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书展2010观察与批判(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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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香港书展和台北国际书展,是不受中国出版与书报审查制度限制的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个最大规模的华文书展。今年,7月21日开幕的“香港书展2010”,是第21届(主办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将为期7天。由香港政府官方主导的香港书展举办21年来,自承以“推广本地阅读文化为己任”,声称已是“一年一度接近阅读、亲近文化的全民盛事。”(香港书展官方网站语)为海内外关心出版自由、信息自由的读者了解事实与真相,本刊特组织“香港书展2010观察与批判”专辑,邀请四位活跃于香港本土的青年作家撰稿,根据他(她)们自身在书展的切近经验与审视,作出与官方当局相异、也跟资本宰制抵抗的民间论述和另类表达,彰显不向权力与市场屈服的华文世界良心知识分子在香港的独特声音。】

香港书展这么好,有谁骂它?

邓小桦

香港书展踏入21周年,去年入场人次近90万,今年贸易发展局大概还是要继续制造人流奇观,把书展办成和珠宝展、美食展没有分别。我曾在台湾报纸里写过,里面有一句“书如城巿的衣冠”——其实我没把心痛的话说出来:像香港书展那样脏脏乱乱、插针不下的衣冠,显露人前还真有点羞愧的。

香港书展不知怎的,处处遭骂。以出书为职志的作者骂它,平时爱书如命的读者骂它,连靠出版吃饭的书业出版界参展商,也骂它。然而香港书展就是,愈骂愈大,愈骂愈多人去。假日的人潮高峰时段,不但通道上挤满了人,大部分摊位是里外围了三重铁桶也似,到了让人望而生畏的地步。因为主办者是贸业发展局,它把商业谋利展览甚至商场的逻辑贯彻到书的展览里来:书展的入场人次不断被强调,已经造成大规模的巿场效应,让平时不卖书、没建立良好阅读习惯的人都进场“扫平货”、一次过买入一年要看的书、尽一个家长带小朋友阅读的“文化责任”;当然还有内地过来看文化明星和看书巿奇观的游客。无怪乎我年前与资深出版人江琼珠在书展做现场节目,她看着无数一家大小鱼贯入场,唏嘘叹道“无法不承认书展已经胜利了”。

书展遭骂为哪般?

去书展的人是因为:要带小朋友买书;买便宜书;凑热闹;看文化明星;少数人是去支持该年有书出版的心仪作者。这些正面的因素我们都知道了。但那些骂书展的人是为什么呢?

1. 作者的角度

现在只有极少数的作者会觉得到书展推广自己的著作是一种荣幸。因为在混乱的环境里,作者难免会发现,自己只是一件货物,作品被抢便宜货的客人抢得七零八落,年晚煎堆人手一件,像在垃圾堆里丝毫不显眼。人流过大的抢购环境里,作者无法感受到自己和自己的著作被尊重。早年的书展签名会曾是一种肯定,到后来这只是推销,那个环境里作者与读者无法交流,前后环节的安排混乱、欠缺文化尊重更常让一些作家觉得受委曲。到最后大家都只是为推销而来,去年被“o靓模”席卷也是贸发局自作孽,因为那完全是个买卖推销的过程,谁能引来粉丝谁就赢。其实近年,连流行作家都不甚稀罕书展的签名会环节了,更别说那些新作者了——签书这活动本来就有点趋炎附势的性质,新作者、严肃书籍作者粉丝数量,一定不及非专业写作的明星,何必自讨没趣——后来那个签名台甚至是时常空置了。

2. 读书人的角度

平时爱书如命的读者,本身就是行家,有独特眼光,不是盲从潮流去买书的一群。他们会有自己相熟、心爱的独立书店,知道固定折扣、可以大概估算书的到货与断巿情况。于是书展的“热潮效应”对他们而言无甚吸引力。最重要的,是爱书如命的读者,一般会认为“阅读”是一个大于“购买”的行为,他们更重视阅读的氛围,环境、店员的服务、书的状况、认同感都会强烈地影响到他们买书读书。他们不喜欢商场,更喜欢小店。这种人会觉得“香港书展”这个全城最大的阅读主题行动,根本不是为他们而设——他们自己在进入会场后也接近窒息。我常听到有这种人说“在书展里根本不能买书”。

