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素未谋面的朋友——两位同龄人(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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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一)

俄国老资格流亡作家,第一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蒲宁写过一篇文章:“素昧平生的友人”。

“素昧平生的友人”,这一称谓使我心动。

是啊,我们有过多少朋友,群居终日,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无所会心,也诗酒议论,也杯盘叮当,可散场后细细思量,想说的没说,说的没意义,努力说出的既不到位也不诚恳,拍肩膀摇头晃脑大笑的又把意思完全弄反了。

可我们又有过多少次这样的经验,随便拿起一本书,翻开一页,打开电脑,点开一个论坛,突然,一段话,几个句子,就跃入我们眼帘,击中了我们的神经末梢,令我们震颤,感触,联想翩翩,继而微笑,点头,赞赏不已,倘若再年轻几岁的话,我们就会拍案叫绝,仰面长啸,绕室三转而后止了。写下这些文字的作者,或许相距不远,更可能远在天涯,遥隔时空千万里、数百上千年,可在我们的灵魂相遇相应这一刻,我们早已在内心将其视为朋友和知己,尽管我们素昧平生,尽管我们永无相识相见的可能。

(二)

我将刘晓波、张博树也看作这样的朋友。

我将蒲宁的题名稍加改动,因为我虽与刘、张素未谋面,但不能说是“素昧平生”,至少单方面在我。刘是名人,二十年前壮举的世所周知,二十年至今的道德文章也有所了解,而且,我们同在一个笔会,刘是前任会长现任名誉会长。张是笔会新人,读过其著作文章,从中也多少知其行事为人。而且,我们还是:同龄人。

我写过一文《巧合的解析》,其中提到:每一个人都有特点,若无微不至的计算,简直可多到难以计数,大得如性别、民族、国家、籍贯、职业、出身、婚姻、子女、教育程度、年龄、相貌等,小的如:性格、习惯、兴趣爱好、穿衣、吃食,运动等,更具体地还可以追索,如爱好哪一项体育运动,足球篮球还是网球?若是足球球迷,喜欢哪一支球队,皇马还是米兰?米兰又是哪一个米兰?喜爱哪一种打法,欧洲或南美?喜欢哪一个或几个明星?这还只是一项爱好,而人的兴趣爱好偏向又何止一两项?所以,结果就是,任两个人做比较,几乎都可以找到几项相同之处的。若两个人有着基本的相同,同龄、同学、同乡、同事等,要找相同之处更是易事,若再加上相似和相反之处,或许也能达到令人惊奇的程度。

于此可知,对于从个人特点寻找相同相似,我显然不以为然——不过,用这种比较搭题作文,虽无太多道理,却可有不少情趣。我用年龄做文章是否也落这一套路?似乎不是,在此,就让我以不解而强解一下。

如果在一个特定范围,如果是有意义的可测量指标,如职业、收入、年龄、教育程度等等出现明显偏向,那就不是无谓而具有社会学统计意义了。比如以我们笔会来说,如果有三分之一以上会员为海外会员,或三分之一以上会员都生活在贫病交加之中,或豪迈狂想一下,三分之一以上会员都炒房炒股发了大财,那我们笔会的成分和色彩会有所变化或大变化吧?年龄也同样,正如我访问澳大利亚,与墨尔本会员欢聚时所注意到的,所有会员都四十岁以上,没有年轻会员,一个都没有。这不是一个有意义的偏向么?

当然,我以年龄做文章,意义没这么大,但也不是没有。实话说,我看笔会论坛,年龄于我就是个重要参考,知道年龄的,可判断他会说什么话和怎样说,不知道年龄的,从所写内容以及怎么写也可大体猜出。

(三)

还不止这些。

我与刘、张两位,还有点微弱的物理意义上的联系。

先说张。

前年十月假期,我为家事往香港一次。行前与良兄说定书事,有我带往香港的,也有从香港带回上海的。我是帮忙也有便利,便利的就是此次来往行程我无须自己带旅程中读物了,去时读带往的书,回程就读携回的书。带去的是诗集,携回的是正而八经著作,著作就是张博树君的中国宪政改革的专著。

