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音宁:从农村到都市,再到农村?(随笔)

Share on Google+

◎吴音宁

移动的方向

难道,只能面朝同一个方向,先后、争先恐后地推挤前进?难道,只能眼看生机蓬勃的土地,被水泥死硬掩盖?难道,只能放任农村文化消失不见?难道,台湾岛屿真的要灭农了?

我不甘心,也不同意。

2009年12月6号,午后从村庄出发时,冬阳甚为温暖明亮,近乎炽热,坐在开往桃园国际机场的车内,我忍不住倚窗打盹。累啊!前夜等待开票的焦虑紧张、确定胜选后的欢腾场面、以及一早的车队谢票行程……种种混杂的情绪似乎仍在体内冲撞回荡,但我要暂时离开了,离开家乡,投入未知的怀抱。

飞机载我越过台湾海峡,抵达入夜后的深圳,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最先迎接我的是出租车司机(中国的说法是“出租车师傅”)。

师傅问我去哪里?问号是交谈的开端。我问师傅,“是本地人吗?”他告诉我深圳几乎所有出租车师傅都是外地来的。

“是喔!那你从哪里来?”接下来旅居中国约一个月,遇到不同年纪、不同长相、不同口音腔调的出租车师傅们,大抵都是农家出身。

“出来多久了?”年份不等。

“多久回去一次?”一年一次,有的甚至好些年才返乡一次。

“会想在城里住下来吗?”在我有限的探问中,少有师傅对城市有归属感,大多抱怨生存不易,只希望尽快攒些钱回乡做点小生意。

“家乡……还种田吗?”通常我会这样问,但答案往往是“不了”。不再种作的事实,偶尔令交谈陷入感慨与怀旧,偶尔并不。而类似的对话不只发生在深圳这个30年前犹是滨海小镇的新兴城市,北京、上海、天津、广州……一座座城市相互竞争,像是尽量伸长手臂,大幅度招揽(诱惑)更大面积的农村人口,从四面八方奔赴入城而扩张城的腹地;类似的话语当然也不只从出租车师傅口中吐露,听!工厂工地、大楼里、巷弄内、车流中……何处不传来离乡者忍抑的低语?

据统计【1】中国各地农村入城打工的劳动人口(称为“农民工”),目前数量约达2.4亿(预计未来会更多),全中国约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两成七的户籍仍在农村,也就是说,每四个住在城里的人,就有一个身怀农村正在远去的记忆。

离农的趋势,当然更不只发生在中国这个正急遽都市化、商业化、工业化(或可统称为“现代化”)的国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中指出,2009年国境内迁徙人口约达7.4亿,比国际迁徙人口多四倍,而不管境内或境外移动,人类移动(发展)的方向,没有意外的,是从农村到都市——像是面朝同一个方向多轨行进。

譬如,在柬埔寨的首都金边,遇到远从数小时路程之遥,走路、搭船、坐车,辗转入城找工作而在跨国成衣厂前排队等候被录取(等候成为女工)的农村女孩,总让我想起50年代台湾流行的台语歌〈孤女的愿望〉:

“请借问播田的田庄阿伯仔,
人在讲繁华都市台北伫叨去?
阮想要来去都市做着女工过日子……”

将近五十年前,我家乡十几岁的姑娘们(如今都是阿妈了),不也像今日的柬埔寨农村少女一样,大量离农,进入工厂当女工或到有钱人家当“下女”(帮佣),而歌谣中的“繁华都市台北”,可以置换成柬埔寨的金边,也可以是印度尼西亚群岛的首都雅加达,巴西农家子弟穿越草原进入的圣保罗,或者印度农民涌入的孟买、德里、加尔各达……多轨行进的“发展”中,又譬如,在日本东京遇到远从北海道及冲绳农渔村怀抱梦想入城而最终在隅田川边搭棚为屋的流浪汉们,总让我忧虑起日后台北,是否也将遍布离乡者无家可归的身影?或者在中国的“繁华都市”遇到一个年纪和我相仿的诗人,听他描述小时候的农村劳动经验,其艰辛、“落后”的程度彷若身处我父亲那一辈,但他现今为工作时常坐飞机欧美飞来飞去,其“先进”的程度啊,又早已不是我父亲那一辈村庄人所能理解与想象——历史呀,正在加速。

