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力昕:秩序缤纷的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消与长(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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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力昕

回顾过去20年来知识分子对台湾社会的参与情况,有一种颇为普遍的看法,或者说印象,即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角色,似乎趋于隐没、沉寂。这种看法在某些意义上,也许一定程度是真确的;然而,若仔细追究以上这个描述,则我们也许得做几个提问:一、为什么对知识分子介入社会的回顾,圈限在过去20年内?二、所谓“知识分子”,究竟何所指?三、台湾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真的已经全面消退了吗?

本文在“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这个时间框架里进行陈述,当然将会比较集中回顾过去20年里的相关现象。但我认为,若论及知识分子与台湾社会之互动的议题,可能并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年代、时间点、或历史事件,作为准确切割或标志出一个关于知识分子在社会角色上之消长的转折点,无论“野百合学运”、“保钓运动”、或其它。从这个岛屿被殖民的历史以来,一直到今天,台湾作为最早、也相对充分地拥有民主机制与言论自由的一个华人社会,它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阶层,在他们根源于历史经验的“文化基因”里,普遍仍对参与政治社会或公共事务不感兴趣,甚至依然戒慎恐惧。同时,同一个历史与今日,数量较少的另外一些台湾知识分子,在评议时政、批判文化、奉献社会的个人或集体作为,倒也从来没有中断、消沉过。

因此,一个看起来有着较大戏剧性、新闻性、或时代象征性的事件,未必自动可成为知识分子社会角色何以消长的适切理解方式。如果一定要以1990这个年份作为标志,来理解“知识分子怎么了”这件事,则我以为,若说那一年因为发生了“野百合学运”而使这个时间点有特殊意义,不如以这个时间点象征着“后解严时代来临的年代”、或者“全球化的扩大登陆”这样的意义,具有比较宽阔一些的解释力。不过,更重要的问题则是,“知识分子”到底是谁?以及,他们的社会角色与作用,是否真的已经沉寂?我试着从一些事实、现象、或经验,对这些问题稍微做些描述。

媒体里的公共知识分子

当论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或影响力逐渐式微时,我想他们主要是指在大学里工作的学院知识分子(以下暂且简称“学知”)。但即使是学知,我们也得至少先将这个环境里的人,分为教授和学生两个层面来谈,不能只看大学教师这部分学知的作为。不过,教师身分的学知,毕竟有着比学生优势太多的发言位置和条件,因此,他们若普遍被认为在社会参与上日趋销声匿迹,是值得稍做议论的,下一节里我将多做一些铺陈。除了学知,至少还有两种知识分子社群需要被讨论,即在媒体任职、或固定近用媒体以发挥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暂称“公知”),以及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投入社会实践的行动者(暂称“行知”)。在最后一节,我将简略描述行知的一些面貌。

在台湾,公知其实大量来自在校园任教或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积极于社会实践的行动主义者,但我于此所称的公知,暂时专指在报纸杂志等传统平面印刷媒体任职,负责撰写特稿、评论、专栏的人,以及虽未专职于媒体,但在报章杂志有固定专栏或不定期(但一定程度地频繁)文章/投书的“民间学者”、评论工作者或文化人,和固定在电视/收音广播上现声现形议论时事的媒体人/名嘴。

政治解严、言论自由终于“合法”的1980年代末,因为网络作为言论表达的空间尚未开始,当时具有较大范围之影响力的媒体形式,主要是报纸与电视/收音广播。1987年解严之后,来年年初报禁也解除,可以办新报纸、或者将原有的报纸增加张数。一些具有知识分子议论政治社会性质的新报纸,陆续出现,例如自立报系于1988年初创办的《自立早报》、中时报系于同年3月初创办的《中时晚报》、和来年6月以康宁祥为创办人的《首都早报》等。在解严之初意气飞扬的那几年里,这些报纸的经营者和参与者,程度不同地彰显了知识分子的某种淑世精神,在整份报纸或部分版面上,展现着一种知识分子议论或改造社会的集体情怀。不过这几份报纸或者早夭,或者硬撑了十余年、仍不敌停刊命运。【1】

