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悲悯与仇恨:美中人文图景对照(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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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劼

在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衰落、中国崛起话语中,最经不起检验的还不是彼此在经济、政治、军事之类各项指标的强弱上,而是彼此在人文精神的明暗反差上。借用一种低俗的说法,前者是硬实力的相较,后者是软实力的对比。而所谓软实力的对比,又并非是意指拥有多少个第一流的高等学府,拥有如何卓有成效的文化机构,甚至还不仅仅在于媒体的自由程度,而是首先在于民众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的健康与否。

倘若仅就美中两国的国运而言,美国可说是灾变不断,并且先后陷入两场战争;而中国却好运连连,尤其是国际环境空前安宁,一百年前的外患之忧,消失得干干净净。然而,正是如此鲜明的对照,无意间突现出了美国民众面对灾难时的从容大度,中国民众在红朝当局的刻意扭曲下,每每喜庆临头就会控制不住地失态失常。借用一句上海话加以形容,美国民众面对灾难,是模子;中国民众每逢喜庆,总要被当局逼成十三点,或曰人来疯。08奥运如此,10世博亦如此。

01年发生的那场911攻击,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场考验,对于中国人来说,却像是一堂生动的人文基础公开课。平日里嘻嘻哈哈的美国人,在遭受突然袭击的当口,一下子庄严肃穆地敞开了他们的人文胸怀。在惨烈的死难面前,受困的人群当中,没有人像惊慌失措的难民一样争先恐后地抱头鼠窜,而是从容有致地下楼,并且互相礼让,不忘老弱病残优先,不忘“LADY FIRST”。当天夜晚,联合广场上鲜花如潮、烛光辉映星空。默哀的人群,惟有流泪和啜泣,偶尔间杂低低的吟唱,没有人声嘶力竭地高喊血债要用血来偿一类的口号。更没有气势汹汹的游行队伍,出现在纽约街头。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在华盛顿DC,一群中国游客,竟然朝着恐怖袭击画面,拍手叫好。如此粗鄙,足以令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汗颜。

这种中国式的丑陋,直接的缘由,似乎是源自中国使馆被炸引起的仇美情绪。三个被炸死的官员,最多不过是以身殉职,却被朝廷刻意赋予英烈的荣光。全国掀起一场铺天盖地的狂飚,学生上街,游行队伍浩荡不说,还以砸使馆表演英勇无畏。那场疯狂之中,没有一个中国人站出来质疑,在科索沃打仗的美军,到底为什么会“误炸”中国使馆?中国使馆在这场战争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引起人家“误炸”?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中国人,看着那场群情激愤的反美游行,都会感到困惑不已:这真的是中国学生在游行么?或者说,中国学生真有这么仇恨美国么?须知,当年也有过如此群情激昂的学生队伍,不是仇恨美国,而是要求改革,惩治腐败。从89年到99年,仅仅相隔10年。倘若说,99年的学生游行是真实的,那么89年的学生游行就是虚假的;反之,假如89年的学生运动是真实的,那么99年的学生队伍就是虚假的。

最后的答案,是北京大学的一个女学生悄然给出的。该女生在克林顿演讲的当口,被安排提问责难美国总统。大庭广众之下,该女生表演得非常出色,成功地树起了一个反美英雄的形象。殊不知,几年过去,网络上传出该女生远赴重洋、“下嫁”美国丈夫的家庭生活照。照片上的北大女生,一脸幸福;混血儿绕膝,其乐融融。对这位女生来说,假如当初的反美表演是真实的,那么后来的成为美国妻子也是真实的。这除了在逻辑上有些说不通,在生活中却会让所有的中国人都发出会心的微笑:此中奥秘,只有傻瓜不知道。不知有没有人统计过,有多少走在反美游行队伍里的中国学生,第二天一早就跑到美国使领馆门前排队等候签证?

