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鸣:老倔头儿(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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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鸣

村里的老倔头儿是个怪人,怪得全县都出了名。若问什么名?借用公社李书记的话说是臭名,臭名远扬。了解内情的人都佩服李书记,认为他这话讲得有水平:一个臭字,点中了老倔头儿的两个致命的穴位。

*

先说头一个。在人民公社业已遍地开花的时候,老倔头儿不仅未加入公社,甚至连初级社和高级社都未曾入过,仍在单干。这事让谁听了都不会相信,以为是天方夜谭哩。怎么可能哪,人民公社是国家最高当局树立的三面红旗之一,中国大陆已经解放20年,到处都插上了红旗,难道能容忍老倔头儿那几亩地上依旧飘白旗?说来也怪,事实就如此,直到我下乡那年,老倔头儿的的确确仍在单干。李书记的一个臭字,除了说老倔头儿思想落后之外,还点中了他的另一个穴位,暗含了另一层意思——老倔头儿的门户不好,家里有臭人。如果他的头一个问题令当时的人匪夷所思的话,那么第二个问题就会让今天的或外地的人感到莫名其妙了,因为它纯属当地人的一种落后的习俗。

由于老倔头儿的行为受到他独特性格的支配,而独特性格的形成又和落后的习俗不无干系,因此,有必要先介绍一下这种习俗。所谓臭人,其实就是指有狐臭或者叫臭腋窝的人。这本来是一种生理现象,不足为奇。可是,在我插队的那个地方如果谁患有狐臭,就成了天大一件倒霉的事情,和被专政的对象“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差不多,给我的印象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猜想,“黑五类”的子女过了几代之后,到了曾孙、玄孙时或许就不那么黑了吧。这说明出身尚可改变,而臭人则代代相传,无论繁衍到哪一代,依然会被称作臭人,也就依然抬不起头来。故而,在一般情况下,臭人只能和臭人结婚,连地富子女都不愿意和臭人沾边儿。原因很简单,只要夫妻中有一个是臭人,整个门户就都坏了,生下的孩子全成了臭的,也不管真臭假臭,——老乡们只讲遗传不懂变异。刚到村里不久,就有人神秘兮兮地告诉我,谁谁谁是臭人,如何如何。听他的口气,看他的神色,俨然和谈及麻疯病人一般。他们对臭人的厌恶程度,我是在后来的一次外地施工中才深切感受到的。白天挖渠时,一个臭人忘记了规矩站在了上风头,结果在下风头的人就骂开了。晚上睡觉,他们宁可住羊圈也不和臭人同屋……我对这种作法始终颇感迷惑不解,也曾多次问过他们对于臭人何以一嫌如此?很遗憾,没有人能说出令我信服的理由,无非是说味道令人作呕而已,用他们那过分夸张的话说就是有股死人臭(尸臭)。至于其它说法,如臭人的长相也令人膈应啦,云云,则完全是胡说八道,不足为据了。后来,我读鲁迅先生的杂文,了解了一点中国人的国民性,并得到启发,认识到这种落后习俗是人的一种阴暗的施虐心理使然,发展到极致便是“文革”中的人整人……

现在,我接着讲老倔头儿。其实,老倔头儿本身并非臭人,臭的是老婆,累及到他,被说成门户不好,好像他成了半个臭人。解放前,老倔头儿是个雇农,很能干,可干到二十大几岁也没挣下娶老婆的钱。他着急了,急得夜里睡不着觉,翻过来掉过去,最后想明白了,受穷的根子全在于没有属于自己的土地。如同今天的年轻人认为没发财是由于没有属于自己的公司一样。直到解放初期,有人给他提了门亲,可以不送彩礼,但丑话也说在前,女方是个臭的。老倔头儿一听,当时就面露难色。那人见了,劝道:世上还有白拣个老婆不要的理?想靠自己挣钱娶个不臭的?猴年马月?梦着呱!其实,老倔头儿早就受不住别人的耻笑和内心欲火的煎熬了,再听媒人这么一撺掇,便将心一横,应下了这门亲事。结婚后,他饱尝了被人戳脊梁骨的滋味,这才发觉当初的选择草率了。既然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又是自己做的,就只好委屈点硬着头皮吃下去。对于背后的风言风语,他可以装聋作哑,不理睬;对于当面表示惋惜的所谓同情之词,老倔头儿则用他独特的倔强方式予以回击:咋叫个臭?看你闻哪儿了。趴在腚眼子上闻,谁都是臭的!结果,没人敢当面再和他提及此事了,背后的议论却越来越凶。老倔头儿的性格本就内向,这样一来,他变得更不合群,更倔头倔脑了。所幸老婆在第二年就给他生了个儿子,又白又胖,取名刘拉柱。不久,他又分到了几亩地,可谓双喜临门。