其它存活的报纸,先后面对原来资源雄厚报系(如中时或联合报系)的市场寡占、电视媒体实时性与消费性的竞争压力、网络信息的兴起、和香港“壹传媒”集团的登陆等诸种原因,不是先后萎缩、消失,即是往商业化、小报化的口味倾斜,并且依照其原有的政治或政党倾向、继续强化其立场以巩固基本盘读者。在经营者无法自我超越的文化水平和政党立场下,即便仍可发现少数任职报社的新闻工作者,辛苦地坚持其专业道德与知识分子的原则,整体而言,在这种商业/政治利益复合体的台湾报纸生态下谋生的报人,很难允许产生萨依德(Edward Said)所说的、应该扮演质疑而非顾问(遑论帮闲、为人作嫁)角色的媒体公共知识分子。【2】《立报》也许是唯一的例外,但可惜其发行量、以至于其影响相当有限。

广播电视媒体的生态更糟。解严之后,电子媒介仍然牢牢被当时持续执政的国民党政府控制。1990年代前段,电视仍只有官控商营的台视、中视、华视老三台,全国性收音广播电台则仍属政府或国民党所有;媒体组织和言论空间没有什么改变,政治控制依然严厉,其它应运而生的商业性或政治反对势力的地下电台与电视台,则开始恣意蔓延。虽然1990年代中后期,“有线电视法”规范了“第四台”的合法营运,民视与公视也先后成立,但“有线电视法”、“公共电视法”以及民视,大抵皆是政治或商业势力妥协下的畸形产物:公视一开始就被废了公共性、不被允许建立理性报导或辩论公共议题的平台,民视也大多只在政党势力/利益上试图平衡、缺乏超越性的作为;而有利于财团垄断的有线电视系统,则让台湾的电视媒体,由政治控制直接交到商业操控与恶质竞争的手中。新成立的收音广播电台,大约也只在政党势力与经济利益中角力、发声,大体上非常缺乏公共言论的功能。

任职于报纸、电视与收音广播组织内的媒体工作者,固然受制于组织约束和媒介文化,无法发挥集体的或广泛的知识分子介入社会之言论力量;媒体组织外定期近用、参与在媒介空间里的知识分子,因为上述的媒介文化,除极少数拥有足够名望、而能在意见上相对自主少受约束的媒体/文化名流之外,多数的近用者仍得在言论议题或尺度上,做某种程度的自我限制或妥协,甚至主动配合媒体之政治/商业需要而演出。最后这类公知,除了在号称公器的媒体空间,创造自己与媒体的共同利益之外,大约就如波斯纳(Richard Posner)所嘲讽的,成为以表演为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了——尽管波斯纳自己也不过是个站在维护主流政治与美国国家主义立场的评论者罢了。【3】

大众媒体是最能让知识分子广泛参与社会、发挥影响力的方式,但台湾近20年的民主化过程里,报纸与广电媒体,总体来说不但没有提供这个功能,反而成为台湾社会倒退、政治民粹化、与公知趋于沉寂的一大原因。不过,主流媒体的集体堕落,提供了非主流媒体的崛起空间,虽然它们的经营备极艰辛。例如,《破周报》在批判观点或倾左立场的文化报导与评论,提供年轻学子一个呼吸另类信息与意见的空间;《苦劳网》则集中关切与劳工和弱势族群相关的各种议题,是理想主义青年的必读媒体之一,也赢得社会的普遍敬佩。

学院知识分子的困境

如本文先前所说,华人社会的历史文化经验里,一向不但不鼓励、且从来只是挫折人们参与公共事务,介入政治社会。这样的历史文化基因,至今没有太大的改变:一代又一代进入大学校园的学生,普遍被家长耳提面命,不要参与学运或社运,只管把书念好,找个好工作;不少在校园任职的教师,则主张大学教授应该只管把自己的学术专业做好,在政治上应保持价值中立,认定政治纯粹是“他人之事”。这些长期以来的现象或迷思,根本地限制了学知在台湾社会产生更大的集体进步力量与作为。

这种自欺欺人的迷思或身段也常不堪检验:一方面,其实从来没有“政治价值中立”这回事,只有以学术语言或姿态,包装一个貌似中立的特定政治立场,无论此处所称的“政治”是广义或狭义的,是指现实意义上的政党/族群政治、或左/右政治价值与意识型态;另一方面,学而优则汲汲于仕途、仕途不顺又退守校园的教授们,也不绝于途。当然,过去20年来,这种“莫谈国是”的文化,并非没有变化与进步。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里,还有不少学生家长跑到静坐广场,将自己的孩子带走,而2008年在同一个广场上的“野草莓学运”,已经有部分学生的家长,愿意支持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个学生自主的政治行动了。

