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渝:学府故事之女人别传(纪实文学·续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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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渝

学府与公司的官司之战

(一)

和燕孝贵分手后,庄育英一面在官场上另辟蹊径,寻找发财致富的终南捷径,一面守护着啸宇公司的摊子,继续在生意场上纵横捭阖。反正别人坑她,她就坑学府,把她的损失转嫁到学府头上。她是学府的大克星。她的啸宇公司开办以后,从未向学府上交过一分钱的利润,但是公司的水电费和冬季暖气费,却一直由学府替她交付。至于庄育英给学府职工的好处,我记得是九四年春节,公司给学府职工分过一回什么小副食,那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学府的人大骂庄育英无耻,同时对学府领导将学府大半座楼拱手送给庄育英办公司,结果公司却成了庄育英的私人财产,人人痛心疾首。老佛爷、老农民、大炮几个院长几乎成了众矢之的;人们对他们的软弱无能、昏庸颟顸、贪赃枉法表示愤慨和鄙视。就在此时,传来消息说,庄育英做生意连连亏损,银行的贷款马上就要到期,她却连利息也付不起。银行放出风,要将学府大楼没收进行拍卖,因为学府大楼是庄育英贷款的抵押物。这一下,学府职工更加惶惶然,惴惴然,互相悲叹:没有了大楼,我们怎么办?到哪里去上班?

学府与啸宇公司的关系越来越紧张。民怨沸腾,主管学府的上级部委的杨大人、茹大人等几位部长也很是震怒。适逢学府主管部委任命一位刘姓副部长到学府兼任书记。此公也觉得庄育英如此明火执仗地将国家资产化公为私,太过分了。于是力主将公司收回,或者撤掉庄育英的总经理之职。对此老佛爷院长也表示赞成,他终于明白庄育英把他当做猴儿耍了。大炮副院长更是极力支持收回公司,毕竟庄育英给他这个主管总务的院长制造了太多的麻烦。只有老农民副院长对这个问题不置可否。

这样,学府便开始厉兵秣马,要彻底解决啸宇公司这个老大难问题了。尽管学府的上级机关全力支持扳倒庄育英,要问她侵吞国有资产之罪,省委也表态要解决此一问题。学府对公司的态度日渐强硬。九六年的六月,学府决定由总务处长郑某接管公司,取代庄育英担任公司总经理。

大炮院长受到攻讦,感到万分冤枉。办公司他最积极,他是首议,这是不争之事实。老农民早就在社会上散布:是大炮积极地要办公司,现在公司出了问题,大炮应该负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了解内幕的人才心里有数,起初是大炮筹办公司的,不料是老农民串通老佛爷,像发动政变那样突然从大炮手里夺过公司的筹办权,然后老佛爷和老农民自作主张委任庄育英当了公司总经理。而这场大戏背后的真正总导演却是清源煤矿的矿长燕孝贵。

当然大炮也后悔不迭。因为当初在关键时刻,他没有坚持原则,据理力争,顶住老佛爷和老农民的干扰,按当初议定的规则程序组建公司。之所以如此,除了他的组织纪律性强和思想方法简单以及工作作风粗糙之外,也还因为他有私心,他还有哑巴吃黄连的苦衷。

当时在庄育英紧张地活动总经理位置期间,她心怀叵测地给了大炮院长五千元人民币。当时大炮手头很紧,于是也就笑纳了。后来他听说庄育英到处扬言,她给大炮的厨房装了几千元的设备。大炮害怕了,心想庄育英此人危险,这五千元是烫手的山芋,他随即便要把钱还给庄育英。那庄育英不肯收回,笑嘻嘻地说:你还信不过我么?你装房子正需用钱,啥时候手头宽了再还给我嘛!大炮又把钱拿回家。后来风声紧了,传说他收了庄育英的钱,才把公司交给庄育英。他又怕了,左思右想,不敢找纪委上交这笔钱;又思前想后,最后他把这五千元交给学府财务上保管。

正所谓:人世难逢开口笑,疆场彼此弯弓月;天怕乌云地怕风,小鸡崽最怕老岩鹰。

(二)

