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雨:生活就是我的名师——访谈芮虎(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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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雨

一、访谈的缘起

2010年夏天,我在成都采访了刚从德国回来定居的德籍华人芮虎先生。

我与芮虎先生于2004年相识于德国,我当时在柏林工作,他是《德国导报》的文化版编辑,因我向该报投稿,就此认识。通过电子邮件来往,得知芮先生也是四川人。异国他乡,偶然遇见老乡,心中自然是倍感亲切。我在德国工作期满,从柏林搭“顺风车”到斯图加特,再转火车,到了芮先生居住的小城哥平根。因时间关系,与芮先生一番学术闲聊后,我便回到了大陆。

时光如梭,一别六年。其间虽与芮先生有电子邮件联系,也继续向《德国导报》投稿,但总没有面对面的思想/学术交流那样的感觉,在信息化技术所笼罩的时代,也有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

自上世纪80年代末,北京那个举世为之哭泣的事件以来,芮先生流亡海外二十一年,个中的人生/思想转型,聚集了多少89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记忆与失忆,坚守与出走。不过,我始终相信,在转型期的当下中国,权力、群体和话语的三位一体中,话语总是放射着令人心醉的迷人光辉。此时,我就用录音机与文字,记录下芮先生的人生/思想浮沉,镶嵌在这灰色城市的话语峡谷之中。

按姓氏谱系算,芮姓应缘起于今天的山西省。后来,芮先生的祖先迁徙到湖北麻城,然后,再迁到四川。芮先生的父亲生于成都大邑县,抗战爆发后,参加了国民党的青年军,一直做到团长,投身过淮海战役。由于性情耿直,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在1949年没有跟随大军前往台湾,便和做护士的妻子回了原籍。由于中共刚得鼎不久,根基未稳,大邑县境内时常有土匪出没,中共川西地下游击队负责人便说服芮先生的父亲参加剿匪。我心想,历史真是弄人啊!由于芮先生父亲从中与土匪方面周旋,中共答应如缴械投降,不会大开杀戒。谁知土匪刚一投降,中共军队便将其全部剿灭。为此,芮先生父亲一直心怀不安。“难道这就是政治吗?”芮先生感慨道。

后来,芮先生父亲工作调到成都市政府房管科工作,由于有当年的国军背景,工作上处处受打击。于是,就回到了芮先生母亲的老家荣县当老师,母亲也在县上当老师。但工作上也不如意,处处受压,从县城调到乡上,又从乡上调到了更偏远的山区。

二、教育历程

芮虎:因此,我的童年就是在山区度过的。由于我比较聪明,常常跟着我哥哥去听课。时间一长,其他老师有意见,让我报名才能上学,所以,我直接上了小学四年级,到小学毕业时,我才10岁。此时,文革爆发了。

父亲当然受到了冲击,被弄到山上劳改。我读初中在荣县。算成分,讲政治条件,我在当地根本上不了高中,于是,在1971年,我一人上路,乘火车经成都回到了大邑县老家读高中。毕业后回到荣县。大哥,二哥都下乡去了。三哥没有下乡。我认为我一定要下乡,因为在我看来,一个男子汉,就要去闯荡,我不怕吃苦。

我下乡的地点,就在荣县的山上。插秧、犁地、挑粪……构成了我基本的生活轮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有一次,我们到一个距离十几里的地方去挑氨水回来……肉体,在世俗的沼泽里打滚的同时,精神却逐渐成长起来了……

由于母亲的退休,按政策我就回来了,我下乡的时间不长,只有三个月。这段不长的人生经历,在我的精神履历中却烙上了一个记号……心理学术语叫“镁光灯记忆”,一人独处时,某个褪色的画面,会突然闪一下,可真要讲细节,就是抓破头皮也想不起来。命运,留给了我们这代人学人太多的精神资源,同时,也让我们失去了太多的人生际遇。

整体上说,我思想上受西方文化影响比较大。

杨雨:当时,县城里信息比较封闭,哪里来的西方读物?

