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懿:雅各伯,青春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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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懿、刘贤斌

欧阳懿(左)和刘贤斌。青春时代。

青春影像:我的1989(上)

文/欧阳懿

亲爱的雅各伯,有些人可以很拽很自负,于是他们能以梦为马,在多维的时空穿越。
比如我,也可以做那样的一位骑手。此刻,我在北中国的一片大平原上,在大平原的夜空下,在大平原的夜露之上。
我在一个曾经有上百万同胞厮杀得一塌糊涂的旧战场上,上马、下马。
血渗透入泥土里,无人用心超度,收拾不起。
鲜活的生命在尘土里成为尘土。
那尘土里容不下生命,灵魂就在旷野游荡。
白日里人曾想从泥土中翻拣到一把短剑,但能够得到的只能是充满怨怼充满诅咒的白骨。

夜露上升,蹭上草茎。这样的湿润和寒彻,基本也属于二十五年前的第一夜。
那一刻我二十一岁,青春充盈。
那时候我们以国为神。我们以为自己拥有青春,可以为之献祭。
如果不记起你也二十一岁,我还能感觉出自己青春充盈还多么拽。
多么拽多么自负多么骄傲的青春!

梦马非马,倏忽间它消失于我胯下。
亲爱的雅各伯,是时候了,我该告诉你,我的故事,我的青春影像,我的1989。

第一章:青春与自负

亲爱的雅各伯,老家的田野间时不时窜出的一处坟头及其芜杂野草,总要来折磨我总是脆弱、怯懦的神经和心脏。但我的一位有右派经历的代数老师比较另类和残酷,他认为我心若石鼓,需要重锤敲打方出重浊声音,他打我,说:温暖的被窝,是葬送青年前途的坟墓。这比你曾祖父声嘶力竭吼我起床晨读的努力有成效得多。神经不大条的人总是害怕与坟墓及其以下的白骨以上的荒草近邻或遭遇。我早起并晨读的习惯就是如此练就的。

校园舞会的常客和生手都是屌丝,1988年最后一夜的舞会能让他们展示舞功的地方只能是球场。骊歌已然歇息,幽梦可以香艳。
眉月悄然隐约,葡萄藤和冬青们似乎也学着冬眠,我借着陈旧的几幢苏俄式大楼里的微光从沉默着或酣睡着的它们身旁走过。

进教学楼,上得二楼,掏自配的钥匙打开教室,开灯,坐了自己的桌椅。跺脚、搓手,摸一支烟叼起,点燃,深深地吸。对不起,我没有你乖,那时我就玩吸烟。
1989年的第一支香烟吸完,我开始做一件工作。我从课桌下掏出一个200页厚的大笔记本,是的,那笔记本你看见过,至今还在家中的书架上,上一年,学院的一次文学赛,我得一等奖的一个纪念品,我在她上面誊写我的诗歌、散文、小说习作。这是闲扯,我且把她翻到写过文字的后面的某一页去。该找一张美工刀刀片,然后找出一张红纸,用刀片对着红纸刻画出一堆碎纸片。再拿出一小瓶胶水,把碎纸片粘贴在笔记本上面。
是的,相隔二十五年,拉开两千公里距离,我仍然能够清楚地看见两行字:

一九八九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一九八九“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是的,那一年我二十一岁,青春充盈,我或者我们一代人以国为神,以自己为可以献祭,所以骄傲、自负、拽!
亲爱的,最近的一、两天,我在报架栏前瞎转,看见几位青年导师的大块文章。他们说,1989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他们说,1989年是“戊戌变法”九十周年,他们说,1989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当然,他们还说民主和科学不是终极价值,还说四十年代的救亡主题压倒了启蒙主题。这些坏人,他们的几席话,就是一枚浓缩炸弹或者电光鞭炮,在我的脑袋里“吧唧”炸了。

亲爱的雅各伯,我不知道现在的学校是否还有那样的一排或者几排报架。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没有智能手机没有互联网,报架是每一所中学和大学里的必要设施。青年学生,为升学、为政治进步、为文艺,都需要在报架边溜溜转转。
人们在那里关心时事、接受文化熏染,成为爱国者,或者成为比较二的文艺青年。这很害人,所以言者何?对于一个未融入现代文明的国度,或者直接说一个专制或独裁国家,国并不属于国民,至少实质上不属于国民,爱国或爱国主义比较让人心窍迷乱八卦阵;比较二的文艺青年,更是在一种危险的游戏中,他们试图用自己的思想碎片建立起自己的精神世界。
这种认知,肯定不属于二十一岁的我,否则,我该长得很胖,我会去跳舞或者大打呼噜。