一九九六年四月初,我去北京京都大学府参加师资培训班,学习了三个月之后,七月初回到单位。我到单位上班的头一天,感觉气氛不对头,人人的表情有点紧张。一问之下,我才得知,十几天以前,学府采取果断措施,接管公司。学府雇佣一批民工,将啸宇公司的十数名人员驱逐出大楼,并给啸宇公司的办公房间贴了封条。当时庄育英在外地(学府采取措施也专门选在她不在公司时),闻讯后马上赶回,她咨询了燕孝贵,立刻紧锣密鼓,调兵遣将。传说她要请黑社会的人来摆平学府,所以那几天学府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面有紧张之色。

顺便一说,我和独行女侠之一的绛衣女士小波在京都大学府学习期间,有一天上课间隙,忽然来了几个人,我转头看时,很惊讶。原来是庄育英在大学府办公室主任等几名人员的簇拥下进了课堂。那天绛衣女士小波没来上课——她很少上课。于是庄育英径直走到我面前,同我握手,她嘴里还说着:听说你们在这里学习,我来看看。晚上我决定礼尚往来,去拜访一下庄育英,结果被告知庄总经理去跳舞了。我甚是无聊,信步走到娱乐厅。但见大门闭起,窗帘拉起,里面透出柔和的灯光,朦胧的人影,随着舒缓的音乐移动,她们正在“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哩!于是我转身而回。此后也没有在大学府里再见到庄育英。

学府强行接管了啸宇公司,庄育英并没有动用黑社会夺回。学府的动静早有内线人物在第一时间报告给庄育英。庄育英决定法律解决,她先下手为强,一纸诉状将学府告上法院。她状告老佛爷院长、刘姓书记和大炮副院长撕毁合同,藐视法律;又告学府将她免职是严重侵权。她狮子大张口,要求学府赔偿她一千万元,她还另诉学府违背合同,撤职她,造成她与另一家公司的生意合同不能履行,其损失一千万,学府也必须赔偿。

与此同时,她写了一份报告,向省委陈诉此事。她把报告送到尹副省长那里。尹副省长在庄育英的报告上批示:不无道理。得了批示的庄育英洋洋得意,以为胜券在握,她传话给学府,怎么把公司抢走的,怎么给退还回来。

学府主管部委的杨大人也是省委常委,他对尹副省长如此偏袒庄育英很是不满,就在省委常委生活会上直接给尹副省长提意见,说事情太离谱了。这样,尹副省长才收敛了一点。

那些天,学府里还出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情。某日早晨,学府职工忽然发现学府大楼顶的旗杆上挂着一面白旗。那原本是节日期间悬挂五星红旗的。是何人如此胆大包天?竟敢把悬挂国旗的地方悬挂白旗?报告学府院长们后,院长们高度重视。老农民说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问题。老秀才说,这简直是反革命事件。于是学府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干警闻讯赶来,对现场进行勘查,准备立案侦破。后来也不了了之,并没有查出个子丑寅卯。大家分析说,可能是啸宇公司的职工不满学府强行查封公司,搞了这么一个名堂。只是为何挂白旗?谁向谁投降?莫非其实是抗议公司不以武力抵抗,是右倾投降主义?

学府与公司双方争论不休,各执一词。省委虽然支持学府,但是没有实质性东西。而省委一些负责人以个人名义支持庄育英,却起了不小的作用。总之庄育英有恃无恐,学府方面到了这个份上,也有不收回公司誓不罢休的态势。双方剑拔弩张,谁胜谁负,不好说。要想摆平此事,万难。

但是大炮院长却要倒霉了。庄育英声称大炮收取了她的五千元,是索贿;何况社会上早有传言,学府的公司是大炮极力主张才办起来的,是大炮物色庄育英当总经理的。大炮百口莫辩。于是纪委部门打算插手,要对大炮索贿一事立案。后来学府领导层出面保护大炮,特别是老农民居然也百般为大炮开脱,他在纪委熟人那里游说,请求放大炮一马。结果立案一事最终也是不了了之。人们传说,追究大炮索贿,首先老农民慌了手脚。老农民从庄育英手里得到的好处,绝对不是区区五千元。所以他才一反常态地替原先的政治对手说好话。真是,没有永久的敌人,只有永久的利益。

(三)

