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西:悼歌仙(随笔·外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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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西

陈昌寿,1914年9月19日出生于上海,是印度人的后裔。他的祖父原是印度贵族,到中国后与杭州人结婚,婚后定居上海,所以陈昌寿是地地道道的上海人。

不要说如今知道陈昌寿的中国人已经很少,就连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被称为“歌仙”的陈歌辛,也已渐渐被人淡忘。如果说陈歌辛和陈昌寿本来就是同一个人,知道的人恐怕就更少了。知道陈钢的人应该较多,因为他是手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的作者之一。我要说的是,陈昌寿或者陈歌辛就是陈钢的父亲。

小时候在南洋,我十分爱唱歌,特别是好听的歌。不论是抒情歌曲、流行歌曲还是抗日歌曲,只要好听,我都爱唱。我特别喜欢周璇和吴莺音唱的歌,还有姚莉、李丽华、白光、李香兰、梁萍、陈娟娟、龚秋霞、欧阳飞莺、张露、白虹、云云、黄飞然、田鸣恩……一长串的名字,还真记不清。

那时候的歌,不但词美、曲美,唱的人声也美,套用一句俗话,听歌直可以听出耳油来。现在香港的所谓歌星,什么“天王天后”,那声、那歌、那表情、那动作,简直不堪入耳入目。所以我从来不听“天王天后”的歌。

陈昌寿改名为陈歌辛,据说是因为他要“为辛苦的大众而歌”。上海人称他为“歌仙”,除了他作的歌实在太好听、好像仙乐之外,我想大概也因为上海话的“仙”字和“辛”字读音相似,陈歌辛就是陈歌仙。

有人统计说,陈歌辛一生创作的歌曲近二百首,但他1961年被迫害死时才46岁,如果他当年留在香港,活到天年,他为中国人留下的歌曲当不止这个数。1950年夏他被夏衍动员回大陆,“反右”时被迫害致死。不知他的死,当年夏衍有否感到负咎?

中国第一首被译成英语流传于美国及世界各地的歌是《玫瑰玫瑰我爱你》(Rose Rose I Love You),由美国流行歌手Frankie Laine演唱,1951年曾登上美国流行音乐排行榜前列,那是陈歌辛在1943年创作的。中文版本是姚莉所唱,至今仍然魅力十足。银嗓子姚莉若不是1952年从上海南下香港,怎能至今仍在香港安度晚年!

陈歌辛有许多笔名:林枚、戈忻、怀钰、庆余、衡山、金成、昌寿、歌辛等。他不但是作曲家,还是诗人和散文作家,可谓多才多艺。有一些歌作词作曲都是他一人,如《永远的微笑》,周璇唱:

心上的人儿,有笑的脸庞。
她曾在深秋,给我春光。
心上的人儿,有多少宝藏。
她能在黑夜,给我太阳。
我不能够给谁夺走仅有的春光,
我不能够让谁吹熄胸中的太阳。
心上的人儿,你不要悲伤。
愿你的笑容,永远那样。

《蔷薇蔷薇处处开》,龚秋霞唱: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天公要蔷薇处处开,也叫人们尽量地爱。
春风拂去我们心的创痛,蔷薇蔷薇处处开。
春天是一个美的新娘,满地蔷薇是她的嫁妆。
只要是谁有少年的心,就配做她的新郎。
蔷薇蔷薇处处开,青春青春处处在。
挡不住的春风吹进胸怀,蔷薇蔷薇处处开。

《苏州河边》,姚莉、姚敏合唱:

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不见人影一个。
我挽着你,你挽着我,暗的街上来往走着。
夜,留下一片寂寞,河边只有我们两个。
星星在笑,风儿在妒,轻轻吹起我的衣角。
我们走着迷失了方向,仅在暗的河边彷徨。
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
夜,留下一片寂寞,世上只有我们两个。
我望着你,你望着我,千言万语变作沉默。

陈歌辛早年思想左倾,与左翼文艺家夏衍、田汉、于伶等交往,这是他1950年从香港回上海的原因。当年从香港返回大陆的艺人不少,如上官云珠、舒绣文、周璇等,皆因受到迫害而不得善终。唯有那些南来的巨星如李丽华、陈云裳、白光、严俊、龚秋霞、陈娟娟、姚莉、张露等才是幸运者,得以避过极权压迫的劫难。可是当年谁能想到,那些信誓旦旦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民主自由强国的“革命家”,会这样来愚弄黔首。他们到处挂着“人民”的招牌,却用各种方法把人民整得死去活来,还要人民一口一声“万岁”,一口一声“感谢党”,真是史无前例的讽刺!生为中国人,怎能对这种极权的迫害无动于衷,还在那里为他们唱赞歌?

