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贵仁:霞妹,你在哪里?(随笔)

Share on Google+

◎李贵仁

1987年,她23岁;如今,又过去了23年,她的年龄正好翻了一倍,应该是46岁了。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

我说不清为什么会突然想起她来,而且是在今天凌晨刚睡下不久,突然在梦中想了起来,此后就再也睡不着了。

我在梦中默默地反复念叨:霞妹,你在哪里?你好吗?

*

事实上,我和她并无深交,甚至没有多少接触。我只同她谈过一次话,不到两分钟。我能够见到她,也只不过是在五六天的某些时段。我们对彼此的了解都极有限。可以说,我和她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只是比路人稍强一点。

新闻出版署决定召开全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会议,时间定在1987年6月底7月初,地点定在琼州——这是琼州出版社主动争取的。琼州出版社很大方,不仅负担整个会议的全部花费,而且负担所有与会人员的吃住,算下来总得好几万。他们的社长说,花这笔钱值得,只要出版署回头多给批些书号就行了。既然成了东道主,他们参加会议的人员自可多安排几个,刚工作不久还只是个普通编辑的霞妹也就因此列入了与会名单。

会议只开了三天,不分组,全是大会。几十个总编辑,加上中宣部和新闻出版署的十多名官员,以及东道主方面的几个人,在宾馆大厅里坐成四边形,主要是听领导讲话,只有很短时间自由发言。我坐在北边一排,霞妹坐在我的对面,相隔十米左右。她很惹人注目,这只是因为她穿了一身淡绿色的衣裤,虽然颜色已褪,却毕竟给人鲜亮的感觉。她的相貌倒是无甚奇特,可用“普通”二字概括:皮肤微黑,五官端正,不能称为美人,却也惹人喜爱。看样子是个沉静的人,无张扬之态。也许是喜欢思考的罢,而且好像颇有主见。第一次开会,我就注意到了这个姑娘,但我并不知道她是个什么人——反正不会是哪个出版社的总编辑。不知道就不知道罢,这是无所谓的事情,我无意于打听。

在当代中国史上,1987年也是有特殊意义的。新年伊始,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就被赶下了台;紧接着,刘宾雁、方励之和王若望被开除党籍;随后,胡绩伟、王若水等人也遭到整肃。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代表人物,就这样又打掉了一批。决策者意犹未尽,还要乘胜追击,肃清这些人的“流毒”,于是,“清除精神污染”成为重中之重,大张旗鼓地在全国范围形成了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新的运动。然而改革开放的旗子又不能倒,因此出现了一种很奇特的矛盾局面: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同时,继续强调“解放思想”,促进各项事业繁荣。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新闻出版署才召开了这次全国文艺出版社总编辑会议,目的很清楚,就是要求文艺出版界既努力“清除精神污染”,又继续“解放思想”,在这两个方面同时充当意识形态领域的排头兵。

新闻出版署的一名副署长,在其长篇报告中反复强调的,无非就是这个意思。当然,他秉承的是中央的指示。

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们,基本上只是默默地听。在随后的自由发言中,虽然也有人表示拥护领导讲话,却并不热烈,也不坚决,显然都只是以官话应付。但是没有人唱反调。恐怕是没人愿意触霉头吧。

就在几乎冷场的时候,我主动跳了出来,将了副署长一军:你反复强调什么“清除精神污染”,还能怎么“解放思想”?这不是自欺欺人吗?

谁也料想不到我会这样跟领导过不去,整个会场顿时陷入死寂。

停顿片刻之后,副署长才脸带愠色反问了一句:“你要怎么解放思想?”

我平静地回答:“应该把真正鼓励人们解放思想落实到实践中,而不是仅仅作为空话挂在嘴上骗人。请谈一谈真正鼓励和促进思想解放的具体措施。”

副署长没有再说什么;我也没有再说什么;谁都没有再说什么。

这也许只是这次会议的一个小浪花吧,没有激起大浪,但是多少会在人们心里留一点痕迹,而且会在某些人的心里引起一些思索。

过后无人再提此事。

第二天上午继续进行平淡的会议,下午集体乘大轿车去一个华侨农场参观。上车后,我正好坐在霞妹身旁的位子上,礼节性地同她谈了几句话,只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她的基本情况:姓名,年龄,籍贯,毕业的学校,现在的工作,如此而已。她也简单地如实回答了我。

第三天还是上午开会,下午参观。

7月1日,正式会议已经结束,与会者乘大轿车去海边游览。途经一个黎族村寨时,大家下车歇息,纷纷与当地专门和游人合影挣小费的黎族儿童拍照。一个中央级出版社的老总把霞妹和我叫到一起,又叫了中宣部一名处长和北京某出版社的女老总,随便拉了几个黎族儿童站在前面,拍了一张彩照。

我和霞妹最后一次见面,是在那次会议开完之后,她和她的一些同事到琼州机场给各地的总编辑们送行。她和她的同事把我们送进候机大厅,大家就分手了。就在我们准备进登机口时,我突然发现,霞妹竟从相隔十多米的栅栏外边大步向我们走来。她径直走到我的面前,第一次向我伸出手,把我的手紧紧抓住,一边握一边说:“你是一个大写的人!”说罢就转身离去。我望着她的背影,怔了好一阵子。

几个月后,我到北京出差,顺便去看那位中央级出版社的老总。我没有提起,他却主动拿出两张洗好的照片给我。回到西安,我给霞妹寄去了一张。

霞妹给我写过两次信,称我为“仁兄”,落款即是“霞妹”。我就是因此也以“霞妹”称呼她的。她还给我寄过一本由她担任责任编辑的翻译小说。此外,我们再无交往,我只是在第二年到北京参观全国书展时,碰到她的出版社同事,给她带去了一声问候。

1989年6月,我因参与民主运动而被逮捕入狱。在西安市看守所被关到1990年时,一名看守悄悄地笑着递给我一张信纸,但是没有给我信封。真想不到,信是霞妹写来的。她也许是通过外电知道了我被捕的消息罢,但是她怎么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呢?她又怎能把信寄到我这里呢?多亏收到此信的那名看守是个好心人,而且他的妻子是北师大毕业生,因此同情我们这些被捕的“民运分子”,所以他才能违背规定把此信交给我,否则我就不可能知道霞妹的心意了。霞妹在这封不算长的信中,算是惟一一次流露出了一点感情色彩,但也非常含蓄。她没有提及政治,也没有说到我被捕的事情,只是问:你那边的天气好吗?信末则是诗一样的语言:明天,太阳照样升起,霞妹依然年轻!

我把这封信读了又读,心里涌出了热泪。

我当然希望永远珍存这封信,可惜终究未能如愿。

我无法回复,只能在心里对她说:谢谢你,霞妹!

1994年出狱后,我仍无法同霞妹联系。世事多变,我甚至不知道她当今的下落。

近十多年,我连生计也无法保证,而且困在多种严重疾病之中,不断同死神搏斗,也就顾不得去想她了。

谁知就在几乎淡忘她时,她却莫名其妙地突然进入了我的梦乡!

惊喜之余,我只能在梦中默默地问:霞妹,你在哪里?你好吗?

2010年10月2日至5日写于西安

《自由写作》第62期【随笔】

阅读次数:12,140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