3. 书业参展商的角度

作者和读者不喜欢书展的买卖味道,但书业出版界参展商靠出版吃饭,书展是他们赚钱的场合,本应和贸发局同坐一条船,何以也骂它呢?首先是场租高昂,令参展商的成本非常高,而书一本可能只有数十元的毛利,导致参展商的营运压力非常大。而贸发局不但没有体谅到香港书业的难处,同时在营运体制上向拥有较大资本的参展商倾斜,包括以订下的摊位数量去决定参展商挑选摊位位置的次序,换言之愈花钱的愈能挑到好位置,没钱的就只能被抛到老远。这绝非因为摊位有限,随着场馆扩展,今年摊位的价钱还上升了。这完全是复制了香港地价过高、令独立书店和出版社倒闭的困局,鼓励杀鸡取卵的流行书,却挂着推广阅读的招牌,参展商能不心中有气吗?据说今年还新增了许多很多荒谬的措施,例如突然大量增加了参展商的物流负担,令许多书籍要提早到湾仔场馆、又要往将军澳受检验云云。这些荒谬苦水,每年每个参展商都有一堆。

书是一种技艺

梁文道说过“出版是门手工业”,这话确实有理。书籍的印刷过程虽然已是工厂运作,但在它的每个过程里,仍然有手工业、技艺(craftmanship)的性质和色彩。书,始终是一种细节上非常细腻的东西,每个人都可能有自己的心得,不同人的做法不同,成品也绝无法百分百相似,行家绝对能分辨比较。作者在文字和图像上有自己的风格,无法完全复制、不可能完全互相取代,这不在话下;而编辑、校对看来鸡毛蒜皮的小节等等,也同样是于无声处见真章,低调劳动却是花尽心思,也尽有满腹经纶的人想做这样的事。书籍设计作为一种创意行业,更有很多艺术发挥、建立风格、藉设计重新诠释的空间,这也是世界各地的书籍设计受电子书冲击后反而更为旺盛的原因:它有独特性。就连进入印刷厂房的环节,都会有作者、编辑、设计师以至印刷老师傅,深研不同纸张的特性、吸墨度、明暗度,要杜绝一切失误——我已经听过好多通宵守在印刷厂,要确保每张印出纸页的质量之故事。

书是一种有容乃大、有无限世界容许我们沉浸其中的事物,有许多人愿意为之无限付出,所以我们都期待与之有关的不止是买卖,还涉及个性、人情、公义。但在香港书展,你能看到这些吗?实在盼望,香港人可以杀出会展,多花时间寻找自己合眼缘的书店,记住自己支持的出版社。这一切不太难,只要上网搜寻一下,许多爱书人早已整理下一大堆资料和心得,等你发现。

(作者简介:邓小桦,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硕士,现为香港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杂志《字花》的编辑,也于各大报章撰写评论及专栏,着有诗集《不曾移动瓶子》等。曾获香港“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散文组冠军、新诗组亚军、“大学文学奖”诗组冠军。参与保卫天星码头及皇后码头运动,为本土行动成员。)

香港书展娱乐化的机遇

袁兆昌

从首届邀请港姐与娱乐名人剪彩,到第二十届拒绝娱乐新宠嫩模“入境”,跨越香港回归前后的两个十年,到底香港书展成就了什么?拒绝了什么?“文化摩西”早已摆动了令牌,以为把漫画与一般书籍的红海区分,就可为书展性质挽回个文化名份,并换取展馆空间,还“道”于民,可惜市民还是喜欢这个嘉年华,挤进每天以十万计的人潮,买;“文化海关”驱逐“逼爆玻璃”元凶──漫画之后,“逼爆”文化从来没有被遏止过,反而变本加厉。吹捧人流数目者,并非寻常人物,而是书展主办当局。这一切,或者可从娱乐界的投资谈起。