庄育英恶人先告状,学府应诉。九六年八月十四日,省高院开庭审理此案。学府滑头院长具体负责应诉事宜。他动员职工都去旁听,以壮声势。职工们踊跃响应。因为庄育英明目张胆攫取国有资产,无论从道德、道理上都是说不过去的。对这类行为,人们深恶痛绝、义愤填膺。

此时的职工还是有是非观念、有正义感的,所以全体职工几乎都参加了。

据说开庭前学府要求此案件应该由经济庭审理裁决,因为庄育英是学府职工,她给学府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但是庄育英要求由民事庭审理裁决,因为这是一起明显的侵权案。省高院采纳了庄育英的主张。

当时省高院的法庭设在东方红广场南侧的统办二号楼三层上。开庭那天,审判庭的旁听席上坐满了人。我没有位子坐,就挤在门口看热闹。走廊里还有不少人驻足观看、谛听。有许多陌生人也同我们一样关注官司,大概是庄育英叫来助威的人了。

庄育英出现了,学府的职工气愤地盯着她,她却不正眼对视旧日的同事们。我觉得那不是出于藐视,而是难为情。尽管她脸皮厚,但是这样的事,让她正面正视她的同事,她还是缺乏勇气。天气很热,庄育英叫手下人买了几箱子矿泉水,她亲自给法官席上的人每人送一瓶矿泉水。法官们目不斜视,一本正经,似乎对庄育英和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表现得太亲热大不以为然,大概他们担心这类动作损害了他们不偏不倚的形象;尽管头一天晚上很可能庄育英隆重地宴请了他们。他们把矿泉水从面前挪远一些。庄育英一边的人也每人一瓶矿泉水,他们鄙夷地看着没有水喝的学府职工。学府职工于是更加对庄育英怒目而视。她显然感觉到了,众怒难犯,她坐在原告席上,装作研究她的起诉状。我却看见她全身簌簌发抖,那绝不是因为激动和愤怒,而是由于胆怯。她站立起来开始念诉状,她声音微弱而发颤,显然她的心是虚的,尤其在那么多同事的“虎视眈眈”之下。她从开庭直到休庭一直不敢抬眼和昔日的同事对视。

当天的官司,我当场诌了一首歪诗。虽说文字水平很差,但是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情景:

公司破产个人肥,是谁大发学府财?
恶人告状不奇怪,人民法庭论是非;
职工踊跃去旁听,被告理直词锋锐;
原告理亏头不抬;结结巴巴哆嗦腿。
群众尚有正义感,足见学府事可为。

诉状和答辩是冗长的。我在走廊的人群里钻来钻去。这个庄育英真他妈不是玩意儿,听着她的强词夺理,我突然冒火,低声骂了一句:“婊子”。一位其貌不扬的中年妇女瞪了我一眼。事后,庄育英去找大炮算账,质问他为什么骂她“婊子”?堂堂一个院长,嘴里为何那样不文明。问得大炮张口结舌。对此我没有出面澄清。

反正打官司期间,庄育英把大炮咬得很死,一来大炮主张收回公司态度坚决,二来大炮脾气直,考虑问题简单,又收过她的钱,屁股不干净,所以好欺负。庄育英始终不把矛头转向老农民。

(四)

高院的官司又过了几回堂。不过学府没有再组织职工去旁听。学府有一个班子专门应对此官司。每次出庭之前都要开会集思广益,详加研究战术、策略。班子里的人后来对我们说,很奇怪的是,每次他们在法庭上,说到一个问题时,庄育英好像早有准备,拿出相应的“答案”回敬,就好像她参加了他们的战术研讨会一样。肯定有卧底为庄育英通风报信。“穷凶极恶”也在打官司的班子里面,他对人说,他在会上发言批评了庄育英,给院长们出了一个点子,结果第二天庄育英看见他,就笑嘻嘻地说:“你还是一个狗头军师啊?咱们平常关系还不错嘛!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何必呢!”“穷凶极恶”这才知道他在开会时说的话被人传给庄育英了。

学府职工都在猜测学府里谁是庄育英的卧底?那个神秘的内鬼究竟是谁?但是没有人能够猜出来。难道是老农民?不至于吧?他毕竟是院长,身份在那里放着呢,能做那样下三滥的事情?那么,又是谁呢?