儿子和土地被老倔头儿视为自己的两颗眼珠子。而以后的故事也正是围绕这两颗眼珠子展开的。

老倔头儿认准了一个理儿:儿子就是自己的根,既然有了地又有了根,从今往后的日子就不愁过得不红火。为了专心务弄庄稼,也有意想避开村里人的风言风语,他索性在远离村子、靠近自己那几亩地的北圪梁上盖了间小土屋,算是安了家。然而,好梦总是不会长久的。两三年后,合作化运动开始了,刚分到手的土地又要收回去。可是,老倔头儿认定土地和老婆一样,一旦属于自己了就不能再让出去。每次乡干部来家里动员入社,他总是用一句话搪塞:你们要收就收回去,如果还提倡自愿的话,我反正没想通,想通了就入……干部们只好继续给他读文件、宣讲政策。老倔头儿给只耳朵听,任他们再怎样掰开揉碎讲得嘴里流出了白沫子,他就是一声不吭,像个闷葫芦。由于他出身和历史都没问题,也抓不着别的辫子,干部们拿他还真没办法。况且,农村的运动受到季节的限制,只能在农闲时搞,农活一忙就顾不上了。因此,老倔头儿的招数还挺灵验,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直到人民公社,他就用那几句车轱轳话,翻来覆去多一句也不说,死磨硬赖,竟然顶到了我下乡那年。

据说,“文革”以来,公社换了两任书记,都没攻下老倔头儿这个顽固的堡垒。现在,第三任姓李的书记,吸取前两任的失败教训,上台后变换策略,首先采用了笼络人心的作法,用他的话说先礼后兵。具体内容就是将高中毕业后回家务农的刘拉柱调到公社小学当民办教师。在农民眼里,民办教师作为一种营生要比耪大地收入多(除了工分,每月还有8元补贴费),也出息得多,风光得多,而且大有前途——有朝一日能转正,成了吃商品粮的人,就意味着子孙后代都扔掉了锄把子。李书记走这一步棋,用心有二:一是想感化老倔头儿,二是想通过控制刘拉柱,让儿子来做老子的工作,所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那天,队长受李书记之托,亲自跑到北圪梁老倔头儿的家里传达了公社的决定。队长说:“老倔头儿,你听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就是说让你的儿子去公社小学当民办教师,你入社。”

老倔头儿坐在炕沿上,举着烟袋吧哒吧哒地管自抽烟,一言不发。队长不耐烦了,说:“你到底同意不同意,给个痛快的。”

老倔头儿就是一声不吱。队长说:“不吱声也行,摇头不算点头算。你动一动脑袋吧,我给上面也好有个回话。”

老倔头儿的脑袋既没摇也没点,只是抬起来看了看儿子。刘拉柱早就沉不住气了,生怕爹把送上门来的好事搅黄了,连忙说:“有甚不同意的!大,你也睁开眼瞧瞧,全国还有谁像你一样单干?再顶又能顶得了几天?”

老倔头儿依旧不置可否。队长说:“你就算同意啦!好,拉柱明天去公社小学报到吧。”

儿子成了半个公家的人以后,老倔头儿却照样顶着不入社。李书记一看感化不灵,就通过校长向刘拉柱施加压力。刘拉柱只好隔三差五回家来动员老子入社。老倔头儿在历次运动中都是挨整的对象,够得上个经风雨见过大世面的人,对付初出茅庐的儿子真是绰绰有余。他一上来就用带几分蛮横的口气说:“老子的事还轮不上你来管。你懂个屁!”