芮虎:由于我二哥在乡里当过几年邮递员,收集了不少西方读物,如《福尔摩斯全集》《悲惨世界》《在人间》等,我一直在读。从那时起,我就立志要做一个高尔基似的文学家,哈哈哈……

随着我母亲的退休,我就顶替我母亲的工作,我的专长是文科,当然顺理成章地在荣县顺河乡中学教初中语文。

1977年恢复高考,中学教师稀缺,参加了高考被录取,学校不放人。1978年,我又向学校提出考大学的要求,由于我是教师身份,按规定,只能上师范。所以,我的第一志愿就是四川师范大学中文系,企图实现我的文学家梦想。很多年以后,我才发现,这个想法是绝对错误的——中文系,出不了文学家。

1981年,全国各高校掀起一股选举人大代表的风潮,我没有参与,因为我始终对具体的政治活动兴趣不大。况且,我的主要心思还是在文学层面。

大学时期,我的课外读物主要是西方名着,如巴尔扎克,司汤达等。我个人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对郁达夫感兴趣。我当年的毕业论文就是写的郁达夫,特别喜欢他的真率性情。

我认为,我最大的遗憾,就是缺乏名师指点。我的名师就是生活。

杨雨:在有些时候,“祛魅”也是好事。

三、神,拣选了我

芮虎: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四川邮电局长途总站做秘书。业余时间自修英语,翻译了一些英语文章和小说,发在《读者文摘》《四川青年报》等报刊上面。

当时,我也写了一些诗,拿给诗歌评论家杨远宏看,结果,被“枪毙”了,哈哈哈……远宏说,你不是写诗的料。我认为他说得也对,我先天缺乏写诗的灵感与灵性。既然写不成诗,那就做翻译吧。

从那时起,我个人的主要学术方向就转到翻译上面了,其间也从事文学评论写作,发在《当代文坛》《抗战文艺研究》之类的刊物上。

1985年,我参加了一个英语培训班,老师是美籍华人,从台湾去的美国,神学院毕业。他实际的工作是通过语言教学来传播基督教,教材是英文版《圣经》。我们每周还要聚会一次,讨论与基督教有关的各种问题。用今天的话说,老师采取的教学方法是“反论法”,比如,既然你不相信有神,人是从哪里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能进行实证吗?不能说你没见过的东西就等于他不存在。虽然老师讲得有道理,但我还是半信半疑。

但最主要的是,基督教的博爱精神打动了我,这是促使我受洗的主要原因。自由、平等、博爱是世界主流价值,我认为,中国社会需要这种博爱精神。于是,我就在老师所下榻的宾馆浴缸中受洗了。

杨雨:80年代中期,正是存在主义思潮风靡中国知识界的时候,当时,你认为你的受洗与这股思潮相悖吗?

芮虎:其实,我从小就有一种对生命透彻的认识。大概是11岁左右,有天晚上,我和我三哥到田里去捉青蛙,在草地上,我被一条毒蛇咬了一口,在躺在病床上养伤的那些日子,我孤苦无依,心头开始琢磨,人生不过短短几十年,是无意义的,既然无意义,可我还是要“活出意义”来。能活多少年算多少年,能做多少事算多少事。人,终究是要死的,我还是相信,总会有精神留下来,或许,还有灵魂。基督教精神与存在主义,它们之间有些东西还是相辅相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无论是存在主义、虚无主义、还是基督教,他们只是从不同的向度对人类提出的追问。有些东西是无法言说的,他们只能存在于自己的思想当中。就我而言,思想,如同邮票,有些是拿来使用的,以汉字或外文显现;有些则是拿来珍藏的,一旦成为话语,就走味了。

通过与外籍教师的接触,在我的精神空间中对西方文明有了进一步的感性认识。当然,我同时也认为,我不是一个所谓虔诚的基督徒,也不是一个基督教的教条主义者,我更多的是对基督精神的认同与追求。

四、1989:红色的逻辑,黑色的武器

杨雨:在邮电局长线总站工作了几年?

芮虎:后来,《四川邮电报》成立,我去了邮电报做编辑。1985年,我又调到四川美术出版社任编辑,给连环画写脚本,并认识了一些艺术家。我个人主要还是从事翻译工作,并翻译了一本小册子《进化论质疑》,4万多字。于1989年由香港圣公会出版了。这本小册子我1990年10月在德国才看到。

你知道的,在这个体制下,凡个体有点特立独行的思想/人格,都很难受到重视。由于不满这个体制,我1987年便从美术出版社辞职出来了。先在广州一所学校教书,然后又去做贸易。1988年底又与朋友在成都天祥寺街办书店。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全国各大城市烽烟四起,成都也不例外。人民南路广场(现在叫天府广场)上人山人海。看到这阵势,能不热血沸腾吗?不久,我便写了篇文章,拿到广场广播站去播,大意是说我们要全面罢工罢学,促使政府对学生的正当诉求作出积极回应。