米兰.昆德拉在《相遇》这本书中写到,“过去的几个世纪,个体的存在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里进行,如今却要横跨两个时期,有时还更多……。”举例来说,柬普寨的农村女孩可以循着“在地”的发展脉络,从农村往金边移动,也已经可以,一念之间,决定放手一搏,透过婚姻中介或劳力买卖市场,搭上飞机,不出几个小时,便“咻地”像是横越五十年来的台湾历史,从赤脚踩踏泥地、用手插秧、没有电的农耕社会,直接跨入水泥化、机械化、电讯网络普及的商业社会。

进展的时间,缩短了;移动的范围,变大了。虽然有些模式延续着,譬如50年代从台北寄钱回家贴补家用的女工们,恰如今日嫁到台湾的外籍配偶,攒钱托人或汇款回家乡。据统计【2】目前全球境外移动人口汇款回国的金额,远远超过富国援助穷国的金额。

而且,不只人类正在跨越不同的发展时期,农作物也是。以咖啡为例,种在墨西哥东南山区的咖啡,由印地安人徒手,一颗颗采摘(其劳动方式简直像18世纪在美国南方庄园采摘棉花的黑奴),装入手编而非塑料袋内,再徒步背出丛林。然后咖啡坐上消耗汽油的货车到码头,再以蒸汽燃煤驱动的汽轮渡海,紧接着由电力输送带送入仓库,最后运往巴黎等城市咖啡店内贩卖……,其所经过的何只百年的发展落差。

一地一地,差距达百年的发展状态,却是面朝同样的方向,那就是:都市化!全球化的都市化。

据联合国报告指出,1950年全球居住在都市的人口比例约30%,到2003年约48%,至今已过半数,且广泛的农村人口并非“平均”往邻近城镇迁徙,而是千里迢迢,集中往大还在更大的“都市群”挤。

目前全球人口超过千万的都市群,从1975年的四个(东京、纽约、上海、墨西哥),到2010年增加为21个,预估到2050年,都市人口的比例将达到75%——少数都市群的扩张化稠密化,其实建基于广泛农村的空巢化。

越来越多人离开农村,涌入城市。农村人口外流,“成就”都市的拥塞,尤其都市内越聚越多、越聚越大的贫民窟;农村人口外流,也“促进”耕地的荒废、缩减,而少了农人耕作的农地,往往被征收、被卖给企业盖工厂或工厂化种植大规模的商业作物;农村人口外流,更恶性循环般地造成农村产业衰颓,致使财富无法在地积累;农村人口外流,也让农村地区的政治、教育、文化、医疗、甚至娱乐等面向,都因为缺乏足够的好的人才投入而难以进步;农村人口外流,就像农村流失了血液,变得虚弱没有活力。

但为什么农村人口外流,像是不可逆的趋势?或者该这么问,是什么造成农村人口不得不外流?到底是什么驱使全球城乡往失衡的方向“发展”?

1990年我告别村庄进入台北城念书时,尚未意识到这个问题。当时,我满怀憧憬与期待,像是张开全身的毛细孔,准备去认识新的梦想中的对象。我没有预设此后的方向,也不知道那年,据统计【3】全台湾居住在都会区的人口约216万,占总人口数的15.9%;15.9%中,有一个入城的我。

然后,经过15年的发展,2005年,当我回到村庄居住时,发现全台湾居住在都会区的人口已达1580万,约占总人口数的69.4%;而69.4%中,少了一个返乡的我……。

消失的田地

1990年,我入台北城那年,不是台湾离农的起点,也不是终点。五二○农民运动才在两年前爆发激烈的流血冲突,农经博士李登辉先生才在四十多年来不用改选的老国代的圈选中,当选中华民国第八届总统。台湾整体农业环境经过50、60、70、80年代经济“突飞猛进”的发展,像是被迫下滑的曲线汇流而继续往下滑。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在往下滑;农业产值占整体产值的比例,在往下滑;粮食自给率,是的,默默地往下滑;而越来越少的农户,年均收入“维持”比非农户少了约三成,倒是农地被污染、被变更成建地的比例在增加。