天还未敞亮,我开始写三封信。
第一封信给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管理学院读书的刘贤斌同学。我说,放假后早早回家,我有重要的事情告诉你。
第二、三封信分别写给南京大学历史系读书的罗宗杰同学、西南政法学院法律系读书的杨幺同学。我说,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戊戌变法”九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今年“五四”期间可能会发生大规模的学潮,我的判断是不乏领头的人,但肯定会失败。如果我们这帮同学真对这国有意思,真想有所作为,建议同学们春节期间搞一次聚会形成共识,这一次就不要出头,敲敲边鼓即可,等待更加重要的第二次。

刘、罗、杨是我高中时期的好友,我们同属于四川省遂宁中学高87.2文科班。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班级,全班65位同学,当年升学50多人,重点大学36人。这足以让他们骄傲、自负、拽,大学第一学期结束回家聚会,10个男生猛喝鸡血酒,结拜成江湖兄弟:增进友谊、共同砥砺、共同进步、促进改革开放。

天明时候,我的三封信躺进邮政信箱,等待邮车、飞机将她们送往远方。

一枚如此的炸弹或者鞭炮“吧唧”了一个人的脑袋,这人的脑袋里该是空茫佐以血脉喷张,此刻,我却安静得有些异常。期终考试六十分出头,心仪的女生另有情怀亦不能让我惊忧。一、二、三、四好友到学院旁的肖家茶馆啜茶,或去江畔行走。

杨幺同学和罗宗杰同学先后回到遂宁,到教育学院来看我。那事重提,我告诉杨,4月底我去重庆他那里游玩看重庆学潮的情形。我要罗宗杰给刘贤斌讲一讲我的意思,他说还是我自己讲,我说你或许能给贤斌阐述得更清楚。

回家几天,和罗宗杰一同返城。他说这次参加聚会的同学很多,唐常鉴同学也要来。唐常鉴也是高中同学,因为同是文学爱好者,最初我俩的关系比较好。所不同的是,我更世故,他多的是特立独行或者另类。这种另类让一些同学颇多微词,我试图提醒他注意,却引起彼此的不快,生出许多隔膜,甚至互不理睬。这时同学们却要因为形势的变化,要我二人解开心结、团结一气。他们很紧张,担心见面僵持,我却暗笑这并不是什么事。

聚会点在城郊刘贤斌同学家,过涪江大桥二三百米,几棵高大的桉树前下车,拐小巷数十百步即到。中国社会很有意思,人人都认为独立的个体很难成就一点事。贤斌同学的妈妈看见儿子听话,学业优秀,乐意儿子的朋友一次又一次地到她家去打闹。进第一道门,老母亲和老父亲欢天喜地地忙着做大餐和招呼进门的小朋友。

1989年2月,(左起)唐常鉴、杨幺、欧阳懿在刘贤斌家聚会。
1989年2月,(左起)唐常鉴、杨幺、欧阳懿在刘贤斌家聚会。

进楼下里屋,杨幺、马列等七八个同学放下扑克来互相招呼,我在这忙乱的招呼声里和唐常鉴同学摸肩握手释怀,然后再忙乱着和所有人招呼。罗宗杰同学还在紧张地暗示我和唐常鉴同学的和解,我告诉他一切已经烟消云散。我忙着要去楼上招呼另外的人们,杨幺却让出自己的位置把扑克牌塞在我手里面。镁光灯闪烁,留下照片。拍照片的同学,我长得比较帅,你不能把我拍成牌风有瑕疵的人,我不会偷看唐常鉴同学的牌。
一会儿就混到晌午,更多的同学聚拢过来。我趁上洗手间的间隙把贤斌拉到厨房,问他是否把我们的分析和意思告诉了大家,他说他知道晓得明白。
男生女生两三桌,酒和着口水在飞溅。尽管对酒有本能的抗拒,每每遇到这样的聚集,我总还是要被弄得眼花缭乱。血气方刚,豪情万丈,总要有数人被战斗到爆,犹不愿散席。老母亲将菜上了三、四回,时间已是近下午四点。

