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昌:四姑妈(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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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民昌

我第一次见到四姑妈,是在小表妹(小姑妈的小女儿)的婚礼上。

那是2007年初夏,在桂林南门桥北岸,晚风和煦。当我走进婚宴大厅时,发现几位酷似八爷爷的老人围成一桌,我想她们大概就是八爷爷的后人了。

我们老张家是一大家族,太公(曾祖父)俩兄弟,过去为体现大家庭和谐,一代男女各按年龄排行,称“大排行”。我太公膝下三子二女,八爷爷是小儿子。

宴席上,表姐妹们与我同桌,席间,一银发慈颜的老人走过来,久久地注视着我,开口说:你很像你父亲呢。后来我才知道,这位略显清瘦的老人就是四姑妈了。

姑妈张声端,听父亲说过,姑妈排女子第四位,所以称四姑妈。那年,八十五岁的四姑妈特意从柳州赶来,是张家人最高寿的了。

姑妈说:你象你父亲,真像呀……看得出,她有点激动地端详我。

接着,四姑妈与我聊了很久,不仅谈到父亲,还谈到她与我去世多年的爷爷奶奶的来往轶事。她谈到,她与我家最亲,姑妈当年休探亲假时,几次不回家,而是舍近求远地到南宁探望我爷爷奶奶。她还说有一年,“你奶奶一再挽留我,聊了一个多星期呢……”

听小姑说,四姑妈与父亲从小时候即要好,无话不谈。我小时候因肺炎住院,父亲一时为难,即向姑妈借钱为我治病。后来因姑父早逝,四姑妈带着三个女儿在柳州,又逢艰难时世,父亲逢出差就抽空去探望她。

姑妈说:“那时候,我家住柳铁的旧楼板房,又没有个门牌号,你父亲却在一大片旧房子中一路问来,最后终于寻找到我家呀……”。

1981年,父亲一调回魂牵梦绕的故乡桂林时,即写信邀请四姑妈来做客,可惜,因生活还未安定,那封信断断续续没写完,父亲就因病溘然而逝了。

说到这里,姑妈摇着头说:“唉,你看,你父亲——他邀请我来玩,他自己却走了……”

当晚席散,我搀扶着四姑妈,步出酒楼,那时,我已能体会到姑妈与父亲的姐弟情谊。临别,在路边大树下,我竟突兀地向表姐妹说,让自己代替去世的父亲感谢四姑妈的话来。

翌日,四姑妈特意邀请张家诸位到附近的南门桥“同来馆”吃早茶,几代亲戚们又是一番团聚,来来往往,好不热闹。

我父亲做事虽精明干练,但口齿却显得木讷,因突发病,去世早,许多话还没细说。

近年来,随着长辈们的先后去世,家族的事也难耳闻了,而一直企望寻根,记录一些家族历史的我,正愁无迹可寻,如今,天上掉下来个四姑妈,岂不更喜出望外。

这几年,我曾去过祖居——白安寨,就在兴安县大榕江乡五甲村附近,离桂林市不远。

老家的祖宅依山而建,一条清澈湍急的小溪河,吟唱着从村前潺潺流过。风景不殊,秀美如画。

走近老家,百年老祖屋的残垣断壁,立即呈现在我的眼前。那些残缺破损的木雕窗棂,那些无人居住的荒凉旧屋……特别是见到院子里那一株高达数丈的玉兰树,听说当年太公就是将此玉兰从盆景内移到院落,长成如此高大模样,每年执拗地花开花落……眼见老家的景物,一草一木都让我感慨,此地也是四姑妈魂萦梦系的地方……我的先辈们世代居住的地方,先辈们生于斯,长于斯,歌哭于斯,埋葬于斯。如今已面目全非了。随着长辈们一个个飘然离世,他们的历史也湮没于这些残垣断壁之中。

农村生产方式是自给自足,较完美的就是耕读之家。我祖上原有近十亩田地,主要以教书为业。

四姑妈回忆到故居大门两侧的紫檀竖匾:家有藏书,仕食旧德。

姑妈说:上几辈,都是教书人,温文尔雅。太公就是凭祖上的遗产自己授教创业,以字画闻名乡里,特别是他画的鸿雁,颇为有名(太公画的百雁图,曾被国民政府广西省图书馆珍藏)。