2006至2008年BMA也曾为旗下名人出版作品,部分作品一度受人批评。其时旺角朗豪坊开幕不久,BMA旗下演员歌手周丽淇参与该商场赞助的电视剧《天幕下的恋人》拍摄工作,并获一众剧集爱好者支持;有了既有“读者”基础才出版商品(书籍)是投资正道。可惜出版社与娱乐名人相关的作品内容,纯粹满足才刚诞生的电视观众粉丝,成了演唱会门外那种纪念品形式(笔记簿、明星纪念集等)的产物。后来,BMA积极鼓励年轻人写作,推出大量小说作品,运用大众知名度来推动文艺写作(据说编辑也会兼顾歌手演唱会工作,魄力惊人),可说是香港成功跨界出版的第一人。

香港书展2009开幕前,唱片骑师森美在投资廿万港元开办公司“尚方文化”,出版个人诗集,又与一众娱乐名人(如曾志伟)合作出版另类《通胜》,并邀请跨界文人王贻兴出版散文集,一批普及文化作品即在六、七月期间井喷似的推出。他们在主题馆租了两个单位,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观赏。办出版事业向来有“倾家荡产”、的说法,难得有娱乐名人愿意投资,并运用既有的娱乐事业营运与管理方式来经营出版社,说不定可为香港出版界带来更多机遇与更大启发?

上述两间从娱乐公司延伸的、具读者基础的出版公司,掌握了文化推广的种籽:书店十分乐意为他们铺书,书展又能吸引一批为数不少的读者前往,而且出版水平越来越高,随时可成为平衡文化生态的尖兵!可惜,香港书展并不习惯为这类初出道的潜质悍将安排较有利摊位,相反就让他们发配边疆,只让出主题馆的边缘位置,由得他们自生自灭。我们不禁要向书展当局追问:如果香港书展旨在为文化事业带来平日所无的机遇,让它可确立于群众的意义,那么娱乐名人与文化人的“出场”次数(包括传媒),是否可作平衡?又或是刻意安排二者合作,交换读者,促进交流?

2009年可说是书展的“嫩模年”。书展当局希望缓止舆论压,禁止她们进驻书展,可是书照卖,销量以万计,都在任何一种最畅销的娱乐名人作品之上。2010年,书展当局邀来顾问团谈好,凡是嫩模所拍、所写的书,均不获举办签名会的机会。当局面对“客户”的勇气当然可嘉,不过这种行径却又“过激”。明星名人是由当局邀请而来的,当年港英政府对香港文化事业没有信心是理所当然的──消费文化就由港英政府一手“打造”,而香港贸易发展局亦属各行业的中介者,在一个未有嘉年华式的阅读气氛下,要促成“书展”的困难比今天的还要多,而且8964之后所出现的移民潮,具购买力的读者也一定更少……

我们可以想象一百个这些在今天看来是引狼入室的理由,可是对于公关手法仍未成熟的书展当局看来,绝对有反省的需要:到底香港书展的传统是谁建立起来?后来者在这“读者群”(电视观众)的基础上,可以做些什么?当年引入娱乐名人的性质,今天却藉顾问团的一致意见来个“过桥抽板”、昨非今是,又是唯一的做法吗?2009年书展后,香港科技大学就做了一场很好的示范:邀请嫩模人物周秀娜代表走进学院,在学生面前与学者对谈。周氏乐意事先“做功课”,为对谈会所议思考,不过学者还是未有“留手”,抛出一些看来不能不提的术语,吓得小妮子的机灵难于表达。书展当局大可顺水推舟,参考学院的做法,既可吸纳群众,亦可互相认知、了解,体现大家常言的“多元”精神。

书展当局的封锁线已经非常明确,在截稿以前仍以官样的方式看待事件,不愿让步。新一代知识分子也纷纷要为嫩模代表而平反。到底书展当局何时才可检视自己的历史,从中汲取值得传承与改良的文化,让香港文化事业有更广泛的读者基础?如何在评议声中选择值得参考的意见,以量来改变质?面对文化素质仍待确立的年代,这恰是在香港举办书展的工作意义了。

(作者简介:袁兆昌,香港作家、出版人;也是教科书编辑,编写高中中国语文科选修单元;中学写作班导师,教授新诗、散文、小说及戏剧。曾获“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创作奖”。小说《超凡学生》系列获“中学生好书龙虎榜”及“十本好读”。近作包括《大近视──袁兆昌的文化蒙太奇》、诗集《出没男孩》和《抛弃熊》系列小说等。曾任《字花》双月刊编辑。作品散见《明报·星期日生活》、《明Teens》及Roundtable 合着书籍等。)

