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乐:利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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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转发】

文/老乐

历史演绎、朝代更替是为利益。故此,罗伯斯比尔喊出了气吞山河的话:“国王必须死,因为共和国要生!”

中国乌坎村与国家武装长期对峙是为利益。他们喊出的口号是:“还我土地!”

杨佳受警察暴力迫害,与警方谈不拢索赔金额,大怒之下手刃十一警,六死五伤。他的名言是:“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

以上案子代表大、中、小三种利益。

(一)

人生是跨越一道一道的利益门。利益与人密不可分,有人就有利益,人在利益在,人亡利益亡。一个国家要争自己的地盘和资源,丧失主权的要夺回主权;一个村子要争自己的田地、山林和水源;一个行业要争自己的市场;一个人要争自己的需求……上至达官贵人、下至市井小民、旁至本家异族、广至党派社团,都有争夺自己利益的权利。在缺乏公平的社会里,各路人马为实现自我目标而生出诸多社会/政治问题,如果不从利益这个本质层面破题解题,我们就得不到正确答案,就会陷于“精英”的自恋,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

利益对每个人而言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是主心骨,打断骨头筋也要连着利益。我们一旦廓清了人生与社会的关系、个人与公家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利益与理想的关系、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就知道利益这个核心价值的位置所在,就会知道如何理直气壮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为什么在现实中,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到处碰壁,唯有将其铺张于艺术方能得体?就是因为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与现实格格不入,只能悬在高处供人欣赏和清谈。经过学校理想教育出来的学生,在踏入社会后都能感受到明显的心理落差以及两相对比的痛苦。单纯的农村孩子来到大城市受尽冷落和欺凌。落难之人鲜有感受人间温暖。现实中人吃人的现象被一个叫做“竞争”的正面说法所掩盖。由是,社会便有了一个特别功能:将年青人的美好世界观和人生观彻底粉碎,倒进大熔炉,熔化、重塑,之后,与社会合拍的就一路顺风,不合拍的就无情淘汰。

我不敢说自私自利是最高人性,但说它是普遍人性是成立的。如果哪位圣人想出手击败人的自私自利,搞大公无私,就会天下大乱,不可收拾。这也是我们看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在人间没有立锥之地的根本原因。集体大锅与个人饭碗之间的关系也必须要纠偏摆正,过往历史已经证明,锅里没有的时候,某些人的碗里有,不但有,还很丰盛;而锅里有的时候,某些人的碗里是空的。在任何时间和地点,自己的利益一定要自己去争。如果一口锅里有十个人的油水,你一不小心,就会集中去了另外九个人的碗里,别人的勺子不会往你碗里扣,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自己动手才稳妥。现实很严酷,严酷的现实会造就冷酷的人生。事实上,连一些有着理想主张的人在现实中都是非常实际地、严严实实地维护着个人切身利益,不容别人染指。

我参透这些问题有个过程。原先,我对许多社会乱象和身边各种不近情理的做法很不理解、很反感。我父母是民国教书匠出生,在这个行当干了一辈子,我自幼受到他们与世无争的影响,因耳闻目濡,老庄思想在我心里驻紮很深。民间有说“拿得起,放得下”,老庄他不“拿”,焉有“放”。他的思想悠游苍穹,不坠人间,你奈他何?而当下人则不同,活在现实中、陷在冲突里。久而久之造成郁闷痛苦,一些人想求大同,希望社会道德提升,去信宗教,一是为了寻求乱世答案,二是求得超然解脱。然而,这个心灵超然的解脱跟绞杀神经的现实呈拉锯状,往往解而不脱。

人间不公、坏人乱窜,说到底是因为利益二字。在竞争中,有人不按牌理出牌,手段狠辣,你看不顺眼就逃避,殊不知恶人没了竞争对手就更不得了,更要十倍百倍疯狂作恶,那你的烦恼就要日胜一日、永无休止。所以,对付恶人以及给社会带来和谐的不二法则就是:不回避、不逃避,一齐参与争夺,在争夺利益的过程中历练个人素质、打造社会秩序和人际约束机制。当初,西方列强争夺中国利益相持不下时就互相制约,划出各自地盘相安。今天的道理与那时相通,秩序都是在争夺利益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头破血流了,大家快要玩完了,就要坐下来谈。一谈,秩序就出来了,法律法规就出来了,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所以,势均力敌的抗衡是彼此制衡的关键。在这个过程中,如果回避,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会把世界搞得越来越乱、越来越不可收拾。为什么不可收拾?因为君子通过回避把对方做大了,他任何时候要克你,再也不用吹灰之劲,你就会受到更深的欺压和伤害。

我求佛时,被开导:你见人,人人是佛。而事实上呢,我无论如何也迈不过这道坎儿,我在市面上硬是见不到一个佛,只觉得“所有的小孩都可爱,所有的大人都可憎”,我陷入迷惘、无奈。但是后来,我的认知里头立起了利益门,然后,我去熙熙攘攘的市面一看,眼前顿时雪光似的明亮,浑身有如蒸过桑拿般轻松,对任何人的言行我都觉得浑然天成,都觉得天生这廝和那廝必有用,利益是这世界前进的无限动力。欧美早年若没有专利法,应用科学家们会夜以继日拼命搞发明么?研发的极度保密,不正是为了害怕别人剽窃么?

