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不该遗忘的故事——读《红罂粟》卮言(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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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贵仁

“各种新鲜的和古老的故事,每天都在这块黑与绿交织的土地上发生着,又无声无息地被遗忘……”

——摘自《红罂粟》

一个多月以前,读罢张抗抗的新作《红罂粟》,我的心情未免有些沉重,而涌上脑际的最强劲的思绪则是:这个故事不该遗忘!

看来,这个故事我是的确不会遗忘的了。时光在流逝,它给予我的印象却并没有随之淡散;至今,我还常常不由自由地回味它的一个个细节,翻来覆去地咀嚼它蕴含的深义……

噢,不该遗忘的故事!它真是不该遗忘的么?它又为什么是不该遗忘的呢?

总有什么在冲动着。我感到,尽管无甚高见,我也应该做一篇文章了。

有那么一些作家,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引人注目,在很大程度上是得力于所写故事的特殊重要性;另有一些作家的作品,则是因为在艺术上独具特色而惹人喜爱。这两类作家的作品,也许能够为人们争诵一时,获得颇为响亮的声誉,却未必能够使人感到不该遗忘。张抗抗则不然。她几乎从未写过具有什么特殊重要性的故事;她无意于借助故事本身的分量与人争胜;她所写的只不过是些凡人小事罢了,大都平淡无奇。在艺术上,她诚然是有特色的,却同样不尚新奇,所用手法基本上还是传统的一套。因此,要评时髦作家,她怎么说也沾不上边。更为不妙的是,她的创作还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弊病,最突出的就是理念性太强,形象性不足,有骨头缺肉。张抗抗无疑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家,同时赋有很深沉的思想家的气质;就此而言,她和刘宾雁当属同一类型。她很善于在生活中发现问题,更有志于在生活中挖掘真理。这是她最大的长处,也是她作为一个胸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严肃、正直的作家所具有的很可贵的品格。但是,她那干预生活的心情过于急切,每每在生活中发现了问题,挖掘了真理,便恨不得一下子展露给读者,至于作品中的形象是否饱满,就顾不得多考虑了;在描绘生活图景、表现生活情趣方面,她更显得薄弱。这样,她的作品就不免有些干涩,难怪有些人不爱读。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问题,尽管因此失掉了一些读者,张抗抗在当代中国的文坛上还是占据着非比等闲的地位。众多有头脑、爱思考的读者,大抵还是很重视她的作品,而且读过之后总觉得她所写的故事令人难忘,甚至感到不该遗忘。何以如此?因为这些读者懂得,在张抗抗的作品中,自有一种既对当今之世发挥效益又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内在的价值,这价值,绝非只靠所写故事的特殊重要性或艺术手法的新巧奇丽取胜者所能具有,这价值,它产生于更为重要的东西!

这更为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曰:对社会主义时代人的命运的富有成效的探索。

我曾经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张抗抗小说创作的主旋律是人道主义。也许有人不以为然,我却至今不悔。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张抗抗的人道主义绝非肤浅的廉价的人道主义,更不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她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者们当然有相通之处,这就是重视人的价值,强调人的尊严,关心人的命运;但是她和历史上的人道主义者们更有不同之处。她从不抽象地谈论人的问题,更不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立场谈论人的问题;相反,她恰恰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结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从揭示各种社会关系入手,非常具体地探索社会主义时代的人的命运。她用一支十分犀利的笔,准确地描出了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各种人物的命运变化的轨迹,而且鲜明地展示了各种人物的命运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这样,她就不仅指出了人在社会主义时代应该有怎样的命运,而且指出了人在社会主义时代的每一个具体阶段、具体环境中实际遭遇的是怎样的命运,更指出了人的实际命运何以如此,倘要改变,又该如何努力。当她出色地完成这一切时,她无异于铸造出了一把探索人的命运的金钥匙,用以奉献给她的读者们。这岂不是很令人惊叹的么?在文学创作中,和其他因素相比,这岂不是更为重要、更能产生巨大价值的么?具有这种巨大价值的作品,读之使人感到不该遗忘,岂不是理所当然的么?

