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恺:异​乡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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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周恺,初出茅庐90后,写作三年即磨一剑,前年九月份才开始公开发表小说,处女作《阴阳人甲乙卷》发在《天南》。去年,他以此篇《异乡煞》参加香港中文大学的华文青年文学奖,摘下二等奖,现交由本会《自由写作》首发。此前曾在本刊发表小说《寻猫启事》。

洛阳城下了头场雪,不早不晚,扫地工早起了半小时。伊河结的一层冰,不薄不厚,冰下的水还在流淌。石阶凿得凹凹凸凸,三步长两步短,螺髻冒出来又退回去,她露出了额,再是眉、面庞和耳坠子,他哈出一口气,眼前白茫茫许久不散,原来是卢舍那佛肩上的雪。这一日悄无声息地被洛阳城遗忘,它却成为杨一小在这座城里的最后记忆。父亲说,南国没有雪,没有阳光,阴寒湿冷,一座城市若没有雪,便没有冬天。父亲的话总怪异着,拽着他的手更紧了,两万贯呀,两万贯。洛阳城里娃娃都知道,皇后武氏助脂粉钱二万贯,凿出了一龛佛像,卢舍那佛便照着她的样儿刻。可父亲的话比这冬风更凛冽,两万贯啊。杨一小隐隐觉得,他们遥远的迁徙是父亲的主意。他已经有半年不回家了,昨夜,窗外的风更阴森,母亲依旧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哭泣,他记得第一次听见这声音时,他敲开房门,把母亲的脑袋抱在怀里,那时,她的泪水浸湿了他的汗衫,难以想象,这哭泣能维持这么长时间,直到他听到门外有个男人的声音,秀秀,秀秀,他着急地奔了出去,是一小,爸爸,是一小来开门了。父亲与母亲并没有多说话,便开始收拾,杨一小不等嘱咐,也进自己房间翻出了木箱子,房间变得空荡,他不想一个人睡,走到他们的房门前,推了推,锁上了。这一夜,他把脱下的外套塞进被子里,暖气烘得他浑身是汗,那一夜的梦里,他一定会走好长的路,可当父亲叫醒他时,他却把梦境忘得一干二净。父亲说,去龙门看看吧。

列车如笔锋在画卷上爬行,轰隆隆钻进漆黑的隧道,车厢里传出一阵儿口哨,杨一小慌张地缩成一团,耳鼓膜被捶得扑扑作响,他忆起曾经放进耳道里的一粒牡丹花籽儿,它正发出了芽儿。邻座的女人在脑袋上缠了一圈毛巾,搂着个娃娃,不时把袄子往上扯扯,遮住娃通红的脸蛋儿。火车驶入平原,寂寥的雪野令人们霎时静了下去,回过神来,方才扔下的半句话头仿若也被冻住了般,咳声嗽都会招来旁人的目光。女人摇着娃娃念起了童谣,老狸猫,上高桥,担担水,弯弯腰,石榴骨朵结樱桃,结几朵?结三朵,爹戴朵,娘戴朵,撇一朵,喂鹦哥,鹦哥不吃食,还是我的小骨朵。女人的声儿渐渐弱了下去,拨开袄子瞅了眼,抬起一张笑脸,睡着了。女人问起杨一小的母亲,去四川弄啥?杨一小的父亲接过了话,这年头儿出门还不就为个谋生。女人叹道,咦,这口音是北京来的?杨一小的母亲赶紧抢着说道,妹子可真辛苦,娃多大了?女人提高了嗓门,俺还没出月子咧。