抗日战争期间,为资助国民政府抗战,太公曾捐赠出许多珍藏的历代字画和自己的绘画作品。时年,公务在身的七爷爷与八爷爷,也主动减薪支援抗战。(男子排为五爷爷、七爷爷、八爷爷。五爷爷因病在家。)

姑妈的父亲八爷爷张家玖,读书时即聪慧优秀,他曾与中共高级干部李富春同桌,后来从教。

民国时期,他先后在全州、兴安中学执教,桃李芬芳。在兴安中学教书期间,兼任校长,期间,他还掩护过中共组织的学生,后到桂林女师任教。四十年代后期他参加了竞选国民政府“国大代表”。

七爷爷张家瑶(我的爷爷)毕业于中南矿院,也是从教书开始,后来在桂林民国政府广西教育厅就职。

姑妈谈到老家曾拥有的无数珍贵的书籍、绘画与古董……可惜,都被“土改运动”毁掉了。那群刚刚掌权的流氓无产者,不识几个字,只懂得月黑杀人,风高放火,哪懂得文物的珍贵。因而这些珍贵的典籍和字画,都被他们视为废纸一堆,而付之一炬了。

见证了“土改”腥风苦雨的姑妈说:一位在县城里教书的亲戚回家探望父母,路过邻村半圩乡,那仅18岁的年青女教师竟被当街乱棍打死,说她是“地主崽子”……那些人狂叫:都杀了,都杀了,好分财产!

“土改”无情,一伙打牌赌钱,游手好闲等流氓无产者与没文化的人成了“土改积极分子”。那时的工农骨干都认为左比右好,过激也是工农的本性,有了“枪杆子”,更是无法无天了,只是可怜了那些死去的人……草菅人命呀,姑妈叹息。

我听故乡的老人们说,“土改”时最普遍的做法是把乡绅们吊在房梁上,点燃干辣椒火燎烟熏,逼迫交出财产。交不出的就只有交命了。

笔者曾“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当年即听一农村干部说:他不识字,就将“公章”用麻绳系在腰上,逢要枪毙人只需他戳一下即可。

姑妈曾就读于桂林市艺术专科学校,抗战结束后成婚。当时八爷爷正竞选民国政府“国大代表”,姑妈大婚时照时俗登报,在桂林的广西国民政府省长黄旭初当证婚人,届时,风光一时。

姑父祖籍是河南开封人氏,曾任学校校长。至1949年后因时局变故,“运动”频频,他劳累过度,遂英年早逝,留下三个年幼的女儿,姑妈时年仅三十二岁。

四姑妈家住柳州火车站附近,底层二间室外加一间自盖屋,临街,门口一水果摊,入门走中间窄道,这就是她的家了。

四姑妈爱洁爱美,室内家具简朴整洁。

姑妈家交通方便,人来人往,车水马龙,对门就是鹅山公园,公园里植被茂盛,春花秋实。

前些年,到处都在“搞活经济”,有人看中四姑妈的居屋,提出二千月租开诊所,上门数次,费尽口舌,最后被姑妈婉拒了。

事后,姑妈自语: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

那时,小学教师四姑妈已有一千多元退休金,她节俭度日,略有盈余,她实在舍不得这熟悉而方便的家。

不久,门口有人“提篮小卖”水果来了,慢慢地摆上了摊,且越摆越宽。面对阻挡家门的水果摊,显然进出不便,摊主也表示愿意补偿,姑妈坚持不收。

她说:就让她们摆着吧,她们从农村出来,生活都不容易呀,我们是大活人,还被堵住不成?后来,表姐妹们也习惯了,认为门里门外相互有个照顾,各行其便吧,如此这般,水果摊就成了姑妈门前的一景。