儿子说:“当初你答应了人家的,咋又变卦?你叫我在学校里还咋做人?”

老子说:“谁答应了?我签字画押了?”

儿子说:“我答应的,你没反对。”

老子说:“可我也没赞成。”

儿子说:“爹,你不讲理了!”

老子说:“我跟谁讲理?谁又跟我讲理?你还想教训老子,狗屁不懂……”

儿子说:“我就懂得放了屁不能再收回去!”

“你敢和老子顶嘴了?你敢骂老子?”老倔头儿抄起笤帚疙瘩,气势汹汹地又说,“我打你个小兔崽子!我打死你!”

老伴儿一看这架势赶忙扑上来,哭着闹着夺过了笤帚疙瘩……其实,老倔头儿哪里舍得打儿子,只不过故意作个样子,为的是日后他别再拿这事烦自己。这几天,老倔头儿因为儿子白拣了个好营生,偷笑还来不及呐。

刘拉柱没能说服父亲入社,打心眼儿里觉得愧对了领导的一片心意,只好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想干出点成绩来作为一种补偿。于是,除了教书,他还主动承担了画黑板报、搞文艺宣传、带学生参加支农劳动,星期天也不回家,蹲在学校那几亩菜地里一干就是大半天……几个月下来,刘拉柱在学校里的口碑甚佳,还赶上机会被评了个先进模范。由于老倔头儿背信弃义,李书记原打算在假期将刘拉柱辞退,现在反而为难了,总不能把模范辞退了吧。多少年来,总是他算计别人的时候多,真没想到这回竟然被一个老农民给耍弄了,而且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李书记只好把一口恶气憋在肚子里,心想:玩了半辈子鹰,反被鹰把眼给鵮了……

就在老倔头儿因为自己的小精明而心中窃喜之际,刘拉柱由于劳累过度,加之饮食不当——有一顿没一顿,热一顿冷一顿——而患了胃病。病发时,口吐酸水且痛得捂着肚子满炕打滚儿。老倔头儿见了心疼得额头冒汗。他明白自己没入社,儿子在外面难做人,想拼命干挽回点影响,结果累垮了身体。他觉得对不起儿子,赶紧卖掉了一窝猪崽,带上拉柱去三百多里外的包头治病。

*

老倔头儿在包头延医求药期间,公社召开了一次知青座谈会。散会后,李书记将我们队的几个知青留下来,布置了一项重要的任务:回村以后立即给老倔头儿办学习班,一定要在年底之前动员他入社。李书记强调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必要时也可以适当采取批判斗争的手段,但不管怎样,最后要让他自己提出入社的要求。因为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是自觉自愿的,而不是强迫的……既然李书记委以重任,我们在老倔头儿回村的第二天晚上便登门拜访。老倔头儿当然不知我们的来意,他乐呵呵地招呼我们上炕坐了,说:“拉柱的病不咋了。大夫给他拍了片子,开了药,说不碍事的,回来慢慢调养就是了。”

老倔头儿还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这是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坐火车,更是第一次到包头这样的大地方。我们中有人问他感觉咋样,是不是大开眼界了。

“那是,那是。马路老来宽,汽车多得让人看了头昏。”老倔头儿想一想,不无惋惜地又说,“城里人也真是的,过日子不会精打细算,把那么多好地都祸害了。”

我们都不解其意,问他此话从何谈起。老倔头儿说:“公园里那么多地荒着,就不能种些玉茭、高粱?种那么多花呀草呀做甚?还有马路两边,就种了几棵树,在树行子里种上黄瓜茄子西红柿多好!瞧瞧城里的菜吧,死贵死贵的,一斤山药卖到两毛钱!啥玩艺儿一到城里都金贵了,就是地不值钱……”

我们说:“如果种上粮食和菜肯定被偷得一干二净。”

老倔头儿说:“咋能哪。反正城里人多,派人来看着呗。瞧瞧商场里的那些闲人,大白天不干营生,出溜出溜的逛来逛去。唉,把人也都祸害了……”

老倔头儿由此得出了一个结论:城里人太懒。他说:“一天才干八个小时,阳婆还老来高就收工回家了,啧啧,要是农民也这样干,地里还能长出庄稼吗?人这玩艺儿越坐越懒,越吃越馋。也许是咱命贱……嘿嘿。”

