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一篇有关政治正确起源的文章——政治正确介绍之一(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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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引言

下面是一篇阐述政治正确由来的英语文章,作者比尔·林德(Bill Lind,Bill为Williams小名,正式姓名为Williams S.Lind,1947—),美国专栏作家、电视节目主持人,研究专项为军事理论和文化保守主义,曾任文化保守主义中心主任,有著作《机动战争手册》(Maneuver Warfare Handbook,1985)。

此文,我几乎一字不漏全文翻译于下。

为何不以译文面目出现?

原因有二:

一,尽管此文发布在一个名为An Accuracy in Academia (AIA)网站,却不是严格意义的学术文章,最初似乎是一篇会议讲话,发布于2000年,网上现已有多个版本。此文的价值在溯源,叙述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与今天美国政治正确之间的联系。

二,更主要的,由于政治正确在中文世界少有介绍,我在译文中加了点可能需要的说明,以便于对文章的理解。

政治正确的由来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Correctness)

比尔·林德
(Bill Lind)

*

今天早晨你听说的所有这些东西都从哪儿来的——受迫害的女权主义,同性恋权利运动,发明的统计数字,重写的历史,谎言,要求,以及其他所有这一切——这都来自哪儿?在我们的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美国人必须害怕自己说什么、写什么和想什么。他们必须担心使用了错误的词汇,某个被公开指责为令人反感的、迟钝的或是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的和染有同性恋恐惧症的词汇。

说明: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和反同性恋恐惧,这三者是政治正确运动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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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看到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在这个世纪(指20世纪——译者注),那里发生的事情。我们总是带着一种混合着同情,说实话,和一点好玩的心情看待它,因为它给我们的冲击是如此奇怪,他们竟然害怕自己使用的词汇并让这种状况在那里持续发展。但是,现在我们国家也发生了这种状况,虽然主要发生在大学校园,但它正在扩展至整个社会。它是哪儿来的?它是什么东西?

我们叫它“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PC)。这个名词产生于玩笑一类的东西,是配搭连环漫画的说明性文字,对此,我们至今仍然不太认真地加以考虑。事实上,它却是极度严肃的事。它是我们这个世纪的大疾病,这种病已在欧洲、苏联、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留下了数千万具尸体。它是一种意识形态疾病。PC不好玩,PC是真正严肃的事情。

说明: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或PC),作为一个词汇,最早出现于18世纪,以后为共产主义者使用,意谓遵循党的路线、坚持党的原则。美国则由新左派(New Left)和女权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使用,如芭芭拉(Toni Cade Bambara)在“黑人妇女”(The Black Woman)一文中说:“一个男人不可能是政治正确的,一个(男性)的盲目的爱国者也同样”。不久,这个词的词义开始发生变化,逐渐变为讽刺性说法,即使正面使用,也出以一种反讽语气,而在一些右翼批评家笔下则直接注入了贬义,以嘲讽口气指谓各种政治偏激行为与矫枉过正的态度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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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对之给予分析性的观察和历史性的考察,我们很快就可准确地发现它究竟是什么。政治正确是一种文化马克思主义(cultural Marxism)。这是从经济转译成文化词汇的马克思主义。它是一种企图,不是企图回到1960年代嬉皮士运动和和平运动,而是返回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企图。如果我们将政治正确的基本原则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作比较,这一导向是极其明显的。

首先,两者都是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正确的极权主义性质没有什么地方比大学校园揭示得更清楚的了,在这点上,许多大学都是一个个覆盖着常春藤的小朝鲜,在那里,学生和教职员胆敢越过界限——这些界限是PC所鼓动的性别女权主义者、争取同性恋权利活跃分子、当地黑人、西班牙团体或任何其他有色人种“受害者”群体设立的,那么,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已陷入司法麻烦之中。在一个大学的小法律制度内,他们将面临正式的指控——有些是秘密程序——和惩罚。这是政治正确试图施加于整个国家的未来前景的一个小实验。

确实,所有意识形态都是极权主义的,因为意识形态的本质(我应该提醒注意,若加以正确理解,保守主义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就是采纳某种哲学,然后在这种哲学基础上说某些事情一定是真的——比如我们文化的整个历史就是压迫妇女的历史之类。由于现实与之相冲突,现实必定被封闭,也必定禁止认识我们历史的真实。人们一定被强制生活在谎言之中,由于人自然不愿意生活在谎言之中,他们会用自己的耳朵倾听和眼睛观察并且说:“等等,这不是真的。我能够看出这不是真的”,国家的力量就必须置于生活在谎言之中的要求的背后。这就是意识形态总不可避免会创造出极权主义国家的原因。