1990年,行政院经建会延续1984年开始实施的“稻米生产及稻田转作六年计划”,编列预算执行“后续计划”,到1997年改换名称为“水旱田利用调整计划”,至今(2010年),综观来看,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这块岛屿已推动“休耕”26年。

休耕吧,不要再种了!政府编列预算要农民不要再种了。

在名为“稻米生产及稻田转作”计划中,明定其基本原则是,“防止农民恢复种稻”。

为什么不让农民种稻?因为稻米生产量已经“过剩”;为什么“过剩”?一来台湾人均稻米消费量逐年在下降,而每餐每顿、一年一年减少的白米饭食量,其饮食习惯的改变,又和美国从50年代开始主导的“面食推广运动”以及开放让美国的玉米、小麦、黄豆等大宗谷物进口息息相关。二来,台湾小农生产的稻米,从80年代初受制于“中美食米协议”(外销数量及外销国度受到限制),之后在逐步开放的新自由主义贸易市场中——1990年评估申请加入GATT(关税暨贸易总协议),到2001年确定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再到近日准备和中国签署ECFA(两岸经济贸易合作协议)——其价格竞争力显然不敌大规模的企业化种植;不如,不要再种了,省得种出来,销不出去,政府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此,12年的“稻米生产及稻田转作计划”,以及接下来的“水旱田利用调整计划”,延续以减少(消灭)稻作面积为主要目标。这个目标,显然比政府预期的“成效”好太多了。据统计,1976年台湾稻作面积约78万公顷,1986年降至约53万公顷,1990年约45万公顷,到2000年剩约34万公顷,然后,2006年,全台约26万公顷的稻作面积,已经比休耕面积还要少……。

虽然,“稻米生产及稻田转作计划”中亦明定,“积极推动集团转作”,鼓励农民不再种稻后,可以改种玉米、高粱、大豆、原料甘蔗、烟叶、花卉等作物(或者选择休耕),但是这些可供转作的经济作物,政府同时也开放大量(倾销)进口,致使转作的选项往往因为缺乏利润而只像个悬挂的“幌子”——名为转作,实则只是要农民休耕。

至于如何让农民心甘情愿地休耕?计划中明定提供“诱因”,也就是编列预算,“补助”(赞许)休耕。

政府为何要“利诱”农民休耕,除了稻作生产“过剩”的压力,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调度农业用水去给工业使用。在水资源由政府统筹分配而政府长期重工业、轻农业的政策下,经济部“违法”(违反水利法)调度灌溉用水,致使农田缺水灌溉,面对农民抗议时,只好给予补助(安抚),同时利诱农民休耕吧,不再种作就不需要用到水。

几百年的家业祖传
最后全输给经济发展
水源分配的优先顺位
他的雨鞋、他的斗笠是否明了?
……
伫立田埂的他果真祇会痴望?
收购与否却像生活的保障
使一向自力更生的他只好
只好接受休耕补助款

1992年,彼时27岁的诗人罗叶,在〈春雨落在休耕的心上〉一诗中,具体点出当时休耕补助对农民造成的心理冲击:是领些微薄的保障呢?抑或“硬要播种”?而今诗人已逝,稻作连同其它作物的耕作面积,因为长期的休耕政策而逐年递减。但文字留下纪录。我坐在2010年初春四月的书桌前,面向窗外青绿的稻田如毯,美丽的绿毯啊,清晨缀满露珠的稻浪。

看着家乡老人仍然辛勤播种,我和朋友计算起,这些年来台湾少了多少耕地?若从70年代(以1977年开始)算起,至农委会网站上公告的2008年,约三十年来,台湾岛屿至少消失了100,415公顷的耕地——100,415公顷,多大?朋友换算给我听,约莫是3.6个台北市、6.5个高雄市、3,877.8个大安森林公园或说121,714个足球场的面积。

若是以1990年我入台北城那年起算,台湾经过这二十年来农政单位各式各样“振兴农业”的方案(同时花掉预算),整体来说,消失了2.5个台北市,或说82,092.4个足球场面积大的耕地。

2.5个台北市?

