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丽英:你坐几点的火车到上海?(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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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丽英

一梁让我写马骅,开始没答应。我好几年没正儿八经写文章了,另外,要写马骅得动用记忆,怕伤感。但那个一直占据我内心的匣子还是一触即开了。离他出事虽有六年,悲伤却仍旧簇新、尖锐,层叠的回忆和对回忆的回忆也愈发清晰、不真实起来。

我是1997年在一个画展上同时认识马骅和一梁的。当时我还是机械厂的会计,却做着老姑娘般偏执而孤僻的作家梦。交谈中,马骅不经意地提起他早在南开附中就读过我的小说,真让我有点受宠若惊。那些半荒诞的作品发表在八十年代不甚有名的期刊上,连自己大多忘记,而马骅却能精确说出细节,他的博闻强记着实令人惊叹。他还告诉我自己喜欢塞林格、莫狄阿诺和村上春树,他身上确有那几位作家孤郁而洋气的青春气质。那天,一梁向我夸耀自己不上班、幸福的文学寄生虫生活,并怂恿我辞职、专事写作;而同时认识的薛莲,穿着和自己一样的搭攀布鞋,学哲学,爱演戏,抽烟,聪明,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记得后来我们三人都跟马骅去了他上班的“依恋”服装公司,一梁竟要买一件蛋青色的无袖高领紧身针织衫送我,马骅去打了折扣。马骅的话一直不多,有些拘谨,也没谈他在写作,但看得出文艺活动是他作为韩国公司的小白领抵挡严酷现实的太平洋堤坝。

几个月后,我即结婚、离职,真的当了一名自由撰稿人。后来肖开愚又带我去过一次“依恋”,他是为了去偷打国际长途。他还说了马骅一桩逸事:有次自己找不到一张记有电话号码的纸条了,一旁的马骅竟报出了那六位数字,因为几个月前那人在电话中向自己报号码时,他刚好在场听见。帮朋友的忙,马骅做这些事时也像地下工作者,沉着,表情严肃。我问他平时写些什么,他好象不愿多谈。给我的印象是:写作于他神圣异常,不敢妄加谈论。

再见到马骅,好像是去复旦看他们剧社的演出——加谬的剧作《正义者》,马骅在里面扮演一个怀着矛盾和恐惧参加行动的抵抗组织成员。大礼堂舞台上的马骅,化过浓妆,声音响亮,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演出结束,他把收到的一大捧鲜花送给我,又带我参加了剧组在小店里的聚餐:拼接的餐桌,啤酒瓶的磕碰声,亲密而欢快的气氛,盛装的另类女生(韩博的女友沈莺莺竟梳了至少五十条小辫子,下次又见她剃了个尼姑光头)……我仿佛回到了十年前的大学时代,同样是在五角场一带,也许是同一家餐馆,我经常和诗友们抽烟、喝酒、谈论文学、狂欢、沉醉。我问马骅为什么喜欢演戏?是因为能够轻易记住长篇台词吗?马骅有点醉了。我不记得他怎样回答的。也许没有回答,也许我根本就没有问。青春易逝,没有充分闹腾过、欢乐过,怎能算年轻过呢?记得那晚月亮分外圆亮,我虽在闹离婚,但心情从未有过的爽朗。一个人也许真能靠着美好的回忆度过艰难时日的。

马骅在小说里描写过(一梁也经常在文章里提到)的江湾镇“团结”饭店,我也去过多次。那种马拉松式的冗长饭局吃到后来,一盘糟毛豆竟会由青转黄,由硬渐软,味入其中,成为真正的佳肴,不过已经所剩无几了。每当出现一张新面孔,“老顾客”们照例会端出“风骚的老板娘”和“马骅在地板上小便”的掌故来佐酒。有次马骅在,我便问他情况是否属实?他含糊其辞地说,“你还真信他们的。”他既不生气也不辩解,反而有点洋洋自得的意思。如果你看见马骅越来越频繁地用微颤的手指去顶眼镜架时,说明他开始醉了。要模仿马骅,这个习惯性动作也最传神。马骅还有一项绝活:能使无名指长过中指,好像也是在“团结”首次向我演示的。有次他还提到自己那浓而翘的睫毛遗传自母亲,于是我知道了,他有一位眼睫毛既长又蜷的美丽的母亲……那饭店其实很寒酸,狭窄的木楼梯摇摇晃晃、仅容一人通过。二楼的窗台外便是延伸开去的黑瓦屋檐,周围层叠的黑屋脊将天空遮去大半,只能听见远处轮渡发出的单调而重复的汽笛声。室内的谈话也这样断断续续进行着。有时我想,文学可能只是呼朋唤友的借口,对嗜酒者来说,那种似醉非醉的感觉才是真正的理想境界,它会给人以世间充满温暖的假相,于是思维活跃,勇气倍增。多少人的青春就这样挥霍掉了……我记得在“团结”还和马骅发生过一场关于人性是否真正自私的争论。马骅说他没有信仰;如果一着火,自己肯定率先拼命逃出,谁也不救。他还旁征博引了许多哲学思想来证明自己观点的真实性。记得我当时很惊讶,也有点生气,并归咎于他的AB血型和颓废文青的玩世不恭。但后来得知他去云南支教并有种种善举时,我却不惊讶。马骅天性慷慨、纯洁,作出利他行为完全可以意料。当时他之所以强调自己的弱点,可能对自己并不了解。我们多数人对自己都是缺乏真正了解的。