车上灯熄了,杨一小枕着父亲的大腿,轮缘碾压过车轨,列车在夜空下不知疲倦地穿行,再快一些吧,再开快一些吧,将他们甩得远远的,杨一小闭眼,半年来的一幕幕浮现,它们报复般轰炸着他的大脑,以此惩罚这逃离者。他想起主任让他弯腰站在墙根,他把脑袋紧紧贴着膝盖,血液垂到大脑,像是一提汲满水的桶,他费力才挺了起来,然后满世界都红彤彤的,主任和办公桌旋转起来,他似乎看见了地球的自转,砰,它们一并毁灭了,可是毁灭的仅是他自己,主任的声音像是乱麻麻的箭头,把他的脑袋扎成了筛子,你爹上哪儿去了?你爹上哪儿去了?我爹上哪儿去了?他问自己。此刻,他嗅着了父亲身上独有的烟味儿,他的心跳与同这列车的呼啸一并轰隆隆。母亲进了他的屋子,轻轻抚过他的脸庞,那冷冰冰的手上沾满了泪水,他庆幸自己已经丢失半年睡眠,否则怎么会发现母亲赤条条旋那床头的灯罩,他紧紧地抱着母亲,她用力地踹他,可比生气时揍他更狠,他没有哭,说什么也不放手,即便母亲已经缩回了将要触碰灯丝的手,这么大个娃,咋能明白好多事儿呢?再快一些吧,再开快一些吧,将他们甩得远远的,杨一小尝到了父亲裤子上的盐,咸咸的。

杨一小企盼踏上新土地,他一定要俯下身子,好生谄媚谄媚,伴着汽笛几声长鸣,他却在久违的睡梦中迎来了异乡的风,嘈杂之后又是无尽的静谧,杨一小的头搭在父亲的肩上,长眠的道路见惯了过客,并不留他们驻足。杨一小的父亲不得不加快了步伐,他们得在天明之前赶到那儿——一幢亲戚留下的房子,趁着邻里还在熟睡,悄悄地住进去,或许能省去无聊的解释。杨一小的下巴磕在父亲的胛骨上,咯咯咯,秀秀听着听着笑出了声,还记得不,这孩子小时候下巴松,你拍他牙关,吃胡豆喽,吃胡豆喽。杨正龙就问,秀秀,我要回不来,你会再找个人嫁么?秀秀赶着步子,嫁,差点跟王二蛋去了山西矿上。杨正龙顿了顿,你吹,我还以为……又走了一阵,俩人张嘴道,还以为上吊了。哈哈哈,笑声与这土地格格不入,连树的姿态也与那边不同,空气有些湿,恐怕是它们造出的陌生感,令怯懦的人儿止步。杨正龙的唇上沾满了水珠,他用手掌擦了擦,秀秀,还走多久?直走,倒拐。

波斯猫是这栋房子的最后一任主人,它走失于亲戚离开的前一日,正是初春的夜晚,属于猫的乌托邦,狂欢之后的波斯猫面对的却是搬去一空的屋子,它从楼上寻到楼下,亲戚的气息尚在,它蜷缩到门槛内,等待着他们的归来,从门缝里不知瞥过了多少双脚,时间已将它刻成了一尊雕塑。杨正龙取下锈迹斑驳的吊锁,秀秀跨过门槛,刚一放下箱子,就见到两颗绿珠子,它只是抬眼望了望,又缩回身子里。她想起亲戚的信,波斯猫回来,待它若待主人罢。秀秀说,总算到家了。可那“家”字刚吐出一半,又吞了回去。杨正龙把背上的杨一小往上提了提,重复道,是啊,到家了。秀秀引着杨正龙在屋子里绕了一圈,打扫出一间空屋,先把熟睡的杨一小放到床上,从阁楼上下来,走在木梯上摇摇晃晃,杨正龙紧紧地抓着扶梯,秀秀在前面不言而笑,他们从仓库里搬出一张桌子,桌子上还铺着布垫,杨正龙拉起它抖落满地灰尘,再贴着桌面猛吹一口气,成了个花脸蛋。没想到炉子上还坐着个水壶,灌满水,底儿有些漏,又从后院里抓些刨屑和木炭,将就着烧壶水,打开箱子拿出一罐茶叶,往俩杯子里洒了几粒,热腾腾的水掺进杯子里,水蒸气花儿似的在桌上绽放,杨正龙端起杯子呼拂开飘在面儿上的茶叶。波斯猫坐了起来,灯泡晃着它的眼,弓着背伸个懒腰,重又歇了下去。秀秀瞧瞧波斯猫,又瞧瞧杨正龙,你俩真像。杨正龙喝下一口茶,暖意从心窝子散至四肢,像啥?秀秀道,死守着一个理儿。杨正龙回过身子打望了一眼,它愚着咧,我守的是真理。秀秀挖苦道,能顶顿饭吃?杨正龙拍了拍胸脯,还是这儿过不去。秀秀真想知道,他咋能逃回来,听人说那些子弹都不长眼睛的。可她没问,指着柱子岔开了话题,你仔细看看那柱子。杨正龙蹲下身子观察了一阵儿,柱脚受潮发了霉,还能有啥不一样?秀秀有些困了,手肘撑到了桌上,脸靠向了手掌,上面有一道印子。杨正龙摸了摸,还真是。秀秀解释道,小时候咱几姊妹把皮筋绕到柱子上,跳啊跳,都磨出了印儿了。杨正龙问,你困了?秀秀答,有点儿。杨正龙揽着秀秀的腰,把她从凳子上扶了起来,咱也早点儿歇了吧。秀秀拿额头撞了撞杨正龙的额头,你说歇就歇呀?那还想怎么着?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南方的夜晚,大地和苍穹只隔着一道坎,天上的星星掉到地上,成了人间灯火,秀秀喘息道,那洛阳城里搞,太厚重,这里好,像是躺在芦苇丛。波斯猫忘性大,它认着谁都一模样,在黎明凄厉唤上一声,仿佛那才标记着它的存在。

