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力:变化在哪里?(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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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力

在中国,新世纪的十年里能说得太多了,所以从何说起呢?作为诗人和艺术家,我还是更想从中国现代诗歌和绘画的现象来说。

2000年我曾经在上海参加一个家庭式的诗歌聚会,但是第二天就听说了来自有关单位的警告,说这样的活动以后不能进行,因为超过多少人的聚会是要上报的。大家都清楚,肯定有人汇报了这次活动,因为本身是在一个朋友的家里,在家里聚会要上报,绝对是天大的笑话。但是有关单位当然是有选择的,也就是说起码在参加者中有一个或几个诗人是被他们一直关注的,所以用这样的警告让你不要组织活动。到了2001年,我在一家上海私人的画廊里举办诗歌朗诵会,结果前一天画廊老板就被有关单位来电告知不适合举办这样的活动,老板当然把朗诵会取消了,因为他的生意不能为此受到影响,作为中国人大家都很理解这种处境。接着,随着中国社会矛盾的转移,有关单位对动拆迁以及各种上访的维权活动忙不过来了,因为这些事件造成的影响比诗歌朗诵会这样的文人聚会大多了,所以私人会所或者家庭式的诗人聚会朗诵开始在全国各地到处展开。2003-2004年开始,国内的诗歌活动突然多了起来,而且模式有了新的突破,简单来讲就是作为官方的文联和作协也参与进来了,它们的诗歌活动的标题有所改变,以前这两个单位组织的诗歌活动一般是应景的活动,比如国庆节,劳动节,建军节,建党节,或者中秋端午什么的。另外一个新特色就是通过某个民间诗人的个人关系,利用文联和作协的资源进行诗歌活动,邀请的是以前这两个机构不会邀请的更多的民间诗人。我曾经与朋友探讨为什么有这样的改变,发现其中的两个比较主要的原因是:1,逐渐的换代之后,文联和作协的年轻一代负责人基本是六十年代出生的人,甚至一些是七十年代出生的,所以思路上要开放一些。2,时代在改变,作为在体制内的不少诗人越来越愧于写作那些应景的献媚诗歌了,没有了应景诗歌,那么在举办诗歌活动时,又该用什么样的诗歌呢?那些岁数大的专写应景诗歌的会员们,又写不好真正的个人诗歌,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这种武功,所以一旦想举办诗歌活动,举目望去,更多的是民间诗人。于是情况就改变了,各省市的地方文联作协开始举办现代诗歌朗诵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的例子的特殊性,那就是许多民间先锋诗人,同时又是作协的会员,对这一点,我们还真值得用更长的篇幅讨论,这里先打住。所以,由这两个机构出名主办的现代诗歌朗诵会,必然要有既是会员又被民间承认的先锋一些的诗人打头阵,这样就会少一些麻烦,说起来就有着“他是作协会员”的借口。中国的事情就怕有人告发,一旦告发,就会影响主办者的工作职务和官位。也有人说既然这样,它们就不要办诗歌朗诵会了,不更省事吗?问题是作为一个文学组织能不办与文学有关的活动吗?另外,不办活动又怎么能把资金有理由地消费出去,而在消费过程中才有可能分享一些物质的利益呀。还有一点是很有必要说一说的,那就是中国的经济市场化让很多人和企业发了财,当地举办这样的文化活动,作为当地的企业和当地的文联作协就两厢情愿地有了一些合作,企业出赞助支持文化活动,而文联作协则在活动上为他们大打广告。至于赞助费有没有被合理使用,又是另一桩事情了。总之,从2003至今,国内各地有文联作协出面主办的诗歌活动很多很多,加上民间诗人自己找赞助搞的活动,所以显得很热闹。但是千万别忘了,这些朗诵的诗歌,在某些题材上国内的人们是不会碰的,因为谁都清楚这是一条底线。

从大量朗诵会举办的现象上看,中国现代诗歌朗诵会在这十年中,是历史上举行得最多的十年,是现代诗人们在公开的舞台上出现得最多的十年,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更开放了。不是的,为什么?