此时,正好有一笔书款要到北京去收,于是,我在1989年5月31日到了北京。

天安门广场上,人头涌动,“四君子”正在绝食。有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在官方的广播中,传来一个小女孩的声音:“亲爱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明天是我们的节日,你们能让出广场让我们搞活动吗?”一个政府,怎么如此缺乏政治智慧,用这么幼稚的方法,来搪塞广大民众的呼声呢?我心里嘀咕着。但我本人并没有直接卷入广场政治,我更多的还是一个观察者、记录者。在和一些学生,市民的交谈过程中发现,“德先生”和“赛先生”已不再陌生……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乃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与否的基本标尺。可惜,当时做的一些笔记,在后来的流亡过程中遗失了。

我住的旅馆离广场不远,6月3日晚上,我听见了来自地狱的声音。就是这种声音,让“人”消失了。唯一的语言,是从黑色机器里射出的罪恶话语。此时的中国失去了思维。除了机器,剩下的还是机器。一台僵化的机器控制着另一台组织化的机器,这另一台组织化的机器制造出来的产品,叫做——尸体。这种肉身政治学的流水线作业无须说明为什么要制造产品,但它向世界展示了谁是它的敌人,并通过罗织的罪名显示自己释放出来的可怕能量。这种失控的权力,力图用独特的表现场面来恢复自己的权力效应。红色革命政治学的惯性逻辑,刹不住车了。这样一来,既向世界显示出了它的不可一世,也暴露出了它对基本常识的无知。最后,剩下了一群“植物人”和“机器人”。思想/精神都飘进了一个无比庞大的废纸篓——红色城市。

此时此刻,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是应该去死的!我宁愿死,也不愿待在这个国家!去深山中隐居,也不愿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苟且!红色逻辑控制的黑色机器,如同千万只无面孔的目光,对整个社会保持着流动的警觉。在这种严密的控制网络之下,我们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我下定决心,一定要逃出这个迷信丛林法则、崇尚成王败寇思维的国家。

6月6日,我踏上了西去的列车,在6月8日回到了成都。6月12日,我便一人上路,往云南方向漂移。

五、初抵缅甸——金蝉脱壳

杨雨:走得那么仓促,你当时有目的地吗?

芮虎:没有。当时只是一心逃出这个国家。我四处打听了一下,大多数出逃的人都是从广州往香港跑,再前往西方国家。我喜欢独来独往,便朝缅甸方向走。在昆明汽车站,我把自己塞进了前往西双版纳的汽车。

从昆明到西双版纳,汽车坐了差不多3天。到了西双版纳以后,我便朝边境方向走去。

只身一人,行走于热带丛林之中,其环境和艾芜笔下的《南行记》里描写的一模一样,真的是“瘟疫流行,野兽出没。”好在我身体好,还挺得住。因为从小我就喜欢游泳及其它体育活动,当时的口号是“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大学时期,每年的运动会我都要参加,还参加过成都市第一界马拉松比赛,没想到这次真的派上用场了。

到了一个边境附近的村子,我请当地村民带我到对面去,人家看我是外地人,不肯。

杨雨:那咋办呢?

芮虎:游过去。河面对我来说不宽,大概500米左右。我找了个塑料口袋,把旅行袋包起来,口扎紧,一头便栽了进去……当时,我也做了两手准备,万一在渡江的过程中出现意外呢?我找了一张纸条,用中英文写下:“如果有人发现了我,请通知我的家人……”,放在衣袋里。还好,可能是上帝对我的眷顾,渡江过程还算比较顺利。

杨雨:那有没有浑身轻松的感觉?