第二,政治正确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如同经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有一种单一因素解释。经济马克思主义说,所有历史都由生产方式所有权决定。文化马克思主义或政治正确说,所有历史都由权力决定,由此,根据种族、性别等性质解释的群体对其他群体拥有统治的权力。再没有其他事相关。所有的文字,事实上,都是对此所作的解释。过去的每一件事都是关于这一件事的。

第三,正如经典的经济马克思主义中的某些群体,就是工人和农民,是先天好的;其他群体,也就是资产阶级和资本拥有者,是邪恶的。在政治正确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中,某些群体是好的——女权主义妇女(仅是女权主义妇女,非女权主义妇女似乎不存在)、黑人、西班牙人、同性恋者等等。这些群体被确定为“受害者”,因此自动地就是好的,而不管他们做了什么。同样,白人男性被自动确定为邪恶,因而就成了经济马克思主义中资产阶级的等同物。

第四,经济和文化的马克思主义都依赖剥夺。当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夺得了如苏联这一个国家,他们剥夺了资产阶级,他们夺走了他们的财产。同样,当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占据了一个大学,他们通过像入学分配名额这类事实行剥夺。一个拥有优良资格的白人学生被拒绝进入大学,而却赞成一个不那么优良的黑人或西班牙人的学生入学,此时,这个白人学生就遭到了剥夺。事实上,今天,在我们整个社会上,平权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是一种剥夺制度。白人拥有的公司得不到合同,因为合同要保留给,据说,西班牙人或妇女拥有的公司。所以,剥夺是两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工具。

最后,两种马克思主义都有一种自动给出他们所要答案的分析方法。对于经典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文化马克思主义,就是解构。解构,本质上,就是拿来任何文本,从中除去所有的意义,再注入希望要的任何意义。所以,我们就发现,比如说,所有莎士比亚作品都是关于压迫妇女的,或《圣经》实际上是有关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很简单,所有这些文本都成了磨坊中的谷物,它证明了“所有历史都是关于一个群体对其他群体拥有统治的权力。”因此,在我们很熟悉的前苏联经典马克思主义和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如政治正确的文化马克思主义之间,两者的平行重叠是非常明显的。

说明一:对于政治正确运动,批评者从所持立场出发、根据各自标准有多种命名,如“多元文化主义”、“新纯洁主义”、“新正统派基督教运动”(The New Fundamentalism)等等,林德从其与马克思主义的比较中,称其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说明二:affirmative action,直译为“肯定行动”,台湾报刊一般意译为“平权行动”,从名称可约略见其意,此处取台译。这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政府和民间鼓励企业更多雇佣少数民族和妇女等的赞助性行动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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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平行重叠不是意外事件,平行重叠也不是无中生有。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政治正确有其历史,这一历史长到,除一小群专事研究的学者之外的许多人想都想不到的长。这历史可以追溯到,如我所言,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正如那进入我们今天社会并实际上在冲击我们文化的许多病毒,也可追溯到那时。

马克思主义理论说,当欧洲全面战争来临(1914年确实在欧洲发生)之际,整个欧洲的工人阶级将会起来推翻他们的政府——资产阶级政府——因为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互相之间有着更多的共同利益,这要比他们与自己国家的资产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要多。好吧,1914年来了,这样的事却没有发生。整个欧洲,工人阶级重新集结在他们的旗帜下,愉快地彼此之间冲锋战斗。德国皇帝和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领袖握手并说现在没有党派之争,大家只有一个德国。欧洲的每一个国家都是如此。所以,有事情出错了。

马克思主义者懂得,根据解释,它不可能是理论。1917年,他们最终在俄国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政变,看上去理论像是奏效了,但它再次发生了阻滞。它并没有扩展,尽管在战后试图立即扩展,斯巴达克同盟(Spartacist)在柏林起义,在匈牙利建立了贝拉·库恩(Bela Kun)政府,幕尼黑的苏维埃,可工人并不支持他们。