8万2千个足球场?

我开始想象,2.5个台北市或8万2千个足球场的稻田,可能是何等景致?若是这些田地没有消失,还“活着”,当春风吹拂而不知不觉进入夏夜,稻作将如何从青绿、野绿转为金黄的生长、受孕、丰收……。

农村的样貌

朋友刚向农委会水保局提案申请了一个景观规划案,我看过他的提案报告,赞叹于他所参与的农村,居民能够达成共识,同意将水泥河堤打掉,重新设计成亲水的有绿树植栽的斜坡堤——啊!若我们家乡的莿仔埤圳,也能够打掉垂直耸立的凹槽水泥沟墙,“回复”成我小时候、甚至我父亲小时候绿荫浓密的斜坡土堤就好了。

我知道那难度很高。农人对“建设”的思维普遍被水泥化了,如同种作模式被化肥、农药化;要沟通得花心思与时间。况且莿仔埤圳正在施工中呢,立法委员争取来上千万的经费,替埤圳两侧安装仿绿竹模样的水泥柱护栏,名为“以策安全”。

“丑死了!”眼看工程持续砍树,加装水泥柱,我每每经过便要在心底嘀咕或索性骂出声来。

好吧,“丑”——丑的标准很难界定——我勉强接受,但是工程的发包施做远非美丑而已。

美丑的背后有权力与利益正在盘算与争夺。

以朋友申请的“农村再生”景观规划案为例,其法源依据是立法院2008年底一读通过而目前仍在审议中的“农村再生条例”。2008年底,我初次读到这条例的草案,越读越心惊,讶异于这款粗陋又霸道的条文,到底是如何订出来的?

举例来说,其中有一条规定:“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对农村小区内有妨碍整体景观、卫生或土地利用之窳陋地区,得通知该土地所有权人或建筑物所有权人,限期依已核定之农村再生计划改善;届期未改善者,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得径为实施环境绿美化……”——“径为”具有强制性,意思是,不需要土地所有权人或建筑物所有权人同意,只要县市政府认为农村哪里“不美”,就有权“径为美化”,条文中还规定,美化的费用,“得由”那些被迫美化者自行负担。

“有没有这么扯?”当时透过网络将条文传给一些朋友看,不少人如此反应,不过这显然不是立法者的“新意”,作家杨逵在〈模范村〉这篇文章中早已描述类似的情况:

“水洼要填起来,臭水沟要抹上水泥,路旁和庭院的杂草,得一根根拔掉,连房屋附近的菠萝、香蕉也都残忍的被砍掉。官方命令……猪圈和牛棚也得按照指示,重新盖好……每个房间都装了窗子,再安上豪华的铁栅栏……”

杨逵写的是日本时代的“模范村”,当时替土角厝、竹管厝安上(以今日眼光来看十分可笑的)铁栅栏,是官方认可的“美”。其后,历经国民党时期(1945年至2000年)进行的“模范农家”、“富丽农村”、“示范村”等一系列“现代化农村”的“改造”,再到民进党执政(2000年至2008年)主打的“经典农村”计划,延续到国民党二次执政的“农村再生”之“富丽新农村”等,可以说,近百年来,当权者从未停止过“美化”农村的企图,而其“美化”的方式,往往就是透过各款名目的大、中、小型工程发包。

“美”不只是美;“丑”不只是丑。景观的变动牵涉到历史、文化、价值判断、权力与利益等。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土地如何使用之范畴。

2000年,立法院通过“农业发展条例”(简称为“农发条例”)后,台湾农地已开放自由买卖,且允准兴建农舍。于是一栋栋、一排排以农舍为名的豪宅,如雨后春笋般,在宜兰、美浓、花东等地风景漂亮的农村“冒”了出来,大多围起高高的围墙,有的甚至架设铁丝网等警报系统;大多平时无人居住,只作为屋主和朋友渡假休闲使用,有的甚至改装成KTV(兼做色情行业)或观光休闲民宿等。