二十来人打打闹闹去附近山上的灵泉寺去喝茶,给老母亲留下收拾杯盏的空间和时间。
灵泉寺建于隋唐时代,寺庙和树木俱有古风。2005年我出狱不久,网络精英后土豆时代和诗人欧阳小戎来遂宁探访,我指点着半山上的茶楼和山顶给他们讲述昨天的故事。
在我的意识里,我们上了山,在茶楼里坐下,该由贤斌组织大家讨论五月里将要发生的大事,以及我们理性的应对。大家坐下后忙着喝茶,扑克牌忙着上来。这让我郁闷、纠结,看看没有停下来安静下来的意思,我独自溜出茶社,独自一人爬上山巅,坐在地上,不断吸烟。
气温较低,雾气弥漫,涪江和城市在雾气里隐约。有一人上来的脚步声,看见人,是文学青年唐常鉴。和我一样,他也难以融入到那无边的热闹中。我把五月的心思说给他听,然后一起抽烟。
唐常鉴读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才听说,五月里深深卷入,不能忍受没玩没了的清查,弃学而去。那时我流落在遥远的乡村,偶尔进城在遂宁也能见面,却没有就此事深谈,因为都不如意,一块伤疤,不待见揭得频繁。有一次,我和女友阿紫老师去城里,长途车被堵塞,我们弃车步行,与他碰面。寒暄中他扭身与我们一起,到在附近的保升中学去,同学席兵在那里教书呢。席兵、阿紫和我是高中到大学的同学,四个被清查过的坏人如此见面喝酒,喝得兴起,唐常鉴一定要把我冠醉。我私下告诉阿紫我只能耍赖,装着醉入深渊。若干年后,听说唐常鉴曾经在成都卖文为生,因为才情俱高,书商得先付稿费。垃圾文学的制作于他是一种怎样的痛苦折磨,我不知道,他将稿费全买了酒喝完喝净浇胸中块垒,然后才搦管为文。再后来,没有人能够知道他的下文下落。
暮色下来,星星也就亮了,和唐常鉴同学下了山巅,同学们已经忙着合影留念,正吆喝着清点人头下山。

亲爱的雅各伯,对于人类的进步史而言,我们应该保持绝对的谦卑,比如说,自负和青春互相加持捆绑,个体永远只能是宏大叙事中的一部分。我如此述说,或许要表明一种意义:在即将发生的巨大历史叙事中,人只能看见事件发展的可能轮廓,没有人可以操纵每一细节。

春节后开学没有多少新鲜事,我带了《河殇》之类的书籍、笔记,和姚放等十来个同学到乡下实习。那一年那一月的菜花开遍田野,金黄匝地扎眼,每一瓣花朵都稚嫩厚实,仿佛要迎合我们青春与自负的加持。课余我们也干些坏事,抓蜜蜂,或者摘下花朵,吮吸花蜜。田埂上偶有桑椹,青的、微红的,酸涩得很,浅尝则弃,不再造次。

小城的四月已经温暖,我喜欢和一位叫萧鸿的同学去江边散步,或者夹两本闲书去一个叫肖家茶馆的地方喝茶,街上的灯光开启之后,才回宿舍去。其间去马列同学的家问候,马叔叔和阿姨很热情,并说帮我琢磨着留校的事宜。这当然好,我留恋上了这城市。我盘算着月底到来,我要到重庆去。

四月十五日晚7:00,我和萧鸿同学走在裕丰路上,街头杂货铺14英寸的彩色电视机里传出哀乐。
什么重要人物辞世?
紧走几步进了铺子,播音员很是哀戚: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胡耀邦同志因病逝世……
这种哀乐很能够让人的脑袋里有东西一空并迅疾沉落几分的魔力,让人感受生命的殒落和流失并生出叹息。
当然,这种感觉只能是最后一次,以后多年,我们希望这种曲调天天播送,让它尽快送走一个又一个罪恶的要人。
不过此刻,我长出了一口气,听得见自己的气息声。
我们往校园往宿舍走去。

从教学楼回宿舍,一般穿过行政楼,倘若不走花园,就得靠右经过教师宿舍。四月十五日以后,教师宿舍的底楼的青年教师聚集得比以前多,也不像过去仅仅是喝茶、下棋,他们听美国之音,他们听BBC,他们更愿意交头接耳。
我从教师宿舍前的道路走过,有时,我的古汉语老师刘川明先生要拦住我。他知道我有很多同学在全国各地的高校学习,他向我打听三十多位知识分子联名要求释放政治犯的事,他向我询问各高校的动静,我从他那里拿走一本叫《山坳上的中国》的书,我告诉他我月底会去重庆,如果运气很好,我会在那里去看看那里可能发生的学生游行。
刘先生说《山坳上的中国》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很多老师排队等着要看,我说借给我五天吧,他说行,赶紧。我花了五天时间,然后奉还,我告诉刘老师,说我基本上把它抄写了一遍,他惊讶得有些过分。抄书对我并非稀奇的事情,《共产党宣言》和《道德经》我也手抄过的。这的确是一本认识中国共产党治理能力的好书,我想,某一天我要做一些有意思的文章,很多统计数据是有价值的。所以,我花了五天五夜,抄得心力疲惫。