值得注意的是,张抗抗在自己的小说创作中努力探索社会主义时代人的命运,不是偶一为之,而是一以贯之。她是那样执著于自己的信念,坚持不懈地为此奋斗,从来没有改变过自己的志向,也没有松弛过自己的神经。她不是那种随波逐流的作家,迎合世俗的作家,追求虚荣的作家;她以忧国忧民为怀,严峻而深沉,刚强而坚韧,始终只是为了一个目的写作——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人的解放和发展的事业。近年来,她笔耕不停,著述日丰,而每有新作,常能伴以新的开拓。这样,她对社会主义时代人的命运的探索,就不断升华,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显示出了持续的进展。正是在这一点上,她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作家,当之无愧地跻入了佼佼者的行列。

《红罂粟》,这篇新近问世的佳作,再次向人们证明了这一点。

《红罂粟》是一篇很典型的打着张抗抗个人印记的作品。在这个短篇中,张抗抗小说创作的基本特点、主要弊病和重大价值,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但是,它和张抗抗以前的作品相比,终究有所不同。它显得更深沉也更深刻了,而且可以说更成熟了。

作品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万宝岭最大的人物——农场管理局党委书记隋大忠,因为心肌梗塞突然死去。他生前很反感的群工处干事纪小明,随之被新的局一把手滕书记提升到局团委当书记。在正式任命之前,他先协助尚未卸任的团委书记祝融工作。纪小明是个老知识青年,当过农场的分场长,在管局机关当干事也已经六年。他不仅能干,而且正直,虽然举止随便,处理问题却严肃得一丝不苟。差不多十年之前,他担任“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的副队长时,曾经为一个受诬陷而坐班房的留场就业工人邬得福鸣冤叫屈,但是未获成功。他把这事看做生活交给他的够解一辈子的难题,总是挂在心上。如今,老邬头早已刑满回场,而且过上了好日子,因此连自己也不愿申诉,别人更不会去提他的冤案了,可是纪小明却鼓励老邬头的儿子邬俊要求平反。谁知邬俊并不接受,而纪小明,在隋书记去世后的第二十八天,非但仍未接到正式任命,反而接到通知,还是回去担任干事工作。他并不懊丧,却感到怅然……

这样一个故事,在日常生活中当然是很平淡、很容易被遗忘的;而在张抗抗笔下,它又未免显得“干”了一些,缺乏生活情趣,致使艺术美的魅力有所减弱。但是,张抗抗毕竟把它写得令人难忘,而且使人感到不该遗忘了。任何一个读者,只要不是单纯拿小说消遣的,只要是能够严肃地想问题的,就一定会产生这种感觉。

能够像这样把日常生活中显得平淡无奇因而很容易被遗忘的故事写得令人难忘,甚至使人感到不该遗忘,在文学创作中,应该说是已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境界,非大手笔实难为之。以此而论,张抗抗的造诣固然还算不得上乘,却也是很见功夫的了。这种功夫,在很大程度上应该说是典型化的功夫,或者说是从现象中抓取本质,突出地予以描写的功夫,但又决不仅限于此。人们不难发现,《红罂粟》中所叙述的本来很平淡的故事,在张抗抗笔下之所以使人感到不该遗忘,最根本的原因正是她在这个很平淡的故事当中深刻地展示了当代中国社会人所遭遇的既不正常又正常的命运,而且准确地揭示了决定这种命运的难以抗拒的规律——这规律,既给人们带来了痛苦,也给人们创造了幸福;既使人们感到迷惘,又使人们充满希望……