1956年我在广州读中学,曾听说周璇回国后受到政治迫害,因而精神病复发。“反右”时,上海文艺音乐界的“大右派”有吴祖光、陈歌辛、石挥、吴茵等。又听说陈歌辛被打成“右派”是因他为周璇说了几句公道话。1957年有一天,学校礼堂在放电影时加映了一段周璇病愈准备复出的新闻片,周璇站在钢琴边吊嗓子。当时我就联想到这可能是陈歌辛的公道话起了作用,陈虽因此被打成“右派”,但党也必须做做样子,把周璇医好,让她复出。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叫做一紧一松,一打一拉。可惜这只是回光返照,不旋踵便传来周璇逝世的消息。周璇是怎样死的,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周璇死后,“上影画报”登了黄宗英的一小块文章,标题是“璇子,你安息吧”。文章里提到她会照顾周璇的儿子周民,但没有只字提及周璇的小儿子周伟。

在广州时,还听说王丹凤是特务,她的发报机藏在钢琴里,通过弹琴便可发报,简直匪夷所思,神乎其神。后来推出她演出的电影《护士日记》,才证明她没事。

钢琴里装发报机,当然是不可能的事。但不要以为这是无稽之谈,更奇怪更无稽的事有的是。在那疯狂错乱、人妖颠倒的“文革”岁月里,黄梅戏名演员严鳯英被诬为国民党特务,说她肚子里装有发报机。严鳯英自杀身亡后,军代表刘万泉以寻找“特务发报机”为由,当众把她的尸体解剖,用开刀的斧头割开喉管,砍断肋骨,挖出内脏,以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这种残忍而愚蠢的行径,只有用“特殊材料”(狼心狗肺)制造的人才干得出来。

骥江叟有一篇忆陈歌辛的文章,说事实上陈歌辛在“反右”时并没有“鸣放”,始终不发一言,该被划为“右派”的原定为贺绿汀、时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但贺绿汀被陈毅一个电话保了下来,于是没有靠山的陈歌辛便成为替罪羊,罪状之一是“用红笔在共产党员的作品上改东西,透露出深刻的阶级仇恨”。欲加之罪,何患无词,这真是从何说起?党要你死,你便死去可也!

贺绿汀当然也是大名鼎鼎的,又是共产党员,他的《游击队之歌》在抗日时期也十分脍炙人口。但是毛泽东每搞一个运动整人,都要订一个指标,据说抓“右派”人数初定为5%(老毛最爱这个5%),经各地层层加码,有的地方达到11%.陈歌辛不幸,就这样被谋害了。

那个时候,绝大部份“右派”都被送到荒僻的边远山区劳动改造,实际上是无偿占用这些人的劳动力。共产党号称是能够改造人类的“伟大的党”,说“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少人死于劳改场,大概不会有一个明确的数字。死的人太多,如何算得过来。仅甘肃夹边沟劳改农场关押的三千多名“右派”,就有80%惨死大漠,尸骨无存。活下来的只有五百多人。

和所有“右派份子”一样,陈歌辛从此销声匿迹,没了踪影。而他的歌,不,一切所有过去我爱唱的歌,都没有人敢再唱。连他们自己所创作的“九九艳阳天”都受到批判,谁还敢唱三、四十年代的歌?

直到近年我才从网上得知,1957年底,陈歌辛被送安徽白茅岭农场“劳动教养”,1961年初因饥饿而与世长辞,那年他才46岁!

在过去所谓封建帝王时代,文人雅士还有逃避暴政,辞官归隐或不出仕的自由;而在所谓“伟光正”酿造的“蜜糖缸”里,每一个人都要受党的安排支配,无处可逃。在“伟光正”的英明领导下,吴祖光、石挥、陈歌辛、吴茵等终于都在二十几年后被“宣布改正”,予以“平反”,但石挥和陈歌辛都早已枉死,没能领受到“伟光正”的无比关怀。后来,吴祖光被动员入党,后来又因自由主义被开除出党,才子吴祖光是不受抬举了。

“党”一向标榜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真是这样吗?哈哈!国家的多少精英,社会的多少才俊,被毛泽东极权制度虐死的不知多少,谁能整理出一个名单来?