有利益门就有出入,出是争取利益,入是带回利益。一出一入演绎人生历程。对客观存在的利益二字不能扭扭捏捏、抱起琵琶遮住半个脸。只要对利益做出正面肯定,就可以平衡人际关系,把阴悄悄的事情堂而皇之摆上台面,让大家看了不是触目惊心,而是恍然大悟。同时,也是让老实人和傻瓜蛋能够在大梦初醒之后拍马挥刀直追阴险狡诈的人,把自己的利益观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促进社会透明度。

(二)

君子说到利益二字或许坐立不安,他想认同,又觉得合不上自己价值观;他想否定,看见别人一跃而过跑前头了,心里又失落。所以,利益对君子而言是某种程度的折磨,虽然如此,它又对得上君子潜意识里的利益观,君子的利益观是先义后利、或义利共进,然后公私共荣。明白了这一点,君子应该知道利益门也是他们人生的直通门。

争取利益无需打磨强健的心理素质去抵禦别人的苛责辱骂,要坦坦荡荡亮出终极目标——利益!反对心是口非、反对在达至目标的过程中蒙上虚伪说辞,拿现在的话讲就是不装萌、不装处。装萌、装处不是人的本性,时间长了疲惫不堪甚至精神崩溃。现在害抑郁症的人为什么愈来愈多,就是因为人的想法愈来愈复杂却又不敢张露,捂久了就郁闷,凝成一团团死结打不开,时间一长,抑郁成症。我一朋友因现实压力抑郁几十年,最近她上街,只要看见满街行人就觉得他们是逃难的人群,只要看见女人背着婴儿,就感到那背带在勒自己的脖子,喘不过气……你看农民,有几个害抑郁症?他干什么事都不遮遮掩掩、不找理由来蒙面搪塞,都是直接爽朗地干。我以前在城乡结合部看见农民从土里挖起菜在污水坑里涮几下就挑去城里卖,问他为啥用污水涮菜,农民说:“吃死那些狗日的城里人!”你看,这样的人他会害抑郁症吗?毛泽东制造的城乡差别,在农民心里埋下仇恨的种子,他们一有机会就要发泄,发泄完了就在心理上把城乡关系扯平了。然而第二代农民进城打工就不一样了,有不少害抑郁症的、同性恋的、自杀的,这是城市文明病。憋在心里无处倾诉,所以出事。争取利益也是这个道理,遮遮掩掩害人害己,必须堂而皇之。

我争利益、利益趋我。小我得利家就稳定,小家稳定国就安泰,个人利益是国泰民安的基础。睁眼看中国,强拆导致许多人利益受损,上访示威不断;城管暴力剥夺底层民众饭碗,造成大大小小冲突不断甚至流血死亡,导致社会严重动荡。被强拆的、被收缴三轮车的、上京城投诉的都勇于斗争、不让寸分,一败涂地也不丢脸、不掉份,他们是争取利益的实践者。人无分贵贱,争取利益适合各类有文化的、无文化的;有修养的、无修养的;性格急躁的、性格疲沓的;脾气暴烈的、脾气温和的各色人等。重要的还在于它适合当下一派乱象的社会格局。任何人从利益门出出进进,决不会害抑郁症而只会日益坚强、愈战愈勇。其间,烈度和猛度跟期望值紧密挂钩,争千户侯、争万户侯和争皇帝有着完全不同的出手规模。若要追求落发出家的清静无为生活,则要跟内心魔障相争,从而实现自我修行的利益。

(三)

与利益门相对的是公家门,公家门是愚弄民众的门、是鬼门,最著名的有“人民公社”,社长毛泽东说:“人民公社好!”究竟好不好,大家后来都看到了。其实,也不用后来看,从合作社转型为人民公社时,各家各户都把自家的牲口杀来吃了、卖了。为什么?不想充公嘛,那怕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同村人和别村人,都莫想占我的便宜。所以,因公而立的门是虚伪且脆弱的。