在《红罂粟》中,张抗抗以她圆熟的技巧同时展现了几类人的不同命运,其中着墨不多但是构成情节枢纽的则是留场就业工人邬得福的命运。一场从七十年代持续到八十年代的斗争,正是因此发生和发展的。邬得福曾经犯过罪,服过刑。但这是过去的事。他经过改造,已经成为享有公民权的工人。然而,当他出于真诚的好意,为了使知青们免于跑肚拉稀,在给知青喝的水里搁了点儿能够防病治病的大烟花(即红罂粟)的面面时,他却被一个身为排长的女知青诬为施放毒药,从而再次被捕,又判了五年徒刑。那个女知青则因此受到一位局领导的赏识,被吹捧为“阶级斗争警惕高”,到处讲用,平步青云,红得发紫,炙手可热了。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种极其不公正的社会现象:行善者受害遭殃,作恶者得道升天。张抗抗把这种社会现象具体化,用以统摄全篇,具有十分重大的典型意义。不是么,在七十年代初,在贴满了“社会主义”标签的中国大地上,此类事情真是层出不穷,乃至成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迫使亿万人民俯首就范的“正常秩序”,既不许怀疑更不许反对的“正常秩序”!噢,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正常秩序”呵?说穿了,就是把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的成功希望寄托在亿万人的沦丧和毁灭上的秩序!不言而喻,这是一种反人道的、灭绝人性的秩序,因而在实质上恰恰是最不正常的秩序!那么,它又为什么能到处施行、长期施行,俨然成了“正常秩序”呢?张抗抗以令人信服的艺术力量向我们表明:其源盖在于马克思主义遭到了严重歪曲,本来只是手段的阶级斗争被当成了目的,本来是目的的人却沦为阶级斗争的对象和工具了!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正是利用这一点以求一逞,而且果然得逞于一时的。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如此,他们卵翼下的小野心家、小阴谋家同样如此。那个奸邪凶狠的女知青,不就是借着陷害邬得福而乘势爬上高升之梯,很快身居要津的吗?多么称心如意!呵,倘若没有千百万邬得福式的倒霉鬼,一小撮野心家、阴谋家的宝座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安放在中国大地上!显然,这里存在着一种很合逻辑的因果关系,而这种因果关系,正是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谁能否认这一点呢?当张抗抗通过邬得福的命运把这一点赫然醒目地揭示出来时,谁又能否认这是不该遗忘的呢?

本来,我们在看到《红罂粟》这篇小说的题目时,就会不由自主地联想起张抗抗在三年之前发表的另一个短篇《白罂粟》;邬得福的命运更使我们加深了这一联想。其实,二者并不是姊妹篇,毫无内在联系。不过,邬得福的命运倒是真和《白罂粟》中那个被打死的司徒恭的命运很有相似之处,张抗抗在这两个人物的命运中所体现的寓意则更一致。就连两个人物的身份、地位也是那么接近!呵,这可有些不妙:当年加在《白罂粟》头上的那些罪名,什么在反动分子身上挖掘美好人性啦,什么诋毁无产阶级专政啦,等等,看来也会有人搬到《红罂粟》头上。但愿这只是我的杞忧。然而某些批评家必将打破我这幻想。那么,我不妨未雨绸缪,先就此谈点己见吧,免得以后再来纠缠。第一,邬得福为了使知青们免于跑肚拉稀而在给他们喝的水里放一点红罂粟的面面,作为一种善良的举动是合乎常情的,而且是合乎科学道理的;这种善良的举动,即便像他这样犯过罪服过刑的人,也是很可能做出来的;张抗抗根据情节需要,从生活逻辑出发写他这种善良的举动,是无可非议的。第二,邬得福的被捕和判刑,纯系受人诬陷所致,写出这一点,是对某些野心家、阴谋家的揭露和抨击,决不意味着对无产阶级专政有何不满;野心家、阴谋家的胡作非为决不代表无产阶级专政,反而是在根本上破坏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张抗抗特意点明邬得福的留场就业身份,在作品中显然只能起这样的作用:突出地批判极左路线只以人的身份、地位判断人的好坏而无视人的实际表现的荒谬性和危险性;这种批判不仅完全必要,而且富有成效。总之,《红罂粟》写邬得福的命运,和《白罂粟》写司徒恭的命运一样,是对十年浩劫期间非人化现实的既真实又深刻的反映,是对造成这种非人化现实的极左路线的既准确又猛烈的抨击,是对消除这种非人化现实的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既深沉又强烈的呼唤。所有这些,都有不容低估的价值。如果用这样那样的理由横加指责,只能使批评家自己陷入谬误的泥淖,同时在理论界和文艺界造成新的混乱。

