要挂小说的不实之名呢?对这样的小说采用数字统计的方法批评其过分了的议论,完全应该,有什么欠妥当之处呢?

在冯立三同志的意见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他对人物形象的独特评价,具体地说就是对孟小羽形象的缺乏根据的极度赞扬。这当然是更需要澄清的,因为人物形象的塑造毕竟是决定小说成就的主要标准。

冯立三同志认为,“孟小羽是刘心武创造的一个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并且充满内心矛盾的典型形象”;在孟小羽这样的青年身上,“寄托着祖国的希望和未来”;谁把孟小羽看作单纯的时代号筒,“把这样一个血肉丰满的形象看成是某种概念的艺术图解,无论如何是不公正的。”他还断言:“孟小羽的矛盾的性格反映着生活现象的矛盾。这种在性格的矛盾中塑造人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被‘四人帮’摒弃了,刘心武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复活了它,这是作者的功绩。”

按照这种说法,孟小羽的形象已经不只是典型,而简直是典范了,似乎还得在中国文学史上给她记一大笔。然而,好帽子与坏帽子一样,太大了都是戴不动的。一篇小说中,议论的成分那么大,使得情节发展和人物塑造都被挤进了死胡同里,所谓“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内心矛盾”,叫人看到的只不过是回忆加思考罢了,试问,就凭这种无形的脑中之物,居然也能构成“典型形象”,而且还是“血肉丰满的形象”吗?简直不可思议!显然,这完全是假的。孟小羽实质上是个没有什么血肉的干瘪形象,而且在作品中是个没有什么行动的静止形象。既然如此,我们又怎能把她认作什么当代青年的典型,并把祖国的希望和未来寄托于她呢?至于说把她称作时代号筒,那是一点不冤枉的。席勒在《阴谋与爱情》中写露易丝的爱情追求,老实说比《爱情的位置》写孟小羽的爱情追求高明得多;如果否认孟小羽是时代号筒,那么,马克思批评席勒把人物写成了时代号筒,不是就很冤枉了吗?总之,我们决不应该不顾事实,一厢情愿地给孟小羽头上戴那么多桂冠,当然,更不应该把这个形象的塑造称作刘心武同志的功绩。刘心武同志确实有过用自己的创作实践复活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功绩,但那是表现在《班主任》的创作中,表现在张俊石、宋宝琦特别是谢惠敏形象的塑造中;而《爱情的位置》及其着力表现的孟小羽的形象,却是作者的一大败笔,一大倒退,有何功绩可言?

上面对《爱情的位置》批评得这么多,是否意味着从根本上否定它呢?决不是的。这篇小说只是在艺术上使人感到很不满意,其政治内容、思想意义却是很不错的,必须充分肯定,并给以应有的评价。恩格斯一面批评席勒为了观念而忘了现实主义,一面又高度赞扬席勒作品的政治倾向和思想意义,我们也应采取这种态度。

在《爱情的位置》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及其造成的不良后果。一个已在现实主义文学道路上迈出大步的作家,居然也会发生这种问题,不能不令人深思。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问题决不仅仅是发生在刘心武同志一个人和他的一篇小说上。必须清醒地看到,“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实际上是当代中国文艺普遍存在的一个严重弊病,小说、诗歌、电影、戏剧,等等,概莫能免。直到今天,尽管在不断地批判,“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各类文艺作品,不是还在成批地出现么?