说明:贝拉·库恩(1886~1939),也译为库恩·贝拉,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领导人。1918年当选为匈牙利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19年3月21日,匈共和社会民主党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接管政权,宣布成立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库恩·贝拉任外交人民委员,后兼任军事人民委员,同年,共和国垮台,流亡奥地利。1921~1936年参加共产国际工作,先后担任执行委员和宣传鼓动部部长。1936 年遭共产国际指责,解除一切职务。1937年受诬告被捕,卒于狱中。1956年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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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有问题。两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为此进行了研究:意大利的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匈牙利的卢卡契(Georg Lukacs)。葛兰西认为,根据马克思那样的解释,工人阶级决不能看到他们真正的阶级利益,除非他们从西方文化,尤其是基督教宗教影响下解脱出来——文化和宗教使他们盲目,看不到自己真正的阶级利益。卢卡契,这位被视为马克思之后最有才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在1919年说,“谁能将我们从西方文明中解救出来?”他对之理论概括道,创造马克思主义天堂的极大障碍就是文化:西方文明本身。

卢卡契得到一个机会,可将他的思想付诸实施,因为1919年匈牙利国内发展的布尔什维克建立了贝拉·库恩政府,卢卡契担任了文化部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性教育引入匈牙利学校。这就决定了工人不会支持贝拉·库恩政府,因为匈牙利人看见这样做惊骇不安,工人的反应也同其他人一样。不过,卢卡契所做的已经与我们今天发生的事建立了联系,这些事,我们中许多人仍然对此吃惊,还认为这是“最近的事”。

说明一:在仅仅维持了133天的贝拉·库恩政府中,卢卡契担任的是教育副人民委员,教育委员是社会民主党人。贝拉·库恩政府是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联合执政,但共产党人往往掌握实权。在以后1956年的纳吉政府中,卢卡契才担任了几天文化部长。

说明二:这里所谓“我们今天发生的事”,不仅仅是指性教育,还泛指美国1960年代以后的“性解放”思潮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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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一个思想库在德国成立,它承担起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转译为文化语言的任务,它创造了如我们今天知道的政治正确,到1930年代末,基本上建成了它的基础。它的产生,与一位名叫威尔(Felix Weil)的人有关,他是德国一个百万富翁生意人的富裕的幼子,他成了马克思主义者并有许多钱可花。他对于马克思主义者中间发生的分裂很是烦恼,于是他发起了所谓“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工作周”(First Marxist Work Week)的事物,他将卢卡契和许多德国主要的思想家聚在一起工作一周,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差异。

威尔说:“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思想库”。华盛顿现在到处是思想库,我们认为它们是非常现代的事物,事实上它们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威尔捐赠了一个与1923年建立的法兰克福大学相关联的研究机构,它最初设定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机构并对外公布。但在其背后的人一开始就决定,公开标志为马克思主义,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而政治正确最不想让人们知道的事,就是它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式。代之以马克思主义,他们决定名之为社会研究所(the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

威尔对自己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1971年,他给马丁·杰伊(Martin Jay)——一部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研究的主要著作的作者,写了一封信,对于社会研究所很快变得非同寻常的知名,他写道,“我想让研究所因为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而变得知名,很可能著名。”好吧,他成功了。根据马丁·杰伊记载,研究所第一任主任、奥地利经济学家格润伯格(Carl Grunberg),在其开张致辞的讲话中概括谈到,“作为一种科学方法论,他清楚地宣布了他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个人忠贞。”他说,马克思主义将是研究所主导原则,这决不会改变。

研究所最初的工作是略为常规的,但1930年改变了,研究所得到了一个名叫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的新主任,霍克海姆的观念是极其不同的。他是一个完全的马克思主义的背教者。那些创建和形成法兰克福学派的人都是变节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思想方式上,他们仍然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有效地脱离了党派。莫斯科看着他们所做的然后说:“咳,这不是我们,我们不打算为此而祝福。”