再好的记忆也往往会出错。所有马骅在“团结”的镜头发生于多次饭局呢,还是仅一次聚会的场景拼接,我已经分不清了。但马骅开始给我打电话,却是在他去了厦门之后。他用一种近乎欢快又不满的语调表述那儿的生活:培训时装模特儿,整天和美女打交道等。我说你掉在花堆里了,赶快找个把女朋友吧。他说那不可能认真的。马骅还用练过硬笔书法的略显花哨的特大字体给我写信,抬头是“丽英吾姐”,让我很是受用。有次还收到他一张寄自天津的圣诞卡,打开,华丽的图案竟都立了起来。我平生第一次收到立体卡片,像个受宠的小女孩,感觉特别好。

后来马骅去北大在线工作,有机会回上海也总来看我。一次他玩弄着手腕上的十来只银丝细手镯,故作漫不经心状说,那是义妹们送给他的,每个妹妹送他一只。我觉得好笑,可能这就是后来朋友们写他的所谓风尘气吧,不过他并没戴耳钉,依我看仍旧是七十年代人的保守作风。虽然有一阵我从他口中听到了当时的流行语“郁闷”、“我靠”等,却始终脱不掉隽秀的书生气。我不记得是否听过他唱歌,但听他谈过国际音乐的流派,多是以前连听都没听说过的。有一次他还专门从北京飞来上海听罗大佑的演唱会,很兴奋的样子。他爱好野营,置备了帐蓬、睡袋等露营用品,独自去旅行。我问他爱去哪里?他说随便什么地方。睡在人行道上都可以。我问他一个人吗?他说他就想有时候能一个人呆着。更多时候他是和朋友在一起的。不仅合群,而且极有人缘,这可能跟他经常负责招待、埋单有关吧。为此他不得不多项兼职:为书商做书,写球评等赚钱的小文章,甚至赌球。后来到藏区无报酬工作,还捐助贫困学生,难怪他总显出手头很紧的样子。

2000年马骅从双肩包里拿出两本自印诗集,拷花厚卡纸的封面,一本橙红色,一本秋香绿,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当时我正在编《说说唱唱》第三期,于是选了其中的一组《秋兴八首》。那些诗语言干净,伤感而戏谑,看得出,马骅在大量吸收精华和芜杂后尽力过滤着自己的声音。我觉得,在北京的生活让马骅有了更强的客居感,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对安身立命产生了持续的焦虑,他那看上去令人羡慕的精彩生活却掩饰了驿马奔波的人生本质,这种痛苦正是马骅企图通过文学来表现的。2003年我为《今天》临时编小说时发过他的一个短篇——《两点的火车到上海》——两个貌似潦倒的酒鬼其实内心都自认是潜伏地球的外星人,并不断重复着无法摆脱的梦魇。虽然有塞林格的《香蕉鱼的日子》那种压抑气氛,但也有马骅对人生独特的滑稽看法和不堪重负后的陡然放松。马骅好像有一种把文学和生活分开来的本领,一边严肃地写作,一边照样喝酒,玩游戏。那几年我数次去北京,他带我去看过新编莎剧《享利四世》(看着台上演员互相掸着身上的尘毛,我竟睡着了),也带我去三里屯听过兰州民谣,更多的是约了文友在哪儿见面、喝酒。

2003年初,我结束半年的鲁院生活回沪之际,我约他在一个搞戏剧的女友家见面。他说他也即将离开北京了,网站暂停,正好乘机到处走走。我问他会去哪儿?他说越南。可能去越南签证比较方便吧。我便没再多问,只是觉得他有点古怪,心不在焉的样子。他好象对戏剧也没什么兴趣了,饭桌上一直沉默不语。倒是我要烧一个拿手菜时帮我洗菜,切菜,动作既娴熟又享受,我们才聊了几句。我看到他居家的一面很诧异,他便羞涩地承认自己其实蛮合适做贤夫良婿的。他渴望安定的生活。饭后我们是一起离开的,可是方向不同,马骅照例把我送到四环附近放下,自己坐的出租则继续前行。很快,它就淹没在寒冷的夜色中了。

没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见面。

长久以来,我的脑中一直浮现那天在戏剧女友家看到的一幅照片——她那因登山遇难的德国丈夫,笑容灿烂。背景是皑皑的雪山,湛蓝的天空,还有想象中的高远,那无限的自由……

2010/7/5

《自由写作》第59期【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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