一连四五天,我们几个每晚都准时去老倔头儿家,天南地北唠一阵子,可就是碍着面子没好意思提入社那码事儿。相互间了解得多了,我觉得老倔头儿其人还是蛮有意思的。他对任何事情都有自己的见解,而且非常自信。他常说:男人没主意受一辈子穷,女人没主意灌一肚子.只不过他的观点都很特别,惟其特别才引起了我的兴趣。比如,他对城市和城里人的看法。有一天,老倔头儿似乎悟出了我们的来意,主动将话题转到入社一事上来。

“队干部说我不入社是私心大,可我从分到这几亩地那年起,哪年都没少缴过一两公粮。他们的私心倒小,三年里咋就要有一年要吃返销粮?啧啧啧,”老倔头儿晃了晃脑袋,又说:“他们一个人能种多少地?少说也有七八亩吧。我家三口,人均下来才两亩半!他们一人七八亩养不活自己,还不是把地都祸害了?我入他们那个社挠蛋?”

我们都以为老倔头儿说的也不无道理,就不想再多作争论,只是规劝了几句,算交差了事而已。半个月过去了,李书记未见有动静,便沉不住气了,断然决定向我们队派工作组。工作组拢共只有两个人:李书记亲自挂帅任组长,另一个则是公社妇联主任迟梅。工作组进村后,李书记像个指挥员进入阵地一般,立刻召开会议作战前动员,宣布此次战斗要摧毁的目标是老倔头儿,由工作组打主攻,队委会和知青组策应,要敢于刺刀见红,要速战速决……李书记的话充满了火药味,令每个参战人员在精神上都为之一振。当天晚上,老倔头儿就被“请”到了队委会办公室。李书记在炕中间盘腿大坐,面前放一张炕桌,迟梅在旁边负责记录,两边是队委会的干部和我们几个知青,炕头坐不下就坐灶台。当地放了一只板凳,是给老倔头儿准备的。可是,老倔头儿进屋后没坐板凳,他背靠着山墙蹲在了地上。事后,我问他当时为何不坐板凳,他说那天的架势经见得多了,靠墙根圪蹴下心里觉得踏实。我想,或许他有一种防止腹背受敌的心理吧。

迟梅一上来先念了几段语录,“什么叫工作?工作就是斗争”啦,“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啦,火药味都挺浓的。念过语录,李书记清了清嗓子,开门见山:“刘二娃,我代表公社党委向你交个底,走公社化道路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你想走也得走,不想走也得走,不是谁强迫你走,而是形势迫使你走,听明白了吧?你说说,甚时候入社?刘二娃,回答我的问话!”

我是第一次听见有人喊老倔头儿的名字,觉得挺稀罕。老倔头儿似乎也有点不习惯,一时没能将这个名字和自己对上号,过了一会儿,嘴里才“嗯、嗯”着抬起头来,嘟哝道:“我不说了,该说的都让你说了。你说咋办就咋办吧。”

“那好,就请你来签个字。”李书记指着炕桌上的一张入社申请表,说。

“我说了,你想咋办就咋办呗!书记办事还用我签甚字?”老倔头儿慢条斯理地反问道。

老倔头儿真有意思,他用软塌塌的话表达出了硬邦邦的倔劲儿。李书记一听便气呼呼地说:“废话!我还听你指挥?!我还用得着你签字?!”

“那不就妥了。”老倔头儿说。

“妥个屁!胡搅蛮缠!是给你自己签哩!”李书记一发火,便使劲拍炕桌,油灯也被震倒了。顿时屋里一片漆黑,且充满了呛人的煤油味儿。

当油灯再次被点亮的时候,我看见李书记喘着粗气,整个脸都被气得有点走样了。老倔头儿依旧用他那不慌不忙的语气说:“发这么大的脾气做甚啦?啧啧啧,你瞧瞧,把半灯油也祸害了,可惜的哩!”

听了老倔头儿的话,我险些笑出声来。这时,迟梅开腔了,嗓音宏亮而且有几分凶巴巴的:“刘二娃,要是还没被人日瞎了眼窝儿,就睁大你的马眼瞧瞧,跟谁说话啦?!”