世间万物讲平衡,平衡被打乱,非出事不可。人体讲酸堿平衡、阴阳平衡、寒热平衡;家庭讲收支平衡、感情平衡;国际讲力量平衡,这是任何时候都不能含糊的。平衡的内里机制其实就是自我保护。说到这里,不免想起英国这次公投脱欧之事,开源节流相辅相成,英国脱欧属于节流(当然还有其他因素),每个国家都要维护自己利益,做慷慨的义人都有底线,那就是不能让自己崩盘,无休止的奉献一定有毁灭那一天。一个国家引进外人,无论是移民还是难民,都希望承认自己国家的价值观,这是和谐与安全的基本考量。如果来的人不但不融入,还要添乱、制造灾难,那就会逼得人家关上大门。其他各项都同此理。我有一位朋友,侄女从中国来留学住她家里,吃喝全包,可孩子就是不讲规矩,总是将回收垃圾和生活垃圾混放,屡教不改还要顶嘴,朋友忍无可忍将她逐出家门。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跟数学道理一样,同类项才能合并。我们都曾经有把朋友留在家小住几天的体会,那一定是要谈得拢的朋友才愿意留宿,烟酒茶一摆,可聊至夜深而毫无睡意。

人生而有牙,找东西来嚼是天性,追求利益人是天赋人权,按主观能动性来诠释,就是:追求利益,人人有责。这个责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为什么讲“求人不如求己”?就是因为自己才靠得住,自己的利益自己争。如果每个人都能为自己负责,那就不会祈求别人来帮助,也给别人省下了精力和资源,“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就是指这种不争气的人。所以,作为一个人的人生观的建立,这是不能回避的课题。我们看见人世间大致的规律都是穷帮穷、富帮富,这个情形其实就是放大了的各人帮各人。婚姻中,门当户对的实质也是利益。现实总体而言,是统治阶级抱成团、中产阶级抱成团、无产阶级抱成团,其中有人身份变了,他就要依新的身份跟新的阶级抱成团。哪个阶级说哪个阶级的话,何以故?利益故。

美国有一部名叫《Breaking Bad》的62集电视连续剧,毒贩头子 Tuco 的残疾表叔坐在轮椅上打铃很有讲究,他不能说话,但头脑清醒,靠打铃选择字母拼成文字,传达自己的想法。在 Tuco 面前他打铃是按个人利益来决定,在警察局里打铃是按阶级利益来决定。索尔仁尼琴说,没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学作品都不算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一竿子下去打死了所有唯美主义作家,索氏这话建立了一个主观性极强的制高点,如果普鲁斯特返阳归来,会将《追忆逝水年华》做盾牌去跟他决斗。鲁迅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他也吃笔杆子这碗饭,特别凌厉是杂文,影响极大,所以他要打造一个“猛士”品牌来享用。毛泽东在延安寄居期间做着皇帝梦,要夺权,就要尽一切手段给国民政府下烂药,于是,他捧鲁迅,把他捧成先锋文学的旗手,为己所用。而喜欢纯文学的作家呢,在那时候就很反感鲁迅,跟他打笔仗、唱对台戏,说我们的东西才是真正的文学,文学是写人性。陈西滢更因为说刘和珍死得不值,跟鲁迅由笔仗升格为仇家。

上述几种人都抱持着自己的立场观点站在自己的利益门里,正因为有各色各样特立独行的利益门东西南北的立着,这世界从精神领域到物质领域、从道德法律到村规民约才能扯平,不特别往哪一边倾斜。

(四)

有人会问了,如你所讲,那这个世界还有没有正义呢?还讲不讲正义呢?我的回答是:没有独立意义和超脱意义的正义。或者说,没有纯粹的正义,只有跟利益挂钩的正义。如果我们不这样直接地认识问题,只是抽象地讲正义,至死也理不出真相。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美国一直卖废钢铁给日本军工业,生意即利益,反正日本造的武器是打中国人,可是,珍珠港被偷袭后就不一样了,美国的态度就颠过来了,不但直接打日本,还援助中国打日本,罐头、咖啡、军火、飞机都来中国了。就珍珠港的悲剧而言,本来大家应该感同身受吧,可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中国却暗自高兴,为什么?因为小日本它惹上了一个大巨人,巨人出手,中国就有救了。这就是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看待别人的灾难。这说明,正义与利益是互为交替,难舍难分的。正义的含义是变化着的,放在彼时正义,落在此时不一定正义;放在甲地正义,搁在乙地就不一定正义。雅尔塔协议更是几个超级大国谋利的例证,美国为了战胜日本时减少自己损失,要求苏联出兵中国东北。而苏联为了给自己的远东建立缓冲地带,又要求外蒙脱离中国独立。那次会议,中国这个二战的远东大国被甩开,他们几个巨头就把这事儿给敲定了。所以,雅尔塔协议又被坊间称为雅尔塔密约,是受害者(包括波兰及波罗地海东部沿岸小国)不知晓的秘密谋划。此事纯然利益二字起作用,如果站在利益二字讲,美、苏都没错,都立在利益门里,中国和其他国家护不住自己利益就只能当倒霉蛋。我们看得到的现实以及过往历史中的结盟、毁约、联合、破裂、战争以及正义与非正义的背后,都是由利益驱策。

