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建辉:时间的重量——独立中文笔会2009年度自由写作奖受奖词(随笔)

Share on Google+

◎汪建辉

很荣幸能够获得这个奖。对于我,写作是一种必需付出的劳动,而又不一定会有收获的消磨时间与经历的过程。

*

说实话,这个奖带给我的后果我并不知道。和许多在国内呆久了的人一样,我同样会感受到不安与恐惧——不知道接下来的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之后会发生些什么?另外,同任何奖项一样,这个奖将带给我荣誉——只是在一个以荣誉为诱饵进行宣传、欺骗的环境中,我对荣誉有着先天的免疫力与警惕性。这成就了我具有自知之明的性格。

我想,该项奖给我的惟一的一个现实就是一次发言的机会。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话语权”。这个话筒像是击鼓传花似的猛然间就停在了我的手上,以至于我带着惶恐不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就匆匆地要进行这一次发言。

*

在这个来得极其突然的发言中,我要讲述的第一个题目是:时间

因为等待,时间产生了。因为时间,历史产生了。

我所写的每一部作品都经历过了等待,它们不像是那些“主流”的作家,产品总是在还没有出生时,在还没有办法判定这个即将诞生的婴儿是否健康、是否是畸形儿时,就被抢购一空了。而且,还是被当作健全优秀的婴儿被买下的。当然有人会说:他们都是名作家,信誉与质量是有保证的。这就好像是说,一个妇女生了若干个孩子,以后再怀上了,还认定她肚子中的孩子是健康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此前生下的孩子都是正常的。

其实我想说的是:这就是目前那些主流作家们面临的最大危害。因为作品在作家的手中没有经历过等待,因此对于这些作品来说,就没有时间,也更不会有什么历史。只能成为过眼的烟云。

在此之前,我是一个无名之辈,当然现在也是,我很喜欢这种状态——我所写出来的文字静静地躺在电脑深处。有些我也将它们打印出来、或用邮件发给朋友,给朋友们阅读、分享。正是这些朋友的阅读才使我感觉到有继续写下去的必要,因为他们喜欢、因为他们能理解。久而久之,到现在“写点东西”已经成为了习惯——也就是说在现在即使没有人阅读,我也会习惯性的继续写下去的。

再回过头来说一说那些在时间中躺着的文字。它们因为种种原因躺在那里一动不动,表面看上去,它们就像是死了一样。使它们像死了一样躺在那里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这些文字躺的不是地方,它们躺的这个位置是有史以来最严格、最专制,同时也是最有“技术含量”的审查制度之中。面对这样的处境,它们也只有像死了一样躺着。我一直记得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生下来的时候,就已经死了”。

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以上原因,我的生存态度始终都保持着悲观,也正是因为这,我笔下的人物大都很悲惨。我常说,我是“充满着恶意”写作。我承认,我笔下人物的悲惨命运是我一手造成的——在这里我应该对他们道歉:“对不起,是我的悲观造成了你们悲剧性的命运”。但是我要反问一下:我的悲观失望又是由谁造成的呢?

幸好,我生活的周围,活跃着一些“革命的乐观主义者”,是他们的睿智、信念、坚守,使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中是可以笑出声音来的——有谁可以阻止一个人在心底的微笑?是他们使我觉得我曾经写下的那些“生下来就死了”的文字,还是可以救一救的。

于是,我经常一个人独自回过头来翻看自己以前写下的文字。时间……历史……故事……逐步地产生形成了。在时间中我似乎成熟了许多;在历史里我发现又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表达并以故事的形式定格成雏形。然而这并没有完,随着持续而来、而去的时间,以前的文字似乎不适合现在的思想了,于是我开始花大量的时间来修补这些文字。就像是一座房子建好了,因设计与经营不善并没有人前来居住、观光,于是在时间之风及历史之雨中,这座房子有些地方塌陷了、有些地方被侵蚀了。如果舍不得彻底地丢弃它,就只有修补它。

于是,我选择了修补。

比方说我的长篇小说《中国地图》,一开始它是一篇只有2万字左右的中篇,名字叫《特务》。后来我一点一点地增加内容——由一个单一故事与线索的“特务”,增加进了其他更多的人物,比如说“特务”的弟弟新国,“特务”的情人兰花花,及兰花花从垃圾堆边捡回来的孩子“命”……慢慢地由2万字到7万字,再到15万字,再到21万字、再到25万字、最后一直到现在30多万字的长篇……由1999年到2009年,一稿一稿地变化、一稿一稿的丰满,长大、成熟。

在过去的这些年里经常有人会问我:最近在写些什么?我都会告诉他们说:我在修改小说《中国地图》。我在想:只要这部书一天不能完整地在国内出版,我都会不断地写下去,让它在时间中的重量一点一点地增加下去。