杨一小是在母亲的鼻息中醒来,他以为还身处洛阳城,踏到木地板上,迅疾缩进被窝里,母亲上前刮了刮他的小鼻梁,咱娃给累坏了,起床梳洗梳洗,今儿去学校报到。杨一小环视屋子,床靠着墙,墙面受潮露出突兀的水泥和砖,屋顶斜着,蜘蛛谱出了一串网,它却早逃得无影踪,留下露珠儿挂在上面,屋顶的一头楔进外墙,由一块块木板子拼成,阳光被筛成了条,筛成了丝,照在脸上。杨正龙在楼下喊,热乎乎的馒头喽。杨一小才问道,到家了?母亲并未回答他的问题,起身在窗口说,来了,一小睡糊涂了。杨正龙用筷子串起馒头,往嘴里塞了一口,哽出话来,嘿,能磕掉俩门牙。

波斯猫对杨一小显示出极大的兴趣,它竟然从地上立了起来,颤颤巍巍地行至他跟前,这让一家子都惊住了,那波斯猫该有八十岁了,走上几步就得停下来喘几口气,它嗅了嗅杨一小的脚,孩子的调皮劲上来,原地一跺,波斯猫该有八十岁了,它不会如其他猫一样灵敏地闪开,扭过身子,沿着方才的路线,又回到了门槛旁,就像是它不曾挪动过一样。当母亲用撮箕扫起僵硬的波斯猫,那时的杨一小才想起,这是它最后一次迈出步子。杨一小的母亲说,他家也有个孩子和你一样大。杨一小囫囵吞下半个馒头,剩下的半个再也嚼不动了。父亲拿出新书包,替他背上,领着转了两圈,得意地自夸,真漂亮,比你洛阳那个秀气多了。母亲唠叨着,得,啥都是你挑的好,一小,过来,妈交代两句,今后呀,你姓曾,不姓杨,妈叫啥名字来着?杨一小答,曾秀英。母亲拍了拍他脑袋,随妈,你就叫曾一小。杨一小指了指父亲,他呢?母亲说,你爸改叫万辉,辉是光辉的辉。父亲搭过了话,一小你姓啥?杨一小站得笔直,字正腔圆地诵读,我叫曾一小,随妈妈姓,妈妈是曾秀英,爸爸叫万辉,万是一万两万的万,辉是光辉的辉。