远的扔开,再往近处说,只说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西方政治人物口头上都说要维护自由世界普世价值,在竞选时强调得特别厉害,可是,当他们得势后,却跟专制国家互访互动、友好合作,完全失去了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那种势不两立的态势,为什么?利益故。投资、交易、办厂、造访、谅解等等,都是油水事业,理想在利益面前转而薄弱并渐次退隐。延至今日,整个西方几乎连嘴巴上的道义都懒得讲了,就是因为怕刺激对方。所以,这个世界是讲利益、争利益的世界。西方在没有得到利益的时候,就说你专制、残暴、无人权。可是,你一旦打开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放他产品进来,他又能得到你的廉价商品,那他就会睁眼闭眼放你一马,不再提那些噁心事。这个看似荒诞的格局其实就是正义与利益之间的关系,它们互为帮衬。第二件事情,西方发达国家有法定最低工资标准,西方的老板都知道这是劳工阶层的基本权利,也是西方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因素,可是,当发展中国家有廉价劳动力而没有法定最低工资标准或这个标准很低时,他们就把工厂迁过去,全然不顾别国劳工的不幸,没有一点人性情怀。如此追逐利益也削减了本国劳工的就业岗位。在西方,如果没有维护劳工利益的工会全力展劲,劳工的很多权益会受老板侵害。一般而言,老板不怕工人,但他怕工人投诉,他怕工会和法律,工会能量很大、法律则是公平正义,只要这两个东西一出面,老板会吓得浑身发抖。第三件事情,西方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有害工业垃圾。他们明知发展中国家的人不会把有害垃圾作无害化处理,而是捣腾一些污染材料重新流入市场,但是,他们还是要大批量运过去,见着这些让人心里发毛的有害工业垃圾远走他乡,他们的心里就踏实了。这是典型的利己然后损人的行为,不但损人,连别国的自然生态环境也被加害了。

中国人常常自诩聪明,其实,中国人只是小聪明、占小便宜。西方人才是大智慧,他们的思维能够产生大格局、把握大利益。著作权法、专利法等等保护自己利益的文件都是他们发明的,起首一个指导思想就讲自我,别的不来。而中国人呢,怕讲自我、怕讲自私自利,开口就是天下公义、大公无私,这些落不到实处的玄学,真是害得人一辈子都在当糊涂虫,不知道上帝把自己放到世上来走一遭是为什么。

(五)

水来土掩、雨来伞挡,这是不同物质相克。利益之争不一样,必要同质应对才能奏效。也就是说,只有利益能克利益、利益能打败利益。

关于公平、公理、公义之统谓的正义,它的正面属性当以人口比例来判识。同样是争取利益和维护利益,有多数人和少数人的区别。政治上的正义与非正义就是由这个东西来决定。民主社会把有权力的少数人监督起来,不许他们谋私利,这符合大众原则,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都围绕这个大众原则来制定——这就是正义。记者冒着风险对权力人物的贪腐事件作调查并公之于众,这个记者的行为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他就是正义的记者。所以,“正义”这个气宇轩昂的说法背后也是利益二字在支撑。据此,大多数无权无势的人着力强调的正义,就是为了得到和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专制国家,民众则要维护得更靠前一些、更基础一些:首先是要拿到权力。把权力从少数只谋私利的人手中夺过来,落到大多数人手中掌控起来,靠自己的发言权、选举权来为自己的利益寻找代理人。正因为他们争利靠前,所以,在初始阶段难免为正义付出惨痛代价,诸如:流血、坐监、杀头等等。最高尚的政治乃是代表最高尚的利益,民主和专制之争是多数人的利益和少数人的利益之争,代表不同阶级而建立的制度就是为了保护不同阶级的利益。政治游戏承载着利益分配,不然就没有人对它感兴趣。明白了这一点,就明白了政治的实质。其他诸如领土占有、资源占有、宪法、法律等等,都从这个道理派生和延展。所以,我说没有纯然超脱的正义,正义诉求必得连着利益才能成立。据此,我们也才能明白,中国文化大革命中那些为着毛泽东闪闪发光的金句去抛头颅、洒热血的人真是死而不得其所。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唯一正面效应是,多达数亿的人在一夜之间猛醒过来:理想和正义不跟自己的利益挂钩,都是吹空灯,毫无意义。

