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炼:作一个主动的“他者”——我们能从二零零九年法兰克福书展学到什么?(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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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炼

二零一零年是中国的虎年,中文里有一个和老虎有关的成语:“与虎谋皮”,说的是有人和老虎商量,希望老虎交出自己美丽的虎皮。那不是在褒贬老虎,而是在讽刺那个人,竟然愚蠢到以为老虎会同意交出虎皮。可笑吗?但同样的例子发生在现实中,就不是可笑而是可悲了。刚过去不久的法兰克福书展,就是在我们眼前上演的“与虎谋皮”的好戏。法兰克福的光天化日之下,很多人听到了深山虎啸。但问题是:我们是否因此学到了什么?“中国”这个巨大而怪异的问号,能给世界引发什么思考?至少,在将来少干与虎谋皮的蠢事?

对于去年十月以中国为主题国的法兰克福书展,没人感到高兴。书展主办者当然不高兴,因为期待中的“中国热”不仅没热起来,反而兜头被浇了一盆冷水。由于试图取消对中国持不同政见作家的邀请在先,研讨会上向“坚持原则”的中国官方代表团道歉在后,思想上、道义上遭到双倍惨败。但中国政府也不高兴,本来以为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威势,在资本主义的西方,一定呼风有风、唤雨得雨,谁知钱并不能买到一切,想象中“文化奥林匹克”的奢华,恰恰衬托出思想专制暴露在世界面前的灰头土脸。同样,中国政府挑选的官方作家也不高兴,成功者如莫言、余华,本来希望的是从法兰克福走向世界,获得比中国更高的名誉、更多的金钱,但一场意识形态风暴,迫使他们“朦胧”不得,而必须清楚表示自己的立场。中国官方要退场就得退场,要表态就得表态。连技巧纯熟的“变脸”游戏,也玩不下去了。最后,就连风暴中心的中文独立作家也高兴不了,虽然整个书展期间,我们频繁出现在各种报纸、电视、广播上,但连篇累牍的热闹中,除了重复早已背熟的冷战套话、意识形态口号、“东西方”的简单分野,有什么基于今天中国生存和文化复杂性的新颖讨论?以及作家独特揭示的思想深度和文学创见?非黑即白的群体言词,也是一种“市场”,在它覆盖下,文学真正追求的思想、艺术个性又被取消了。最终,“中国”是什么?思考中国能否获得新的启示?还是喧嚣过后,再次不了了之。法兰克福书展究竟什么地方出了错?面对二十世纪中国这只老虎,又当了一回与中国政府“谋皮”的蠢人,却白白失去一个通过深入中国现实、激发世界反思自身处境的宝贵机会。

今天的中国,已经和冷战式的专制、民主对立思维无关,而成为一个标志,指出当今人类整体陷入的思想困境。是的,人们对它的自相矛盾感到古怪不安。一方面,它明确坚持传统的共产党专制;可另一面,又实际上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老大哥”,通过它的国民生产总值、特别是专制体系下人为低工资创造的超额利润,在把握住资本主义见利忘义的命脉后,玩弄西方政客一如玩弄自己的“人民”,同样轻松自如游刃有余。于是,我们看到,奥巴马总统以下几乎所有西方政治家,访问中国时说的那几句关于“人权、民主”的话,与其说为劝诫中国官方、不如说是敷衍国内媒体和选票,说过之后赶快坐下谈买卖,那些话有什么结果,早已扔在脑后。即便如此,“老大哥”也仍然要表示不满。去年法兰克福书展后的圣诞节那天,中国政府判决作家刘晓波十一年徒刑,仅仅因为他是温和、理性地为民主建言的《零八宪章》的作者,并组织了三百多独立知识分子共同签名。判决日期是精心挑选的,但那不是为了用假期躲避西方媒体的关注,而是一记直接抽在西方(或把人权原则和西方文化相联系的)抗议者脸上的大耳光!因为中国政府算准了,和可能的经济、党派利益比,受辱的“民主国家”只能忍气吞声,而不会有任何实际的抗议举动。那么,这场游戏中,谁更自相矛盾?是中国官方?还是号称民主的西方?人性得堕落到何种地步,才能对这种自相矛盾视而不见?一种思想上的无奈和无力,病毒一样蔓延在这个假话加空话、实用加虚伪的世界上(一个词、义彻底分裂的世界:你什么都能说,却什么都不意味!)。甚至大多数文学,也被斩断了从生存到创作的血缘,而沦为这空洞世界的无聊装饰。就是说,“中国”问题,已经和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立无关,它像一块钢印,打在今天横贯东西方的人性的自私和玩世不恭上。“中国”透镜,让我们看到了世界的真相。法兰克福书展上大红大绿的中国面具,正戴在这一整出闹剧扭歪的脸上。