遂宁中学高八七级二班。
遂宁中学高八七级二班。

我的感知和所为仅限于此,而事实上,在这国的一些大城市,人民及学生已经行动起来,他们走向街道、广场。最初是纪念刚去世的共产党的前总书记胡耀邦先生,继之是抗议执政当局对耀邦先生的不公正罢黜,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之命运之前途的深深忧虑及抗议。
国际共产主义的泛滥,以及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创始人毛泽东及其追随者,淤于自身的认知和利益,将中国社会带入物质极度匮乏、人民极度无自由极度被鱼肉的状态。毛的去世是中国社会走出泥淖的一个契机,这个契机首先体现在胡耀邦先生身上。最初,他是一个被起复委用的组织部长、掌管意识形态的中央党校的校长,他纵横捭阖、左右勾连,将被毛排挤或关押集中营的数十百万干部、知识分子、无辜群众平反开释委用,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机遇。然而,那些毛的追随者,那些被平反者中的一部分人,他们很快又纠缠在一起,罢黜了新的总书记胡耀邦,阻扰中国社会新发展的可能。胡耀邦先生被罢黜两年余骤然去世,那些明白个中缘由和对当前社会路径忧虑的人们及其情绪是一座不得不爆发的火山。胡耀邦先生的离世,触动火山提前爆发。
因为信息封锁,我对此的反应比较迟钝,我关心的仅仅是我的重庆之旅。

月底我到西南政法学院,到杨幺同学那里去。我们去渣滓洞,我们去白公馆,或者在宿舍里看杨幺同学的《国际政治》教材。5月2日是杨幺同学生日,他20岁,我们彼此祝福,静等美好时刻的到来。
5月3日下午的西南政法学院有些不安,几面墙上出现大字报或者政治漫画,人们在嘲笑愚蠢的政治政策走进死胡同无路可走。夜已深,我们在躁动中入眠。
第二日清晨,西南政法学院的宿舍仅仅躁动。我们想,这里的人们受党文化的影响或许更多一些,人们裹足不前也是当然的。我们出校门赶上公交,挤上小巴士,往重庆大学去。

和小城遂宁的学校相比,重庆的大学的楼宇巍峨,仿佛入了云端。我们进入重大的教学楼区大概九时许,各教室的声音都很嘈杂,学生们似乎都在鼓噪,讲台上的教员大概在耐心劝解,桌子、椅子发出怪响,时时有口哨声穿过窗棂,这是一张张满得有些夸张的弓,我们焦躁的心在等着它发射。发啊!发啊!
将近两个小时,那张弓上的箭终究没有发射。我们有些失望,断定它不会发射,临时改去曾家岩玩儿。公交车或者小巴士上,人们议论纷纷,也有消息说,有一小部分学生冲出了校门,大概往解放碑方向游行去了。
我们没有去解放碑,若干年后,我收集和浏览好友陈卫同学的文章,他说那一年的五月四日,他在重庆解放碑的一块高台给学生和市民演讲,号召人们行动起来,起来斗争。他的个子不高,和邓小平一样,当然得借助高台上发声。

回到遂宁,校园里不断有外地高校的学生来串联,远方的广场上,年轻的人们在绝食了。但我的心却渐渐平息下来,我继续逃课,到江边散步,到肖家茶馆喝茶、看书、发呆。我告诉萧鸿同学,我的心思在未来。
五月十七日,寝室里在转递一张纸条,鼓动人们明日上街游行。这纸条设计得比较巧妙,一个圆圈,让人们按照图示一个接一个寝室传看,首尾连接,你追查不到它最初是从哪一间寝室发出去的。那字迹我至今印象深刻,还是若干年以后,我猜想,大概应该是同班赵紫强同学的笔迹。
下午我和萧鸿同学仍然去肖家茶馆喝茶、看书或发呆。我告诉他,人们明天或许会动起来,而我的心思在未来。我们决定尽可能晚一些回宿舍。

回宿舍应该已经过了十二点,和萧同学在楼道分手,约好下午继续喝茶。
推门进入,我的床上坐着两个人,是同学赵紫强和欧浩海。
“同学们要动起来。”欧浩海同学说。我想起五月四日在重庆大学引而不发的场景。
“你必需来领头!”赵紫强同学说。
我很坚决地拒绝。
“你必须来领头!要不然会出乱子!同学们出了事你能忍心吗?”欧浩海同学有些伤心。
我仍然拒绝着。
“我们也是番鸭仔群!”赵紫强同学生气了。
“你平时怎样和我们讲的?”欧浩海同学泪水下来。他甚至站起来,然后作势往地上跪下去!
我慌张起来,赶紧把他扶住,说:“好吧,我领头。”
浩海站直起来,我说:“你们早点休息去吧。”

亲爱的雅各伯,除了告诉你我并不是一个果断决绝的人,我需要给你解释什么是番鸭仔群。
八十年代中后期,文化终归有些解禁的趋势,台湾的一些诗歌和小说偶然可以摆上我们的书桌。《番鸭仔群》就是这样的一本短篇小说,所不同的是,她反映了台湾知识分子在争取自由过程中的一些事情。事情是这样的,一群知识分子为了自身或者社会的利益,预备起来抗争,但是,抗争真正需要行动时,人们开始已各种鸡毛理由退缩或者躲避。在作者那里,他把这种现象喻之为一群番鸭仔。这书在我们一帮爱好文学和思想的同学小圈子里传阅和讨论过,我们把这种现象和人格称之为中国社会永在泥淖中不得进步的重要原因。
亲爱的雅各伯,我的同学欧浩海的一个下跪和赵紫强的一句“我们也是番鸭仔群”让我缴械投降,我背离初心,预备跳坑,披挂上阵。