回程途中以及回家后几日,我仔细拜读了这两本专著。我现在还留有的阅读印象是:一,书做得极漂亮,这无关内容,主要是良兄的功夫,装帧设计校对纸张印刷都好,此非一日之功,可良兄却就像是一日之功,没做几本书就做到这等气派,令我佩服不已。二,书的内容也好,如此大架构,整体论,高屋建瓴、气魄宏大、全面开花式的阐述,非五年十年之功而拿不下的。曾与也读过张著的朋友交换阅读体会,朋友却是不喜,道是黑格尔式框架等等。虽也有些许同感,但我知道,这不是内容批评,只是文体、阐述形式上的偏好,就如同欣赏英美幽默而隔膜德法的严肃,无关乎整体评价的。

我真为我们笔会能拥有这样的宪政专家而高兴,高兴之余还带有点私心窃喜,究竟是这样年龄的人,才拿得出像样点的东西啊!老实说,如果类似的书出于更年轻者之手,我不放心,不放心其大而空,立基未稳即扯开架势;年纪再大呢?我恐怕会嫌其迂腐,嫌其只一味在划定的或可容忍的限度内打转转,实不过打醉拳,却以为闹天宫。惟有这个年纪的人,既能沉稳把握,又挟有年轻人冲决的惯性,勇于敢于也善于破除网罗和自立于不败的信心和毅力。而张君作为一个完整主义或完美主义者,这种心态和行事方式是会彻底贯彻到个人生活、职业生活每一个方面的,如以前的评职称和眼下的被解聘。

只要与制度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如果不守原则,不讲骨气,乃至不要脸面地耍无赖,扮牛二,再配以另一面地说软话、装孙子,那是可以从现有体制中得到不少好处的。但,这对一个完美主义者是做不到的,做不出,不屑做。这种一般所谓“清高”的姿态令无数好人百思不解,令不少小人为有机会和空位出缺而暗自高兴,可无论好人还是小人都不会懂得,换一种方式行事为人,在一个完美主义者是不可能的,这首先就违背了他们一辈子奉行的美的准则。是的,没错,美的准则,而不是道德准则,在此,道德还是第二位的。

不消说,我赞赏这样的为人行事,无论怎样,在这到处犬儒、蝇营狗苟的时代,有张君这等人物的存在,仅就挽救世人的美感来说也是绝对需要的。

(四)

刘君声名远扬,但于我物理上的联系也极为稀薄,记忆所及,有点意思的仅这么几件事。

还是十多年前吧,有一次朋友间谈天,不知怎么扯起,一位朋友严肃地说:他佩服刘君。因为,刘如果在体制内发展,是可以顺利得到名声和地位的,但他却选择了其他路走,所以他佩服。

这位朋友原在北京的经济研究所做研究,以后回上海到一个重点大学工作。我不知道他是否认识刘君,但我知道他这番话的完整的意思。他佩服刘君,是佩服刘君能为理想信念而抛弃眼前几乎唾手可得的功名,却甘冒风险、舍生取义。他自己做不到不愿做,所以他按寻常路途发展,做着自己感觉有意义或不太有意义或完全没意义的事,就这样,十多年过去,他也真就走到了尽头,成了一个名大学的有点名有点利也有点地位的教授。

虽然走的是不同的路,可这位朋友并没有因此而否定刘君,还能够想到和纯情般地“佩服”刘君。这令我有点感动。但对他持有标准的太过世俗,我却浑身不舒服。由于他的看法代表了社会上相当一部分人的见解,所以我这里再拆解他这番话另一面的意思。

他佩服的正面意思已如上解,刘君本是正统,完全可在体制内获取功名地位却为理想信念没这么做。反面呢?如若不是正统,本就没有在现有的学制官制内弄出名堂,本就是社会的疏离者、边缘者,那这些人的闹腾以及闹腾后的更被疏离和边缘,也就不值得佩服了。

我不好辩,也不想与之辩,只是感到不舒服。

顺便说一句,这位朋友也是同龄人。

(五)

还有两件事,说有关系,可以,说没关系,也未尝不可。一件事小,一件事大,小事在后大事在先,这里小事先说。

上一届笔会开大会时,我看见会员之间发生了一些无谓也无趣的争吵,于是写了两个和稀泥贴子,委托管理员贴到了论坛。我不能上论坛,只能看来信——群发给所有会员的信,只看到了自己一个贴子,而且稍瞬即逝,不像有些贴子一而再再而三,甚至再四五六七地反复出现。我想,这可能是技术问题,更可能是,大家对我这个帖子没兴趣,正面反面什么兴趣都没有,所以才一晃而过,迅速淹没在后续贴子之中。这没关系,在我总是尽了自己的一点责任。