自农发条例通过后,农地上持续长出来的房子,持续损害农业的耕作环境。但是2008年底提出的农村再生条例,预计编列两千亿,“打造让都市人流连忘返的富丽新农村”(如农委会文宣所言),不仅未对此做出管制,更在名为“土地活化”的条款中,表示要“将既有乡村区建筑用地范围扩大”、“选定范围实施整合型农地整备”、“征收”农地来“整体规划”……。

简直就是,“妄图以再生之名,行土地兼并、圈地之实。”如世新大学教授蔡培慧所言。

“从政策面来看,既无愿景目标,也没有面对问题;从规划层面来看,是传统、保守的开发中国家思维;从法案的研拟与辩护者来看,注定是工程建设与金钱游戏;从历史面来看,农村再生其实是农村再牺牲。”台北大学廖本全教授也指出,农村再生条例中,光“建设”一词就出现了13次,更不用说其它与建设相关的整建、整备、改善、修缮、绿美化……等,“农村难道只有建设、建设再建设?”

况且农村的“建设”,难道只为了让都市人来休闲观光,而不是为了平日住在农村里的人?

从2008年底,因为反对农村再生条例,我认识了一群朋友,共同组成一个松散自由的团体,名为“台湾农村阵线”(简称为农阵)。农阵的成员散见于学界、法律界、社造界、非营利组织、自由媒体等,更令人出乎意料的是,透过网络讯息的传播,号召不少从未在社会运动等相关领域出现过的人,“跳出来”关心农村。

这个没有正式会员的自发性团体,能够在短时间汇聚各方关心农村的人,其实多少反应台湾近十几年来,对于整体现代化发展的反思与诘问。

在地方上强调小区自主;在生态上反对造成污染的开发;在耕作及饮食上,质疑化肥、农药而转向有机农业,同时,意识到物种多样的重要而反对种子被垄断、基因被改造;注意到粮食自给率低落,而主张地产地销、小区支持型农业;面对休耕严重而推动小农复耕,反对跨国农企业操控,并且在农村人口持续外流中,营造农村就业的空间……或许可以这么说,这股力量,正逆着全球都市化的离农趋势,提出另一种可能。

农阵成立一年多来,陆续举办“夏耘”等农村调查营队,也上街头抗议。其间,我于2009年底投入家乡的选举,没想到,竟然选赢了。我永远不会忘记开票那夜,农人兴奋得哽咽的神情。开票隔天我飞往中国,回来时,像是有张地图在我眼前展开,更确切来说,是身在地图里。摸索着,遇到有农人来反映,家乡农路破损、排水沟不通、路灯不亮;遇到有小区发展协会也想向农委会水保局申请“农村再生”的规划案;遇到田中央又耸立起一栋别墅;遇到有厂商偷偷申请在村庄设置废土场,万一通过了,砂石车将日夜轰隆隆地流窜家乡,还奢谈什么“休闲农业”、“文化观光”?不行,一定不能让它通过,而成功挡下来后想必仍会有挑战接踵而至……。

正在变迁中的地图,我不知道,5年后、10年后、20年后,家乡会是什么模样?台湾农村会是什么模样?全球农村又是什么样态?但是我知道,而且确定,不只我一个人,不甘心,也不同意放弃农村。全球各地都有人(在不同的发展状态中),持续投入农村的议题,这股力量汇聚着、实践着,面朝生命自由蓬勃孕育的土地!

注释

1.李政亮,《走进都会中国——一个台湾人登陆十年的文化观察》,2009,夏日出版社。

2.拉吉.帕特尔,《粮食战争》,2009,高宝出版社。

3.行政院主计处资料。

【本文即将出版于《秩序缤纷的年代:1990-2010》(台北:左岸)】

《自由写作》第60期【散文·随笔】

阅读次数:8,200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