1989年2月,刘贤斌和部分同学聚会,预备迎接学潮到来。
1989年2月,刘贤斌和部分同学聚会,预备迎接学潮到来。

上午的几堂课没有异样,躁动,躁动,还是躁动。而知了,早早地,在窗外的树上扯着嗓子尖声叫唤。校方授命教员坚守课堂,教员们在课桌、椅子的噼里啪啦声中弱弱地抵抗或者假装抵抗。箭在弦上,弓已满,每个人的口都干渴得要命。
最后一堂课结束,七八个人涌进我住的寝室。
撕我的白床单,写横幅。
拟定口号:反腐反官倒、支持北京学生游行示威、科教兴国、爱国、民主……
议定游行路线。
串联其它学校。
高考临近,不冲击中学部,赢得市民理解支持。
联系学校武术队、篮球队、足球队同学,加强安保环节。
本班同学,午后一点务必冲出宿舍到操场集结,断绝其它犹豫摇摆的班级和同学引而不发裹足犹疑。
最后,“得有一位同学和我去院长办公室或家里,表明游行的态度和决心。其实也就是一个姿态,我们得遵守一些程序。如果我们被绊住,你们不要犹豫,两点钟务必出发,冲出校门,不得等待。”
一位叫杨得胜的同学很乐意和我去找院长大人。忙完这一些,尿意深重,我通过楼道上洗手间,路过师兄姚放同学的寝室,冲里面大吼一声:“姚娃儿,游行!”他们是数学系的兄弟们。

“姚娃儿,你这回咋也背时倒灶了?”
“我看见小红娃儿动起来了,我怕今后见面他笑话我,我就动起来了,就背时倒灶了。”姚放呵呵地笑着。这是1989年9月以后清算的日子,师兄姚放没心没肺毫无悔悟的呵呵言说和笑脸,那时我们都被流放到乡下教书。对了,我父亲给我取的乳名叫小红,从小心红,接革命班,很文革味。

院长在家中,他把我们让进客厅里。我们表明意思,他开始和我们扯东扯西。因为心中有预案,我们也能耐着性子看墙上挂钟的指针移动,钟摆摇来摇去,发出嘁嘁嚓嚓的声音。
指针移动到14:05,窗外传来口号声。院长从沙发上起身到窗户,撩开窗帘,开启窗门,我和杨得胜同学也走了过去。
“院长,同学们已经出发了!”我说。
我们在窗前听见更高亢的口号声,看见同学们整整齐齐地冲出了铁校门。

亲爱的雅各伯,穿越很酷很文艺,有时候,穿越也可能是一件很疲惫的事情。我愿意放松马缰,马在梦里啃草,然后消失。我如此告诉你,除了让你知道一些事情,也希望藉此祭奠我们曾经自负曾经很拽的青春。
亲爱的,此刻,我很疲惫,我且歇息。

第二章:热

但是,亲爱的雅各伯,穿越之马有时又是一双不由人愿的魔鞋或永动机,一旦发动,你必须继续跟随转动,永远转动,无穷动。

我们青春的热血里,有不少意识是懵懂的,你只能感受到她的方向,却不能明白地说出来。以今日而言,比如,我们得预备一些温和的口号,避免日后清算的陷阱和深渊;我们得让学生队伍自成一体,预防被冲击冲散;我们故意去院长那里提出申请,让他们觉得我们懂得程序和尊重。但所有的算计,无非是我们的战略纵深的缺如,我们的动员能力有限,我们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注定要经受挫折和失败。是的,我给你提到过桑椹,青的、微红的,酸涩得厉害,但有些路我们必须自己去走。

我们在裕丰路追赶上队伍。学院里的班级都拉出来了,成教系的各班级也没有拉稀摆带。队伍在城区的干道上缓缓移动,有球队、武术队同学的外围维持,整齐不乱。口号声声,万万市民夹道鼓掌、喝彩,饮料和冰棍、冰激凌塞过来。
阳光很晃眼,狠狠地炙烤着大地,闷热得厉害。我穿一条叫巴拿马的厚裤子,裤裆有些狭小,我走得有些艰难。我的脚在重庆染上了脚气,脚丫痒痛,席兵同学挽着我的手臂,他看我的眼神满是怜悯。
这座小城的大街并不多,我们游行到城郊的师校就开始往回转。在政府街的路上,遇到从重庆建院和内江财校回来的老三张洪、老十马列,他们立马挤进我们的队列。兄弟见面,分外欣喜,他们忍不住领头高呼起口号来。他们领呼“砸烂康华!”的口号,被就近的同学责备。这让我有些尴尬,让他们郁闷。
这是一座小城,能够走上街头,就是我们的莫大的愿望达成。从街上回来,和紫强、浩海等人碰头。张洪、马列也和我们一起,为下午的口号是不是太保守争议。我解释道,这是一座小城。
气温依然高张,晚饭是没法吃了,我们议了一下明天的注意事项,紫强和浩海张罗着夜里去其它学校串联、鼓动的事宜。有人来给我说意见,大致是说,游行就行了,至于绝食,咱这里就不进行。