姑妈回柳州后,我们只有电话遥相问候了,尽管姑妈听力模糊,她很高兴。

姑妈告诉我,她每天清晨都要到公园打太极拳,风雨无阻;她买菜,到处走;她说,我不订报纸,每天买报纸看,也就为了多走点路,“生命在于运动”。

每次通话,她总要嘱咐我多锻炼身体,多做“有氧运动”,不要上网太久。

冬去春来,2008年清明后,我和母亲与表姊妹相约,陪四姑妈到洛阳看牡丹。

九朝古都的洛阳,牡丹也闻名天下,看惯了盆栽花草的人,目睹洛阳的牡丹大片地长在地上是很惊讶的。公园里的牡丹百态争艳,青翠欲滴;旷地上,五颜六色的牡丹让人目不暇接。植物园里的牡丹更是一望无际。

大表姐看到牡丹,像小孩子一样欢叫起来:海洋,花的海洋!

我看到豆绿色的牡丹,便脱口将其称为“绿豆”,惹得周围的人们一阵大笑。

姑妈受家风熏陶,自幼喜花鸟,她兴致勃勃地观赏,说:太公当年也种了几株牡丹,只是没洛阳牡丹大。

四姑妈看牡丹,也敬重牡丹,不像我们,为了照相,时不时跳进花丛中。当她看到公园管理人员跑来跑去的驱赶游人时,姑妈情不自禁为之担心,怕他们踢倒或踩坏了牡丹。

我们在洛阳一路颠簸,一路观赏牡丹,姑妈兴致不减,不仅不用拐杖,也不用扶掖,连喷嚏都没打一个,不少游客听说姑妈已是85岁高龄了,都赞不绝口。

一次,旧友要请客。临吃饭时,姑妈与表姐妹们却不见了。朋友开着车满街转圈,也没找到,后来才知道四姑妈和表姐妹们去饭馆吃“自助餐”了。

四姑妈不愿麻烦别人,否则她于心不安,而临行洛阳前,四姑妈却嘱咐大表姐等主动承担一切旅途事务,包括买门票等,不厌其烦,说这些事都不要我们操心。

姑妈长期生活在柳州,工作时又逢“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荒诞时期。那时,“运动”频发,到了十年文革,更是人人自危,需谨慎小心,如履薄冰了。

那些年,八爷爷就住在姑妈家。

姑妈的父亲八爷爷在桂林教书期间兼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家有几块薄田,解放后个人成分即被评为“旧职员兼地主”。在那个动辄讲出身、讲成份的年代,此无疑就是带“原罪”的了。

1957年“阳谋”,“反右”运动来了,八爷爷因给学校提意见,给教育方案提建议,竟因言获罪,被褫夺教师公职。

到了晚年,八爷爷患上了青光眼,眼疾让八爷爷两眼一抹黑,摸索着生活,不能自理。一次,家中无人,八爷爷竟将双脚伸入温热的稀饭锅里……

教书育人大半世,学识渊博的八爷爷,此时只有孩子们喜欢他了。一放学,在夕阳的余晖下,孩子们从四面跑来,围着八爷爷坐一圈,呼唤着“外公、外公,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此时,正襟危坐的八爷爷脸上顿时绽放出光彩,他微笑着,摸索着,从古至今一个故事接一个故事地讲起来,一直讲到天黑……孩子们静静地听着,直到饥肠辘辘了还不愿意离去。有时,有孩子们回家了,做事去了,陆续走光了,八爷爷一个人还在那里讲……

姑妈曾不止一次地叹息上辈人晚年遭遇的悲凉。

七爷爷张家瑶(我爷爷)上世纪四十年代在国民政府广西教育厅当主任秘书。前期,沦陷区的大批文化人先后云集桂林,为支援抗战,他与南下的欧阳予倩、洪深、徐悲鸿、巴金等文人们结盟,呼吁奔波;后期内战,时逢学潮,他又频频出面劝说,斡旋,苦口婆心,甚至掩护一些师生。