迟梅是个有名的悍妇,全公社上上下下尽人皆知。据说,她骂人能骂出花样来,而且不骂则已,一骂非把人骂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不可。如果遇见脓包软蛋,她尤其压不住火。这会儿,迟梅喝口水润润嗓子,摆出了训斥人的架势,说:“你当你是谁啦?别给脸不要脸!想装傻充愣?呸!支起你的耳朵听着,毛主席说人民公社好,你狗日的偏散布单干有理。我们不是不知道,今儿个就跟你老账新账一起算!你还用欺骗手段把儿子弄到学校教书……你别臭美,自以为是啦!我告诉你,刘二娃,你现在是屎壳郎跌进了夜壶——明明走投无路了,还自以为游遍了五湖四海。我们今儿个晚上……”未及迟梅说完,一屋子人都被逗笑了,连老倔头儿也不例外。他说:“瞧你这人,说个甚不好,咋把老汉说成了粪巴虫?嘿嘿。”

“念语录!喊口号!”李书记觉出会场的氛围有些不对头,推一推迟梅,又说,“我就不信这个邪,有红宝书在手还愁炸不开他那颗脑袋?难道真是花岗岩的不成?”

迟梅又念了几段语录,其中有一条: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接着,大家开始跟着她呼口号: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老倔头儿也举起语录本一起喊,嗓音还挺亮。该念的念过了,该喊的喊完了,李书记问道:“刘二娃,你想通了没有?想通了就来签个字。”

老倔头儿闭上眼睛说:“还没想通。”

李书记又问:“啥时候能想通?”

老倔头儿回答:“不知道。反正今儿个晚上是想不通了。”

“好,很好。可是,我非让你今儿个晚上想通不可。”李书记黑下脸来说。“看来光用批判的武器对你来说还不行,要来点武器的批判!”

老倔头儿没听懂,一迭连声地问:“你说甚啦?你说的甚?”

迟梅接过了话茬儿:“说你太顽固,需要请革命群众来帮助帮助你。”

迟梅使个眼色,队里的民兵排长二愣便招呼我们几个知青一绳将老倔头儿捆了,吊在房檩下。老倔头儿瞪圆了眼,冲着李书记喊道:“你打人呀!有种你把老汉打死算啦!”

队长见了有点发慌,连忙凑上前对李书记说:“做过啦,做过啦!他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万一……还是想点别的办法吧,咋说也是贫下中农出身哩!”

迟梅却不以为然地说:“他不入社,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枪崩了也不为过!”

还是李书记的水平高,他想一想,摆了摆手,说:“继续文斗。有话在先,想不通不散会。”

老倔头儿被放下来,松了绑。他活动一下胳膊,晃晃悠悠地朝门口走去。队长连忙问:“做甚去?别走呀!”

“尿——还不许?!”老倔头儿有气无力地甩出一句,头也没回。

队长不放心,叫我和另一个知青跟上去看着点,以防出现意外。队长的意思是老倔头儿刚被捆了一绳,怕他一时想不开寻短见。迟梅误解了,她想到了另一个方面,说:“放开他跑,看他能跑到哪儿去。大腿上的虱子——往屌上跑呱!”

从屋里出来以后,老倔头儿径直朝北走去。他没有绕到路上走,而是在田间阡陌间涉渠过坎儿,一路上磕磕绊绊,最后来到了他自己的那几亩地上。借助朦朦胧胧的月光,我们俩躲在不远的一堆柴草后面观察,只见他浑身抖动着蹲了下去,双手在泥土中抓挠着,嘴里似乎还念念有词。一同来的知青立刻提高了警惕,以为他在偷埋或偷挖什么东西。我说不会的,他或许是向土地诉说自己内心的委屈吧。少顷,他捧起一抔泥土高举过头又撒下来,然后便以头抢地,长跪不起。伴随着一阵如泣如诉的哼哼唧唧之声,老倔头儿开始在地里打起了滚儿,滚过来再滚过去……我那位同伴禁不住扑哧一声,笑了,低声说:“真逗哏儿,活脱一个老小孩儿。”

我看得正入神,赶紧捅了他一下,示意别出声。很遗憾,老倔头儿似乎听见了我们的声音,他停止滚动爬了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掉头就往回走。我们俩仍然不远不近地在后面跟着,看他跌跌撞撞的身影过坎儿涉渠。就在他行将返回村里、距队委会办公室仅二三十步之遥的地方,老倔头儿突然打了个趔趄,摔倒在地上。他挣扎了几次,却未能爬起来。

我们俩也没顾上多想,立刻跑过去,问:“怎么啦?你怎么啦?”