可没想到,我这个贴子刘君看到了,而且将我所言作为子弹用到了文章中,射向了有不同意见的另一些会员。而这另一些会员中恰有几位是我熟悉的,于是有人要我出面再发言,说明本是鲜花材料不能制作子弹或用作子弹也不能乱射云云。我看了一下刘君文章,发现自己所言确实可制作鲜花也可制作子弹,无须再多此一举说明,而且更重要的,我熟悉的朋友有理,刘君所言也在理,而且是更关注大局的在理,与我贴子的本意差不多的。根本就是,在我们这个团体内,有什么过不去的呢?吵吵闹闹无甚关碍,较真那就过于执啦!所以,我就没有再多事。

这是小事。

(六)

大事远在五六年之前。

当时,我参与了哈维尔《狱中书》的翻译,哈维尔在狱中写给妻子奥尔嘉的通信集。

这次译事,于我教益不小,哈维尔的思考在我一字一词地艰难摸索之下逐渐显现,不断予我以新异刺激和冲击,他思考的完整、周详、细密而无微不至,他对自己分析解剖的深入、彻底、不留情面,我得承认,是我从未经验过的。无论是西方的卢梭还是中国的鲁迅,都无法与之相比,前者失之于做作,后者失之于浅陋,而哈维尔的诚恳、大气、崇高且优雅的态度,则是两者都没有也不可能有的。

在我所译的十数封信中,有两封信很长,一封思考道德,另一封是哈维尔对自己第一次入狱时行为的检讨,一次失当行为的检讨。应该说,如此行为,在一般人可能根本不会视其为失当,尤其在高压政治下,毕竟只是向监狱当局递出了一封要求释放的信。这是通常的程序,双方谁都不当回事,谁都知道,如何处置、释放与否和递不递信件无关,事情是由其他因素决定的。如果万一奏效因此而走出监狱大门呢?在有些释出者,可能会将其看作意外收获,甚至沾沾自喜地将其视为合理的策略和必要的技巧的胜出。巧的是,哈维尔真地遇上了:

然而,有一天雷电降临了:我被叫去告知,我很可能被释放,在这个程序中,请求产生了“政治作用”。当然,我立刻懂得了它所意味的:(1)他们将以合适的“重新铸造”,再加上大范围的公之于众以制造出这样的印象,即我没能坚持住,我已经屈服于压力并推翻了我的立场、观点和我过去的工作,一句话,我背叛了自己的事业,所有这些只为了一个琐细的理由——把自己弄出监狱。(2)在我这方面已无法否认或纠正这一印象,因为无可否认我写了某些东西,“已与他们在半路相遇”,我再想做任何事,肯定只能使我看上去像是试图蠕动着爬出这条路。(3)正在来临的灾难是无可避免的。(4)这在我身上留下的污点和我所做过的每一件事,都会在以后多年如鬼魂缠绕着我,它将引起我内心无尽的痛苦,我会以坐几年牢的代价努力将其抹去(事实上这已经发生了),但这甚至也不能使我从耻辱中完全挣脱出来。(5)我没有人可以责备,除了我自己。我既没有被强迫写请求,也没有人贿赂我这样做,事实上我并没有处于两难选择之中,这只是因为我不可饶恕地松懈了我的道德卫兵,自动的而且是完全无目的的,我给了对方一件利器,最终老天就送给了我这件礼物。

为了挽回这次失误,哈维尔付出了极高的代价,直到几年之后、写这封信之时,他才最终对此事作出了完整、深刻的思考,也由此将自己的精神升华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最后他是这样说的:

为了接受个人失败的责任,为了直率地接受那作为真正是你个人的失败,那不能转移到其他地方和其他人,积极的接受——不考虑任何世上的利益,也无论它作了怎样好的伪装或为了好处——意味着忠告——代价必须为此付出:那是极其残酷的!但只有这样,路才能够打开——就如同我的经验,我希望,我已说服自己——通往一个全新的对自己的事情的主权控制,才能对我那作为不确定事业的存在的重力、对其超越的意义得到一种根本上的新的视野。只有这种内心的领悟,才能最终抵达被称作的真正的“心灵平静”,抵达最高度的快乐“,抵达真诚的意义,抵达那无尽的”存在的欢乐“。只要一个人能设法抵达,那么一个人在世上的贫乏就不再是贫乏,将成为基督徒所谓的优雅。

中间部分省略,没有读过的朋友可从网上找来读。我在此要说的是,这封信我译得很用心,当全信译完后,我立即想起一个人:刘晓波,随即涌起一个冲动:如果刘君也能达到这样的深度,类似思考也能出自刘君之脑和手,那该多好啊!