先回顾一下近三十多年来的新诗歌运动,我们经历了文字狱,经历了违法的地下刊物,经历了因写诗而入罪的后果,经历了不被允许的民间诗歌活动,经历着自费印刷品不能买卖的限制。而造成这一切的制度,到了2010年并没有制度上的明确条文改变,人民的权利资源分配也没有改变,没有官方出版社书号的书籍依然不能销售,

也就是说文化依然是“被领导的文化”,而“不被领导的文化”依然举步维艰。所以,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只能说是一种各种目的混合在一起的现象,这十年的诗歌朗诵会虽然是最多的,而且是公开的,但是,它是没有法律保证的。

再来说说有法律保证的能作为商业注册的私人画廊。从2003年以来,私人画廊越来越多。说到私人画廊,其实是从经营艺术材料和画框店开始的,画框店虽然是服务性的材料店,但它既然做画框,就能展示配好框子的作品,就可以把画框店布置成画廊,于是一些展览就开始升温,绘画不像文字那么直接,有关单位也一时找不到什么借口来限制它。所以成立画廊的热潮在2003年前后在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野火般展开,为什么呢?因为这还真是文化领域里唯一能让私人成立公司的一块新大陆。甚至到了现在的2010年,中国文化领域里的私人公司主要还是画廊或一些民间博物馆。

而现代视觉艺术因为科学技术的发展以及西方的影响,产生了更多的分门别类,用过去的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抽象派已经无法概括,不少新支流演变成主流,而主流也不是一、两种就能概括的,其中包括行为艺术、观念艺术、装置艺术、影像艺术、多媒体艺术等等,但是总的来说,视觉艺术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这种象征性在观众眼中见仁见智,它不像文字表述的创作那么准确,所以才会产生不被某些人看好的艺术品,到了另一些人那里成了登峰造极的作品。其实,主要是从哪个角度去诠释,你可以从文化角度、环保角度、体制角度、哲学角度去分析等等,例子之一是蔡国强草船借箭的实物装置作品,它象征了中国向西方借鉴的意思,同时又表现了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典故和智慧。之二是方力钧的光头人物系列里面那些夸张的脸部画像,可以解释为玩世不恭的一代人,也可以理解为无聊的生活或者没有特色的人群,继而理解为受压抑的一代。例子之三就是一些画家把毛泽东作为题材来创作,这个题材就有很多容量,各种暗示的象征性可以因人而异地去理解。当然,人物扭曲的处理并不就等于贬低这个人物,所以说,视觉艺术的特质基本上是象征的,理解上是可以不确定的,因此许多作品没有确定的文字标题,它可以标题为“作品一号”、“作品二号”,给观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也就是说很难以某一观者的理解作为评判优劣的标准。画廊的出现也确实给中国的年轻先锋艺术家找到了一个出口,各种各样的展览高潮迭起,还出现了像北京798,上海莫干山50号那样的艺术家和画廊的集中区域,到了2006至2007年甚至在国际拍卖舞台上也达到了高潮。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境内的艺术家或者文化人的能量之积累终于有了一个出口爆发点,甚至不少操练文字的人开始进入视觉艺术的创作了,所以除了电影出口转内销之后,中国的现代绘画也出口转内销了,而后者更有自己国内的画廊舞台一起推波助澜,继而获得经济和名誉上的收获,中国现代艺术的复兴是一定的,但也是畸形的,因为它把所有的表达集中在视觉上了,而这个畸形也是政府的文化政策造成的。加上绘画作品更是一件可以买卖的产品,所以,很多人为此发财了,甚至感叹地说中国的文化政策有了巨大的改变等等,唱好政府的现代艺术家也突然出现了不少。视觉艺术能作为全权代表来表达我们中国人多年来在意识形态上的受压吗?当然不能,因为文字还是最准确的,语言才是最直接的。另一方面,回过头来看,这些在商业上很成功的艺术作品在题材上到底表达了多少中国社会的文化问题呢?还是很有限的,文化领域里的其他方面还是铁板一块,电视台,出版社,广播电台,杂志社,报社,只要你能想到的文化传播的单位,这些单位至今没有私人企业,所以没有文化市场化的文化能有真正的繁荣吗?

这十年,现代诗歌朗诵和视觉艺术在中国确实很热闹,表面的东西虽然不一定全是模仿的,但是你要问我内部的东西有什么改变,我还真说不出来什么亮点来。

2010年11月于韩国。

《自由写作》第64期【“不是庆典,是清点:21世纪第一个10年反思”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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