但是,《红罂粟》毕竟不同于《白罂粟》,《红罂粟》中邬得福的命运也和《白罂粟》中司徒恭的命运有极大的不同。张抗抗的创作总是在前进的,随着时代的步伐前进。从《红罂粟》中可以看出,她在视野的广度和思想的深度上都有了新的开拓。《红罂粟》已经远远不是像《白罂粟》那样侧重于对昨天的反思;它也写了昨天,因而自能给读者以很深沉的历史感;但它主要是写今天,因而更能给读者以很强烈的现实感。当然,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并没有被割开,而是作为连续发生的一个整体,有机地交融着,在作品中汇成了一幅内容丰厚的多色彩多层次的图画。与此相联系,《红罂粟》表现人的命运,也比《白罂粟》有了很重要的进步。在这里,张抗抗写人的命运,已经不是写其静态,而是写其动态,写其不由自主的发展变化。这样,她就以不寻常的功力表明了一个至为精湛的见解:在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并不是凝滞不变的,而是曲曲折折地运动着前进着的。邬得福没有像司徒恭那样被打死,他显然幸运得多,刑满之后又安居乐业了。特别令人欣慰的是,当初他遭罪时,他留下的那几个泥猴似的孩子也和他一样尽受欺负,如今他恢复自由了,他的孩子也能自力谋生,把日子过得挺红火了。他儿子邬俊,那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快活而爽朗,居然买了辆簇新的红色“嘉陵”,这在前些年是做梦也不敢想的呵!谁都看得出来,命运之神已经结束了邬家父子蒙冤受辱的苦难,并转而给了他们以某种程度的幸福。这无疑是一种历史性的变化,称得上天翻地覆。在作品中,这变化表现得很真切,又很自然,给人的印象既鲜明又深刻。那么,这种变化是怎样发生的呢?对此,作品虽未明言,却通过形象本身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它既不是按照邬家父子的主观愿望发生的,也不是按照与邬家父子有关的任何人的主观愿望发生的,而是由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之后支配整个社会生活的新的路线、方针、政策决定的。在这里,不是仍然可以看到一种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么?这规律,同样是不可抗拒的呵!当然,我们在作品中看得很清楚,这已经不是昨天起作用的规律,而是在今天有了发展的规律。正因为如此,我们强烈地感受到,从作品里生发出来的,不是无可奈何的怨气,而是积极的、鼓舞人心的力量。

根据今天流行的某种批评标准,张抗抗最值得赞赏的,恐怕只能是这一点;某些人在阐述这种意见时,说不定还会有所保留,认为张抗抗表现这一点固然应该赞赏,但是对这一点还表现得不够,还应该更突出些,从而使作品的基调更高亢些。对此,我实在不敢苟同。而张抗抗,看来也必然使他们失望了。事实上,张抗抗所做的是,既充分地表现出这一点,又果敢地超越出这一点,进而表现出了对新形势下依然存在的严重问题的深沉忧思。噢,让批评家们去责难吧,正是在这一点上,张抗抗比这些盲目的乐天派高出了不止一头。当然,张抗抗也是个乐天派,然而她是个头脑清醒的乐天派,目光深远的乐天派。她从不制造和散布令人沮丧的消极的悲观主义情绪,但也从不制造和散布令人发昏的廉价的乐观主义情绪。她坚信历史是前进的,生活是发展的;她又深知这种前进发展是每一步都会遭遇阻力的,因而必然是充满艰险、历尽曲折的。她心中既燃烧着一种责任感,又激荡着一种紧迫感。这就使她不能不在某些人只顾唱赞歌的时候敲敲警钟,而且把自己从生活中产生的深沉忧思倾诉出来。由此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了她那不肯流俗的创作个性,以及由这种创作个性所透露的她那不肯流俗的人格。她是那样倔强,硬是要以自己独特的声音向世人表明:她既不是鹦鹉,只会学舌;她也不是夜莺,只会唱些美妙动听的歌;她是杜鹃,鸣声难免时高时低,还难免带有凄音。噢,让王孙贵胄去爱鹦鹉吧,让情人骑士去爱夜莺吧,大森林的主人自爱杜鹃。噢,杜鹃真是值得爱的,因为杜鹃的鸣声能够使人头脑清醒;不仅如此,杜鹃还能身体力行,亲自捕食害虫,使大森林免受侵损……

毋庸讳言,把自己从生活中产生的深沉忧思倾诉出来,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这是张抗抗在《红罂粟》中所渗透的主要宗旨;这也正是她在《红罂粟》中所酿就的最重大的价值。

的确如此。她刚以高亢的号音把人们引上兴奋的峰巅,就很快又以低沉的和弦把人们拉回到了忧思的谷底。

她把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摆到了每个读者面前,带着她素有的尖锐性、深刻性和准确性。

她以不容回避的气势迫使每个读者思考:“四人帮”覆灭了,在社会主义的特定历史阶段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向前发展了,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戕害人民的不正常的秩序被消灭了,亿万人民普遍从苦难中解放出来,走向幸福了……但是,人的问题完全解决了吗?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地位等问题完全解决了吗?把人不当人、迫使人重新沉沦的因素完全消弭了吗?妄图恢复戕害人民的不正常秩序的罪恶势力完全荡平了吗?