芮虎:轻松?谁知命运又来敲门了。我往南走了不久,发现有三个人在跟踪我。多年的社会经验告诉我,这三人多半要对我实施抢劫。此时,学术,思想全部失踪了,需要的只是江湖经验。跑,还是不跑?这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落实到形而下层面了。跑呢,不知前方还有什么不可预测的事;不跑呢,只能坐以待毙。正在策划对策之际,我看见前方不远处有个村子,赶紧加快脚步走了进去。

谁知进村以后,才发现这个村子是游击队占领区,连小孩都扛着枪在拨弄着玩。村里的高音喇叭中又飘来一阵我听不懂的缅甸语,从周围人注视我的眼神看,大意可能是“村里来了个外地人,请大家提高警惕”之类的。这时,有两个人上来向我比画着,大意是要查我证件,我也比画着回答:没有证件。

到了村口,那三个人跟上来了。我使了个“金蝉脱壳”之计,将装有零碎的口袋给他们三人看,趁他们看我口袋的同时,我一撒腿就往前面山上跑,并料定这三人不敢追来。如果他们一旦前来追赶,必定会引起游击队的注意,况且,村口还有过往的人群。做贼必定心虚嘛。

我如同阿甘一样,只顾向前跑,什么都不管。不知跑了多久,一轮明月已经挂在了头顶。一个草棚出现在我面前,我身子一歪,便躺了下来。我累了。此时,我身上唯一的“财产”,就是一台小的短波收音机,打开一听,正好是一个香港的基督教电台。神又给了我精神力量——哈利路亚,躲过了一劫,心头踏实了。我没有一点恐惧感。“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这是神的话语。

稍事休息,我便继续向南前行。

又走了大概十几里地,到了另一个村子。村口有一口水井,我凑上前去,打了几口水喝,心想,不能再走了,我得找个地方住下来。

我四处打量,见一高大的竹楼,便移上前去。竹楼下面是喂养的牲畜,上面住人,木门紧闭,但没有上锁,那证明里面有人。我从门的旁边伸手进去,将门栓拉开,走了进去。眼睛一扫,上楼的楼梯旁边有个装水的瓦罐。我舀了几口水喝,在竹楼平台上躺下了。一阵犬吠把屋里的女主人引出来了,我起身向女主人点头示意,她们打量了我一下,也向我点头示意。然后,又回房间了。大概过了几个小时,男主人们回来了。

他们见我是中国人,便招呼我到屋里休息。他们点燃了火塘,开始做饭。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这里吃饭不用筷子,全是用手抓着吃,我也只好入乡随俗。不知现在有无文化人类学家的足迹到过此处?

有一点还须补充一下,这里实行的是一夫多妻制,一位女主人主内,另一位则跟着男的在外面干活。这家人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位会讲一点简单的中文。

我在这里住了几天,希望他们能把我带到泰国去。他们那个大儿子比较狡猾,把我身上仅剩的一千元人民币要了去,说可以带我到泰国。又给我穿了一身当地人的行头,一顶草帽,一条腰很大的裤子,没有腰带,直接抄过来的那种。就这样,我们赶着几头牛,借卖牛的机会,前往景栋方向。景栋在缅甸东北面,与泰国接壤,然后他们以为能伺机把我带往泰国。

杨雨: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学者朱学勤先生将精神生命比做人的第二生命,这个看似软弱的第二生命有时比刚性的第一生命更为刚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展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流亡,就是为了维护这第二生命的尊严。

六、流亡中的异象景观

芮虎:我们一行三人,在缅甸的原始丛林中走了两天,餐风露宿,其间还过了几个游击区的关卡。游击区的关卡倒是容易闯过,他们讲话便能糊弄过去,但正规军的关卡就不行了。

第三天,有个正规军的关卡正好设在桥上,过不去了。他们二人的意思是让我回去,以后再说。我也不愿为难他们,便让他们先过去,我自己想办法。

原始丛林,湍急的河水,桥,军队关卡,铁丝网,各种热兵器,流亡者,构成的这一幅异象景观,将又一次改写我的人生轨迹。

到了晚上,我手持一根大木棍,作防身之用,万一有野兽袭击,这就是武器。沿着河边的小路,一个中国身影在丛林中穿梭不停。方位感告诉我,前方应该可以有地方能游泳过去。果然,在一处地方,我看可以游过去。河面虽然不宽,大概100米左右,但水流很急,而且,这河里有没有具攻击性的动物,也不知道。但我一定要游过去。镇静,是我判断这类问题的精神武器。