五月十九日,照例是上街游走,所有的中专、技校学生也跟了上来,最后停在了市政府门前。
里面传话,说是让派代表进去。我并不觉得有什么意义,进去并无意义,被紫强给了一个进去的焦灼眼色。我被人推攘着进了大门,走过弯弯曲曲的花园小径,进到接待厅。进去了男男女女一、二十人,市长接见,大家七嘴八舌起来,摄影机对着市长和学生转动。会议室的空调和风扇在加倍努力地工作,我感觉到饥饿和极大的疲惫,靠在一个角落里使劲喝水。市长说,听取大家的所有意见,并于22日在学院的大会堂里与同学们对话。
清算的日子,有一位朋友的哥哥看到内部文件,说最初的黑名单并没有欧阳懿。我解释说,我看过那段录像,大概是按照摄影机画面捉拿吧,镜头在我的面上一扫,那时我感觉到热、饥饿和极大的疲惫,低着头靠在一个墙角使劲喝水。

从市政府出来已经是午后,因为没有将运动升级的计划,尽管热情依然炽张,人们却有些茫然不知所措。我嘀咕了几位同学,队伍又高吼着口号,在城区的大街上移动。警察的车队在前面开路,而我们学院的院长和几位教师走在了队伍的前头。
晚上七点多,游行的队伍回到学院的体育场。“各校各班、系的代表到中文八七的教室碰头!”我高喊一声,队伍逐渐开散。

晚上九点,我和赵紫强到我们中文八七的教室,里面已经有三十多人聚集。“鉴于市府接受我们游行的主张并愿意对话,明日可以复课,大家可以分头准备22日对话的相关事宜。”我把自己的意思作了表述,大家纷纷发言,进而激烈论争。
突然,一个尖利的声音起来。“你们出去,别影响我学习!”教室里一时安静下来。我定神一看,是班里一个叫朱明臣的人。这肯定很装逼,老实说,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见他平时有多么用心地学习过,也没有看见他比雷锋同学学得更有水平和成绩。我说:大家继续讨论吧。”朱跳到我面前,抗议我们干涉了他要学习的自由,大家都哄笑起来,给予他极大的鄙夷。朱在我面前跳跃得更厉害,赵紫强同学挤过来,把我们分隔开去。

两个月后,我们各奔东西,狼狈逃离,朱同学留校了,火线入党,借调到公安局,四处缉拿我们这些坏人。我的前女友阿紫,也分配到乡下,某次回城回学校,和几个人与朱明臣同学见面,说到留校一事,朱眉飞色舞起来:“一看见你们上街游行,我就明白,我的机会来了!”亲爱的雅各伯,树林子大了,什么样子的玩意儿都会有。

20日晨,我早早地起来。昨晚,李鹏已经在电视上颁布了杀气腾腾的戒严令。而此刻楼道、操场上已经有不少茫然无措的人。我找到同寝室善书的班长刘静同学,我告诉他,需要写一个复课通知,他很乐意地接受。事实上,对于上街游行,班长刘同学很有保留,这时候听说写复课通知,他没有障碍。不过,数月后的清查,这份我口授他书写的通知,成为他被定为本城所谓高校自治会秘书长的依据。因为这,他预备党员的资格被取消,和我们一道发配边鄙。

系党书记找我了,竟然是叫到花园一隅。这是一个狡猾的党棍,他说了很多无聊的话,我左耳朵进有耳朵出去。在我的心理承受一面,我们祭出的是短平快的一招,干净利落,并且赶在李鹏杀气腾腾的讲话前一刻戛然而止,大家应该可以全身而退,我算给我的同学们有一个较好的交代。花园里的花朵繁华缤纷,阳光从大树的桠枝和叶面间照射下来,这一切足以晃花了我的眼。

