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惟群:不要再说大历史(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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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惟群

中国文学久来热衷于向历史邀宠,寄希望于历史的参与而使作品伟岸光亮流芳百世,特别是大历史,越大越好。这几乎已成一种病,一种追求向往的不病之病;也可说,这是一种自宫,是中国文学把“历史”当切刀对自己的文学细胞、文学生长力进行的“阉割”。

毫无疑问,文学可以涉及历史,就像文学可以涉及爱情与死亡。事实上,任何文学作品,都涉及历史。历史由各种各样人和人群的行为构成,真实的人、真实的生活,都能折射历史。真正写好、写活、写准确了人和人与人间的关系,就是写好了历史。也只有这样写出的人的生活,才能折射出真实可靠的历史。历史是条长河,由不可计量的水组成,所谓历史人物与事件,只是这条长河中溅起的几个浪花几滴水珠,它们的产生本就由长河的内在蛹动决定。“登山而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文学作品中,重要的不是山与海本身,而是作者登山观海时惊绝于妙心的所感所思。所以说“真正写好”,只为没有或没能力写好人及人与人间关系的文学作品,不说折射不出历史,就连被提上台面谈论的资格都是不该有的,即使作者以天大的热情去写天大的历史。

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文学有自己的不二之法。文学所以存在,是因自身所具的不同历史和一切其他学科的元素。文学关注的是人、人的生活,关注的是人的感受、感觉、感情,人的思想与认识。

文学的对象,是天然沾上历史粉尘的人,而不是天然沾上人的粉末的历史。

这是一个不可颠倒的主语。一个起码的方向性、认识性问题。一个根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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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要求作家对生活有一份灵敏的感应力,要求作家对笔下所呈人、事有一份耐得起琢磨、经得起感悟的体味,一份不动声色隐于其中的认识,以及一份用文字形式予以表达的能力。任何人的努力都不可能超越自己天份所能达到的层面,一个真正有心于文学的作家,应潜心的是如何开掘自己的文学天赋,于观察到的生活中艺术地匠心独具地提取其中文学元素,在自己的天份最高点上,予以充分的发挥。

中国作家分心太多。中国作家被教育惯了、误导惯了。中国作家时时不断地处于勉为其难地深刻领会、奋力实施状态。宏大的“指点”声势吞噬了他们的自信。他们渴望认同,相信“指点”胜过相信自己,即使不信也迫使自己信。他们的领会、实施中混入了太多非文学因素。以至今天,已没外在力量继续要求文学必须违心制作,而中国文坛却似难停止惯性运作,久染成俗地继续心灵缺席的喧嚷,继续有悖文学原理的努力。

一个很弱智的问题:我们是否需要就历史问题请教作家?