你可能要问,既然利益是个绝对概念,那权势人物与大多数普通人物都是在争自己的利益,权势人物有什么不对呢?好,从争取利益与维护利益的角度讲,他们是对的,符合人的共有本性。但是,他们的问题出在两个字上:犯众!一般而言,在对某事物的研判、观点和态度上,犯众不一定是问题,有时候真理还在少数人手里,“虽千万人吾往矣”。但是,若犯众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利益范畴里,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200年前,英国某法院有个判例:在飢荒时期,大家排队去领面包,一个人因为插队,排队的人一怒之下就把他打死了。法官在审理这个案件时,判定打人者无罪,理由是,如果判定打人者有罪,那么,就会助长社会上不排队的坏风气。由于有了这个判例,英、美等国家的人都知道要排队,即使发生飢荒,也不能去乱插队,不然打死白死。这个例子说明,犯众,千万不能犯在利益上。在利益上犯了众,造成的直接后果就是打群架 —— 一场少数人和多数人为各自利益而互搏的群架。群架既起,那肯定是人多的赢。占大多数人的赢家代表正义,这就叫正义战胜了邪恶。而少数人呢,他们就是失败者,也可以说是维权失败。当然,多数人败给少数人的案子也不少,那是徒手与武器的悬殊造成的,中国即属此例。故而,正义的呼声在这些地方永远不会消停。专制者明白了利益门这个道理,就应该知道:在不公正的环境里,抗争与博弈会持续不断地产生和进行下去,当局以空洞骗人的红色政治语系来阻挡民众维权获利完全不着调,弱智乏力。同理,在专制者内部,各自利益也不可侵犯,习王反腐,与落马者及其利益人结下生死大仇。没有任何人在心里为党国利益认罪,只怨自己运气不好,倒霉。

(六)

在中国,一个家庭里,如果亲戚做了大官,那这一家人对这个体制的态度就会倾向于赞许或者拥护,即或理性上不认可,态度上也会容忍;一个家庭里,如果每一位成员都挣扎在社会最底层,那这一家人对这个体制的态度就是敌视和意欲摧毁。说一家人,有血缘之嫌,那我就讲社会关系:有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朋友群里,其中有当官的,只要那当官的升了一级,朋友们是不是都要赴饭局举杯恭喜?哪怕其中有拒绝入党、拒绝当官、反感这体制的朋友。这说明利益不但是谋利人的目标,还搅合着复杂的人情伴奏曲。

西方发达国家也如此,只要有机会,当官的同样要贪腐,上至国家元首、下至部级干部、地方议员,只要钻得到空子,一定要假公济私,吃请、接受国际旅游招待等等,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西方没有“思想品德教育”之说,因为,这个东西不管用,约束不了人。一切的非正当谋利,都拿法律来镇,拿铐子和监舍问话。有时,利益太大,铐子和监舍都不管用,欲望会占据官员所有理性。我在澳洲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总的感受是,人是自私的,并且,这个自私是光明正大的,是被充分认可的。人在自私的基础上发展社会、发展公益事业、倡导利他行为……这个座次排得非常分明。你看外国针对私人利益保护的法律订得有多细,细到一般人都无法全面掌握,有些人冒犯了别人的利益还不晓得犯了法。保护私人利益,在西方是一个天经地义的事情,同样的,自私自利不受谴责,它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在选举中,公民投票大抵也是按个人利益来选择候选人。而候选人呢,则是尽量的许诺,给选民展示出诱人的利益。候选人说:“反对禁枪。”枪业协会和拥枪者就投他的票;候选人说:“同性恋合法。”同性恋者就投他的票;候选人说:“我上台要搞宽带工程。”年轻人就投他的票。

(七)

因为人自私,所以,个人利益大过集体利益。安徽小岗村的土地为什么要悄悄分了才能见产量?同样的一块地、同样的一班劳力,为什么在一起干就干不好?那是因为大伙儿在一起刨这块地时谁也不愿意出力。拿党语讲,叫“觉悟不高”。种地不出力就是农村人说的 “人哄地皮”,其直接后果是 “地哄肚皮”—— 挨饿!而地分了就不一样了,是自家的,种起来就卖劲。包产到户其实就是顺应人的自私自利性。一个集体里,如果有一个乐于奉献的、吃苦耐劳的好人,他会不会起好的带头作用呢?不会。我当过知青,我就知道,一个生产队或生产小组只要有一个肯干的人,其他人决不会跟进效仿,他们只会越来越懒、越来越偷奸耍滑,都巴不得你多干一点。生产队长咋唬得最多的话是:“有些人出工不出力哈。” “莫跟锄把亲嘴哟。”人站在地里把锄头杵在地上,双手搭在锄把顶端,再将下巴搁上去歇息,就叫 “跟锄把亲嘴” ,很形象。有人曾说,那年头吃不饱饭,所以,出工不出力,但是,我们在搞农田基本建设时,每天要把一大堆条石从采石场抬到堰塘筑基,如果是计时,那就抬得慢;如果是计件,那就抬得快;如果是丢包(象击鼓传花那样丢石头,每俩搭档负责自己那段路),那跟我搭档的就会主动抬“背肩”,让我这个小个子抬“迟肩”。背肩就是把绳子朝他那边挪动一些,多承受压力;迟肩则相反。如此兼顾就是为了干活利索,早点收工回家。