很快,我便举着衣物游了过去。往他们赶牛的方向追去。大概走了五六公里,月光照出一条蜿蜒的大路,照我判断,应该是他们赶牛的方向,便顺着这条大路走了下去。果然,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扇大的木门,我以为是个村庄或山寨,便径直过去了。走拢一看,才发觉情势不对。木门的左边,是悬崖,右边,是几个深坑,深坑里面插上了很多用竹子削尖的竹刺,越战电影的场面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这多半是个军事基地。但是,已经没有时间让我离开了。上方,有人用缅甸语向我吼叫,并伴随着拉枪栓的声音。理性告诉我,必须立即停下来。我高举双手,用英语回应:“我累了,我饿了,我口渴,有没有饭吃?”从对方的反应看,他听不懂英语,于是,我便用肢体语言向他表示,我要吃饭。他让我稍候,随即,便给我端来一碗饭和一杯水。我边吃边问:“你会讲英语吗?”卫兵摇头,并向我表示,吃完饭再说。

我吃完饭以后,卫兵就领我进去了。一个穿上尉军服的军官映入眼帘,我便用英语问:“这里谁会讲英语呀?”上尉回答:“我们正需要你呢。”原来,这里还绑了三个中国人,脸上还渗着血迹,因语言不通,正在接受审问。其中一位用带广东腔的普通话对我讲:“原来是中国人呀,快来帮我们解释一下!”我大致向他们三位了解了一下情况,三人分别来自武汉,海南,都因参加学运,流亡至此,被缅甸军方认为是“间谍”,给抓起来了。其中一位是海南开发报的记者。原来,缅甸军方把英语reporter 理解为“间谍”。接着,我用英语将他们三位的情况向上尉解释了一番,reporter 在英语中有两个意思,一是记者,二是谍报收集人员。他们三个与间谍无关。他们被松绑了。然后,上尉将我带到里面一个房间,见他们团长。

团长正坐在那里,见我进去,便用英语问:“吃饭没有呀?”我答:“刚才在外面吃过了。”“我还没吃饭,陪我一起吃。”便示意我坐下,板凳就是地面,我也只好坐了下来。于是,我把我的情况大致讲了一下,并希望能帮助我到泰国,再前往西方国家。团长回答:“这事我还要请示上级,等待答复。”就这样,我们几个在这里住了下来。在我看来,那几天我们还过得比较潇洒,吃饭,睡觉,在清澈的小溪里洗澡,我们各自讲自己的经历,闲时我还和团长下国际象棋,如渡假一样,哈哈哈……

我的想法向来都是美好的,以为缅甸军方会派架直升飞机来,把我们运往泰国。

七、神迹显现

芮虎:等了几天,直升飞机没等来,倒是派了几辆摩托车来,把我们几个托运到了景栋,一个唤做监狱的地方,罪名是“非法入境”,刑期——九个月,与外界完全断绝了联系。

杨雨:关于缅甸监狱的这一段经历,你曾发在台湾《中华日报》上面,文章标题是《缅狱纪事》。并获得1993年梁实秋文学奖。04年在柏林,我翻阅过期报纸时阅读的。文中有一段神来之笔——似千万只女神的手,按住生命的键……

芮虎:不错,我在那篇文章中写道:狱中生活使我学会了适应镣铐,在枯燥冗长的拜佛时间里我学会了运气打坐;在彻夜难眠时我让精神遨游在历史之中……只有这样,才能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否则,会碰得头破血流……我在不自由的状态中获得了自由。

是的,正如卢梭所说的那样,人生而自由,却无处不生活在枷锁之中。肉体从一个大监狱到另一个小监狱,如果没有精神的自由,那又有何分别呢?对我而言,监狱只能囚禁我的肉体,却无法囚禁我的精神。

监狱生活是枯燥的,早上起来就是念经,刚开始我不会念,只能跟着他们当南郭先生。接着是做早操,然后唱缅甸国歌,干点消遣性的工作,诸如从井里汲水之类的。

七个月之后,从监狱出来,也就是1990年2月,一看报纸才知道,世界巨变了,东欧共产党国家相继垮台,严家其等人在巴黎成立了民主中国阵线……

我呢?却还“在路上”……

此时,按规定,要把我送回中国,但要经过游击占领区,缅军又不能通过游击区。所以,缅甸军方只能把我游击区边境,与我同行的还有难友刘君。这意味着我先前的所有努力都是白干。