阅读书展 阅读香港

俞若玫

香港书展本身就是一个丰富的文本,远近都是风景,近观是香港阅读风潮、出版状况,远看是香港文化定位、价值取向,以及在地的社会面貌;看书展,也就是看香港。有时,真觉得书展似只精美、广阔而短浅的聚宝盆,每年短暂地以文化之名空降在香港最商业的地段,化为优化城市品位的符码,让人每年仪式性地景仰。它本身是空的,没有泥土,文化种子自己要来就来,它不能保证有什么养份,不肯定有没有阳光、水份,它只能让文化种子暴露在空气里、众人的眼球下。

最近口靓模出书参展又成城中热话,最终她们因“未达健康为由”而被主办单位贸发局打退了,即是说,出版没有图片只有文字的copybook 也不能。也许,部份宗教人士、教师家长暗喜,但细想,这绝不只是一个有关品味的事情,而是有机会拉倒了出版自由、多元包容这些香港核心价值。奇怪是,香港书展不是向以商业的运作来举办吗﹖在商言商,为何忽然当起文化判官﹖自起展销门栏﹖自毁包容特色,放下开放自由的价值?再者,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跟当下社会脉络竟出奇的一致,就是以道德标准去掩盖真正的讨论,如刘慧卿议员不停被追问泛民的底线及变脸的原因,她只一味怪人讲粗口,却不跟异声年青人打开真正的讨论,扭转了讨论的焦点。同理,书展赶绝被认为低俗的口靓模,就可保持书展“洁净健康”吗﹖不是罢。难道口靓模是带菌者,会危害年轻人心智﹖要问的不应是,为何口靓模会大受欢迎,为何年轻读者深爱书中的“颜”和“肉”﹖贸发局搅了书展21年了,去年开创了90万入场人次的佳绩,一直以推广“良好”(官方定义从缺)读书风气和文化交流为旨,它自己又如何阅读这样的一个阅读风潮﹖年轻读者其实今天爱看什么书﹖(强调,爱看跟需要看,是两件事)除了人次、卖书量、消费额外,其实贸发局会如何衡量自己在推广阅读这工作质量上的成绩﹖21年了,也应该有些具体的阶段性成果﹖香港人在读/想读/爱读/弃读什么书呢﹖到底﹖这许多年有没有变化﹖年龄/性别/种族(无忘我们有不少非华裔人在港定居)生命周期/经济条件有什么具体关系﹖有没有体现香港什么价值的转移﹖这些数据及分析不是很应该由书展去做的吗﹖

事实上,直至去年贸发局才第一次提供有关香港人阅读习惯的数据,当中有叫人意外的发现,如受访者平均于书展上花费469元购买各类书籍,当中以小说(50%)、文学(23%)及旅游(16%)为主,其次为宗教及哲学(13%)、自我增值(12%)、儿童读物(12%)、艺术与音乐(12%)。香港人原来如此爱看小说,真叫我们这些创作小说的高兴也来不及,但是,什么小说呢﹖翻译的﹖流行的﹖爱情的﹖为何跟文学类分开呢﹖当中很玄妙;漫画、绘本算不算小说﹖无从得知。把东西量化及分类是我们最惯看的调查方法,成为市场导向的数据,正如我们可能是全世界最爱看民调的选民,但对事情有更深的理解吗﹖对不起,请自行分析。当然,应该再推前一层,问题的核心不是有没有更详尽的研究,而是我们没有文化政策,也没有专责文化事业的文化局,由职责是推广香港贸易及海外形象的法定机构来作为书展推手,已预设了书展以营销为要的既定格局,如看见“香港书展巡回路演”这些字眼,忍不住笑起来,路演(roadshow)不就是公司在上市前到国际市场推销的术语吗﹖不过书展路演的不是基金经理,而是出名作家﹖促销以外,仍是促销。卖品牌,卖名人。跟优化本地阅读风气有什么关系?