这个关系,西方人看得透彻,他们知道人性本恶,就用制度和法律来管人,道德约束呢,归于自我选择、自我采纳,不强求。西方人上班下班是机器打卡,人饶人机器不饶人,干了多长时间机器说了算。别说工厂管理,就连家庭也是夫妻帐号分立,各管各的私房钱。有些家庭甚至还要实行消费分摊制、列明细账划清结算。遗嘱则更是一早就立好了,身后财物归谁谁谁,列得明白无误,还保密。这一系列不近人情的玩意都是因了人的自私自利性而来的。在西方,警察办案要取证很难,很多目击者都会说:“我什么都没看见。” 这是不想惹火烧身,也是不顾公德公理公法的自私自利性。在中国个人意识强的、绝不做奉献的 “另类人物” 好多在西方都发展得好,那就是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如鱼得水的符合人性恶的环境,一心为己的能量释放出来就不得了。

象舍己救人的过气英雄王杰,他有没有自私自利性呢?也有,我当年看他日记就知道,他入不了党就闹情绪,埋怨自己家庭出身中农。他钻着牛角尖想入党就应该打个问号,我概括他的活思想是:“人是桩桩,全靠党党”,入了党身价就不一样了,这应当归属于自私自利性。然则有问了,即然如此,为何他又肯去扑炸药包呢?我答,这个跟救木头电线杆的金训华一样,属于英雄情结,是思想各个方面的多样共存。自私自利性不克英雄情结,英雄情结不克自私自利性。那年头推出英雄谱,感染了一些不懂事的娃娃,就造成了自私自利性与英雄情结兼容的现象。这个视场合不同而有不同显现。而今天呢,可以说几乎每个人回忆起当年的英雄模范都是不胜唏嘘,替他们跺脚惋惜。王进喜是得肝癌死的,蛮干、劳累加营养不良,任你铁人,癌细胞也能攻进去筑窝扩张。所以现在的人,包括官员也都懒得讲克己奉公了,大都急着谋私利,捞得多才会引来同行们的羨慕嫉妒恨。得到了同行的羨慕嫉妒恨就等同于登上了党政干部光荣榜。由此可见,“先进性” 的确是个麻人的东西,整风也整不出好风气,只会整得彼此更冒火、更虚伪、更记仇、更想报复,因为人是自私自利的。当然,自私自利也会在某个环境里无碍彼此关系,那就是:谁也别招惹谁。也就是说,莫要批评和自我批评。象王进喜这样舍身忘死的人是不是利益当先呢?也是,他认为毛主席是他的恩人,把他解放出来了,他的地位现在是全中国各行业最高的,比解放前的教书先生还要厉害,他要报恩,要回报毛主席,就玩命干。因为这份耿直和仗义,就把命搭进去了。毛泽东呢,需要更多的劳力为他卖命,于是,把他塑成榜样。焦裕禄也是这样,都是死于肝癌。而中央领导因为享受高级保健和科学配餐,没有早死的。在我的记忆里,众多中央级人物,只有任弼时和黄菊死得早一点。

毛泽东提笔写向雷锋同志学习的时候,民风相对清纯,我们可以假设,如果毛岸英没死,他被感染然后激动了,跟老爸讲:“爸,我要下连队去开雷锋的嘎斯车、我要去路边扶老太太。” 毛泽东听了这话定然是涨红老脸一巴掌撂去,怒吼道:“你浑!你滚!你不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既然如此,那雷锋还要不要学呢?答,要学——由别人去学。“向雷锋同志学习” 这个处方是开给智力有缺陷的傻瓜蛋们的,活学活用的人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明白了这一点,推而开之,大公无私就是一个过场。

(八)

利益乃是大多数人的共同趋好。但是,有没有不讲利益,或者说心里根本没有自己的利益,只装着别人利益的呢?有!特蕾莎修女就是。由上往下说,特蕾莎修女是上天降临人间的救世主化身;由下往上说,特蕾莎修女是人类金字塔的顶尖,在这顶尖上没有并列者。为什么人类把最大的赞誉和荣誉都给了她?因为,她是比钻石还稀有的、非人间的奇人,许多极有仁慈心和同情心的人都达不到她那个境界,他们都是先搵好了自己的荷包才去行善。我把特蕾莎修女称作人类金字塔的顶端就是因为她是绝户、她是超然于利益门之外的圣人。她在飢饿的流浪狗嘴里抢夺弃婴、她将获得的诺贝尔奖金全部捐献给公益事业、她在战火连天的波黑战场组织人道援助……如果世上人都是特蕾莎修女,利益门立马轰然倒塌。

(九)