霍克海姆最早的异端,就是他对佛洛伊德极其感兴趣,将马克思主义从经济转译为文化语言的关键,就是他将马克思主义与佛洛伊德主义结合了起来。马丁·杰伊又写道,“如果可以说,在它历史的早年,研究所将自己的关注主要是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社会—经济亚结构分析”——我要指出,杰伊非常同情法兰克福学派,我在这里没有读出批评——“在1930年后若干年内,它的主要兴趣已放在文化超结构上。的确,根据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两者关系的公式发生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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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我们听到的东西——激进女权主义,妇女研究部门,同性恋研究部门,黑人研究部门等等——所有这些事物都是批判理论的分支。19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主要做的就是将马克思和佛洛伊德连接在一起、创造这种叫批判理论的理论。这个术语灵活多变,如果你忍不住问,“理论是什么?”理论就是批判。理论就是打垮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秩序的方法,而这并不是计划的有选择的方法。他们明确拒绝这么做。他们说不可能这么做,我们不可能想象一个自由社会将是怎样的(他们对于自由社会的解释)。只要我们生活在压迫下——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压迫,它制造了(在他们理论中)佛洛伊德的状况,这种状况佛洛伊德描述为个人的抑制——我们甚至不可能想象它。批判理论涉及的仅仅只是批判。它号召尽可能的最具破坏性的批判,以每一种可能的方式,来设法推翻目前的秩序。当然,当我们从女权主义那里听说,整个社会就是排斥妇女的等等说法,那种类型的批判就是从批判理论派生出的。它都来自1930年代,而不是1960年代。

这一时期加入的其他关键成员是阿多诺(Theodore Adorno),以及最重要的佛洛姆(Erich Fromm)和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佛洛姆和马尔库塞引入了一种元素,这成为以后政治正确的中心元素,那就是性的因素。特别是马尔库塞,他在自己的写作中呼吁一个“多形态反常”(polymorphous perversity)社会的降临,根据他的解释,这就是他们想要创建的世界的未来。尤其是在1930年代,马尔库塞一直在写有关性解放需求的一些非常极端的东西,但这也是整个研究所上下一致努力的工作。所以,我们在政治正确中看到的绝大多数主题,早在30年代初就已出现了。佛洛姆的观点则是,雄性和雌性,并不如罗马人所设想的,是“基本的”性差异的反映。相反,它们产生于不同的生活功能,它们部分是由社会决定的。性是一种建构,性差异是一种社会建构。

说明:polymorphous perversity,这个概念应该需要专门解释,但译者不熟悉马尔库塞理论,不懂其真确意思,只能按字面硬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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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事例,就是我们今天可以在环境主义那里看到的强调重点。“可以远溯至霍布斯的唯物主义,已经导致出一种对自然专横的操纵控制态度”。霍克海姆在其出版于1933年的《唯物主义和道德》一书中写道,“人控制自然的主题”,据杰伊记载,“将会成为法兰克福学派以后若干年的关注中心”。“霍克海姆对于劳动的偶像崇拜的反抗(这是他们明显背离马克思主义正统之处),表达了他的唯物主义的另一维度,那就是人的欲求,人的感官的愉快”。在他最为锋利的一篇文章,写于1936年的“自我和解放运动”中,霍克海姆“探讨了对于个人满足于继承资产阶级文化的敌意的观点”。他特别提到了萨德(Marquis de Sade),赞扬他的“针对以更高道德的名义的禁欲主义的……抗议”。

所有这些东西怎么会蔓延到这儿?它是如何涌入我们的大学,在今天进入我们的生活之中的?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是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个人,他们都是犹太人。1933年,纳粹在德国掌握政权后,并不奇怪,他们封闭了社会研究所。它的成员逃亡。他们逃到了纽约,在得到哥仑比亚大学帮助后,同一年,研究所又得以在那里重建。研究所成员,尽管他们中不少人仍然留在德国写作,在整个1930年代,逐渐地将他们批判理论的关注点,从关于德国社会的、摧毁性批判德国社会每一个方面的关注点,转移到直接将批判理论指向了美国社会。当战争来临之际,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他们中的有些人去为政府工作,包括马尔库塞,他成了OSS(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前身)中的关键人物,还有一些人,其中有霍克海姆和阿多诺,则去了好莱坞。