又爬山涉水,到南累河边。走过大桥,被哨兵拦住。带我去见团长,我与团长看了释放证,聊了会天,又下了一会国际象棋。最终,团长还是公事公办,让我们回到桥那边去,临走还给了我们一些日用品和一袋米。这也即意味着,要到达泰国,还须再次游泳渡河。但这次没那么顺利了,因为与我同行的刘君不会游泳,况且,这一带的水流更加湍急。我们正在沿河四处观望犯愁时,神的荣耀再次显现了,拨开弥漫在河面的水雾,我发现河对面有一个竹伐。刘君还有点不知所措,问:那又咋办呢?我说,我游过去把竹伐撑过来不就行了。很快,我便游到对岸去,把竹伐慢慢撑了过来。

终于松了一口大气……

正当我们在河边生了一堆火,准备把衣服烤干时,来了两个缅甸边防军,认识我的。我和团长下棋时,他也在场。他用英语夹着缅甸话问我:怎么在这里呀?我答:我要去景栋找一个亲戚。他说:我们部队有车,把你载过去吧。我怕夜长梦多,赶紧道谢离开。和刘君在丛林中走到半路,遇上一户人家,吃了饭,把团长给我们的一袋米留了下来。缅甸人还是很热情的。继续赶路,当天晚上,我们便走回了景栋,投奔当地的基督教会,寻求帮助。在缅甸监狱时,认识了何牧师,他因和当地佛教组织发生冲突,进的监狱。所以,我们一到景栋,首先就找这个基督教会。他们同意派人把我们送到泰国边境。

神又帮助了我,阿门!

杨雨:《圣经》上说: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我有点信了。

八、曼谷的白色温柔

芮虎:我们到了泰国边境城市美塞。这里到曼谷很远,而且沿途也是岗哨林立。此时,我和刘君必须分开了,否则,一个都跑不掉。我独自一人找到当地教会,他们不理会我这种情况,继而找到当地的一个佛教团体,他们说,山上的中文学校正好需要一位老师。那里的校长是从台湾来的,已经70岁了,原来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在这个地区负责照顾前国军留下来的家属。他让我教物理,数学和英语,还让我做“训导主任”。

学生中有一些是金三角毒枭昆沙部下的子弟,十六七岁的小孩,很不好管,有时我真的要“训导”他们。不久,听到这群小孩放出话来,“找把枪把芮老师干掉,敢训导我们。”我认为这是个危险之地,如果真的死在这里,那才叫冤。于是,我开始寻找机会离开。

不久,机会来了。在我看来,这既是偶然,也是必然。

在和我一起到达泰国的一个难友中,其中一个是前河北省队的篮球运动员,因为有钱,已经到达了曼谷。临走前,他给了我一个中国大陆的联系地址。于是,我就写了封信到那里,讲了一下我目前的处境,没过多久,他来了。并邀请我到曼谷,只有到达曼谷,我才有机会到美国。

所以,我在山上任教三月以后,与篮球运动员谢君乘飞机到达了曼谷。顺便交代一个事,当时,乘泰国国内班机不需要任何身份证明,再说,从我的气质上看,也不会有人查我的证件。

到了曼谷以后,由于谢君生活开销趋于奢侈,很快便用完了所有的积蓄。他又与一台湾团体发生了一段公案,好在我能讲英语,很快便租了另一处便宜的房子。在曼谷的这一段经历,我在九年后撰文发在了《德国导报》上面。我平时忙于与曼谷当地的基督教会及联合国难民署联系,虽然曼谷有华人教会,但我把机会留给一些语言不通的其他同胞,我则利用能讲英语这个优势,直接与其他团体联系。其间,也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及看书。

1990年5月底,我写了一篇文章《四平米阁意识流》纪念64,给曼谷《世界日报》,其中写道:“狠挤腿上疔疮的胧血,蛋青色天空,闪电同雨点闯进窗的罅缝,电风扇摇动风掀起稿纸……温柔的曼谷,人们着洁白的衣衫纪念这个日子”

《圣经》中说,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

是啊,我一心从事翻译/学术研究,不染指尘世的具体政治活动,可政治偏偏要来敲击我的命运之门,这大概是89一代流亡知识分子的宿命吧。

九、信主的人,都蒙恩惠

杨雨:那你又是通过何种渠道抵达德国的呢?