真是:人生世上风波险,一日风波十二时;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官司打到最后,省高院作出判决:学府撤销庄育英总经理职务是违法的;学府强行接管公司的行为非法,应予归还。学府应该赔偿庄育英的二千万元的经济损失。

省高院支持庄育英,他们说,不管道理怎么讲,他们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事实是,那份学府和啸宇公司签订的合同明白无误地写着:庄育英是公司的法人。白纸黑字,不容抵赖。

学府败诉。不服,党委扩大会议决定:向北京的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五)

九六年十一月,学府派出三人团赴京就甘肃省高院对陇省学府与啸宇公司的诉讼案的判决向全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三人团由学府刘姓书记、滑头院长和办公室新主任冯大律师组成。打官司要花钱,三人团携带了三十万元现金。

到北京后,三人团下榻在东城区的民革中央招待所,这是自己人的地方,方便。但是最高法院在朝阳区,顶头上司的中央礼部又在宣武区。于是三人团终日在东城区、朝阳区、宣武区之间奔波。他们花高价聘请了律师,同时他们还要寻找和打通各方面的关系,要求得礼部的支持,要向法院递诉状,要请有关方面向最高法院说话。总之,白道黑道都要走到。三人团天天坐出租挤地铁挤公交,有时还需徒步行走很远的路。他们每天马不停蹄、脚不点地的跑。寒冬腊月,朔风凛冽,为等候大人物,他们深夜踯躅街头。为得到回话,他们披星戴月,顶风冒雪,到处寻访兰州方面介绍的大官。他们在保安或警卫面前必须装孙子,见到小办事员必须满面笑容,老远递上黑兰州香烟,另一人必须“卡擦”一声把打火机凑过去。如果一下没有打着火,他们就急得浑身冒汗,脸变得煞白。他们在兰州早已习惯了阿谀奉承,在北京却时时处处像小媳妇似的不敢咳嗽一声。一句话,过去养尊处优的三个人把没有受过的罪都受了。

兰州方面传来消息,庄育英也到了北京。庄育英马力大,和她斗法他们不能不怯场,只好互相用“有理走遍天下”的豪言壮语壮胆。很快他们得知庄育英在京城活动频繁,不停地拜见礼部尚书蔺大人、吏部副尚书武大人,元老院首席资政郑大人、京都大学府的于大人、郝大人等等高官显贵。刘姓书记和滑头院长以学府党委的名义去找原礼部尚书、后转任吏部常务副尚书的武大人,婉转地告诉他庄育英这个女人问题很多。武大人否认他与庄育英有什么特别关系。他说和庄育英一般认识,不熟,打他旗号的人很多,也许庄育英打了他的旗号做什么事了,对此他不能负责,他自问爱惜羽毛,至于别人说什么,他也没办法。他打了一阵哈哈,对官司的是与非没有表示任何意见,就端茶送客。但是后来据说礼部尚书亲自给最高法院写条子,替庄育英说话。其中是否有武大人的面子,就不得而知了。另一方面,兰州的省上,也有人给最高法院写条子,打招呼,要求关照庄育英。

三人团在京城盘桓了近五十天,最高法院开庭审理陇省学府的上诉案。一开场,学府滑头院长宣读上诉状,将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详述一遍。接着庄育英亲自答辩。旁听席上空空荡荡,庄育英不再打哆嗦了。只见她杏眼圆睁、柳眉倒竖,咬牙切齿地开口了。她的开场白第一句就是:“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此言一出,法官和三位陪审员怔住了,好久没有听见这样的言语了,莫非又回到文革大批判的场面上了?那女书记员也被这句话逗乐了,她忍俊不禁,抿嘴一笑。旁听席上的冯大律师想起这五十天在京城过的艰辛日子和所受的委屈,就恨恨地自言自语:你是不折不扣的白骨精,把学府祸害得要被银行没收大楼了,现在你居然是孙悟空?要“玉宇澄清”,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吗?你的脸皮真是比城墙拐弯的地方还要厚呢!