说明:马尔库塞战时参加美国战略情报局一事,极为引人注目,一些内容像是无关的书中也会记述一笔,且煞是暧昧。如译者最近无意读的一本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美国史、美国法律史学家柯特勒(Stanley I. Kutler)著的《美国八大冤假错案》(The American Inquisition,商务印书馆1997年1月版,中文书名为意译),其中第二个冤案“比阿特丽斯·布劳德的苦难”中就提到了马尔库塞。布劳德曾在战略情报局供职,与马尔库塞同事,1945年布劳德还做过马尔库塞学生。这位布劳德女士,在1953年麦卡锡主义盛行之际,被当局怀疑为同情苏联并与间谍有牵连,被其当时工作的美国新闻署解职。因为有这样的内部掌控记录,布劳德随后的求职和工作遇到了重重障碍,几度官司也没打赢,东奔西走十余年,1968年无奈中决定攻读法语博士学位,直到70年代初为马萨诸塞大学录用并在70年代末获得永久职位,才终于结束了颠簸不定的“苦难”命运。此书八个冤案,都是这一时期这类性质的案件。战后,法兰克福学派成员都返回德国,惟有马尔库塞留在了美国,不知是否与其这段战时经历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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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正确的这些来源,可能对我们今天并没有太大意义,除了两个随后发生的事件。一件是1960年代中期发生的学生反叛,很大程度上,这是由抵制法案和越南战争驱动的。但学生反叛需要某种理论。他们不能就这么跑出去说,“嗨,我不愿去”,他们必须要有某种理论性解释在背后支撑。他们中几乎没人有兴趣去艰难地啃《资本论》。经典的、经济的马克思主义也不轻松,60年代的绝大多数激进分子也不深刻。对他们幸运的是——而对我们国家今天却是不幸,还不仅仅是大学,当法兰克福学派战后返回法兰克福时,马尔库塞却留在了美国。在德国,学生反叛发生时,阿多诺先生吓坏了——当反叛学生冲入阿多诺的课堂时,他叫来了警察将学生逮捕。马尔库塞,他留在了这里,将60年代学生反叛视为一个伟大的机遇。他看到了将法兰克福学派工作发挥效用的机会,他将其变成了美国新左派(the New Left)的理论。

马尔库塞的著作之一是本关键的书。实际上,它成了SDS(这一缩写词不知指什么组织——译者)和60年代学生反叛的圣经。此书就是《爱欲与文明》。马尔库塞论辩道,在资本主义秩序下(在此,他极端轻视马克思主义,此书副标题为“一个走向佛洛伊德的哲学探索”,但其框架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压迫是那个秩序的本质,它使人成为佛洛伊德所描述的人——人的所有都悬挂(hang-ups)和多脉(the neuroses)(这两个词难解其意,只得照字面硬译——译者),因为他的性本能受到压抑。只要我们能摧毁这个现存的压迫性秩序,我们就能想象未来,在其中,我们才能解放爱欲,我们才能解放性欲(libido),在此,我们才能有一个“多形态反常”的世界,在此,你就能“做你自己的事”。经由这种方式,在那个世界上,将不再有工作,只有玩耍。对60年代中期的激进分子来说,这是怎样美好的信息!他们是学生,他们是匆匆养育的婴儿,他们已经长大,没有任何担忧除了最后为自己找个工作。这里有一个同性恋家伙,他用一种他们很容易跟随的方式写了些东西。他不要求他们读许多艰深的马克思主义,只是告诉他们想要听的每一件事情,这是最重要的,“做你自己的事”,“如果感觉好,就去做”,“你决不必勉强去工作”。通过这种方式,马尔库塞也成为一个创造短语的人,“要做爱,不要战争”。回到人们在校园所面对的情景,马尔库塞将“解放宽容”解释成,对来自右翼的任何事物不宽容和来自左翼的任何事物宽容。马尔库塞加入法兰克福学派,是在1932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所以,所有这些都可追溯到1930年代。

结论就是,美国今天正处于它历史上最大的摆动和最可怕的转变之中。我们正在成为一个意识形态国家,一个由国家力量所强制的官方意识形态的国家。以“憎恨罪”的名义,我们现在已因政治思想而把人关进监狱服刑。国会目前正进一步推进这类罪名的扩大。平权行动是其中一部分。针对任何不赞成校园政治正确的人的恐怖也是其中一部分。严格意义上,它正是我们看见过的曾在苏联、德国、意大利和中国发生的,现在来到了我们这里。我们没有认出它,因为我们叫它政治正确,并用玩笑来摆脱。今天,我要说的是,这并不好玩,它在这里,它正在扩张,它将最终摧毁,正如它寻求摧毁的,摧毁我们视为我们的自由和我们的文化的每一件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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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总体说明一下:

美国的政治正确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运动,包含有多种思想路线和目标指向,推动者和支持者是一个混合组成的多方联盟,包括反种族主义、激进女权主义、同性恋和文化多元主义、马克思主义、新历史相对论等等。右翼和保守主义者一般都持反对立场,不少自由主义者和温和的女权主义者对其也持有异议。

从文章来看,林德显然带有右翼或保守主义的偏见,偏见在,他完全无视政治正确中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反同性恋恐惧等等合理诉求。

2010/8/16

《自由写作》第61期【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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