一九四九年,中国人载歌载舞庆祝新政权诞生,以为民主自由的新中国来了,劳动人民从此有田有地、当家作主;吃得饱、穿得暖。可是后来发现毛泽东和共产党得势后骑在他们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盘剥起来比地主资本家还要厉害,灾难的日子连绵不绝没个尽头。于是就又怀念过去的日子。特别是六〇年代初期,就盼着蒋介石反攻大陆打回来。可是,蒋介石没回来,共产党却在十多二十年之后搞改革,推行市场化、私有化,许多人在其中得到利益,他们就又念共产党的好。眼看西方经济衰退,他们甚至歌颂起专制制度的优越来。我有个朋友,当过七年老知青,是我小说《一个废娃子和七个老知青的故事》里的人物王建雄原型,他后来考上大学,很恨共产党,可是,在改革开放的年代他为了感恩邓小平,就跑去入了党,他以把自己交给共产党的方式来报恩。于是,他以前的政治看法和政治态度就都在利益面前垮掉了。还有一些人呢,在改革的年代没捞到任何利益,他们就怀念毛泽东的年代,他们并不是不知道毛时代日子更惨,而是觉得捞不到利益那就大家都不捞,要穷一块儿穷。这象钟錶一样摆来摆去游离不定的看法和观点就是由利益来驱策的。

你如果说我讲的都是普通人、俗人。那我就来讲一讲不普通的人、不俗的人:杜勒斯曾预期中国的“和平演变”,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和平演变”并没有在中国实现,却转而在西方实现了。罗姆尼与奥巴马竞选总统时,我才知道罗姆尼在中国有多个投资项目,这要在6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两个竞选者都强调重视美中合作关系。中国国防部长杨光烈都请去西点军校访问交流了,大公司都与中国权贵的经济实体合作了,中国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中国和西方的一致目标使得双方都能在牵制和克制中达到共赢。只要谁都不要做得太过分,大家就心知肚明、手挽手吵吵闹闹往前走。这过程中只要吵凶了,必要来一个互访;哪一方钱搂得太多了,必有一个惩罚性措施出台。至于人权、政治什么的,统统淡化处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西方现今领导人越来越市侩,成了扛秤杆的生意人。每年流入西方的天文数字的中国黑钱,更是形成了西方养育中国贪官然后贪官养育西方市场的往返链条。

西方对中国的期望值一直锁定在:维持现状。因为这符合西方的利益。西方投资中国是因为中国有廉价劳工,这等于是可以降低西方的人工支付标准去对付中国人,这剥削是合法的。要是中国民主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了(通过立法),西方还有什么利益可捞呢?在专制制度下,西方和中国共同获利。流亡西方的中国民运人士在西方的活动空间愈来愈遭受打压,在不同国家之间的穿梭愈来愈受限……种种迹象表明,西方在帮中国维稳、在捂着脓疮不让破。

西人的思维是严谨的,他们一早就分析过,无论怎样纵容中国,都不会威胁自身安全。他们真正敏感和要控制的是尖端军事技术及相关武器出口。只要牢牢把住这一点,中国就翻不起大浪,他们就可以高枕无忧。当中国人起劲骂权贵和要限制权贵的利益时,西方却与权贵们勾搭成奸,哪里把中国人的呼吁和期待放在眼里?中国的人权纪录越来越糟糕时,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却越来越松。它们一直上演着欲擒故纵和欲纵故擒的把戏。西方对专制,连抗争中最底端的“不合作运动”都不采纳,这是不是利益至上?如果不是媒体和一些议员的眼睛死死盯着政府,它们连反专制的表面调子都不弹。

而中国则是趁机拓展国际关系,以优惠政策吸引外资,挖个坑让西方来跳。投资来了,形成利益捆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还会颠覆我的政权吗?利益越大,保险系数越高。中国现在目中无人的傲慢与猖獗都是西方长期纵容给惯出来的。最近,中国外长王毅在加拿大发飙就是例子,他哪里是骂记者啊,根本就是骂给整个西方听的,意思很明确:中国人权问题你们少来插嘴!先秦国家为了安全,要把邻国国君的孩子请来定居(人质),现在,西方的资金和利益就如同先秦时期落在中国手里的 “人质”。

这就印证了我前面说的“别人的勺子不会往你碗里扣,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自己动手才稳妥”。据此,可以结论:当今世界已无救世主,早年的救世主已随风而去。唯有利益相同的人联手共进才能奏效。

生命权和生存权是公民最基本权利,雷洋被暴力致死乃当今最恶劣事件之一,若在美国,早已是万众上街游行示威、发出愤怒呐喊。这个明白无误的暴力致死事件无需政治启蒙人人都懂,仅此一点,足以激起举国上下全民抗议争取生命权。事后的屍检结论与眼下应有的示威抗议根本没有必然联系。可是,对于艰难夹存于黑白两道暴力环境里的中国民众、随时随地性命难保的中国民众却对此事仅停留在网上抗议和细节探查之上,殊为憾事。