以上说了那么多,我无非是想说:“在这个浮燥的、物质的、沉闷的、僵硬的年代,我们完全可以把审查当成是留给我们的时间,来仔细打磨、完整手中的作品。”不管它能不能通过审查,能不能拿到书号,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将手中的作品打磨的更结实、更锋利。大凡写作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一部作品一旦出版,他就不会再对它进行大范围的修改与大面积的伤筋动骨的改造了,最认真的人顶多也只会做一些修订、更正。只有在严格的审查之中,作品出版不了,才会“充满着恶意”地不厌其烦地进行创造性的改造。

*

说到这里就推出了第二个话题:重量

这个重量是在时间中沉下去的。是未能通过审查的作品。就像是沉船,有些是永远也不会被发现的,有些会在若干年后会被发现,有些则会在上百年乃至上万年才会被人发现并打捞出来——关于它们的命运并不是写作者所能够掌握的了。一个写作者的任务只是“写”,除此之外没有第二条出路。我们都知道,要想让别人在地下挖到一块金子,之前你必须要有一块金子埋在地下。

因为专制,因为审查,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因为我们有了时间,所以我们要在时间之中尽可能地锤炼出更有重量的文字。

1989年之前我在写诗,是一个梦想成为诗人的梦里人,1989年之后我走上了另外一条路——与那些不断敲回车键将句子分行的人所做的事相反,我将一个一个短短的句子连起来,形成一个个清晰、准确的现实长镜。只需要将看到的、听到的、经历的故事表达清楚。我认为在现实的制度之下,文学不应该成为逃避现实的世外桃源,而应该是人们进入现实时,手中拿着的一面放大镜。在这个想象力比现实更枯乏的时代,有什么比完整地表达出真实的现实更重要?所以我常常说:“在这个时代,‘写什么远比怎么写更重要’。”

什么是有重量的文字?我认为有重量的文字就是在同一个时间之中能够表现出“更多人的命运”——也就是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人的整体命运。在一个民主的国家,他们的公民的整体命运的脉搏也许并不那么容易让人捕捉到,因为自由让每一个都能够自由地掌握着自己的命运。比如说自由地选择工作、自由地迁徙选择居住地、自由地选择生存方式、自由地选择自己国家的领导人及政治方向,由此他们集体的命运已经淡化了,而被打散为个体的选择,因此在那样一个国家的写作者要想找到代表“更多人的命运”的重量就相对要困难一些。打一个简单的比方吧:在一个自由的国度看到一个乞讨者,你可以认为这是他自己的选择;而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中呢,则可以认为他的悲剧是因为所处的专制的环境所造成的。由此而言,我认为生活在专制国家的写作者在获得“重量”这一方面是幸运的。因为专制国家的政权往往喜欢把人民捆绑在一起,这样更便于控制。还有这些专制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自大的认为他们可以代表一切。这就好比一个江湖骗子开出了一副包治百病的药方。每一个人都知道,这种药事实上是什么病也治不了的。专制国家的写作者,在我刚才所说的那种幸运的同时也是不幸的,因为,专制的政府会要求他们进行歌功颂德的写作。即所谓的主流写作。如果你不按照他们指出的方向进行写作,那么你的作品就不能通过出版审查。甚至还可能会有危险,可能会被投入到监狱之中。

有时我也常常在想,一部作品在一个专制的政权中安全地通过了审查,出版了。如果有人认为它是有担当的、有良知的、有“重量”的写作,那简直是幼稚的可笑。我们只要将这些词汇放在一起就可以一目了然:

*

专制。审查。宣传。言论控制。伪造的“盛世”。

*

我的朋友廖亦武主编的书《沉沦的圣殿》就是在审查时弄了一个洁本,待拿到书号后再以全本进行印刷出版,可是在出书后不久即遭到了查禁。我的朋友王怡干脆根本就不想通过审查这一道关卡,他自筹资金印刷了四本书(《中国冤案录》《美得惊动了党中央》《我的反动自述》《有没有》),在进行赠送邮寄时被当局扣压没收。还有一位大学的教授,想自费出版一本诗集,在审稿时被要求删去其中的一首名为《柳丝》的诗,理由竟是“柳丝”谐音“六四”,这位教授一气之下便放弃了书号,自己将它印制成册,送朋友……又一本“黑书”诞生了。

就在我得知获得这个奖的同时,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记者怀着欣喜与感恩,报道说——本地某个作家的一部长篇小说一次性通过了审查,出版了(他们已经把审查当作是一件正常、必要的程序了)。审查者没有提出异议、没有挥起板斧删改,是他们开恩了么?还是良心发现?还是真正的被这部作品所打动?不,都不是。在我看来,这恰恰证明了这是一篇没有份量的作品。证明了作者在写作时,心中装着审查者的“尺度”——在写作过程中就进行了“自我审查”。于是便“一次性地通过了审查”。