选择中国作为法兰克福书展的主题国,是个很勇敢的想法。我必须承认,开始时我对此充满了钦佩,甚至期待。我期待这个选择,是建立在对当代中国的深刻认识上,包括对它的政治现实,也包括对它在经济改革中焕发的文化活力。事实上,当代中国文学并非完全令人失望。从七十年代末“朦胧诗”以来,当代中文诗始终令人兴奋。文革灾难的“噩梦灵感”、贯穿八十年代的历史和传统反思、“天安门大屠杀”后的流亡写作、在当下权/钱全球化中坚持“个人美学反抗”的自觉,以建立和古典中文诗歌美学的创造性联系为动力,产生了一系列力作。与诗歌的想象力遥相呼应的另一个极端,是直面现实的纪实文学,从拒绝遗忘黑暗过去的《夹边沟纪事》(杨显忠),到为九亿农民申冤的《中国农民调查》(陈桂棣、春桃),从让小人物直接发声的《底层访谈录》(廖亦武),到冒险调查食品污染事实的《民以何食为天》(周勍),可以说,在缺乏法律公正、新闻自由的中国,纪实文学已经建立起一个小小的“传统”,使文学保持了生命的夺目诗意。确实,由于许多小说家不顾思想控制下市场的畸形,太追求商业成功,中文小说尽管数量庞大,质量上却是一个弱项。但就我所知,仍然有若干作家如张炜(《古船》、《九月寓言》)、韩少功(《马桥词典》)、刘震云(《遍地黄花》)、李锐(《无风之树》)、阎连科(《为人民服务》)等等,在尽可能严肃的思考、认真的写作。甚至此次书展被中国政府“指定”为官方作家代表的莫言,如果认真读读他的《檀香刑》等充斥极端暴力的作品,也得承认,那里血淋淋映照出的正是中国的现实。这里,我还没提到九十年代后的“网上中国”呢,那才是中国民意表达的主要途径。它的批判性如此活跃,能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没结束,就已经对那假大空地利用文化骂声一片。其中涌现的如韩寒等年轻作家,在数亿网上读者群中影响极大。这是一个远远超越了意识形态中国的文化转型中的中国。

我的问题是:所有这些重要也有趣的题目,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哪去了?“中国主题”,如果离开了思考这个活生生的中国,有什么意义?除了偶然身在德国的萧开愚,书展上看不到一个中国大陆诗人的影子。出版了著名《底层采访录》德文译文的廖亦武,获得了邀请却公然被中国禁止出境。与此相对,中国官方作家代表团,是个纯粹的旅游团。上百人里,绝大多数没有一个字被翻译成德文,一到达法兰克福,就被关进离城几十公里、出门漆黑一片的旅馆,“坐完”开幕式,立刻被派往其他城市,哪有和德国作家、读者交流的机会?和中国官方合作,从开始就奠定了被“宣传”的命运。而书展组织者不知出于什么信念,一厢情愿地构思了那个“著名的”研讨会,希望把中国政府和持不同政见人士友好地“邀请”到同一张桌子上,他们真以为中国官方代表会顾及“面子”,而不管自己回国后的麻烦?国家的面子是抽象的,自己的官位可是实在的。哪个共产党官员(包括胡锦涛本人)敢承担“向西方压力屈服,出卖祖国利益”这句话的压力?“与虎谋皮”的愚蠢,到了试图取消邀请、甚至阻止持不同政见者发言,就变成了“与狼共舞”的肮脏。这支序曲之后,整个书展期间意识形态话语铺天盖地的轰鸣。媒体也像吸到熟悉鲜血的鬼魂,借助于尘封的冷战知识,理直气壮地夺得了道德、市场双丰收。可喧嚣之间,我总感到一种空洞。“政治正确”的词汇在头上飞来飞去,好像是炮弹,可细看无非是爆竹,空空炸开,响亮而缺乏杀伤力。当一切遵循口号的逻辑,只在“共产党”名下,只有赞成或反对,结果一定是可怕的简单化。它第一与现代转型中丰富的中国擦肩而过,第二回避了世界上每个人必须深思的“中国提问”。因而既没触及中国的、也没触及我们身边的现实,却用同一种宣传思维,覆盖和取消了个人判断的独立性。这情景,很像我曾戏称当代中国小说的“有事没人”——堆满了历史事件,却没有在内心、性格上能站住的文学人物——很遗憾,中国主题的法兰克福书展,也被传染了同一种毛病:中国,在对“中国”的谈论中,漏掉了。