(七)

这封信,我加了个标题“被释后的思索”,给了《文化中国》网刊单独发表了。以后,我又想给我们自己的笔会网刊再发一次,不是为稿费而是想让有过类似经历的朋友看看。为此,我还特地写了个“译者言”:

这是哈维尔1982年7月25日在狱中写给妻子奥尔加的信,在哈维尔书信集中文译本《狱中书》中编次为第138.《狱中书》由台湾倾向出版社2004年出版,这是迄今为止收集哈维尔书信最完全的中文译本。遗憾的是,这个译本不似昆德拉小说在中国大陆的流程,先从英译转译,再从捷克文直译,哈维尔在中国的历史不短,《狱中书》却完全是从英文本转译的。昆德拉的幸运何时能降临哈维尔呢?不说指日可待,为期也不会太远吧。

我参加了《狱中书》的翻译,这是其中的一封。在我所译的十数封信中,这封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译的过程犹如一次“灵魂的冒险”的体验。

我知道,我们这里不少人有过哈维尔类似的遭遇,也有人有过几几乎与哈维尔完全相同的经历,入而出,出而悔,悔而再入,可我不知道,是否有人曾做过如哈维尔同样的思索?不为物喜,不为己悲,从责任、良心、心之所安所寄的灵魂深处,认真严肃地审视和拷问自己,这种心灵探险甚至必须要忽略或超越面对的现实政治——尽管现实政治是一个巨大和无微不至的存在,如此而达到哈维尔那种“真正的‘心灵平静’,抵达最‘高度的快乐’,抵达真诚的意义,抵达那无尽的‘存在的欢乐’”?

对于太多的“形象弱于理论”的事后倾诉,激起的通常是悲壮,这一般与美学无关。我感到可惜的是那些“形象大于理论”的“理论”缺失,如哈维尔这般真诚的灵魂探索,这不但是一笔可予后人以启发的宝贵精神资源,我私下揣度,也是当事者个人必经的美学试炼,无此,就不可能抵达哈维尔所谓“不再贫乏”的“基督徒所谓的优雅”境地。

(2007/7/28)

可惜,笔会网刊有自己执行严格的规矩,只发首发稿,这篇译文已在网上出现过了。我只能希望诸君从网上从《狱中书》或其他地方已经读过。

(八)

多年来,我时时关注着刘君。

自加入笔会以后,这种关注自然更深切了一层。

我看文章,更关心其行事为人。不过,说实在的,刘君的大多数文章尤其是近年写的时文,我只是大略看看,扫描几眼即一翻而过,因为他要说的,我能想到,看一个开头,大体也能猜度到后面要说什么,怎么说。我更关注的是他作为个体的修练。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到:“时代究竟是进步了,不管愿意不愿意,以往的激昂、激烈乃至冲突,现时已多为交谈、交流和交友替代了。当然,仍有激昂和冲突,但这往往发生在确难以调和之处之时之事上,另外就是定势的行为和态度的习惯了。有些具代表性的难于改变,这不仅是自身,也是外界的要求;更有个别起标杆作用的,其实也无须改变,一贯唱美声突然唱起摇滚,不要说,会令对方摸不着头脑而起疑,就是自己一下子也怕踩不准鼓点的。”我将刘君就视为这种“具代表性的”“标杆”人物。

我能理解,既已成标杆性人物,幸,抑或不幸,也就失去了一部分自由,没有多少随便转身或退却的余地。外界要表现,要有一个合乎逻辑的持续;对方也有此需求,最低限度也可有一个合理存在乃至忙得不亦乐乎的说词;另外,还有各类人群的无聊的起哄再来一个等等。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演艺名星尚且如此,何况标杆性人物?