除了上述“不碰政治”的历史文化传统因素,大学教师身分的学知,在过去20年、特别是过去十年来的逐渐远离社会参与,至少还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作为公共舆论平台的媒体的恶质化与商品化,二是蓝绿族群恶斗让学知对公共事务的发言却步,三是学术评鉴制度的“专业化”与琐细化、对学知形成新的捆绑。前两个原因其实相关,或说来自同一根源。自1994年底的台北市长选举,赵少康挑动族群矛盾以求选票开始,十几年来的蓝绿/统独/省籍矛盾与冲突,就不断增温、扩大。尤其在2000年的第一次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后,这种被政客以“统/独”假议题、无限放大省籍矛盾与蓝绿对立的社会气氛,掩盖了所有真正需要关注和讨论的政治议程与社会议题。

如前所述,从立法起即缺乏前瞻视野和有效管理规范的几种媒体法规,让1990年代起渐次开放的平面与电子媒体大量而混乱地涌现,并必须以某种丛林法则,进行恶质的商业竞争以求存。在各类便宜行事的经营投资里,剥削甚至扩大蓝绿矛盾,以刺激阅听人的持续注意与泛政治神经,成了媒体经营者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法宝。电子媒体的谈话节目与时事名嘴应运而生,各拥其政党/族群色谱,长年来日以继夜地喷口水、扯政治八卦,对理性社会与公共议题破坏无遗。

几家提供了言论投书版的本地报纸亦各自站稳蓝绿位置,少有异议空间(如联合报、自由时报)。中国时报的“时论广场”版过去被认为是在主流媒体中,提供了相对持平、可较理性而深入地论辩公共议题与进步观点的唯一空间;但是在“旺旺集团”买下中时集团、并于2009年变更股权开始经营管理辖下各媒体后,“旺旺中时”这份报纸的言论空间,也受到更大的控管,而逐渐萎缩了原先的公共舆论空间。愿意参与社会的学知,本来就厌烦于蓝绿恶斗,不想被搅进这个泥沼;媒体变本加厉地协助升高蓝绿族群对立,更使学知视社会参与或发表公共意见为畏途,生怕动辄被人贴上颜色标签。【4】因此,缺乏理性之公共言论平台的台湾媒体环境,是造成学知从社会参与中退却的一个主因。

至于大学发展的方向,与学术评鉴的专业化走向,也是造成学知无心力投入公共领域的一大原因。从教育部过去数年来希望以量化概念,评量人文与社会学门的大学教研工作,并且以卓越计划、顶尖大学计划等这类经费补助(或不补助)的机制,期待台湾的学术能够在短时间里“国际化”,并挤进世界大学排名开始,根据自然科学领域的生产方式与“成果”概念,以各种“计点”办法进行奖励与惩罚的量化评鉴设计,就日益牢固地绑住人文与社会科学的学知,让他们疲于应付这个“胡萝卜与棍子”机制下的论文篇数、期刊等级、教学/服务积点、或参与各种有价值或没有价值的大小研究计划、与其它五花八门的“顶尖计划”,以数字创造顶尖/卓越感。他们不再有多余的力气去参与社会,关注公共议题。

萨依德在批评“专业化”成为知识分子的威胁时说:“我所说的‘专业’意指把自己身为知识分子的工作当成为稻粱谋,朝九晚五,一眼盯着时钟,一眼留意什么才是适当、专业的行径——不破坏团体,不逾越公认的典范或限制,促销自己,尤其是使自己有市场性,因而是没有争议的、不具政治性的、‘客观的’。”【5】富里迪(Frank Furedi)在批评当代西方知识分子普遍的平庸化与顺从化倾向时,也认为学院里不断强调提高专业性的方向,与学者对工具主义的琐碎知识追求,是一个严重的问题。【6】我认为萨依德的雄辩,值得我们深思:“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个业余者,认为身为社会中思想和关切的一员,有权对于甚至最具技术性、专业化行动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议题,因为这个行动涉及他的国家、国家的权力、国家与其公民和其它社会互动的模式。”【7】

学知的积极作为,与行动知识分子

即使学院知识分子被迫面对校园内外诸多挫折他们参与社会的因素,在过去20年来,还是有一些学知,以个别或集体的力量,介入公共事务和社会实践。以集体的努力和实践来说,台社与澄社是从1980年代末期就开始的两个学术团体,前者以理论和研究书写,进行带有左翼立场的政治社会批判,后者则大抵以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坐标,积极介入对现实政治的评议。