那么,真正的“中国”在哪里?我的回答是:在每个具体的人、具体的作品里。一个人就是一个文化转型的“个案”。相对于思想和创作上的自我选择,所有总称的“中国”,包括民族、国界、文化、乃至东西方等等群体概念,都是假命题。我们习惯了谴责专制,却常常忽略问:面对同一种政治压力,为什么作家的反应可以截然不同?有的人沉默屈从,有的人油滑加入,也有人特立独行,不惜为此在祖国之内或天涯之外流亡。当代“走红的”中国作家,有最令人眩目的舞蹈身段。阿来的《尘埃落定》里,西藏题材是写给西方人看的,解放军进驻藏区是写给党看的,而爱情加色情是用来赚读者的钱的。你能说这不算一种天才?他也确实在几面都讨好成功了。中国作家玩政治,玩文学,玩市场,把中国的“官方”,直接兑换成一种世界性的自私。这已远不是禁止或自我禁止那么简单,而涉及一个作家对“人和文学”的根本定位了。相反的案例也有,我想到高行健的《灵山》,这部书构思于他被批判后的自我放逐中,从动笔之初已经明确,这将是一部只能死后出版、甚至永不出版的作品。于是,他能真正放开,如写作一部遗言那样,把对人生、世界、男女、自我、文学的全部思考放进去,根本不考虑市场地写得尽兴解恨。即使没有诺贝尔奖,这作品也是对一个作家的最高奖赏!

柏林DAAD安排的高行健和我的活动,是书展上让我满意的事。我们没有盲目追随流行的喧嚣,而是把论题拉回文学本身:一个个人,在这自私和玩世的全球大一统中,该怎么想、怎么写?怎么用写的难度证明想的深度?这里也有“对抗”:诚实和虚张的对抗。用承认一个人、一部作品,仅有“弱者的力量”和“冷的激情”,去抗拒种种许诺的空洞。我们都曾是“中国”的流亡者,但从来不是“中文”的流亡者。作为同时的内在者(Insider)和外在者(Outsider),我们能清楚看出,对当代中国,西方当然是一个“他者”,但中国古典文化传统又何尝不是另一个(更隐蔽的)“他者”?“中国问题”的深度和难度,正在于它找不到任何现成的答案。每个人必须独立筛选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在自己的个案中,作一个主动的“他者”。本来,共产党中国就是一个非中非西、亦中亦西、在文化上双向失控的怪胎,现在它更挑战着人性的底限。有了纯利益这面镜子,西方喋喋不休的“人权”、“民主”,更显出塑料花似的空洞。今天这世界的思想危机,远甚于经济危机。当“无思想”的集权,作为中国最大宗的出口商品(一种硬通货?),畅销世界通行无阻,那么,作一个主动的他者,又哪里只是对中国作家的要求?这是鉴别全世界每个人思想自觉的标准。同时,它也在鉴别危机中的文学:我们的文学有存在的必要吗?在创作和生存间,有没有一种深刻的联系?还是认可这平庸,给空洞世界加上些空洞的装饰?这次,“噩梦的灵感”应该读成:中国的“噩梦”——世界的“灵感”。尽管“深度”一词,在“后现代”成了大忌,但我们有什么“后现代”吗?人类始终如一的困境,能被历时的空洞说词划分、减弱吗?在今天,中国挑战是世界性的,中国激发的思考也是世界性的。面对人性空前的绝境,一句“个人美学反抗”里,共时地囊括了屈原、奥维德、杜甫、但丁、曹雪芹、策兰,直到我们。他们就是我们的深度。要成为主动的他者,“深度就是一切”*。

中国主题的法兰克福书展是一次悲哀而有益的尝试。与其说它回答了问题,不如说它提出了问题。或许,它提出的远比人们曾想象的问题更多更深。“中国”这道裂缝,撕开了我们不愿承认的自己的浅薄和丑陋。我们还会再一次自欺欺人,以为炒了什么人的鱿鱼,麻烦就已过去?游戏可以接着玩,可以继续品尝堕落的美味了吗?我们是否能从法兰克福书展学到些东西?对此,我不抱幻想。一次书展没那么大力量,能改变这普世的自私和实用。我庆幸自己用中文写作,因此能沉浸进这提问“同心圆”的中心,在那儿建立作品的“同心圆”。归根结底,困境中受害的是作品,获益的也是。

*引自我的文章《发出自己的天问》

伦敦,2010年2月28日

《自由写作》第64期【“不是庆典,是清点:21世纪第一个10年反思”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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