假如没有人作过那样的统计,那么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应该不会有错:几乎所有的中国高官,都有子女到美国或者西方学府留学。即便邓小平的儿子,也到美国拿过学位。更不用说历届党魁,各大常委,各方诸候。重庆的大员薄熙来一面唱红打黑,一面却把儿子送到英国见世面开眼界。“东方红太阳升”与薄家少爷在英国夜店里美酒靓女的纵情,在逻辑上似乎讲不通,但在一个谎言国家里,却是铁板钉钉的国情。所谓反美爱国,说穿了,不过是朝廷和庶民之间的互相欺骗。彼此你知我知,也许只有被反的美国人不知道。这在心理学上,或许可以称作牢房效应:关在牢里的囚徒需要以撒谎来取悦看守的狱卒,而狱方则需要囚徒的配合,以此向大墙外的世界证明:这样的牢房是合情合理的,是受到所有囚徒爱戴的,因而是什么人也打不破的,从而是永远也不需要改变的。

由这种互相欺骗所制造出来的,当然只能是仇恨,不可能有什么悲悯。这样的因果关系,反过来也同样成立:一个建立在仇恨基础上的国家,只能靠互相欺骗来维持。极权国家的基本特征,就是让国民永远生活在仇恨之中。而那些长年生活在仇恨之中的人们,心理怎么可能不扭曲?心态又怎么可能正常?他们理所当然地不可能具备慈悲的心胸,从而成为一族被爱遗忘的国民。

倘若美国人在911灾难中自然显示出来的悲悯气度,还不足以让中国人有所感悟,那么,六年以后,07年,发生在维州校园里的枪击案,应该可以让中国学生、中国民众、中国当局,见识到什么叫做慈悲,什么叫做宽容,什么叫做通情达理。面对32个遇害者和1个凶手,维州理工大学的师生们,放飞了33个气球,献上了33束鲜花。他们不仅悼念无辜的死难者,同样怜悯行凶的肇事者。他们告诉自杀身亡的凶手说:你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他们告诉凶手的亲人们:你们也是受难者。面对血案的维州理工师生,没有仇恨,没有敌意,有的是理解,有的是关爱。

一个国家有没有文化,或者说,人文指数有多高,与其说以有多少高等学府证明,不如说以民众面对灾难时的精神气度来衡量。上世纪末,本世纪初,整个西方学府,尤其是美国校园,大都中了一种叫做德里达的人文病毒。精神空前疲乏,言语空前机械。欧洲文艺复兴时的朝气蓬勃,美国建国初始的神采飞扬,全都被充满生存意味的术语操作所取代。美国学府里的不少文科教授,尤其诸多号称同情弱小国家弱势群体的左派学者,无论在人文视野还是在精神境界上,都远逊于美国的普通民众;更不用说,远逊于能够独居沙漠凌空起舞的百老汇艺术家,远逊于在中东不声不响地为达尔富尔难民做义工的好莱坞影星。当无数中国学生涌入美国学府的时候,他们眼里有的只是诸如哈佛耶鲁那样的名牌,绝对看不见沙漠里的艺术景观,看不见在战火中抢救难民的人道关怀。然而,如斯景观,如斯关怀,在美国民众,却是最基本的人文常识。也正是具备这样的常识,致使他们无论面对恐怖袭击,还是面对心理失常的屠杀行为,都会自然而然地做出从容大度的应对。这种因为心理健康而具有的人文气度,乃是美国之所以强大的根本原因。相比之下,现代文明的民主政制,遥遥领先的科技力量,强劲无比的军事实力,都是退而居其次的大国要素。一个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有实力的国家,最多只能算个强国,不能叫做伟大的国家。但是,倘若这个国家的民众,其人文情怀一旦具有不卑不亢、雍容慈悲的气度,那么即便不自称强大,也已经足够伟大。

一个伟大国家的民众,必定谦卑。他们面对恐怖袭击,最多惊叹一声:上帝呀,他们在干什么?!他们不会冲到人家的使领馆门前扔石头,砸窗子。相反,他们会保护恐怖分子所属的少数族裔,阻止可能发生的任何极端行为。他们面对荣誉性的举国喜庆,绝对不会紧张到了随时随地准备跟人家打架的地步,从而在全世界上演一场护卫奥运圣火的闹剧。既然视作了圣火,又何须护卫?圣火者,不加护卫也照样神圣。倘若并非是什么圣火,那么还护卫个什么?岂不是越护卫越可笑?中国民众之于奥运的狂热,就好比一群绵羊,在豺狼面前低声下气惯了,突然被告知,绵羊可以与豺狼共同欢庆动物节。于是,羊群当中突然产生了变成狮子的幻觉:我们,崛起了。