在网上看到陈钢有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说周璇因《渔家女》一曲而成名,于是我又想到当年批“黄色”和“反动”歌曲的“大事”。

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被认为是最“黄”最“反动”的。黎锦晖则被批为“黄色音乐的鼻祖”,罪魁祸首是他作的《毛毛雨》和《桃花江》。但《渔家女》是写勤劳的渔民的,既没有《何日君再来》“人生难得几回醉”的“颓废”和《毛毛雨》“可怜小亲亲”、《桃花江》“桃花江是美人窝”的“资产阶级”情调,为什么也要受批判呢?大概因为陈歌辛是“右派”,他写的歌当然就是“反动”的了。那个时候的批判,不用讲理,不准辩驳,只有无限上纲,说你“坏”你就“坏”,要你死你就死。什么宪法,什么法律,全是纸上谈兵,一派胡言。

他们说,《渔家女》表面上是写渔民勤劳,但骨子里是对劳动人民思想感情的歪曲,且曲子是软绵绵的,没有写出渔民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生活的艰辛。他们以安娥作词、任光作曲的《渔光曲》作对比,说只有写“鱼儿难捕租税重,捕鱼人儿世世穷”,才能体现渔民生活的困苦,才是“革命”的。

1957年后,在整个中国大陆,只剩下了一种叫做“革命”的歌曲,激昂、嘹亮,“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咱们工人有力量,嘿,咱们工人有力量”,一切抒情、柔美、温文尔雅,都不见容于共产党。

试罗列一些陈歌辛的名歌:

周璇唱:《渔家女》、《永远的微笑》、《夜上海》、《小小洞房》、《花样的年华》、《五月的风》、《莫负青春》、《可爱的早晨》、《凤凰于飞》、《花外流莺》、《歌女之歌》、《不变的心》、《高岗上》、《前程万里》、《霓裳队》、《夜深沉》、《相思的滋味》。
姚莉唱:《玫瑰玫瑰我爱你》、《苏州河边》、《秋的怀念》、《春之梦》、《不要你》、《春风曲》、《恭喜,恭喜》(与姚敏)、《大拜年》(与白虹、姚敏)。
龚秋霞唱:《蔷薇蔷薇处处开》、《梦中人》、《白兰花》、《花开时节》、《是梦是真》、《我在呼唤你》、《船歌》、《春风野草》、《欢乐新年》、《春恋》、《何处不相逢》。
白光唱:《恋之火》、《葡萄美酒》、《桃李争春》、《向王小二拜年》、《你不要走》、《春》。
白虹唱:《春天的降临》、《我要你》。
陈娟娟唱:《歌的歌》、《幸福的船》、《春之颂》、《听我唱》、《我想回家》。
李香兰唱:《恨不相逢未嫁时》、《海燕》、《忘忧草》。
李丽华唱:《西湖春》、《相见欢》、《凌波仙子》、《不要吵》。
欧阳飞莺唱:《创造》。
张露唱:《阿兰娜》。
屈云云唱:《三轮车上的小姐》。
张帆唱:《臭虫歌》、《迎春风》。
陈琦唱:《荒唐浪子》、《三棵树》(与姚敏)。
黄飞然:《初恋女》。

陈歌辛在《苏州河边》里写的两句诗:“不知是世界离弃了我们,还是我们把它遗忘?”我要告诉泉下的歌仙,我们永远不会离弃你,也不会遗忘你仙乐飘飘般的歌曲。你为中国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从小学到现在,我都在听和唱你的歌。你的歌会永恒不朽,直至永远!