此外,除了消费性(广义的,不单是买卖,阅读本身也是消费性文化行为)如读者的增加,有关生产性文化行为,如参与创作、评论及出版的年青人有没有增加﹖事实上,参加书展的经济门坎并不低,又要租场,又要有人手看档及运输,动辄几万、几十万元,因此,仍是大型书商尽占优势,成为他们的盘点散货场,本地的小型的出版社很难参加这个“钱搵钱”的游戏,独立出版社生存空间很少,更不要谈出版实验性的、另类的东西,也不能诱发更多的新写手。

事实上,推动文化文流也是书展的角色之一。过去几十年来,香港的出版业在中台文化的推进及承传所扮演的微妙角色不在此详述了,但即使现在两岸直接交流频繁,香港在华文世界扮演的窗口角色只有增无减,大国崛起,更显众声喧哗的重要,香港的出版自由仍是中国民主发展重要的一环,但不能只停留在被动的、提供交流场域而自己没有参与的阶段,媒体今天发达如此,交流方法简便,但交流的内容呢﹖如果我们自己也没有讨论的习惯、抽象思维的能力、生产性的参与,怎去发展更有素质的民间力量﹖一个社会读什么书,写什么书,跟文化素质总有关系罢。香港在固本培原前,不要自乱阵脚,自由包容是我们的文化价值的基石,规管是不会带来素质的改变,洁癖本身也是一种病,不会令人更健康。如果我们真的患了文化病,需要的是有远见的、有视野的文化政策及培植所需的自由多元的空气,也包括对年青人的信任。

(作者简介:俞若玫,从事文学创作的文化工作者,做过记者、编辑、专栏作家、教育工作,小区文化关注创会成员,创作小说包括:《绿了》、《小东西》、《7086》、《六角园》等。)

书展印象

李智良

我对香港国际书展,只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很多人,很吵闹;才走进去就想逃。

我大概是2000年左右去过一次书展,那时有朋友给我通行证,可以直接在会展中心地下的入口进去,所以我不能从“普通消费者”的角度批评书展的安排怎样怎样──至少,我没有付钱买票,也没有像许多人一样排队大半天方能进场。印象中,我什么书都没有买,也没有去听讲座或参观专题展之类的。敞大的展场都是人,肩摩肩的,就是从一个摊位的一列货架这边来到另一边都很吃力,我以为我拿起一本书在看但原来一直挡着其它人的路,每隔十余秒就有人在身前和或背后捱过来要挤过去,一转身随时不觉就撞到别人,不然就差点碰翻货堆上的一迭书或“文具精品”,而且人声沸腾给关在楼底极高的室内回响,然后有四方八面传来的叫卖声互相要盖过对方。走到展场后方,通道可是坐满了一家大小、痴缠的情侣和急着拿出新买的恋物在把玩的“动漫仝人”,冷不防会踏在别人撑在地上的手。这样在展场里给挤来挤去,除了情绪消费,觉得那些本来不想买但“见到减价觉得好抵”都买下来,能怎么挑书呢?

无论书展规模多大,有些书、有些人可是不会在书展出现。正正是它的规模化,让一切难以规模化的东西被拒诸门外,譬如说,我实在想象不到一个诗人如何在那样的环境设置与气氛中,好好的,朗读一首诗。反过来我又会想,那些名家座谈、专题展览,如果改在地区图书馆、书店门市,或别的“小地方”进行,难道就吸引不到一两百人来参加吗?“阅读”,真可以在虚妄喧闹的展销会中推广吗?

但,香港国际书展毕竟是一个由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商业活动,人们在一个散货场要求有什么“文化交流”,沾一身铜臭又想有点书香,不是有点突兀吗?人们每年批评书展“重量不重质”,或是“商业味浓厚”,抑或笑骂着主办方一而再次把文学经典、名画画册当成“淫秽物品”处理,或是对少女模特儿写真封杀不封杀,失诸尺度,前后矛盾……这些热闹的、叫人啼笑皆非“书展现象”,争议不息,却每每把“文化”(或是所谓“道德”)变成抽象、甚至理想化的措辞,让“文化”本身的多元歧义,与藉由此等歧义以检视现实的批判性都丧失了,如此,“书展有没有文化”的设问方式,遮蔽了一个更重要的命题:到底“文化”是由谁、或那些“持份者”,通过哪些社会机制磋议、定义?而不同版本的“文化”,有没有在书展中充分呈现、并有效介绍给许多一年都不会去书店几次的“社会大众”?已经有二十年历史的香港书展,作为出版业/文化工业每年一度的大规模活动,而且是有公帑与公共资源投入的,它对“香港文化”、以香港人作为当然主体的生活思想文化之塑造、呈视与承传,到底应该起着什么作用,扮演什么角式?