奥运会一闭幕,这种幻觉就烟消云散。尤其是杨佳的惊现,使羊群猛然意识到,自己依然活在可悲又可怜的境地里。奥运制造的大国崛起泡沫,被杨佳的血溅警楼,彻底击碎。官府和民众之间的互相欺骗,就此告终。彼此全都回到冰冷的真相:空前的不公,致使全国上下布满了干柴,一点就着。于是,靠着制造仇恨维持的朝廷,旋即面对了被仇恨的现实。杨佳给官府造成的空前恐惧,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心理情结。这种情结产生的效应,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更多的官员,悄悄地把财产子女,送到海外尤其是送到美国,安家落户。借用《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有道是:须要退步抽身早。

说来实在不幸,承担世博会的那个城市,恰好是发生杨佳血案的上海。这个半个多世纪前曾经辉煌过的都市,此刻如临大敌。世博会给这个城市带来的紧张,不下于当年镇压反革命的恐怖。表面上是烟花绽放,实际上却是愤怒在燃烧。好端端的喜庆,变成了如临大敌,变成了枪口下的喧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不容易捱到世博落幕,一场大火,烧得官府焦头烂额。果然有敌情,敌情就在官员只知贪财不知尽责。就算这场世博会尚有什么喜庆可言,那么也已被冲天大火烧得一干二净。

饶有意味的是,上海的民众,在火灾后学会了用鲜花和烛光悼念死难者的悲悯,从而给这个城市平添一道现代文明的风景线。然而,令人感叹的是,当二十多万民众手持鲜花,走向死难者的时候,却被当局悍然制止。官府害怕什么?也许是害怕慈悲情怀,害怕民众的悲悯。按照这种害怕的逻辑,一旦全体上海市民手持鲜花到市政府门前请愿,那么市政府可能会面临关门大吉的末日。官府的逻辑是矛盾的,既害怕杨佳式的仇恨,又害怕鲜花和烛光呈现的悲悯。可见,悲悯其实也是一种力量,一种无形的力量。悲悯可以让强权知道自己的丑陋,从而意识到自己原来是公理的对立面。强权喜欢被强权所利用的暴民,因为彼此相辅相成,半斤八两,一如当年的慈禧太后与义和团。但强权又害怕暴民一旦不受利用不被控制,那么就会反过来吞没强权,重演苏东剧变中的诛杀齐奥塞斯库场面。

为仇恨所苦的国家,没有人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人人自危,人人活得毫无安全感。处在权斗旋涡里的官员没有安全感,靠着权力而腰缠万贯的富人没有安全感,更不用说唯唯喏喏的知识分子没有安全感,身受官府重压的平民百姓没有安全感,甚至作为国家机器的警察也没有安全感。一个政权靠仇恨起家,必然要靠仇恨维持,哪怕没有仇恨,也要制造仇恨对象。按照民族主义制造的仇恨目标,几乎没有一个经得起推敲。尤其是卖国主义的说法,更是虚妄得可以。因为当今世界上,固然有人要到中国来赚钱,但绝对不会有人想要买下这个国家。既然没有买方,何来卖方?所谓的爱国卖国,全都是朝廷故弄玄虚的谎言。要说卖国,今日朝廷当年就是靠出卖国土起家的。要说爱国,朝廷又何以听凭堂堂中国被北面的一个小流氓劫持?不知多少中国纳税人的血汗钱,流进了金家小朝廷的腰包里!至于金氏流氓制造的原子弹,将来究竟会落到谁的头上,中国人不妨参照一下七九年的中越战场,越南人手里拿的是谁提供的武器?可怜的中国民众被迫承担极权当局强加的许多义务,而其中最悲惨的一个义务,可能就是将来要承受用人民币制造的原子弹。

当今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并非人民币面临升值,而是当局如何向全体中国人包括官员自身在内,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在仇恨中建立起来的政权,已经在仇恨中摇摇欲坠。无论是对于民众还是对于朝廷来说,宽容和怜悯,都已变得空前重要,有如久旱的甘霖。仇恨已经制造到尽头,而怜悯却迟迟不至。于是,在杨佳遇难之后,有人尝试了一次寻求宽容与和平的努力:《零八宪章》。

