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恒均:六四21周年,向中国的知识分子致敬!(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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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眼中的“知识分子”就是我的小学和中学老师。后来知道了“知识分子”有两个不同的含义。一个是指多上了几天学、多读了几本书的有“知识”的人。另一个是指那些关心社会与个人,常常想到国家和民族前途的读书人。后者多了思想、良心与勇气。到了国外,才发现,现代文明的国家里,好像根本就没有一个叫“知识分子”的阶层,各行各业,几乎都是由有“知识”的人在挑大梁,而且,没有上过学的,就没有“知识”吗?再说,有良心、有思想、有勇气的人,也不一定是知识分子啊。

在中国,“知识分子”一词使用的频率是非常高的。在我高中毕业以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就等同于“犯罪团伙”,直到今天,调侃、讽刺和批评知识分子还依然是一种时髦。有人代表农民(他们往往早就不是农民)指责知识分子对农民关心不够,有人代表工人(他们现在显然也不是工人了)谴责知识分子思想落后,有人代表拆迁户而责怪知识分子不去为他们维权……

但谁是知识分子呢?谁都可以是知识分子,谁都可以声明他不是知识分子。所以,“知识分子”就成了一个大粪桶似的东西。以前当权者要整你,就说你是“知识分子”,把你弄得死去活来;现在一些自以为代表工人农民的所谓“普罗大众”不高兴了,也可以把你说成是胆小鬼与依附权贵的“知识分子”,攻击甚至辱骂一通。

在中国,批评和辱骂知识分子是绝对政治正确的,可以赢得不少掌声,相反,你不能说农民愚昧才受欺负,工人懒惰应该下岗,农民工不进血汗工厂就无法生存下去……而且,还出现了在我看来的一个怪现状:能够把知识分子批评得入木三分的,大多都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些有勇气有良心的知识分子。

错的、应该被批评和攻击的,似乎永远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这个国家好像是他们建立和操作的,我们的苦难是他们一手造成的。我的不安正是从这里开始的。而我的不安变成惭愧则是和前不久自己做的一个小统计有关。那是在我有系统地阅读了一些有关中外知识分子的历史记录与传记后,对照古今中外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所做的一个统计:过去一百多年,特别是过去六七十年里,中国坐牢、杀头和自杀的知识分子比例竟然高出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甚至包括欧洲黑暗的中世纪。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被误导到拥有了这样的感觉:人家外国的知识分子才是充满勇气与良心的,我们中国的:胆小怕事、犬儒、依附权贵……

我的统计当然不那么学术,但有心人不妨自己去整理一下历史资料。做完这个统计后,我还建议你再做一个计算:在过去一百年中,在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中,有哪一个比中国的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民族和个体的自由而遭受如此深的苦难,付出如此大的代价?

这一切当然不能只归咎于政府与当权者的邪恶,在邪恶的政权下,苟延残喘、像狗一样生活的个体与族群多的是,相比而言,中国的“儒”——知识分子——反而是最有良心与勇敢的一群人,他们成群结队的被投进监狱,他们一批一批地被屠杀——古代中国如此,而过去一个世纪,却达到了高峰。

相比世界各国,各个历史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过去一百年尤其是过去70年里面对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之恶劣,几乎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不但是统治者折磨的对象——这在很多国家出现过,包括前苏联等,却也是广大的愚民和暴徒们羞辱的出气筒——这一点在其他国家还真不多见。有多少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正是被他们关心和热爱的“民众”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你可以说,这是被统治者误导,“民众”是无辜和不明真相的,可是,被误导的愚昧毕竟也是愚昧啊。有什么样的民众就有什么样的国家,是不是也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民众,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本身就是民众的一员,只不过多读了点书,多上了几天学而已。

只要做一个中外古今的简单比较,你会发现,在世界上最恶劣的生存环境中,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并没有退缩,他们不吸取教训,他们一次一次起来发声、起来抗争,始终痴心不改。我可以不夸张地说,中国知识分子为了真理和正义而伤亡的比例,甚至超过了上个世纪里各国士兵的阵亡率……

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开始,一位写杂文的王实味因为几篇文章和黑板报而被抓起来,折磨了几年,每天把他像狗一样拖出来下跪检讨做反面教材,最后还是被枪毙了……到1957年被投入监狱的胡风,还有一百多万的右派分子,死的死,残的残,妻离子散……再到以大革知识分子命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几乎全军覆灭,仅仅计算不忍揭露同伴,不忍说瞎话,而含恨自杀的知识分子人数,就可能超过了世界其他国家有记录的知识分子自杀的总数……还有1989年辗过学生的坦克,那么多背井离乡至今有国不能归、有家不能回的知识分子,“非知识分子们”(如果存在知识分子分子这个阶层的话)为他们做了些什么?至今为止,给了他们多少同情与支持?……这之后,动不动就有被开除或者因言获罪投入监狱的也大多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请问,古今中外,还有哪一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在如此短的时间里,为了履行知识分子的责任和义务而遭受如此大的磨难,可他们依然前赴后继?

当人们用“忧国忧民”来定义与要求“知识分子”的时候,也不应该忘记,知识分子也是人,有血有人,有家有室,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他们同农民、工人以及所有其他群体一样,应该先保证自己的生存权。而自从1942年后的中国知识分子,恰恰是生存权受到最大威胁的群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只是用来要求和约束知识分子的座右铭。然而,看看中国知识分子的血泪历史,我们却可以说,世界上还真没有比中国知识分子更配享受这句赞誉的。

每次阅读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经历的时候,我就想起那句刻在二战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上的话,只是我把它稍微修改了一下:

当他们在1942年的延安把知识分子整得死去活来,像狗一样对待的时候,我们认为那是农民翻身得解放的必要条件,我们什么也不说;当1957年有一百多万优秀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逼死整死至今无法计数的时候,我们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文革中,残忍地大革知识分子命的时候,我们纷纷和“知识分子”脱离干系,紧紧围绕在毛主席周围,甚至那么多人都成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帮凶,至今竟然还有那么多人在怀念以残害知识与知识分子为主的文革……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当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终于走上街头的时候,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动……可是,只要当我们对现状不满,感觉到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我们却想到了“知识分子”,我们讽刺、嘲笑甚至辱骂他们不为国家、民族与民众站出来……

当今天任何一个人质问中国知识分子为这个国家做了什么的时候,他应该先问一句:这个国家对知识分子做过了什么;当我们质问知识分子们为“民众”做了什么贡献的时候,我们同样应该问一句:这个国家的“民众”是否知道知识分子已经为他们做过了什么?以及,他们对知识分子们都做了些什么?

我的祖祖辈辈是农民,父亲读了一点书,哥哥姐姐终于跳了农门,挤进了小县城中国工人阶级的行列。我考上大学,成为国家干部(公务员),穿过军警装,经过商,但都和“知识分子”不沾边。然而,当我的人生走过了一半,人间的路走了这么长的时候,我渐渐被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感染,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启蒙了我。

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把自己最崇高的敬意献给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献给为独立思想和理想献身的知识分子,献给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知识分子,献给在各行各业,发挥自己的才能,为推动国家进步与改善民众生活而默默工作的知识分子们……

2010年6月4日

《自由写作》第58期【“六四”21周年纪念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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