临“解放”,兵荒马乱,教员和民众们纷纷仓皇地“逃共产党”,爷爷又四方奔走,劝说教育厅同事们留守大陆,勿去香港、台湾或海外。

“解放后”,教育厅却不让旧政府留守人员呆了,爷爷先被下放到武鸣县“思想改造”,教高中数学;后来几经辗转调到广西“文史馆”。

那些年头,他一次又一次自我审查,自我批判,自我否定,深刻反省,谨小慎微地配合当局的“思想改造”,积极参加每一次“运动”,多作揖,少说话。最后,他成了“民主人士”、“政协委员”,继之成了“人大代表”。

到了晚年,爷爷患高血压,他步履蹒跚,言语困难。时逢文革,他被数次拖上街游斗“交待历史问题”,被斥为“老顽固”、“历史反革命”,说他“故意装聋作哑”等。

那时,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爷爷成为被“国家”、“人民”,抛弃的人。彼一时此一时,曾被用作摆设的“花瓶”不用了,就被甩落到地下,直至粉碎。

想起离世而去的老一辈,悲从心来。想起老一辈,他们前半生生活在“积德行善”的伦理中,他们相信好心有好报,期望得到一个好的归宿……但他们万万没有料到,“解放后”,天道亦变了呢?

后来,我发现老一辈人经历了如此悲凉后,他们竟没著下一字一句。为何呢?

偶然一次听爷爷的学生画家徐彬先生回忆,才明白一、二:平时,在办公室里,爷爷与他面对的同事常常是一言不发,来来去去形同陌路人。

“新社会”一次又一次的“运动”与“思想改造”,随之而来的揭发与告密之风,让同事之间连寒暄客套也少有了——人与人需相互提防,彼此间有一堵无形的墙——因为他们都是“旧社会”过来的人,总有说不清的地方。在被“运动”、“斗争”动辄得咎之地,谁又敢多说一句,多写一字呢——都怕被别人抓辫子,落把柄啊。

进入了“新社会”,人心竟然是这样的残酷无情,冷血凶残;人们竟是这样奸诈邪恶,互不信任,相互提防;社会竟是这样道路以目,缄口结舌。

如果真要说清自己的心路历程,就会留下文字上把柄,而给子孙后代留下祸根。不如让这些痛苦,深深地埋在心底,也深深地埋进土里吧!——也许,这就是他们不愿留下只言片纸的较合理的解释吧。

那些年,四姑妈不仅要为一家人的生活操劳,也要为一家人的平安担心。那些年,她在学校只管埋头工作,勤勤恳恳。不仅教绘画,还教音乐、教算数、教体育,当班主任时,为教好拼音,她还加班加点地学习普通话。

四姑妈平时为人处事还以愚掩慧,谦逊拙讷。因此,工作上年年都被评为先进。几十年如一日。姑妈说:“那时,我是夹着尾巴做人呢”。

近距离看四姑妈,从她的身上,我看到了张家传统的美德,看到了老一辈温和、谦让、宽容、善良、自强、达观等秉性。母亲说:血浓于水,你以后多去看看四姑妈吧。

如今,颐养晚年的四姑妈算幸福了。每天,三个女儿都要来探望并团聚一番,顺便说一下各自听到的奇闻轶事。嘻嘻哈哈间,姑妈也听出了一些门道。她说,这几年外面都在炒股,她们就常在我这里交流“股经”,有时晴有时阴……“最后,还是亏了吧?我劝她们不要炒了,亏就亏了吧……”。我也炒过股,我想告诉姑妈,中国的股市已成了权贵们圈钱的地方。

四姑妈今年八十八高寿了,表姐妹们建议请钟点工来做点家务,可姑妈死活不同意。她坚守过去那个年代的观念,认为不做事与做事者不平等,哪怕一事一物……因此,表姐妹们只好轮流来拖地擦屋,搞三间房的卫生,累得出汗的表姐妹笑着对我说:我们都怕累呀,我们的家都是请钟点工来打扫卫生——我们到此都“钟点工”了。

这些年,我像游子般奔波在外,候鸟般路过柳州。姑妈曾多次让表姐妹们陪着,到拥挤的车站接我,当我要乘车离开时,四姑妈又数次执意送我到车站,劝都劝不住。

数年如此了,如今,我回桂林都要先到柳州见四姑妈,后见桂林母亲。

2010-9-1

《自由写作》第63期【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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