杨正龙领着杨一小去学校途中出了件怪事情,他们每走到一个路口,就得停下来打听学校咋走,自从小镇去往城里的桥垮掉后,人们已经有好久听不到其他口音,连说带比划,父子俩在不大的镇子上绕了一圈又一圈,杨正龙于是从杨一小的书包里拿出纸和笔,沿路手绘了一张简易的地图,终于寻到了那扇歪歪扭扭的大门。这时候,杨正龙听到了警笛的声音,四五辆警车开来,还没回过神的杨一小忽然被这双大手卡起来,他的双腿在空中摆动,他们躲进了一条狭窄的巷子,父亲的食指抵在唇上,让他住声,直到那户人家狐疑地问,搞啥子的?杨一小没问父亲,他用小指勾住父亲的小指,走了几步,又握住了父亲的手掌,满是汗。入学的事并没有想象中的难,黎校长一支烟的功夫,便答应了寄读的请求,他拿出了一叠花名册,随意抽出一张,杨一小被安排到了宋峰的班上。末了,黎校长还夸,娃娃普通话讲得好,带动班上的同学都讲普通话嘛。杨一小拉扯着父亲的衣角,刚才你抖得我想撒尿。杨正龙尴尬地赔上一张笑脸,黎主任走出办公室往厕所的方向指了指。走到厕所门口,杨正龙弯下身子对杨一小说,在学校,安安静静地,甭闹风头,过了这阵儿,还带你回去念书。两条尿柱子刷拉拉打进粪坑里,杨一小忽然咯咯地笑了起来,他听见父亲的声儿一阵大一阵小。

杨一小被领进班上的时候,黑板上正写着“默写”二字,一片笔尖划过纸张的声音。讲台上的女人玩弄着自己的卷发,黎主任咳了两声,齐刷刷抬起眼,先落在黎主任身上,又落到杨一小身上。杨一小红着脸埋头抓扯衣角,鼻涕流过的上唇像是撒过盐。黎主任道,这是新来的同学,分到二班,希望大家帮助他尽快融入集体。黎主任向讲台上的女人使个眼色,她招了招手,杨一小拖着步子上了讲台,掌声也是齐刷刷的。黎主任说,李老师,交给你了。李老师握住了杨一小的手,杨一小见到她无名指上戴着颗金灿灿的戒指。待黎主任离开,李老师说,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她把shao音发成了sao音,杨一小抬头瞧着她的样儿,她脸上不恰当地长了颗痣,露出的笑容更显虚伪。杨一小想起了母亲的话,我叫曾一小,爸爸叫万辉,万是一万两万的万,辉是光辉的辉。杨一小希望赶紧去到座位上,他备好了纸和笔,也能像他们一样熟练地默写课文,可是班上的同学却哄堂大笑,这大笑不允许他走下讲台,笑声越发收不住了,站在台上的杨一小无措地望向了李老师,李老师捂着肚子半天才憋出话来,你,姓曾,哎呀,你爸,姓万,妈呀,笑死我了。杨一小哽咽着解释,随妈妈姓,妈妈叫曾秀英。他们没有听到杨一小标准的普通话,也没有留意他接下来的解释,李老师怕影响了隔壁班的上课,草草安排了一个座位,令杨一小坐下。他学模学样地也跟着默写,只是间或就能听见一两声笑,而李老师脸上的痣像一滴火苗般抖动。

王力是第一个同杨一小搭话的人,在讲台的两旁放了两张单独的桌子,一张桌子空着,而另一张则坐着王力。他起身向杨一小走去,两只裤腿被剪子裁开,用一根粗布缠了起来,王力说,曾一小,讲句话。杨一小并不习惯别人叫他这个名字,可还是认真回答,说啥?王力抢来一只凳子,站了上去,杨一小需要仰起头才能看到他的脸,他学着杨一小的翘舌音念,sh-uo,说,sh-a,啥。王力再次成为了焦点,他继续问,我是王力,你叫sh-a,啥名字?杨一小答道,我是杨,哦,不,曾一小。王力从凳子上跳了下来,嘲笑再次扑向了杨一小,他明白过来,他们在捉弄他。王力扶着杨一小的桌子,伴着狂笑不停地摇晃着。杨一小的笔掉到了地上,他弯下身子去捡,却看到泪水珠子似的滴到地上,感到喉咙堵得厉害,张嘴大口大口地呼吸,又听见了自己的抽泣。他暗暗地发誓,不说话了,再也不对你们说话了。