但若论及学术社群以超越政党利益,又通过社会运动的方式、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社会改造动能的案例,则很有趣地,竟都出现在一向被视为保守或依附主流政治的传播学界。自1990年代初开始、从不同的行动或事件里,渐次酝酿成形的两个学术/社运团体,一是由跨校传播系所学生(以研究生为主)于1994年成立的“传播学生斗阵”(传学斗),另一则是以跨校传播领域大学教师为主、成立于2003年的“媒体改造学社”(媒改社)。

传学斗出现在1993年的“学生公视观察团”,而媒改社的部分成员,则可溯及同一年成立的“公共电视民间筹备会”,和1997年的“公共媒体催生联盟”。2000年成立、监督民进党政府兑现其媒体政策的“无线电视民主化联盟”(无盟),则是媒改社的前身。【8】“无盟”曾以运动考虑而短暂参与在2000年开始的民进党政府的相关媒体事务里,而一度被舆论贴上“亲绿学者”标签;但当该组织很快发现民进党没有结构性改造媒体生态的意图或格局,转而退出体制、改组为媒改社并长期批判与监督执政者的角色时,那些舆论上的讥讽者沦为犬儒,但该组织则不改学知以运动介入社会的理想性格。

尽管学者组织的社运团体如媒改社,只能在教研本务之余尽力为之,且势单力薄,难以发挥多少立即而强大的政治效益;而如传学斗的学生组织,也较强调批判知识的思想准备和意志培力。但这两个组织一路走到今日,行动未见衰退,意志不曾松散,在国家机器不再如同20年前那般重视知识分子意见的此时,继续以集体的力量,希望使媒体改造与社会进步的可能,在台湾社会发生。这种将学术实践于政治社会的跨校组织力量,与持续的行动经验,在过去20年的台湾学术社群里,似乎还没有看到其它的例子。

媒体结构的改造,乃台湾一切社会改造得以快速开展的必要前提条件,因为所有政治社会议题,都需要有理性公共的言论平台,以推动全体社会思考与进步的工程。遗憾的是,在社会运动无形中也“专业化”、分工化的现实限制下,媒体改造的工作,大约被认为只是媒体学者而非所有人的事。不能将各方人马集结在媒体改造议题之下,众志成城地大步推动媒体生态的变革,使今日各方人士只能浩叹媒体乃台湾社会最大乱源,却莫可奈何。

比起教师的社运团体,过去20年来由学生组成的学运/社运组织,数量就更多、也更多元了。从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组织,到2008年的“野草莓”运动,其间曾经出现过、或继续前进的参与政治社会改革的学生组织,相当之多,包括“新社会学生斗争”、“青年乐生联盟”、“反高学费行动联盟”、“青年劳动九五联盟”、“教育公共化联机”……等等具有论述能力与行动力的团体,以及,各大学校园里的进步学生社团组织,如近两年来由台大大学部学生所办的、关切校园内外各类公共议题的《意识报》,皆令人激赏。

以2004年初成立的“青年乐生联盟”(乐青)为例,这群跨校的研究所菁英学子和大学部学生,以论述、抵抗和小区经营,维护“乐生疗养院”院民权益与院区历史文物的各种具有想象力的行动,长达四、五年之久;在心力交瘁之际,仍不敌国家机器的强势力量、和主流社会一味发展经济利益之方向。未能成功维护乐生院之后,接续“乐青”传统的新一代学子,继续将集体介入社会、对不正义之权力结构进行抗争的行动,转到环境议题上。他们从2010年初起,针对环保署与国科会任由中部科学园区企业无视环评结果、径行建厂的破坏环境行为,到工地现场与各地校园进行“反中科三期工程”的抗议行动。

至于过去20年来,在台湾社会的各个公共领域,由知识分子发起、创办、带领、并持续奉献力量于社会改造与进步的各类民间社团、小区大学、非政府组织、文史工作室、环保团体,则不及备载。这其中又以妇运、环保等几个领域的组织,成绩最为辉煌,而作为行动者的知识分子,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9】从1990年代初的“美浓反水库运动”,到今日遍地开花的环境运动;从“日日春关怀互助协会”对性工作者人权的争取和维护,到“台湾国际劳工协会”对外籍移工之劳动权利与生命尊严的努力;从关切劳工与基层教育的台北县芦荻小区大学,到关切原住民文化保存与社会条件的高雄市原住民部落大学……。这些组织的创办者或带领者,都是具有高度理想性格与实践能力的知识分子。在这个层面上,台湾在社会实践场域的知识分子,其实是前所未有的兴旺与昂扬。