芮虎:买假护照去的。当时,我在图书馆认识了一位美国人,他的专业是东南亚文学研究,他的哥哥在美国办公司,他同意帮我做担保获得美国签证,但是,这需要一段时间。就在此时,我得知了另一个重要消息,两德统一在即,凡持中国护照到东德免签。这对我来说是个重要机会。

问题接踵而来,通过旅行社买假护照需要一千美圆,机票需要一千美圆,哪里去弄呢?于是,我赶紧写信到台湾,向我的一位远房亲戚那里讲明情况求援。这个远房亲戚原来是国民党空军退役的,很快便汇来一千美圆。然后,我又去找曼谷当地的基督教会,讲明情况,最终,由一个当地天主教会赞助了飞机票。

同时,难友彭君也得到了香港支联会即司徒华先生处的资助,与我同机抵达了东柏林。时间是1990年8月25日。

抵达德国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由于两德统一在即,东柏林的政府工作人员军心涣散,过机场海关的时候,那个海关关员嚼着口香糖问我:到这里来干吗呀?我答:来玩的。就这样,不费吹灰之力顺利过了海关。

抵达东柏林以后,我和彭君乘大巴到西柏林的一个警察局投案,警察说他们不管这事,写下了难民营的地址,让我们去那里报到。

以后的事情就是按程序办,先把我们安置下来,然后再分到各州。在柏林期间,我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了。当时我也不知道自己前途如何,也跟着德国人在菩提树下大街狂欢庆祝。时任德国总理科尔来和大家一起庆祝的时候,双眼显得十分疲惫。后来,我写了篇文章,描写了当时的情景及感受,发在香港刊物《动向》上面。

十、黑夜已深,白昼将近

杨雨:很多文章都有记录,两德统一的时候,前东德国安局的档案撒得遍街都是,这情景你见过吗?

芮虎:当然见过了,当时东德地区基本上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直到统一后,西德才派员接管了东德的政府事务。

然后,外国人管理局就把我分到巴伐利亚那边一个难民营去了。那个难民营是一个大超市改建的,隔成小间,中间是个大厅。来自第三世界的难民都齐聚此处,各种音乐噪音及炒洋葱的气味,四处弥漫开来。

我本来以为,身份可以很快办下来,没想到,法律程序走了两年多。那一段时间,孤独、压抑,如同一只怪兽,吞噬着我的思想与肉体。于是,利用这个时间,我去学德语去了。我又找到教会,讲了一下情况,牧师同意赞助我读语言班。所以,我长期对基督教都存有感恩之心,直到现在,我每年都在付教会税。

虽然在表面上我懂了德语,但是,由于身份问题的困绕、纠结,什么理想啊,抱负啊,都让世俗生活给腌制了。我想,还是过平庸的生活吧,翻译、文学、学术、思想,再见……我成了一个思想界的“失踪者”……

从精神履历上说,我属北京建政后的第三代人。没想到1989年的一次事变,竟影响了我的“思变”,命运实在残酷,如此将我的精神世界打击得支离破碎。曾经沧海难为水,我真的能放弃我的精神生命吗?

刚到德国的那两年,我也参加过民主中国阵线的活动及会议,那时的民阵德国分部负责人是齐墨等人。1993年,召开了一次“波恩会议”,全球的民阵流亡者大部分都来了,通过那次会议,我认识了彭小明等人,他们正在办一份报纸《真言》,(《德国导报》的前身)我在《真言》上发的第一篇文章是对万润南与严家其的访谈,题目叫《书生与棋手》。从此,和《真言》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我便成为该报的文化版编辑。

杨雨:民运不能当饭吃,《德国导报》是月报,也不能当饭吃,那你何以为生呢?

芮虎:后来,我认识了一位来自广州的女子,和她结了婚,开了个餐馆。老实说,我是最讨厌中餐馆的。在德国,关于中餐馆的传闻一直不断,基本上都是令人沮丧的消息。我刚到德国那会儿,我还到西餐厅当过厨师助理,也不愿意去中餐馆干。现在,竟然要我开中餐馆。一切都得从头学起。