第三章:启蒙、杀戮以及洪水

亲爱雅各伯,如果我们的马能够驰骋得更加宽广,我们将真实的看见,人类文化的所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这个一致性的达成,有很多路要走。因为各自所处的环境不同,形成不同的文明单元。各文明单元发展并不均衡,从而有了文化发展的多元多向。这貌似一棵大树,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文明树。我们人类的现代文明,最终建立在一神论、古希腊的哲学尤其是人本主义和古罗马的法治精神之基础上,如果这是一种能够接受的理念,你就可以发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汉文明是令人讶异和恐惧的。你会很清楚地发现,你的先人已经落后和边缘很久了,他们带领我们走在没有未来的桠枝上。现在,我们可以来思考一个叫做“政治”的概念,她事关“公平、正义和爱”。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特别是统治者,必须在愚昧、野蛮、自私和贪婪的罪性上悔改。让政治脱离阴谋、专横、血腥回到“公平、正义和爱”的意义本身,从而融入人类文明的大江大海是我们补课剥夺的情怀。平等、自由、民主、有限政府、完全的市场经济,是必须的建设。不吝重复,对于21岁的我们而言,她是朦胧的梦境,我们未必能够清楚的表述出来。但是,正如我们穿着一双尺码不足的鞋,脚被束缚得难受和厉害,不能行走很远,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对于旧体制的利益方而言,肉糜是最低限度的保障,但他们看不到人民在吃草在易子而食。这种对立和冲突的解决和转化,并不容易,从这一层面而言,妥协是政治博弈的高级形式。

数百万年轻学生出现在大街、广场上,和平地表达着自己的愿望,他们静候对面一方的回应。
没有理性的回应,旧体制的权威绝不可以被挑战,他们的可怜自尊不容戏谑。所以,所有的回应只能是粗陋、野蛮、暴戾和极端的任性和傲慢,一点文化含量也没有。
数十万野战军开进首都。外地学生涌进北京,北京的高校学生空校,流散外省。

刘贤斌同学跑回了遂宁,他已经听说我在遂宁蹦跶到前台,他并没有感觉到意外。我们一起去马列同学家,马列的母亲激动地说:“一看见学生上街了,就知道你欧阳跑不脱要领头,果然就如此了。”我腼腆着笑笑。坐了一会儿,我们三人就一起出门。
贤斌说他带回来很多资料,他说应该在遂宁做些启蒙的事情。没有人说这不好,我忙着几场毕业考试,他也有几日没有露面。古汉语刘川明老师又拦住我,问了我一些北京和外地学潮的事情,临末他说:“你这段时间可能没有好好复习,给你指点一下我这科考试的范围,过关应该没有问题。”
5月30日中午,贤斌来我寝室,我们一起在食堂里用餐。然后出门,他告诉我他油印了几千张传单,我们在街上买了不少浆糊,预备贴满这城市。这应该是他说的启蒙吧。
31日下午,他提了两个大口袋到学校来。晚饭后,我悄然发放了一部分给赵紫强同学,吩咐他找几个同学悄悄贴在校园里。
已经晚上八点了,天色暗淡下来,马列同学还没有露面。背上沉甸甸的包袱,我们来到学院的一个体育场,翻过一道围墙。
我们落地在四川省农业机械学校里了,灌木和杂草缠杂着,我们费劲地钻出。夜色掩护着,我抹浆糊,贤斌把传单贴上。在一幢教师宿舍前的墙下工作,突然有人经过,我们立即停下来,贤斌立马做出打太极拳的架势,我也作势跟上,那人没有停下和警觉。
从城北到城南的大街上贴了个遍,然后穿行一些小巷。晚上一点左右,最后到江畔犀牛堤的一个公厕墙边,再次有人出现,我们立即坐在石凳上,暗淡的光线中,或许人会把二人当成恋爱中的男女。
到凌江阁大概已经两点了,马列同学寻找过来。我们沿江堤下行,在望鹤亭歇息。夜很静谧,夜风吹拂,没有睡意,只是有些冷。五点刚过,东天微明,我们一起回学校。经过花园那些亭阁和葡萄架立柱,上面已经贴满了同样的传单,那是赵紫强同学和小伙伴们的成果。

按照和贤斌的事先商议,我和萧鸿同学作沟通,6月2日我们三人一起到蓬溪县去寻找李才安先生。
李才安,蓬溪县蓬莱镇人,1984年考入北大历史系,为八六学潮学生领袖,学潮失败,发回原籍劳教两年。李才安家中只有老母一人,他劳教回家,生计窘迫,一度靠抓黄鳝挣钱勉力支撑。对于深度农村社会而言,一个人能考上北大,很了不起,家庭和学校都是很荣誉的事。所以,在如此艰难的情况下,他高中学校的校长很怜惜他,通过关系,将他安置到一家企业里做写写画画的临时工。这些情况,我是从萧鸿同学那里了解到的。
贤斌对我:“北京游行时有一标语和口号是“释放李才安!”,据说很厉害,八六年的学生领袖,遂宁蓬溪人,能够想办法找到这个人吗?”我告诉他:“萧鸿的朋友正好和他是同学,正好能够联系上。”我们约定6月2日去蓬溪。
6月2日的气温更高,上午九点我们才赶上公交车,那时太阳已经白花花开始吓人。车颠颠簸簸了两个多小时,我们才抵达蓬溪县城。