退一步说,假使书展是由艺术发展局或是康乐文化事务署之类的官方文化机构主办,我们可不是不知道,这些终日被人批评为作风官僚、与民间及业界脱节的机构,亦始终没有一个以本土文化发展为轴的“香港文化政策”可作依据。要一个官办,“不在行”又欠清晰宗旨的书展搞得比较像一个“一个文化文流的平台,让市民大众参与文化盛宴”而且其“优势足以让香港书展在华文地区担当举足轻重的角色。”的话,自然就是陈义过高,口号漂亮内容欠奉,以至乌龙白出。诚如梁文道先生所言,在欠政策缺延续性与处事作风官僚的先天条件不足之下,香港书展“总之就是透露一股健康的拘谨的中产阶级气息,总之就是不好不坏并且暧昧的mediocre,总之就是香港。”书展历年追求量化的成绩,同时又焦虑自身的“健康”形象,乃源于其内容的匮乏、价值含糊。

好些年后我还是去了一趟香港书展,那是2008年,书展主题为“多元与创意.书展二十年”,该年书展入场人次近83万,参展商来自19国家、数目近400.书展的“成绩”年年打破记录,但正正是它的规模化,让一切难以规模化的东西显得无关痛痒。做为一个要在“书展档期”出版一本散文集的作者,来到书展的场馆参加出版社安排的新书发表会,本来是高兴的事。但基于书展的种种限制,袁绍珊、陈智德、叶爱莲、邓小桦和我同时出版五本新书的发表会,只能安排到在人堆中用活动广告牌间隔开来、保安员把守、仅能容纳五六十人的“会展大会堂”进行,并得在四十五分钟之内完成,包括布置、安排入座、清场,而且现场不得陈列售卖有关书籍、不得给读者签名,“商业活动”必须回到参展商摊位内进行。

在类似的时间─空间设定下,书展始终是一个人流管控极为严格、销售效益主导的散货场,这是许多参展书商都会承认的基本事实。对于比较小本经营的本地“楼上书店”来说,一年一度的书展清货,靠那小小的摊位,确保了他们有足够的现金流继续交租发薪,继续吃力营运下去。在书展里,“读者”是毫无二致的被当成最纯粹的消费者、被动的信息接收者,而所谓“作者”,即便来到这个似乎与其职业(或艺术)相关犹甚的场合,亦没有任何空间多作“推销”以外的表述。再以这场新书发表会为例,单单是五位作者每人用五分钟简要介绍了自己的书,连同主持人的开场白,就用上三十分钟,余下的十五分钟除了布置、安排入座、清场,现场朋友只能发问一两题。而当我们穿过人海,到了出版社的摊位,我们还是给挤来挤去,连歇脚的空间都没有,想和平日难得聚首的作家同行和前辈交流什么想法的话,在那个时空,显得荒谬。结果呢,就是和来到书展的所有人一样,买书──买自己的书来互想交换──我见到站在货箱上负责收银的年青店员,脸色非常难看,一年没几天要这么忙过一秒不停的,要算那么多种不同的折扣、捆绑的优惠,找赎那么多零钱,他们都累了。

让书变成赤裸裸的贱货,这才是书展办的不雅。

注释
1.香港书展2010官方网页,http://hkbookfair.hktdc.com/tc/About_AtAGlance.aspx
2.〈书展就是香港〉http://www.inmediahk.net/node/1004039 ,27/7/2009

(作者简介:李智良,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哲学硕士。现从事翻译,为“香港独立媒体网”编辑之一。其著作《房间》获2008年度香港书奖,及第10届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散文组)正奖。)

《自由写作》第59期【香港书展2010观察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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