试分析一下当前的创作状况,只要不是有意回避,就完全应该承认,这个问题虽非主流,却已经够突出了。至少有以下几种情况可以证明这一点:一是作者没有也不要生活基础,完全是坐在书斋里,根据路线需要,随意捏造主题,凭空杜撰作品;另一种情况是,作者先按照路线需要定出主题,再到生活中去寻找材料,用以填充作品;还有一种情况是,作者本有丰厚的生活基础,但总是惦记着路线需要,因而在创作时着重考虑的不是生活本身怎么样,而是路线需要怎么样,结果,只好把自己熟悉的生活撇开,首先以路线为准绳设计主题,然后以路线为准绳选取题材、安排人物、编制情节、规定结局,最后,自觉地把生活素材纳入这个处处闪耀着路线光芒的框子里去,使生活素材也沾满路线气息,建造出完全符合路线需要的标准作品……够了,只算这三种情况,加到一起,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恐怕已经占据一个很大的比例了!于是,我们读到的不少小说、诗歌,看到的不少戏剧、电影,听到的不少歌曲、相声,普遍令人感到是路线的化身。粉碎“四人帮”后最早出现的故事影片《十月的风云》,人物、情节、语言、结局,都和当时报纸上的消息、社论如出一辙,只不过它是演员演出来的,因而显得有些形象罢了。王蒙同志一九五六年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既真实又深刻,多么令人赞赏!可是,一九七八年写的《队长、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尽管思想性强,艺术技巧也不算坏,而且看得出来是有生活基础的,却令人感到并不那么真实可信。无论人物也好,情节也好,一望而知都是按照预定主题用路线模子铸出来的。李凖同志的旧作《李双双》,观众百看不厌,新作《大河奔流》,观众却只看一遍就厌弃了,而且评之曰“带有帮气”。原因何在?大概和创作思想上要同路线合拍的过多考虑有关系吧!诸如此类作品,尽管在报刊上进行了宣传、肯定、赞扬,在生活中、人民中,却并没有激起多大波澜,其生命力自不会强。

人们不能不问:当今文艺界不是正在大力强调恢复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再三呼吁创作要坚持“从生活出发”吗?那又为什么会继续普遍存在“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弊病呢?

从根本上说,这是因为对“文艺必须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产生了误解;而产生这种误解,又是因为这个口号被强调得不够恰当,以至于绝对化了。

究竟应该如何理解“为政治服务”,需要另做一篇文章来讲,此处只拟剖析一下对这个口号产生误解是怎样在文艺创作中造成恶果的。

长期以来,我们中国是一个“政治之国”、“路线之国”。在人们的思想上、行动上,“为政治服务”和“为路线服务”是同样的意思,被当成了整个社会生活的中心目的、最高准则。文艺创作自然不能例外。那么,“从路线出发”也就成为天经地义的了,而“主题先行”则是“从路线出发”的必然结果。直到今天,这种思想还在许多人脑子里占着统治地位。一些同志尽管也在批判“从路线出发”,但批判的只是“从‘四人帮’的路线出发”;相反的,“从无产阶级路线出发”,他们则认为不仅正确,而且必要,丝毫不能忽视,甚至于还应该有高度的自觉性。这就是说,应该时时刻刻想着路线;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就是在创作之前、创作之中和创作之后都要想着路线。像这样时刻想着路线,对生活就自然不可能想得很多,即便想得也不算少,但仍要用路线的框子套,还生怕套得不好。于是,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类型化,全都应运而生。这叫做路线泛滥成灾。

最后对我们的批评家讲一点意见。“主题先行”、“从路线出发”的阴魂至今不散,而且没有引起多少警惕,作家艺术家固然有其责任,批评家也难辞其咎,因为批评家也常常是用现成的路线框子去套文艺作品。他们在大讲“从生活出发”的时候,仍然带有这个倾向,只是或明或暗罢了。此外,对作家艺术家及其作品,批评家当然应该首先肯定成绩,积极热情地予以扶持,绝对不能以扣帽子、打棍子为己任;但是有些批评家一味捧场,不讲缺点,甚至把明显的问题当成绩吹,或者虽也一分为二,却只对一些鸡毛蒜皮的小毛病加以指点,而对大的带倾向性的问题却不触动,这也很要不得。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说:“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鲁迅全集》第五卷第468页)这话到今天还特别值得重视。别林斯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年的一些不成熟作品无情否定,当《穷人》出世时,则立即热情赞扬;他对果戈理的创作长期给予高度评价,而同时又对其中的错误倾向不断进行批评,特别是对果戈理的《与友人书信选集》作了义正词严的激烈申斥。这种严肃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批评态度,我们的批评家应该掌握得更加出色一些才是。

1978年3月27日于安康

《自由写作》第53期【旧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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