毛泽东氏的文化大革命实行彻底的反智主义,老子是文盲成为荣耀。文革结束,毛的核心圈子被抓捕被驱逐,平反、恢复教育、文化缓缓解禁、中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接触,国人怀疑独立的精神渐有复苏,文化反思、诗歌狂飙。和你今日所处的惟权力、土豪可以横行的时代不同,20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个文化和诗歌为王的时代,思想者、诗人可以用自己的尺度建构自己的王国,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精神贵族。我们首先要寻找的正是这小县城的一个诗人群体,他们一般是恢复高考后进入这个城市的大中专毕业生及高中生诗人、作家、书画爱好者。

我们在路边小店填饱肚子,然后找到一个姓何的朋友,去一个环境不错的公园喝茶。何先生说,这批人年龄比我们大,他们多已经有了自己的职业和工作单位,所以我们需要等到晚上才能聚会。何先生交代我们晚上在某个单位宿舍聚会,然后去联络众人。
晚上来了七八个人,喝酒、谈诗、议论时局。李才安有事缺席,但已经说好,第二日小西湖游玩他会赶过来。
第二日十多人一起在小西湖游玩,李才安午餐时才赶过来。形势越来越诡异,李才安比较谨慎,大家只是闲聊,谈话并没有深入展开。

亲爱的雅各伯,晚上回县城,李才安把贤斌、萧鸿和我带回他住处。
李才安住在一家企业的一个仓库里。这个仓库有三个教室大。最里面堆放了上百根碗口粗大的木材,他自己的床在木材旁边,蚊帐从下端收起,卷塞上顶,床比较凌乱,乱放了几本书,一个角落里有锅碗瓢盏。李的个子比较高,人黑极瘦,大概是出狱后遗症状。牙黑指黄,他抽烟频繁,一支接着一支,罕有间断,一会儿两包烟就消灭干净,地上满是烟蒂。烟雾和尘灰在室内飘动,我感觉很口渴,我感觉所有的人都很干渴。再看他瘦黑高长的身影,仿佛中看见一条困顿的长龙,在干涸的泥地和乱草里艰难爬行。
贤斌和他就历史、时事谈得很多,我却一直神魂不宁。
“你可以研究研究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这或许是很有意义的。”李才安对贤斌说。

回到萧鸿朋友家已经十二点,电视上只有杜宪、薛飞两人的哀戚播音。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他们终于下黑手了。
他们下黑手了!

欧阳懿、刘贤斌和其他同学郊游合影。
欧阳懿、刘贤斌和其他同学郊游合影。

急急忙忙赶回遂宁,贤斌约了马列同学扑北京。“北京的市民觉悟很高,很支持我们,很有可能会发生巷战。”贤斌说。6月6日他们毅然去了北京,没有来和我告别。

亲爱的雅各伯,除了内心的干涩和无尽悲哀,我无能为力。和贤斌、马列他们有所不同,我思虑太多太重,即使我相信巷战会发生,我也不能确定它会有怎样的持续,我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根基在哪里。所以,我只好在这小城里焦虑,等着即将到来的毕业和分配。
赵紫强、欧浩海他们一帮同学爬上一辆货车走了,他们在车上哭喊着再见,我在车屁股后面努力地追赶了一段停下,啊,再见,再见……

雅各伯,我更愿意记忆中这以后是接连不断的下雨天,天公呜咽,它的泪水很多,不愿意收拾。我的马匹被彻底淋湿了,不,我更像冷雨中的一只鸡,无论怎样拍打我的翅膀,也没有一片羽毛干松温暖。

校园里空旷了许多,我在湿漉漉的路上遇上我的当代文学老师青年诗人阿野。
“你还没走吗?”他奇怪地问。
“没有,我的毕业证被院里收回去了,让我等候处理!”他很是惊奇。
很快,我的毕业证再次发下来,据说,院方的一次会议上,由一批青年教师就我的毕业证被扣押交涉校方促成。

雅各伯,我该离开这学校,离开这城。
清晨极不明亮,暴雨倾泄下来,风扯动着,电闪上上下下,雷鸣震荡天地。
我扛着两大捆书籍和其它行李,冒雨上了大街,很不容易招呼到一辆破漏的三轮车。
风和雨更厉害,车夫的腰拼力扭动,车轮在污水肆虐的街上挪着,送我往车站去。
我回望了这座雨中暗淡的城市,我回望了洪水洗刷着的熟悉街道,说:“我会回来的!”

雅各伯,我的马消失了。
雅各伯,你可看见我的青春影像。
雅各伯,雅各伯,我的雅各伯。

2014年12月至2016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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