这里,重要的就看当事人自己了。

中国人的戏路子宽是出了名的,有些高手的正反派角色的互串,左右逢源的摇摆,常在河边走就是不湿鞋、出入其中而又全身而退的能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在在使人瞠目结舌且无话可说。但我知道,按刘君的性格、性情是绝不屑于如此表现表演的。

因此,我关注刘君,并不关注其进步的方向和速率,这是无须担心的,我关注的是深浅厚薄,关注的是刘君个人精神力量的增进与否,看其是否在超拔,是否在趋向一个完美的境界,即哈维尔所谓“优雅”的“基督徒”的境界,虽然刘君不信教。

我这里所悬,还是如我所认为的最高的美学标准。

我对刘君寄予厚望。

如果说,还有所谓政治标准和道德标准,如果说,在一般人能达到这两个标准已属不易,已属难能可贵,但对刘君,仅仅这样是不够的。因为刘君有二十年,因为刘君是标杆性人物,

刘君将如何表现呢?

(九)

刘君达到了。

刘君终于抵达了,抵达了自二十年前开始的旅程的终点。

与此同时,也是我更为看重的,刘君终于完成了自我。我揣想,在经历了无数的自我冲突,无数的难以为外人道、也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内心挣扎之后,刘君终于修成正果,在将事业进行到底的同时,也终于将自己锤炼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美学杰作。

(十)

一根昂扬直立的标杆已高高矗起。

正因为有标杆的存在,才使人间有了方向感,可据此确定东西南北,衡量上下高低。

牛顿定律在此也是用得上的,施之以标杆的外力和力量的大小,正可显示标杆本身的力的存在和力量的大小。力与力相衡,力与力相抗,一种力的存在,只能够由反向的力来证明。

还需要其他证明么?

(十一)

刘君的肉身,现时是受苦了。

每念及此,我常想起《罗亭》最后的“尾声”。

几年之后,秋凉的一天,罗亭与列兹涅夫,这两位老同学又在异乡相遇了。

罗亭接受了列兹涅夫的午餐邀请,向老同学讲述了自分别后的种种遭遇,讲述了自己始终在努力却总不得善果的三次经历。望着这位心身疲惫、历尽沧桑的老同学,列兹涅夫深为触动,感慨万端。虽然他可早已退入了安逸的环境,但他是深深理解罗亭,懂得他那“不安静的灵魂”,那是“爱真理的烈火”在其心中燃烧,纵然遭到种种挫折,却仍然带着少年般的纯真和热情,在与生活、与社会作着不息的抗争。他尊敬罗亭,他说:“你做了你的所能做的一切,尽你的可能坚持了下来……还能要你怎么样?”

他感叹道:“我们的路分开了……但是,请看,咱们彼此又是多么接近。你瞧,我跟你说的几乎是同样的语言,只要半句暗示,彼此就心领神会,我们是在同一种感情中长大起来的。我们的人留下的已经不多了,兄弟,我跟你就是摩希干人的最后孑遗了!在往时,在我们的面前生活的道路还正广阔的时候,我们尽可以各行其是,甚至互相争吵;但是现在,我们圈子里的人渐渐稀少了,新的一代正在越过我们,趋向着和我们不同的目标,我们就应当紧紧地彼此靠拢。让我们碰杯痛饮吧,兄弟,象往日一样,唱一曲Gaudeamus igitur(拉丁文:吾侪同欢乐)!”

最后,他向罗亭伸出了热情的手:“我想你决不会在那儿久住的,我也想象不出你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怎么样来结束你的一生。……但是,请记住,不管你的遭遇如何,你总会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可以藏身的窝,那就是我的家……你听见么,老家伙?思想,也是有它的老弱残兵的:他们也该有一个养老堂。”

罗亭走了,重新踏上了永无休止也未知目的地的远方的征途。

“而外面,风已经起来了,兇恶地号啸着,沉重地、愤怒地摇撼着格格作响的窗叶。漫长的秋夜降临了。在这样的夜里,能坐在家室庇荫之下,有温暖的一角的人,是有福的……愿上帝帮助所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吧!”

眼下的情景,是何其相似啊!

在这一个遍地风寒的冬天,我常会想起在风雪中奔波的罗亭,想起在风雪中艰难跋涉的刘君。

是啊,如此寒冬,有温暖的一角是幸福的。

那么,就让我祝福你,我的素未谋面的友人,我的同龄人!

2010/1/23

《自由写作》第54期【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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