想想看吧,有思想、有个性、有“重量”的文字,能够通得过“审查者”的堵截,公开的光明正大的出版么?如果可以,那么我敢断定,这个政府不是专制的,而应该是民主的、自由的。

*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作品无法通过审查?难道审查者与那些文字有仇么?这样一问,就推出了我的第三个话题:写作的敌人

写作也会有敌人?一开始我并没有这方面的认识,我只是简单的认为写作是表达人类美好情感的。而对于我的情感来讲,在1989年以前,生活是很顺利的。对社会也没有什么极端的不满,最多只是对那些干部的子女在招工时能够比别的一般工人的子女先进入“正式工”的行列而有些不满。

一直到了1989年,进入了监狱,我才在犹如困兽的牢笼关押中找到了我一生中真正的敌人——那就是专制以及为了维持专制而运行着的一个庞大体制。我知道我所面临的敌人很强大。

但是,没有办法,谁让这个体制让我心生愤怒!

在生产愤怒之前,我也经常给一些出版机构投稿。当时心情是矛盾纠结的。一方面希望自己的作品可以发表。另一方面又在担心,如果我的稿件真的在那些用“审查”的眼睛看稿子的编辑审阅下顺利的通过了,那么我的作品是不是就是没有重量的了呢?是不是我就跟他们是一伙的呢?所幸的是我的投稿几乎全部被枪毙了。只有少数的两三篇在朋友的帮助下才得以刊出。

在我的内心,说实话,每当有作品被枪毙(退稿),我都会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安慰。因为我的“写作的敌人”不放行、不同意。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多么重要的肯定及褒奖呀!

在审查者的眼里开不出玫瑰,而只有棘刺。他们的工作就是将棘刺清除,而使玫瑰的生命转向苍白、凋零……

*

我一直对那些能够在独裁的体制下,创造性的工作、并生怕没有把主子伺奉好的人心怀羡慕。我为什么没有他们那么好的积极的心态?我为什么不能对独裁者给我的哪怕是一点点的好处都心存感恩?

比如说:是他们给了我工作;是他们给了我活下去的空间;是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脑让我一个人在家里的小小的角落地犹如特务般的写作……

而在我的世界里,我却一直不合时宜的这样想:是我无条件地养活了他们,提供了超出他们成长的足够多的养份以至让他们全部都成为了贪污犯;因为我活着他们才能够活着;因为我写出了“生下来就已经死了”的文字,才证明了我们没有言论、写作、出版自由……

以上的论述多么的像他们刚起家时煽动人民起来暴动的言论。如今它们又转回来了,围绕在我们的身边。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荒唐可笑的轮回着。原地踏步。

而在我的世界里,我一直不合时宜的这样认为:自己的敌人越强大,自己也会越强大。比如说拳击选手,轻量级对重量级的,即使失败了,哪也是在情理之中。如果有一天,我胜利了,那么就证明我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能量——虽然我清醒地知道我不可能会胜利。

写作的敌人有很多。我认为我所面对的是庞大的体制(良知写作);有些人挑战的是男女关系(下半身写作);有些人是面对的是一个个孤立的没血没肉没有感情的方块汉字(纯文学写作);有些人甘愿成为专制者的帮凶为其歌功颂德(主流写作),他们的敌人是人民……

每一个人选择的对像不同。每一个人也都有选择的“自由”。为什么要在自由这两个字上加上引号?这是因为我认为在专制的篱笆之下,每一个人的选择都被注入了“功利”的激素。选择“良知写作”是因为想要成为英雄;选择“下半身写作”是因为他们认清了当下的专制者在堵死了思想自由的同时,悄悄地为下半身打开了一道发泻的口子;选择“纯文学写作”的是不想成了政府的帮凶,同时又不想堕落为文字的性奴;选择“主流写作”的则是一批真正“觉悟”者,“打不过他们就加入他们”,这面投降者的大旗下聚满了被招安的人……

*

最后我想将一句话送给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专制者:“时间总有一天会变成重量压下来的,将那些用强权捏合起来的大厦压垮……”

在时间的下面将埋藏着许多东西,有些也许永远就被埋着;有些也许在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以后会被我们的后代挖掘出来。究竟如何?那些就是作品本身的命运了。我想,不管怎样,写作者应该做的是在历史之中,留下顽强的、坚实的、沉重的,在时间的洪流之中不会被冲走、也不会朽去的东西……

谢谢大家!

《自由写作》第55期【首选】

阅读次数:8,387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