她用以提出这个问题并同时作出了明确回答的,是通过生活图画表现的一场人们很常见的斗争。这场斗争,乍看之,似乎并不激烈;细察之,委实惊心动魄。

斗争是从七十年代邬得福蒙冤遭难时延续到八十年代的。在作品中,张抗抗以精巧的结构和简洁的文笔,恰如其分地交待了这场斗争的来龙去脉,用以通贯全篇,重点则是描绘现阶段的斗争形势——胜利后的反复。

张抗抗从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几个侧面入手,浓墨重彩地突出表现了这种胜利后的反复:

第一个侧面是:在历史进入新时期后,邬家父子的命运合乎规律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开始从苦难走向幸福了,这诚然是令人欢欣鼓舞的;但是,他们的幸福毕竟还很有限,还只是物质生活上的初步的幸福,至于精神上,他们则尚未脱尽愚昧,远不足以自觉地认识和掌握自己的命运。特别不可忽视的是,他们心中还深藏着往日留下的隐痛,这隐痛是难以消除的;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冤狱所造成的伤痕太深,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冤狱的制造者依然健在,这对他们来说,至少在心理上是一种威胁。

第二个侧面是:在邬得福刚遭难时就为他鸣冤叫屈的正直的纪小明,被当时促成冤狱的局领导隋书记视为眼中钉。“四人帮”被粉碎后,隋书记依然大权在握,纪小明只好继续处于受压抑的地位。隋书记死了,滕书记才能把他提拔起来。就在这时,他决心帮助邬家父子把当年的冤狱洗清。谁料还未取得任何进展,他却一个筋斗自己先栽了下来。

第三个侧面是:根据滕书记意图要用纪小明取而代之的局团委书记祝融,正是当年那个一手造成邬得福冤狱的阴险邪恶的女知青。她不学无术,只会在野心驱使下搞阴谋,完全是靠着整人害人爬上了权力的宝座。滕书记要撤掉她,理所当然;可是,她却不动声色地迫使滕书记改变初衷,稳稳当当地保住了自己的乌纱,而把纪小明挤了下去。

这几个侧面,正是构成《红罂粟》全部图景的主要内容。既然如此,《红罂粟》重在表现什么,也就一清二楚了。的确,张抗抗是在大笔渲染胜利后的反复,而且非常醒目地以正义者重新受压作结。她做得真绝,没有给那些盲目的乐天派留下一丝一毫幻想的余地。

难道还能有什么幻想吗?看看作品中那个不动声色而又无所不能的祝融是怎样继续得意的吧!张抗抗以简括的传神之笔刻画得相当成功的这一形象,惟妙惟肖地活画出了现实生活中依然到处存在着的会变色的害人虫的丑恶面目,入木三分地剖露了这类害人虫无论何时都要板着圣者面孔害人的险恶本质,不是足以把一切幻想都打得粉碎了吗?噢,祝融形象实在是值得重视的。她不仅是《红罂粟》中刻画得最精彩的角色,而且堪称当代文学中新出现的具有独特价值的典型。在张抗抗的笔下,这种典型人物的主要特征是:既无学识,又无才干,正经事狗屁不通,搞阴谋却极在行,而且很善于紧跟形势,一旦需要马上不露痕迹地调整策略,所以能成为“代代红”,始终居于掌权地位,实在可怕之至!特别可怕的是,这种人全靠整人害人维持自己的生存,却能杀人不见血,因而得以逃出“三种人”的清理范围,继续受到重用。难怪张抗抗要借纪小明之口发这样的慨叹:“不是‘三种人’就进了保险柜啦!嗳,不过,有没有第四种……”呵,这“第四种人”为什么到处都有,而且现在还那么吃香呢?未免令人迷惘。其实,道理是再简单不过的:上上下下都有一路人嘛!特别是有隋大帅那样死后也能发挥余威的庇护者嘛!不是么,隋大帅虽然死了,可是前后左右都还有他留下的眼睛,无处不充满着他遗留的圈子所放射的对于新人新事业的强大斥力;要对这种状况有所改变,真是举步维艰!有什么办法呢?总不能一个上午把这些人都干掉吧?何况要识别这种人也不容易,弄不好就会发生失误。魔鬼被当成天使,而天使被当成魔鬼的事,太常见了!唉,真是难呵!怪不得正直而又很有作为的滕书记,尽管在隋书记死后成了一把手,却还是败到了祝融手下;区区纪小明,那就更不必说了!好一个祝融,多么厉害!看样子,要让这种人也受到惩罚,硬是还得再等一阵……