在我们俩的摇晃下,老倔头儿开始还睁开眼,断断续续地“唔——唔”着,含糊不清地说了两句,后来干脆闭上眼,再不出声,口水却顺着嘴角流了下来。摸一摸他的胳膊和手,已经有点发硬发僵。我们扯开嗓子好一气狂呼乱叫,把屋里等着继续战斗的人全吆喝出来了。队长走过来一看,说:“嗐——做过啦!瞧,人都抽了,抽——啦!”

我不明白他所说的抽为何意,抽疯?抽筋?抽搐?他又掐了掐老倔头儿的人中,急赤白脸地说:“快,拿扇门板来,把人先抬回家去。躺在凉地上可不是事儿!”

李书记始终站在一边冷眼旁观。迟梅却不甘寂寞,走上前来,一惊一诈,满腹狐疑地说:“会还没开完呐!有这么严重吗?”

可是,她闻见老倔头儿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股浓烈的尿骚味儿后,赶紧捂着鼻子躲开了。我确信,老倔头儿是溺在裤裆里了。

*

接下来的几天,由于老倔头儿卧炕不起,动员会只好改在他家里开。老倔头儿在炕上一横,头上蒙了块手巾,闭着眼,任大家说得惊天动地,他给只耳朵也不知听了没有,反正毫无半点反应。人们以为再这样开下去不会有大的效果,甚至连一向最积极的迟梅都有同感。她说:“我们又不是来看他挺尸的!再有本事,拿他这种活死人也没办法。”

李书记不甘心失败,也不允许失败,毕竟他是给县里下过保证、立过军令状的。斗争会开不下去了,必须再想别的办法。一天,李书记和迟梅在田里转悠,看见队长正给刚刚耕过的麦地浇水,就问:“庄稼都没了,还浇哪门子水?”

队长说:“这块地碱大,浇遍水可以把碱压下去。”

书记问:“碱能被压到哪儿去?”

队长说:“压到旁边那块地里去呗。”

迟梅不解其意,问:“这是图甚了?”

队长说:“反正那块地也不好,明年种些红柳、葵花之类抗碱的作物,能收就收点,不能收就算个屁啦。”

迟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嗤笑道:“图甚哩?你这是卖了屁股上嫖——穷折腾!”

“欸——”李书记右手握拳朝左掌上一击,说,“就要这么折腾折腾!”

这回是迟梅和队长都不解其意了。李书记解释说:“就围着他那几亩地给我浇水,把碱都压过去!让他明年种红柳吧!”

迟梅一听便连声称赞道:“书记要导演一场水漫金山的好戏啦!亏您想得出来……”

“凡事要多动脑筋,要有政治嗅觉。”李书记得意地说,同时,转着身做了个朝四处闻的动作。

队长当时不敢做声,事后才对人们说:“那家伙的脑筋就是活泛,怪不得能当书记呐,算计人的办法都想绝了……”

翌日,李书记扛着锹亲自下田,监督大家挖渠垒堰,以便实施他的水漫金山计划。正干得红火之际,上面派人来通知,让他即刻回县城,说是有重要的中央文件传达。李书记只好留下迟梅继续督战,自己匆匆忙忙赶了回去。

卧病呻吟的老倔头儿想必听到了点风声,他再也躺不住了,竟然一骨碌从炕上爬起来,连跑带颠地也来到了田里。他望着围在自己那几亩地四周的一片明晃晃的水,长吁短叹,欷歔不已。人们都以为老倔头儿这回顶不住了,该投降啦。

一天,在供销社买火柴时,我和老倔头儿不期而遇,他是来买盐的。回去的路上,我看见他把盐倒在了帽子里,用包盐的报纸捧起了地上的一泡牛粪。我深感惊异更难以理解。他看出了我的心思,未等我开口,自己先笑了,说:“嘿嘿,见粪不拣,有罪呀。他们不是想往我的地里压碱么,我多积几担肥不就解啦?春天,他们限制我用渠水浇青苗,我就多锄上几遍,锄头自带三分雨嘛!只要辛苦下到了,甚也难不倒我!跟土坷垃打惯了交道的人都养成个倔脾气,庄稼不收还年年种哩!你说是不?”