无论就《零八宪章》的内容和措词而言,还是就其出台的政局背景而言,全都温和、理性,并且无一字无来历无出处。宪章的主要内容,几乎全都是执政党当年在野时向当政者提出过的。倘若说有什么和平演变意图,那么应该说既是在给中国民众找到一条通向民主政制的通途,也是在向坐在火山口的当政者提供一个全身而退的体面台阶,从而不必悄悄地把财产子女送到海外东躲西藏。尤其是选择在杨佳遇难后出台,更不乏从此杜绝一再出现杨佳可能的善意。面对如此温和的一份宪章,就算是慈禧太后再世,也会掂量掂量个中三昧。须知,当年慈禧太后为何中止变法,并非变法有违家规,而是:他们要变法,为什么不来找我?仿佛是汲取了变法没有找对人的教训,《零八宪章》的起草者和组织者,不再胡乱寻找光绪,而是公开呈示给全体活着的慈禧们。为了不让朝廷抓到把柄,组织者还特意将签署者限制在国内的各界人士当中,不让海外的极端情绪“污染”宪章。殊不知,饶是如此谨慎,最终还是化解不了当局之于和平演变的仇恨和恐惧。

向来只会仇恨、不知悲悯的红朝当局,只懂得暴力,只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千军万马,只凭一纸宪章,就想改朝换代?当朝者想不通。一如当年邓小平所言,这江山是用千百万人头换来的。打江山和抢银行是一样的。没有一个强盗会交出抢得的钞票,同样道理,怎么可能让一个凭借暴力、杀了千百万同胞才坐了江山的红色朝廷,心甘情愿地交出权杖?要不是王朝末日,没准又是一场腥风血雨的反右风暴。好在今上再心仪金氏无赖,毕竟不再是毛、邓式的铁腕,而只是崇祯式的弱主。弱主的特点不仅在于怯懦,而且更在于弱智。今上只知道拿千百万张人民币去填塞金氏王朝的无底洞,不懂得从中抽几张出来,开个《零八宪章》的研讨会。中国知识分子,就像中国老百姓一样,是很容易摆平的。弄个宪章发布一下,不就是想说说话,通通气么?一个研讨会,说话,暢气,全都解决了。就像几年前应付谢韬老先生发表的一篇论民主社会主义文章,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更不用说,这份宪章对于淡化杨佳效应来说,简直是一帖最有效的解药。

岂料,崇祯当局惊慌失措,抓二放一,遍地喝茶。说是独裁,有贼心无贼胆;说是软弱,又极其专横。事至如此,也还并非无解。抓人想必是怕事闹大。抓过之后,依然可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把人家关了一年,找个借口放掉拉倒,息事宁人。既然是只求控制局面,就不必重刑伺候。猴子已经不吭声了,杀鸡杀给谁看?不会是杀给老虎看吧?就算学不了毛泽东,但也不能向金正日看齐。竟然会判人家十一年!结果换得了一个诺贝尔和平奖。十一年刑期,震惊全中国。诺贝尔和平奖一宣布,见笑全世界。居然还带着重金,一本正经地出访法国。这边厢前脚刚离开,那边厢,法国当局马上就宣布出席和平奖的颁奖仪式。

新世纪十年的中国人文图景,可以简单概括为:两把虚火,一个大奖。两把虚火分别是奥运虚火,世博虚火,一个大奖则是诺贝尔和平奖。该奖将那两把虚火营造的大国崛起谎言,击得粉碎。假如今上有点幽默感的话,应该对铁栅栏后面的诺奖得主说:你小子得奖是朕成全的,现在随朕一起领奖去。回来后,你继续坐牢,朕继续坐龙庭。但问题是,今上有没有这样的幽默感?

应该不会有。所以中国人只能继续活在仇恨里。一个没有悲悯的朝代,一个没有悲悯的国家,一族没有悲悯的民众,其末世的图景很可能是:千万个杨佳,冲进官府,后面跟着更多的李逵和武松,更后面则是陈胜吴广。也许还有北面那个小流氓的趁火打劫,扔过来一颗用人民币制造的原子弹。

2010年12月4日星期六于纽约寓所

《自由写作》第64期【“不是庆典,是清点:21世纪第一个10年反思”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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