杨一小牢牢记住这个誓言,哪怕是宋老师的鞭子抽打着他的小腿,抑或李老师拿来剪子,威胁再不回答就剪开他的裤腿,杨一小只是发出奇怪的呼喊。而杨一小并未遵守这个誓言,或者未坚持到底,当他见到王力端起杯子,将要斜起来的时候,他喊出一句,停!似乎是从另一张嘴里说出来的,那时他已经忘记了太多词汇,他要解释原因,可不知如何道来,杨一小像只麋鹿般消失在人们眼前。谁知道那一番嘲笑不是他为自己的沉默找出的借口呢?父亲离开太久,他显然已经遗忘逃亡那天对杨一小的嘱托,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那时候杨一小就在想,最好的方式就是不再说话。他们呵斥着他,将他推到墙边,用惯常的方式惩罚他,当他感到脑袋沉重得就快埋进土里时,他反问,是啊,我爹去了哪儿?就像是他见到王力斜起杯子时喊出的那声,停!是从另一张嘴里说出来的。杨一小的沉默只成为笑柄之一,除此并未引起他人的在意,而老师们却会以为是对权威的挑战,恼羞成怒举起鞭子和剪刀。他们忘了告诉杨一小的父母,这个孩子可能是个哑巴。

从寄读第一天开始,学校成了杨一小心中的地狱。他宁愿故意走失在镇子上,钻进巷子,再循着铃声的方向去到学校,而这样的方式也让他更快地熟悉起异乡的街道。在街道中穿行,雨天能遇见纳鞋底的太婆,难得的晴天则会有早起的妇人晾晒床单,这要比枯燥的课堂更有趣。杨一小的把戏很快便被母亲捉了个正着。杨一小忽然好奇这里为什么遍地都是石头,每一颗石头上都有花纹,他能从花纹中发现云和海、龙和虎,书包装得沉沉的,母亲正是在他弯腰拾起一块印着城邦的石头时,揪住了他的手臂。他回头见着了母亲铁青的脸,令他费解的是,母亲的愤怒并未撒向他,而是淡淡地说,赶紧去学校。他一路上都为那颗石头而惋惜,多么漂亮啊。

秀秀疾步向着镇上的车站走去,她走一段又折回一段,往复地到了车站。秀秀可不期待这个朋友的到来,她走到他面前时,用着一种鄙夷的眼光打量着。朋友的腿还瘸着,那是半年前落下的,伤痛并未走远。而秀秀的所有疑问——譬如他怎么知道杨正龙回来了,又怎么知道他们逃到了这儿——都不再重要,朋友正真实地立在她面前,瘸着那条众所周知的腿,她期待的宁静再度被扰乱。她在出行前,重复道,甭闹风头。正如杨正龙告诉杨一小的话一样。

朋友和杨正龙的谈判破裂了,他将秀秀递过来的杯子摔得粉碎。波斯猫的尾巴翘了翘,它已没有力气去护卫主人。他走到门口,返身又说道,好个杨正龙,走着瞧!杨正龙也起身,难道非得用谎言对抗谎言吗?朋友指着瘸腿,这是怎么回事?杨正龙的语速缓慢而有力,我没看见。朋友的离开并没有使这个家庭重归平静,却让杨正龙陷入了一次又一次的自我怀疑,他问秀秀,枪声响起的时候,或许我睡着了?我只是跟着人流撤出了广场,确切说是广场一角,我听见了雷鸣般的履带声,或许还伴着枪声?有几个学生冲了上去,试图夺走枪支,人群中响起一阵欢呼,军人用枪托敲在了他们脑袋上,或许食指悄悄扣动了扳机?杨正龙怀疑自己砸毁一切时所获得的快感,要远远超过口号里自由和民主所带来的快感,杨正龙深刻感受到民众力量的伟大,而自己是独立的个体,他们掀起的山呼海啸,随时也能将自己吞没。这样的自我怀疑迅速摧毁了杨正龙,他常常在沉思之后,像个疯子般狂叫。而秀秀只能用些没有感情的语气词回答,杨正龙问,谁才是罪人,他不是,他们也不是,只有我是!秀秀想了很久,才回答,嗯。杨正龙丧失掉了对痛苦的知觉,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他从摇晃着的木梯上跌落下来,鼻子和嘴淌着血,他靠在墙边喘粗气,却感受不到疼痛,冬日的寒冷使这些鲜血凝结成大大小小的痂,直到秀秀用毛巾蘸着热水为他擦拭,他才看到血痕,他问秀秀,是我的血?秀秀说,嗯。