结语

站在2010年,回顾过去20年,有些人认为台湾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逐渐隐没,更多人则认为今日的青年世代是草莓族,不堪承担介入社会的重责大任。然而,我在“乐青”或《意识报》这样的接触经验里,却发现今日年轻世代理想主义青年的优异、沉稳、深思与行动力,恐怕超越了过去任何时代或经验。而当近年来耽溺于民粹和选票的主流政治势力,不再重视知识分子的意见时,可能也辩证地让过去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知识分子,被迫卸除“大知识分子”的使命意识、或自我放大的英雄感(虽然有人还是乐此不疲地自我晕眩于斯)。

年轻世代的知识分子,以更为复杂多样的面貌,出现在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变化于“草莓族”与强韧的形象中,自在地参与社群和社会,将公共事务融入日常生活中。社会实践不再外部化,制造成一大筐必须驮负的沉重使命,而逐渐变成一种充分内化的生活信念或生命情调。【10】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从都会返乡定居工作,或参与小区建设,或回到家乡发展有机农业,或分别从自己的生活据点开始,点滴打造一个新的、有美感与质量的城市空间。他们也许正在翻新草根行动与社会实践的概念。如果我不是在过度乐观地解释这些我所看到的景象,则台湾未来知识分子与社会的连结,将是非常有趣、值得高度期待的。

1990年的3月学运广场上,我为那些中正庙前的静坐学生,写了一篇鼓励的文章,末尾引了鲍勃.迪伦(Bob Dylan)的一首著名政治歌曲〈时代不停地变革〉(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的部分内容。我愿意重写一次于此,并与不同世代曾热情参与社会的、年轻过的知识分子们相互提醒:

国会里的议员们,听听外面的咆哮,别再伫立门口,阻挡通道…
全社会的父母亲们,别乱批评你们无法了解的现实
孩子们已不再落入你们的老旧框格
如果不愿伸手支持,请从他们的新路上消失
因为时代不停地变革!

注释

1.《首都早报》只维持了14个月的寿命,于1990年8月27日停刊。《自立早报》于1999年初停刊,维持了11年;《中时晚报》则于2005年10月底停刊,历时17年。

2.见爱德华.萨依德着,单德兴译(1997),《知识分子论》(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台北:麦田。页163。

3.理查德.波斯纳在《公共知识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s:A Study of Decline)(台北:时报,2004)一书里,将诸多批判的、政治性的西方知识分子整个批评一遍。他认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与奥韦尔的《1984》对公众议题并无太大贡献,只是文学作品而非政治预言,又称毕生致力于批判美国帝国主义的杭士基(Noam Chomsky)为“政治科学的白痴”,对其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像波斯纳这样出言猖狂的作者,也许可以提醒我们,一本名之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书,不必然具有多大参考价值。

4.一些原本积极于社会批判或政治改造的学术团体,如“台社”(台湾社会研究)、澄社、“台教会”(台湾教授协会)等,在过去数年来的号召力与社会影响力,似乎有逐渐下降之势,其各自彰显或被赋予的蓝绿/统独标签效果,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5.萨依德(1997),《知识分子论》,页113。

6.不过,富里迪的反对知识分子平庸化、专业化、与顺从性格,主要是在维护他认为的知识分子该有的菁英性,并以此观点批判傅科、鲍曼等后现代观点学者所持的反对知识分子该拥有普世价值之权威这个主张。富里迪回到知识菁英的论点,虽有其深刻性,但仍需更多的争辩。见法兰克.富里迪着,戴从容、王晶译(2006),《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Where Have All the Intellectuals Gone?)。台北:联经。

7.萨依德(1997),《知识分子论》,页121。

8.这些组织与行动的纪录,可参考冯建三(2006),〈台湾公共电视的建构与扩大,1990-2006:学院知识分子、社会游说与政治威权的角色与互动〉,《传播与社会学刊》,第一期,页47-67。

9.这部分的相关数据,参考中正大学传播系管中祥教授的观察和意见,于此致谢。

10.这个看法,来自我与“美浓返水库运动”领袖锺永丰先生的相关讨论时,他的观察与描述。我有类似的经验,相当同意这样的观察,也感谢锺永丰的深刻意见所给予我的经验上的确认。

【本文即将出版于《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台北:左岸)】

《自由写作》第60期【散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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