自从1994开餐馆以后,我就基本退出了民运,连很多熟人都失踪了……

这样沉寂了几年以后,精神上的甘于寂寞又被唤醒,没有偶然就没有历史……

十一、诗,不可言说的神秘事物

芮虎:1997年的某一天,我翻阅德文报纸,看到一条新闻说:有个中国诗人到斯图加特古堡文学院做访问学者一年。诗人?谁呀?原来是老友欧阳江河。于是,我立即打电话和欧阳江河取得了联系,然后,又从我居住的小城驱车前往斯图加特。聊天叙旧之后,欧阳江河说,还有个诗人张枣也在德国。于是,欧阳江河与张枣便成了我家的常客。(最近,张枣的去世,对我打击很大,他本来可以写更多的东西,可惜,上帝召唤他去了……为此,我专门写了篇纪念文章。)这样,学界中人如滚雪球般的联系上了。后来,北岛来了,贝岭来了,杨炼来了,王家新也来了……在友人们的鼓动下,我又开始从事文学翻译了。欧阳江河说,可以翻译点德国当代诗歌。张枣说,格仁拜因的诗不错。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尝试着翻译了一些,发在《今天》上面,得到了朋友们的缪奖,于是,我曾经熄灭的精神火焰又被重新点燃了。

我还是觉得,我骨子里终究还是精神性的东西,占据大部分空间,琐碎的世俗生活,走到了大限。我又钻进了书斋……彼时,正值王家新从英文版翻译保罗策兰的诗,他请我合作,我用德文校对,忙得不可开交。

保罗策兰的流亡生涯,在某种意义上讲,和我有类似之处,犹太人,流亡者,翻译,会多种语言,写诗,最后自杀……当然,我不会自杀,因为无论是决定生命的开始还是结束都是上帝的事。前年,我又到维也纳文学档案馆,查阅了不少关于策兰的材料。策兰的经历/思想,注定了他最后的结局……或许可以这样说,诗人的生存始终在众多的谜团、臆测与误解之中。与其说我在翻译保罗策兰,不如说我在我心中投射/剥离出了一个保罗策兰。

后来,我和家新合作的成果成为《保罗策兰诗文选》,是中国第一部策兰的选译本,在国内引起了一阵策兰热。

译事辛苦,但自己乐此不疲。后来,又陆续翻译了荷尔德林,特拉克尔,布莱希特,贝西尔,奈丽萨克斯,巴赫曼,孔策等人的诗歌以及德国当代的一些小说。

我的大部分心思都用在了翻译方面,餐馆事务基本不管,家庭生活自然出了纠纷。我的前妻说,你那个诗,能吃得饱吗?我回应,诗,不能当饭吃,但我们需要他。

杨雨:90年代,有学者提出,诗,到语言为止;前两年,又有学者提出,诗,流亡的终点。那你认为,诗是什么呢?

芮虎:诗,就是一切不可言说的神秘事物。

十二、结束于未结束

杨雨:在精神/肉体的双重流亡中,你的思想有何变化?

芮虎:说到流亡,我更多的是精神流亡、思想流亡。通过这二十一年的流亡生涯,我这块曾经充满棱角的思想,在四海“滚动”之后,变得圆滑了。这里说的“圆滑”,并不是那种世俗意义的世故,而是思想上更加成熟了。我认为,那种激进的暴力革命作为,在当今社会行不通了,社会改良,需要理性渐进。所以,我们以思想讨论的形式,来表达对世界主流价值的认同,是很好的实践方法。反之,则是与我们的初衷相悖的。

物换星移,世事变迁。现在,我又回到了成都,这个我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仿佛南柯一梦,生活又回到了原点。不过,二十一年的变化,却是丰富多彩的。

对面的楼盘,在我眼里却是异国风情,我看这一片是青色的高加索山,那一片是黄色的阿拉伯山……有时,我也会思念德国那个“家”……

杨雨:我看,这些貌似现代的楼盘,大多都是僵立在灰色城市中的钢筋水泥森林。

芮虎:是啊,我这个“山寨版”的外国人,流亡知识分子,回到成都以后,精神如同外星归来。带回来的,没有大笔的欧圆与商业合同,与我同行的,是生活,是文明与智慧,是对人类终极家园的绝对关怀。深度,中心和永恒,是我灵魂栖息的哲学家园。“零”年代已经过去了,那么,精神这个“一”,是否应该浮出历史地表了呢?

杨雨:就你本人而言,你所秉持或认同的核心价值是什么?

芮虎:对我而言,无论是老子的“道”,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还是康德的“第一原因”,基督精神对我的命运/思想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认为,这不仅仅是我精神信靠的坚实支柱,也是一种文化素养.

《圣经》诗篇有云:因为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中,我们必得见光。

是的,我们必得见光。

《自由写作》第61期【对话录·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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