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钟:我这十年的主导性记忆(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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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钟

可以这么说,警察是我这十年来的主导性记忆,也几乎是我从青年时代起的主导性记忆。但无疑,这是一种负面性记忆。

我只是一个为文的人,然而在这个国度里,为文者只要不人云亦云,保持非主流意识形态姿态,就有可能成为警察监控、盯梢、骚扰的对象,就会被调查、被“请喝茶”,于是,我眼中的这个国家,就是一个时刻在威胁着我的自由的国家。

我疏于写作已有几个月了。

在中国,在上海,我总是缺乏写作的冲动,和激情,常常会间歇性地陷入失语状态。

中国犹如一个大的铁罐子,虽然这个铁罐子现在已经被戳出了几个透气孔,但从外面进来的新鲜空气还不能主导这个铁罐子的主流气氛,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仍然是压抑,以及缺乏建设性的热情。

我们是在毛意识形态灌输下长大的一代人,所以,我们知道什么叫恐怖,只要一听到“狼妈妈”说话,就会下意识地哆嗦。在一种意识控制的长期作用下和氛围中,你能自由地写作吗?!

于是,过去的是又一个十年,真是岁月蹉跎!

我在这个新世纪的开端很不吉祥。

那一天的夜晚大概无人入睡,因为午夜12点的那个时刻意味着我们将成为跨世纪的人。我和一位来自贵州的朋友坐在一个小酒馆里,一边喝酒,一边坐等钟敲十二下。

这位朋友当时正在鼓吹中国文化复兴,而中国文化复兴的一个核心观点,就是制度文明,说白了,也就是所谓宪政民主。当时他们几个人编印了一本《中国文化复兴通讯》的小册子。然而,这件事很快便进入了上海国安的视线。

1999年12月31日午夜,或者说,2000年1月1日凌晨零点,新世纪钟声敲打了十二下之后两个星期,这位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积极鼓吹者便被捕了。

第二天,国安也来到我家。

那天天气很阴沉,所以屋子里显得很暗。

四、五个人敲门进屋之后对我说:“我们是国家安全局的。”其中一人向我出示了上海国家安全局的证件,然而他们都穿着便服。

“跟我们走一趟吧。”我感到有点恐惧,但我没有在他们面前流露出我的恐惧。

我跟随他们下楼。

天空灰蒙蒙的,虽然是白天,但街上却行人稀少。

他们的车停在街边,街边有一家玻璃店,几个工人在装卸玻璃。

他们打开车门,让我上去,在我左右各坐了一名警察,我被夹在中间。这种情景通常都在电影里见过。

不一会,车就在高架桥上了。

我当时处于一种迷茫状态,没在意车是怎么开上高架的。我在想他们会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到了高架桥上后,我才意识到,我应该记住行车线路,以便我今后能够判断他们可能把我带去的那个地方。

我从1985年就开始和警察打上交道了。

迄今为止超过二十五年的岁月里,警察几乎成为我生活中的经常项目。

第一次与警察打交道是因为马裕武案。

马裕武组织了一个叫“未名社”的文学社团,邀我参加。

但是,未名社的活动只进行了五、六次,马裕武就被捕了,是因为“投敌罪”。当年的中共上海市委的机关刊物《支部生活》上曾登过一篇《一封投敌信发出以后》的文章,写的就是马裕武案。

我对马裕武的底细并不了解。后来才得知,马裕武被判七年重刑是因为他给台湾写信。

自然在此过程中,警察来找了我。我进入了警察的黑名单,大概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以前,警察对我而言只是一种恐怖性象征,这时开始成为我生活中的现实。

1986年发生了一次全国性的学潮。警察找我谈话,说是要听听我对学潮的看法。我至今没有想透那次警察找我谈话的用意,难道他们真想知道一个年轻人对时局的看法?我当时告诉他们,我对学生的行动是持同情态度的。

这次学潮的一个直接的后果是胡耀邦的下台,和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的被开除中共党籍。

此后警察在我的记忆中越来越被强化,直到最近若干年来被定期地“请喝茶”。

回到前面的话题。

车开到一家宾馆的门前停下。我当时确实没有意识到这是宾馆,但如果这是警方的某个部门的话则未免显得太豪华了,此时我才看清楚这家宾馆的名字:上海建工锦江大酒店。这是一家4星级的宾馆,大堂里进出的人很多,其中一个警察走到前台去办理开房手续,我和另几个人则站在大堂中央等候。

这时,我才算心神稍宁,感觉事态并不严重。

那位开房的警察拿了房间钥匙,带着我们一起上楼。我当时试图记住房间号的,但还是没有记住,因为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应对警察的提问上了。

那是一个标间。我查了一下建工锦江大酒店的数据,如果不打折的价格是在一千元以上。房间里,四个警察都在,其中一个女警察,坐在写字台前,铺开纸笔,准备记录。然而我注意到她并没有写下一个字,因为整个问话过程中,没有问出什么他们想要的东西来。事实上,他们以为我知情的事情我本来就一概不知。

以下是我当时记录的谈话要点:

1·“中国文化复兴联合会”是非法组织,我对此是不是知情?

2·在×××处搜出了一份名单,在这份名单上,×××是主席,而我则被列入文艺部的负责人。×××在事先有没有就这份名单与我商量过?

3·创办《中国文化复兴通讯》,经费从何而来?

4·×××会不会和海外组织有联系?他们和王希哲有联系吗?

对这些问题,我都无法回答,因为我对这些事根本一无所知。

整个谈话进行了约四、五个小时,他们绕来绕去的盘问,使我失去了耐性,我说:“你们不要再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于是出现了一阵静默,这时其中的一个警察的手机响了(也许是BB机,有点记不清了),只听他对电话的另一头说:“没有……”。我想,这大概是意指他们没有问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吧。

谈话已经没法进行下去了。几个警察小声商量了一下,于是我们便下楼来,警察对我说:

“你可以走了。”

……

回到家后我给王一梁打电话。

他也刚从锦江饭店出来,几乎与我在同时,警察也把他弄去谈了几个小时。

王一梁说:“出来吧,我们一起喝酒去。”我说:“现在我们碰头不合适吧。”一梁说:“这正说明我们没事,要是我们不敢见面,反而显得我们有什么秘密似的。”他说得对,于是我们就在云南路的一家酒馆里,一直喝到午夜。

然而,此后事态的发展却转向了另一个方向,那个贵州朋友被警方逐出了上海,并被警告以后不准再进入上海。

而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是,上述被警方弄去谈话半个月后,王一梁被捕并被判入狱两年。警方判决书下达的那天,距中国新年只剩几天时间了。

新世纪竟为我们开了这样一个头。

我在这十年的主导性记忆只能以这样的方式来叙述:21世纪对我而言,始于王一梁坐牢,而在第一个十年结尾的时候,独立中文笔会前会长刘晓波被判十一年的重刑幷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我之所以要提及他们,并把他们与我关系在一起是因为我们都是独立中文笔会的成员,我们也因为司法公正的缺失而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于是,我把自己的命运与他们联系在一起进行计算,我感到自己也是历史进步的因素之一,而所有的历史进步都是各种因素累积的结果。因此我相信,中国进入文明进步的时代已经并不遥远,真正自由写作的春天也许正在悄然到来。

许巍是中国最抒情的摇滚歌手,我这几天一直在听他的歌,他在《蓝莲花》这首歌里这样唱到: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

我对自由的向往

毫无疑问,这应该是我们这个民族内在的主导性声音,同时我也视此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

2010/12/1

《自由写作》第64期【“不是庆典,是清点:21世纪第一个10年反思”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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