我们到底该向历史学家请教历史还是该向作家请教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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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伟的《风和日丽》写得不错。可谓难得的一部不俗不蠢却将故事讲得引人入胜的小说。讲好一个编撰的故事实际是件很难的事,其中太多牵涉。大多小说是既俗又蠢地胡编乱造着漏洞百出的故事,挂一漏万,惨不忍睹,却还以为得计。《风和日丽》写的是一个人的情史,并努力将这个人的情史写得像史诗。可以毫不犹豫地说,这部小说真正吸引读者的是这个人的情史,是这个人浸泡在情史中的活脱脱的有着五感六觉的生命。作者基本把握住了这个人,读者也因此触摸到了她,与她共呼吸、与她同哀同乐。小说写得最好的部分之一,是女主人公的一场外遇,那是一场“人”的外遇,一场让我们感到作为人不搞对不起天地良心的外遇。人心,才是文学真正应该关心的内容。这部小说写得最差的部分,恰是作者寄以厚望的与史诗挂钩的部分。不说完全失败,起码可说不成功。牵强附会得厉害。每当作者刻意将笔下人物和历史融为一体、用人物来体现历史时,总是以改变人物行为的必然性来迁就历史为代价的。这其实是一种必然。缺少自然的刻意制作,一定是别扭的、走样的。一定。小说中,作者还努力写出自己出生前的、没经历过的历史。或许作者可为自己的想象能力得意,但却不能为自己想象能力的准确性与有效性得意。生活是有颜色、有声音、有味道的,是由颜色、声音、味道形成的环境氛围组成的。差之分毫,失之千厘。一个作家,想要写好自己没经历的时代、没经历的生活,太难太难,很少有人真正成功――除非本意不在表现生活而是借题发挥说想说的。作家笔下没自身经历的历史与生活,对经历过的人来说,往往感到的是可笑,是失真、缺实、假作聪明,而对同样没经历过的人来说,那样的史诗,是伪作,是对历史的弯曲,是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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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严歌苓,差不多已把自己当成半个历史学家、半个建国以来各时期史实调研员,肩负起了重述历史、再现历史的重任。她的《第九个寡妇》、《小姨多鹤》,几乎是对照着历史各阶段大事记一步一步写下来的。严歌苓确实是个不错的作家,文字功力,文学表述能力都不错,笔下人物大多都出形象。她还是个热衷于讲故事、擅长讲故事的作家。她的作品经常让人感慨她写活了一个凭空想象的画面,让人如同亲见。但遗憾的是,她的这两个力作,写得最差的部分,同样是努力想向历史靠拢、想使自己的胸怀、视野变得伟大的部分。这样的部分中,她笔下的人物、事件开始失真,变形、扭曲,开始不可信。如她是个现代派作家,她还能为自己的力所不逮强词夺理,但她不是。有意思的是,力图做个忠于历史、让笔下人物事件与之统一协调融为一体的严歌苓,在《小姨多鹤》中,写到知青,竟完全不顾“史诗”写作的基本要素,即从历史中抽样,提炼符合时代面貌的鲜明准确特征,而将例外性代替普遍性,在太多女知青受侮辱被强奸的时代,将书中唯一一个知青形象夸大丑化成了一个女无赖,并百般兴趣地写了这个女无赖信口雌黄诬赖农村干部强奸自己的小丑无赖相。简直不敢相信。《第九个寡妇》中,这位现实主义作家,还浪漫地、异想天开、不切实际地写了一个被枪毙而侥幸未死的老地主,这个地主竟然几十年生活在地窖里,躲过了全民皆兵、铜墙铁壁的一个又一个历史阶段中的一双又一双“雪亮”的眼睛。这也是作家严歌苓理性和感性冲突的表现。只有理性不够的作家,才会在自己希望创作的具有史诗模样的小说中,任性地写进不具时代特征、不能让人信服的人与事。一个天大的“浪漫”,一个除了作者本人和没阅历、没经历的下一代谁也不能相信以至不能投入的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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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没写大历史,但作玛格丽特×杜拉斯以老辣、真实、立体、铅一样沉的情感打动读者,钻进读者心里,驻在了那里,赶不走。《麦田里的守望者》也没写大历史,但塞林格写出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一个个性化的人。

都没写历史,但因文学性,它们打动了我们,并让我们感到了历史,感到只有那样的地方、那样的时期、那样的背景中才存在的历史中的人。

《战争与和平》写了历史,写了政治,写了宏大历史中的宏大场面。《战争与和平》被说得很成功,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备有忏悔意识的托尔斯泰本人,晚年对这书所有的却只是后悔,因他心里清楚知道,这本书中他所做的追求,不是文学的追求。

应该说得很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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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品必须写大历史,这是一个天大的文学误区。这个误区害了太多中国作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没这能力却强作这样的能力。而正在这样缺少心灵应承、错了方向的追求中,太多作家忽视丢失了自己真正的文学才华。

严歌苓也好,艾伟也好,还有更多作家,本身都是极其优秀极具天赋的,如果他们不是三心二意、不是心存旁鹜、不是将自己的短处当作长处发挥,而是看准方向,将精力、能力用在朝这方向前行所需的最高文学天赋的开发中,那么,他们的成绩将会大得多!

《自由写作》第59期【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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