在杨正龙丧失掉对周遭的知觉时,杨一小却因为不再说话而获得了更多的感官世界。他只需要把耳朵贴着桌面,就能清晰地听到另一间教室的声音。翻开书本,发现尚未搅拌均匀的纸浆中混杂着木材,更可怕的是,他从这一丝木材中,见到参天的树木和整片森林。杨一小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尽力地避免,愈是避免,思维愈是爆炸。李老师检查作业,王力又玩儿起那套把戏,要么说是忘带,要么说是没听见她布置,李老师的剪子就放在包里,王力从容地站上讲台,他甚至帮着挽起了裤脚,剪刀咔嚓咔嚓地裁开,露出破旧的秋裤。杨一小却想着王力回家是如何掩饰的,他拿胶布贴上,系上一根绳子,他总要脱下来洗洗吧,怎么会三两天就穿坏一条裤子,王力一定会说,那桌腿上有颗钉子,这狡猾的王力!杨一小的笑,惹来了王力的怒视,他细细声说,哑巴杂种。李老师听见他骂,剪刀顺着往上一滑,口子开得更大。王力的拳头终于在放学时落到了杨一小背上,他喊,哑巴,周围的同学接,杂种。他们把杨一小围了起来,拳头砸到杨一小背上,他疼得闭了气,那一刹他觉得自己就快死了,用手紧紧抓住同桌的衣服,同桌吓得惊叫起来,他像是忘记怎么说话一样,忘记了呼吸。这会儿,王力倒是骇怕了,他捏着的拳头松软了,倒退着离开,于是所有人都突然离开了。杨一小多想赌气,就那么死去,一秒,母亲在坟头悲泣,两秒,父亲说,他是万峰,不是杨正龙,三秒,南方飞来了燕子,四秒,卢舍那佛似笑非笑,杨一小屏不住了,他终于重又镶进这世界,依靠那一呼一吸。

讲台的两侧有一双单独的位置,一边坐着王力,另一边曾经坐着窦莎莎。窦莎莎在这个秋季离开了学校,她退学的前一日,从金口河传来塌方的消息,窦莎莎父亲的那辆小客车埋进了乱石里,而车上坐着镇上的乘客,窦莎莎的父亲被人从货车上抬下来时,家人已顾不上悲痛,因为还有十三具尸体一并停在了屋门口。宋峰告诉窦莎莎,家里出事儿了。她在路上捡了一片银杏叶,再把它夹进课本里,过上三五天就平平展展了。她是从人群中钻进去的,十三张白布,十三块门板,还有戴孝的熟脸,这一天注定不同。窦莎莎应该庆幸自己还是个孩童,否则她也会像母亲一样变得疯颠颠。外婆引她去找到了宋峰,找到了黎主任,孩子的书念不下去了。可他们的脸上却显出不适宜的轻松,窦莎莎拿了四年的倒数第一名之后离开了学校。实际上,窦莎莎离学校只有一步之遥,她在校门口卖起了五颜六色的弹珠。仅仅过去了半年,她学成了精明的商人,算术突飞猛进,在高出自己两个头的摊贩中间倔强地吆喝着。孩子们精心地构造出模仿成人的世界,他们背着手像张妈李叔一样讲述着,不再说话的杨一小从方音中勉强拼凑了这个故事。他站在远处注视着窦莎莎和她盒子里那些五颜六色的弹珠。杨一小开始偷偷观察母亲把钱放在何处,终于在一个下午,秀秀和杨正龙都不在家,他拉开抽屉,翻出一枚一元的硬币,夜里他听见了父母在楼下激烈的争吵,竟然误以为起因是那一枚硬币,母亲可是从来不和父亲吵嘴的。次日清晨,他起得早,闻到了膏药的味儿,并没有什么奇怪的,他总会闻到这些奇怪的味道,母亲带着倦容看他吃完饭,他的手抖得厉害,留下半碗就丢了筷子,飞奔着离开了家。当他递过这枚硬币给窦莎莎,她吓了一跳,她在盒子里挑啊挑,那双手冻得通红,数出了二十粒,他多想告诉窦莎莎,自己叫曾一小或者杨一小,那些弹珠在书包里哗啦啦,他只能一路走,一路扔,剩下的一颗不再碰响了,他始终揣着这颗弹珠,直到将它放进王力的水杯。