还有什么好说的呢?当我们看到祝融之流的活动时,特别是当我们和纪小明一样,突然发现“如今她迈出的每一步,都更准确地落在了时代发展的轨道上”,发现她的手法已经由露骨变隐蔽,从而更稳当时,我们对于作品中所表现的胜利后的反复,还有什么理由感到惊奇呢?在这里,不是同样可以看到一种令人信服的必然性吗?这种令人信服的必然性,不是同样反映着社会主义时代决定人的命运的规律吗?

显而易见,张抗抗塑造祝融形象是有深意的。通过这一形象,她以撼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向读者发出了十分必要的告诫:在历史进入新时期后,人的命运合乎规律地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少数野心家、阴谋家把自己的成功希望寄托在亿万人民的沉沦以至毁灭上,这种灭绝人性的大规模的社会灾难,已经被人民结束了;在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恢复了它应有的本来面目,人民重新做了自己的主人,开始建设新的更大的幸福……但是,我们毕竟还处于新时期的初年,我们的生活中还混杂着相当强大、相当顽固的旧势力;这股旧势力在新形势下以新面目出现,仍然据有不少地盘,甚至仍然能够以合法的身份把无辜的和正直能干的人们推入厄运;这股旧势力的存在,严重地阻碍着四化事业的发展,而且难免造成或大或小的破坏;事实上,各种各样的破坏事件已经屡有发生,今后也还会发生。对此,决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保持高度警惕!

是的,张抗抗在发出这样的告诫时,确实表现出了很深沉的忧思。然而这忧思决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源于对现实生活的更深一层的认识;这忧思也决不是消极悲哀的,它饱含的是一股凛然正气,就中不无愤激之情,而最能荡人胸怀的,是鞭策人们清除旧势力的鼓角之声,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四化大业胜利完成,是为了保证社会主义时代人的问题不再成为令人痛心的问题!

……

好了,不必再往下说了。《红罂粟》的精蕴,我们已经看得够清楚了;从中应该得到什么教益,我们心里也够明白了。

不过有一个问题大概还得探讨一下:张抗抗在《红罂粟》中写的无疑是一出悲剧,对于今天来说,这难道合适吗?

确实,《红罂粟》写的是一出悲剧;不,应该说是两出交织着的悲剧:一出是昨天的,一出是今天的。

当年祝融能把邬得福送进监牢,是因为邬得福用少量红罂粟面面给知青防病,反被诬为放毒;而到处都气焰嚣张地整人害人的祝融们,像作为地道的毒品大面积种植的红罂粟一样到处开花,形成了铺天盖地的红海洋——陷亿万人民于灭顶之灾的红海洋,却被当作可爱之物精心护养。这是昨天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泛滥成灾的悲剧。

今天,这种悲剧当然不可能再像昨天那样到处泛滥成灾了;然而,局部地重演,难道也不可能么?

回答只能是否定的。

生活的发展总是充满着戏剧性,而且总是既有喜剧也有悲剧,某些时候还难免会有闹剧、丑剧。谁如果以为今天已不再是产生悲剧的时代,他自己就是生产悲剧的一个因素。

任何一个忠实于生活的作家,都应该清醒地认识这一点,全面、深刻而准确地反映这一点。

对于一个高明的作家来说,还应该有这样的能力和气魄:在大家只看到悲剧的地方看到并指出喜剧性因素;在大家只看到喜剧的地方看到并指出悲剧性因素。

至少在这一点上,张抗抗已经是相当高明的了。《红罂粟》的创作适足以说明这一点。

那么,她所叙述的《红罂粟》的故事令人难忘,而且使人感到不该遗忘,也就实在不足为怪了。不是理应如此么?

1983年7月26日于北京

《自由写作》第56期【旧作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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