我点了点头,没吱声。看来李书记的计划又落空了,老倔头儿真够倔强的。

后来,我听说了李书记回去要传达的那份文件,是关于几个月前林彪出逃并葬身蒙古温都尔汗的事情。按照当时的惯例,红头文件到了县里,总是根据要求逐级往下传达的,先是县里的头头,再到公社的头头、大队的头头、小队的头头,最后才轮到普通老百姓。即便如此,也是先党内后党外。刘拉柱作为小学教师,享受了一次特殊的政治待遇——比普通老百姓早一天听到了文件。当天下午上课时,他抑制不住自己内心的激动,一时竟忘记了规矩,向学生们宣布了这个重大的消息。放学后,学生们又把这一消息带回了各自的家庭。迟梅住在村里是吃派饭,即挨家轮着吃。那天晚上,房东的儿子放学回来就讲起林彪被摔死的事。迟梅因为一直没回公社,自然没听到文件传达。她感到蹊跷:这么重大的事情,我还不知道,学生娃咋就讲出来了?她问:“谁告诉你的?”

学生说:“我们老师,刘老师。”

迟梅又问:“哪个刘老师?”

学生又说:“刘拉柱,咱们村老倔头儿他儿。咋啦?”

迟梅说:“不咋,不咋。”

她嘴上说归说,心里却琢磨开李书记叮嘱过的话:要有政治嗅觉。再一细想,她果然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已经发生。于是,她连夜跑回公社,向李书记报告了自己的重大发现。她问:“按规定,文件是不是明天才能传达到普通群众?”

李书记的回答是肯定的。迟梅又问:“如果今天就知道了,是不是说明有人泄密?”

“没错,是泄密,绝对是严重的泄密行为!”李书记兴奋地走过来,拍了拍迟梅的屁股,又说,“你学会动脑筋了。看来要想学得会,还得靠着师傅睡呀!哈哈。”

“嗯——你也不怕被别人看见。”迟梅朝李书记飞了一眼,发嗲道,“难道不兴人家自己想出来啦?……”

就这样,由于迟梅丰富而大胆的想象,声名显赫并且死去多时的林彪,便和一个默默无闻的乡村小学民办教师,隔着阴阳两界,发生了那么点似有还无的瓜葛。当天夜里,李书记派公社武装部的人,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一绳将刘拉柱捆起,押在了农机站的车库里。第二天,老倔头儿得知了儿子被捆被押的消息。他心里比谁都明白,这是冲着自己来的,儿子成了替罪羊。他将这想法告诉了老伴儿。老伴儿哭着劝他交地入社,也好让他们放儿子。她说:“根都没了,还要地做甚?”

一句话点到了老倔头儿的心病上。他多年以来的精神支柱好像顷刻间坍塌了。他说:“看来这回不入社是不行了……”

下午,李书记带着人来队里传达文件。老倔头儿决定去找他们讲条件:我入社,你们放人。可是,刚迈出门槛儿,他就一个跟头栽倒在地上,而且再也没爬起来。许多天以后,我才得知老倔头儿患的是半身不遂,也叫中风。大夫说,这种病一般都有先兆。我就想起他上次摔倒的事儿来,那也许就是先兆吧,所谓小中风。至于入社手续,自然是老伴儿办的。老倔头儿只能躺在炕上,眼歪嘴斜的,像个咿呀学语的孩子一般呜哩哇啦,讲些谁也听不懂的话。

不管怎样说,老倔头儿入社以后没在队里干过一天活儿。也许,这可以视为他不幸中之惟一的安慰吧,我想。

《自由写作》第57期【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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