杨一小并不知道,在他从母亲抽屉里偷走硬币的那个下午,杨正龙举起菜刀剁掉了自己的一根手指。那时候的杨正龙已经能看见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他说,他们找上门,他开门不见人,低下头才见到这个半截身子高举着双手,还比划着“V”手势,还有少条胳膊少条腿的,甚至一堆肉酱在喊,绝不撤退!他开始重新审视记忆,关于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它们呈现出与眼见不同的景象,身边的学生一个个倒下去,像夏日风吹过的麦田,他的短袖上血迹斑斑,火光冲上天空,礼花一般为夭折的胜利绽放。他们高唱着国际歌,歌声被枪炮鸣响所淹没,他们迈着相同的步子,手挽手,迎着炮火前进,有人在逃跑,有人在呼救,但他们都以同样的姿势倒下,解放军的帽子遮住了面庞,一件件冷冰冰的制服在靠近,而属于他们的自由,属于他们的胜利,愈来愈远。一个领袖拿着喇叭,撤退吧,同学们,我们还能再回来。一个领袖振臂高呼,就让强权碾过我们的血肉之躯。他们犹豫了,挽着的手朝不同的方向拉扯,杨正龙快被撕成两半,他拼命地逃脱,在坦克开来前的一刹,躲到了路边,昔日睡在他身旁的战友被坦克的履带压成了一块肉饼,还有无数的女人和男人,他们将在次日晨曦来临前,被冲进下水道。杨正龙张开了双臂,子弹在耳旁飞过,他拍打胸脯,朝这里来,忽然食指感到一阵麻木,那一颗子弹没有钻进他的胸膛,没有击中他的脑袋,而仅仅穿过了他的一根指头,那两公分宽的食指。秀秀听见一阵狂吠,然后脚步声去到了厨房,疼痛的尖叫之后,杨正龙呐喊,他们打中了我的手指,啊,我的手指头!是的,他们开枪了!

癫狂的杨正龙和不再说话的杨一小都没有注意到已经死去的波斯猫,它在那里一动不动,死去和活着都是一个样儿。波斯猫直到的最后一刻还在盯着门外的行人,等待不仅是它生命的目的,更成为了它生命的本质。它把头靠在碗沿上,秀秀想要抽走那个发臭的碗,却怎么也抽不动,她抓起它脖子上的毛,却把它整个身子都提了起来。秀秀撮着波斯猫出去扔时,杨一小一直跟在她身后,秀秀嘴里不住地说,这屋子不能再住了。杨一小才想起,那天早晨是它最后一次迈出步子。