2009年8月25日于香港东西书斋

唐山

小时候在金边(柬埔寨首都),大概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虽然是法国人的殖民统治,但不知为什么,人们并没有感觉到不自由!当地华侨可以自由地办学校,可以有各种自由的华人组织(如各帮公会及五帮公所),甚至连中国的节日也可以悬挂青天白日旗,你就可以想象该有多么自由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柬埔寨,宁静、安定、朴实、富饶。我父亲在一间华文小学当校长,每月薪金四十五皮阿斯特(Piastre),而当时猪肉价格是每公斤二十五仙(Centime),一皮阿斯特可以买四公斤猪肉,其它食物也是十分便宜的。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小小的脑袋里便浮现着“唐山”的朦胧影子。我很满意自己生为中国人,有一种崇高的民族自豪感。“唐山”在海外华人来说意味着祖国,因为在历史上,唐朝的国势最强盛,所以华侨把祖国称作“唐山”,自称“唐人”。尽管我出生于海外,从未见过中国的样子,但我想象中的“唐山”,该是长长的山和大大的海吧!

柬埔寨的蛤蚧很多,总爱躲在屋顶角落里或酸枳(罗望子)树上,每天夜里“刻苦、刻苦”地叫着!华侨说蛤蚧是“本头公”神豢养的神虫,称之为“本头公鸡”。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本头公”究竟是何方神圣,但在金边安英街的“本头公庙”,其香火之鼎盛,可谓首屈一指。

话说这“本头公鸡”,每爱在三更半夜里发出奇特的叫声,先是“咯咯咯……”一阵子,好像是清喉咙,然后才“刻苦、刻苦”地叫出来,因为是更深夜静的时候,听起来便分外清晰。华侨说它这“刻苦”的叫声是劝诫人们要刻苦努力,不可偷懒。这大概是因为华侨之所以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皆由于家乡贫困,所以到达海外之后,必须刻苦努力,才可望有成。

黄永玉先生说“我们这一代人习气太重”,端的不错。这一代华侨及其后裔对祖国的情怀,最是根深柢固,而“叶落归根”便是他们的最高愿望。我小时候所建立的最崇高理想,也是能够有朝一日投入祖国的怀抱,不再做漂泊无根的海外孤儿。可怜的是千千万万华侨在实践了他们的梦想之后,或前或后都遭受到各种离奇古怪的打击和迫害,无一幸免,这实在是谁也始料不及的!

金边的华侨流传着这样的说法:谁听到“本头公鸡”连叫十二声“刻苦”,谁就能够回“唐山”。于是每当我在午夜偶然醒来,如果刚好听到蛤蚧在叫,便要特别留心地数着,一、二、三……,真希望能听到蛤蚧连叫十二声,好实现那回归“唐山”的美梦,然而每次都大失所望。事实上,蛤蚧在完成了咯咯咯的前奏之后,“刻苦”根本不会超过七、八声。希望听到蛤蚧连叫十二声“刻苦”,只充份说明这一代华侨回归故国的强烈愿望罢了!

四十年代还没有电饭煲这东西,煮饭一般用炭火,因而在锅底会留下一层金黄色的饭焦,那可是对小孩子的最大诱惑。把饭焦揭下来,在上面撒上白糖或涂上一层炼奶,嚼起来实在是香甜得很。但大人们怕小孩吃多了饭焦会滋生太多热气,所以总是阻止说:“小孩子不能吃饭焦,吃了饭焦就不能回‘唐山’,可要做一辈子的海外孤儿!”照当时的想法,回不了“唐山”,那应该是最可怕的事!

五十年代初,香港的凤凰公司拍了一部叫《深闺梦里人》的电影,对华侨的回归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电影里的两首插曲十分感人,其中一首唱道:“当年无法住家乡,抛下亲人渡重洋。家乡呀,现在比他乡好,为何辛苦替人忙?”广大华侨开始作回国的打算。第一步是先把自己的孩子送回“唐山”念书。这不单是让孩子直接受到祖国的文化教育,好让他们学成后为国家服务,也是对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所以五十年代中期回国的侨生特别多,什么地方的侨生都有。华侨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寄予厚望,期望毛泽东辈能重振国威,把国家建设得繁荣昌盛。结果是怎么个样子,大家都看得明白,用不着在这里啰嗦了!

我们的校友刘再复兄在流亡的日子里,悟出了《西寻故乡》的主题。我没有看过他写的这本书,但对这主题大概是明白的。新的一代华侨不要再囿于旧的“习气”,不要再固执于地理上的故乡,而要放开怀抱,像李怡先生所说的,做“国际人”,四海为家。只要哪里有自由和民主,那里便可以是我们的家和故乡。“西寻故乡”,其意义盖在于此吧!

2009年8月于香港

《自由写作》第54期【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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