(十)

利益之谓,各有理解,安身立命需要基本条件,然后图利益,进而大利益,抑或,与自己能力及目标相匹配的利益。个中起归因人而异。现实中,有些目标是自觉设定,有些目标是他人或环境逼迫设定,各有各的实情,各有各的不为外人道的心路历程与方式方法。

法无定法:思路不同、点子不同、人脉不同、本钱不同,争夺利益的方式就不同。有的人在商场争利、有的人在官场争利、有的人养一堆女人来争利、有的人养一堆男人来争利。而有的人没有任何资源,就在争利的人中间去争利,于是就有了黑社会。所以,争夺利益是一个类如食物链的结构,人在这个利益圈中各归其位。这既讲先天禀赋,也讲后天素质。官场不顺,可能下海;下海发达了又回去买官,以项目换大钱、以权力搞垄断;黑社会挣够本钱了想办法把钱漂白、把身份漂白,转做其他生意;搞艺术的把自己并非标新立异的产品取个别出心裁的名字投放市场……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争名夺利的过程中,手艺行的徒弟可以盖过师傅;学术界的博士可以证垮导师;官场后起之秀可以超越上级……在在都是无法之法。这里头,重要的是要找到契合自己特点的路子,如果不契合自己特点,干起来展不开劲会以失败收场。

不要以为利益就是票子、房子、车子、好烟、好酒、好吃、好喝一类东西,除了这些可见之物外,还有权力、名誉、荣誉、名声、名节、职称、光环一类,这些东西在利益里头占有相当比例,它们跟前头的系列物象能够勾挂成因果关系。利益门可谓包罗万象。物业界打不走可以去打精神界,精神界打不走可以去打物业界,我在中国时的朋友圈有不少这类成功案例。

乌坎案子是典型的平民争取利益的案子。由祖辈繁衍下来的不同族群为了一个共同利益团结一致,进退有据、不乱方寸。他们没有喊空泛的政治口号,唯有表达利益诉求,薛锦波这个铁汉子代表了乌坎不屈不挠的强悍性格,他是不向国家暴力低头的刚烈志士,否则,不会惨死狱中。乌坎通过土地丧失的诉求凝聚了全体村民,与先争民主后实现利益的路子相反,他们是先争利益而后实现了民主,达到了民选自治的政治目的。所以,能够全民参与、 老少齐上、经久不衰的核心动力还是利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一个政治人物,如果脱离利益诉求就是无根浮萍,民众会认为政治离他很远,是你们少数精英的事情。而一些搞政治的人喜欢把政治纯粹化,做成玄奥高深、艰涩难懂的文化类专业,认为不如此不足以其为深刻的政治家。他们不明白,政治既不是堆砌术语的文字游戏,也不是貌似正确的话语权,而是浅显的利益诉求、是利益的最高代表。仔细观察乌坎村危急时刻挺身担纲的林祖銮,其整体表现真是可圈可点、令人敬佩。作为争利维权的领头人,他的演讲(含肢体语言)、运筹、组织、分析、预测、行动等等全在得体、可行、胜算的把控中。面对暴政,乌坎民众不吝人力资源,组成了热血青年团二十四小时贴身保卫林祖銮。

社会上每一个不同的角色都有自己的利益要争,一个食不裹肚、衣不蔽体的底层维权上访者与一个上流社会俱乐部成员有同等尊严。“尽管我看不起你的利益,但我敬重你争取利益的决心。” 这才是每个利益中人应有的态度。奋斗中不乏战略伙伴,遇到好的要团结、遇到坏的要分裂,不要跟消耗自己的人打交道。闭门造车的作家、艺术家则要向自己挑战,怀疑自己、打击自己、推翻自己、战胜自己而后获得利益。我的利益我作主,作品未必商品化,自我把玩、朋友欣赏同样利益满满。一个与世无争的世外高人,他的利益是他的心性,尽力呵护不受打扰占有,也是在维护他的利益。求仁得仁,仁即利益;求雨得雨、雨即利益。

谋取利益一如“盗”亦有道,乃不可撞破的底线。能够在规则下谋取利益属正当之列,通过伤害别人而谋取利益,只能得计于一时,不能持久。“出来混是要还的”就是针对打破规则一意孤行的人而讲的。行侠仗义、乐善好施是好品德,可与争名夺利并驾齐驱,是获取利益过程中的额外成就。享受其间,喜乐无穷。

天下熙熙,皆为利/礼来;天下攘攘,皆为利/礼往。利与礼不是矛盾关系、也不是辩证关系,而是平行关系,人除了一丝不挂在床上嘿咻时象个畜生外,其他方面还真得象个人样才行,不然全玩完。

(2016、6、30老乐于澳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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