杨正龙与杨一小对继续逃亡的解释增加了日后审理的难度。那个午后,杨一小见到窦莎莎的盒子前围上去一群男孩,他们拿起弹珠又放下,似乎对弹珠的成色有些不满,其中一个男孩说,一块钱能买这样的三十粒。窦莎莎辩解道,他们都是一角钱一粒。男孩说,但你只能卖这个价钱。窦莎莎想要收起盒子,我不卖了。一直不言语的王力夺过了盒子,不卖可不行,我再挑一挑。杨一小瞪圆了眼睛,四五双手伸进了盒子里,王力抓了几粒,一抬手臂,弹珠就滑进了他的袖口。窦莎莎快哭了,她只能央求道,你们不要闹了,不卖了,我回家去。男孩一哄而散,算球。窦莎莎走后,王力从袖子里滑出弹珠,分与了其他几个男孩,没有人在意杨一小正站在一旁看着。杨一小走到了教室,男孩们在操场上画出一个圈,得意地玩耍,女孩在花园里踢着毽子。杨一小在王力的桌旁站了半晌,垮下书包,他支出手掌,放到王力的杯口,噗通一声。杨一小并未遵守不再说话的誓言,或者未坚持到底,当他见到王力端起杯子,将要斜起来的时候,他喊出一句,停!似乎是从另一张嘴里说出来的,那时他已经忘记了太多词汇,杨一小像只麋鹿般消失在人们眼前。他急冲冲地闯进屋子,箱子已经收拾好摆放在楼下,秀秀和杨正龙立在面前,他们没有对杨一小加以斥责,父亲食指还缠着厚厚的纱布,隔着那层纱布,他握着父亲的手,像是来时那样,不过少了只等候的猫。

创作谈(周恺):

真相与耳朵

西班牙作家胡安·马尔塞的小说《蜥蜴的尾巴》中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一个英国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会撞碎掉到海里?甚至就连报纸都没有刊登任何战斗机掉到马塔罗海边的消息,你想想……

我明白了,中尉低声说。他这么跟你说是因为他希望我死掉。

不是这样的。我还以为你死了。

大卫注意到他耳中的蟋蟀罐又打开了。

谁说的是实话呢?

你好好管着自己的耳朵,孩子,爸爸低声说。真相只是一个跟耳朵有关的问题。

这是个很有趣的辩题。我所说的不重要,你所听到的更重要。这个结论若成立,世上永远不会有真相,天知道,多少双耳朵听过同一段故事。从这个假设引申出另一个观点,民主的最小单位是耳朵,大脑决策层要尊重耳朵呈交的信息。但当你需要对这个信息作出判断的时候,人类创造出的词汇——伦理、道德、利益、善恶、正义等等,都在干扰民主,大脑被迫篡改或删减信息,这时才完成了“听”的过程。

杨正龙是“六四革命”的背叛者(请原谅我的罪恶,写下这个词,我兴奋不已,我将它与“独立”联系在一起),他被迫逃亡到南方小镇,躲避警察的逮捕以及当晚屠杀的“谎言”,寻找证词的朋友与他进行了一场谈判,内容不得而知,他(或者侯德健)说,难道非得用谎言对抗谎言吗?谈判之后,他重新审视真相,质疑自己的经历:我听见了雷鸣般的履带声,或许还伴着枪声?军人用枪托敲在了他们脑袋上,或许食指悄悄扣动了扳机?质疑以子弹穿过他两公分宽的食指告终。杨正龙完成了“听”的过程。我不想站在任何一方,只想对“真相”这个词进行探讨,以表达我对所有背叛者的崇敬。小说的另外一条线索,是杨正龙的儿子在异乡的遭遇。波德莱尔说,孩子超过父母一个头,能从父母肩膀上眺望,他就可以看到,在他们后面,一无所有。反过来,成人的一切行为,都能在童年找到源头。罗伯特·穆齐尔在他的日记中解读《学生托乐斯的迷惘》:和政治的关系。赖兴,伯内贝:本质上的当今独裁者。还有那种认为“群众”是可以被强迫的看法。与这部小说类似的还有巴尔加斯·略萨的《城市与狗》,并非是少年在模仿成人,而是成人在模仿少年。与杨正龙癫狂平行的是,杨一小被排斥、被打压,他暗暗地发誓,不说话了,再也不对你们说话了,最后他将一颗弹珠投入王力的水杯。少年时代,我曾在书包里藏了一根铁丝,我准备用它来勒死欺负我的一个男生,当然没能得逞。我要告诉读者,小说里写:当他见到王力端起杯子,将要斜起来的时候,他喊出一句,停!这么写,是我与你们妥协,与你们这帮虚伪的家伙妥协。幸好还有小说外的文本供我高声歌颂杨一小的勇气。

请允许我将虚构进行到底,小说的主人翁是我曾经的邻居,你们不许怀疑,至于你们“听”到了什么?我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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