要说庄育英的口才,当了几年的总经理,居然练得相当不错了。虽不能说她有伶牙俐齿,倒是稿子没有打什么磕巴。只是错字连连,加上“赤裸裸(果果)地背信弃义”、“无耻地撕毁合同”“阴谋破坏改革开放大好形势”等等文革式的夸张措辞,不能不令书记员边记边偷笑,几个陪审员也时时莞尔一笑。只有法官勉强硬绷着脸。

庄育英读毕,法官开始提问。这个法官水平很高,他提出本案有三个关键问题要双方举证。他问双方:一,公司是谁开办的?资金是谁的?庄育英个人有没有出资金?二,公司的法人代表是谁决定的?学府有无免除公司法人资格的权力?三,公司到底属谁所有?三个问题问得庄育英瞠目结舌;上诉方的学府及律师则滔滔不绝,侃侃而谈,义正词严,理直气壮,驳得庄育英无法招架。宣布休庭时,庄育英垂头丧气,三人团则欢欣鼓舞。

休庭等候判决裁定,庄育英加快幕后活动。不料最高法院判决很快,说“诉而未判,判而未诉,发回重审”。

这个判决是公正的,可是没有多久,主审的法官却被调离最高法院,奉命到法官学院教书去了。这个结果是耐人寻味的。传说这位法官因为公正执法,违反了纪律,被弄出去了。

(六)

学府与公司大打官司,从兰州一直打到北京。学府虽然为此花了数十万元官司费,官司最后还是落了个不了了之的结局。案子发回到兰州由省高院重审。省高院再没有开庭审理。最后还是根据兰州市工商局的一条规定:营业执照每两年必须审验一次。庄育英的啸宇公司执照因为两年没有经工商局年检,因此予以吊销公司执照的处理。这样,她的法人身份才不复存在。于是学府就说,大楼收回来了,公司撤销了,总而言之,学府胜利了。于是在一次职工学习会上,滑头院长郑重传达老佛爷的重要指示:啸宇公司的问题已经解决,大家再不要议论了。

职工们私下议论道:那四百万到一千万的银行贷款呢?那做了公司启动资金的六十万现金和一部车的资产呢?那三四十万打官司的费用呢?还有,庄育英依旧逍遥法外,还在叱咤风云,学府胜利了?胜利个屁!

其实,官司之所以不了了之,是庄育英不玩这官司游戏了。此时她选择了新的发展方向,而且打开了局面,正在从胜利走向胜利;啸宇公司对她而言,已经不重要了。或者说,啸宇公司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对她而言,它变成鸡肋了,她也乐意放弃。庄育英已经把生意从兰州做到北京,又从北京做到上海。她在京沪两地大显身手,大展宏图,离开兰州,如弃敝屣。

此后学府里确实很少有人再谈公司这档子事了。并不是听了老佛爷的话,遵旨;而是腻歪了这陈猫古老鼠。人们很少再谈公司之事,也是因为庄育英的身影淡出了学府职工们的视线。足足有三四年人们没有看见过她。有好几个职工看见了电视上的庄育英,还是中央台的新闻联播呢!是说上海企业家的一个什么活动。

顺便一说,开办啸宇公司伊始,庄育英把学府大楼给银行抵押了两次,共贷款四百万(一说一千万)。贷款到期,啸宇公司无法偿还。这一度引起学府职工的恐慌,因为人们担心银行会查封学府大楼,把学府扫地出门。然而银行没有追回贷款,因为银行领导人不敢,他们吃了回扣,所以学府大楼总算保住。

四百万贷款(一说一千万),银行最后作为呆账、坏账、烂账处理。据金融界官员坦言,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人民银行的坏账呆账烂账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而业内人士透露,银行烂账远不止此;他们估计烂账高达百分之四十(还有人说高达百分之五十)。在外国,银行如此贷款,早破产了。不能设想银行破产的后果是什么情景。中国银行能够固若金汤、岿然不动、安然无恙,实在是个奇迹。其实原因很简单:老百姓对人民银行保持坚定信心,银行在老百姓心目中信誉良好,他们把血汗钱小心翼翼地存入银行,那是最安全的攒钱之地。为了孩子上学,为了儿女结婚购房,为了养老,把钱放在银行比较放心。事实上也别无选择。正是老百姓的九千个亿存在国家银行里,才保证了银行的正常运转,银行才能争取时间,设法扭转局面。

一句话,老百姓为银行的坏账、呆账、烂账买了单。

庄总东山再起

(一)

在中国当代史上,邓小平因为三起三落,成为政坛奇迹。可在商海里,一旦有人跌了跤,绝大部分都是一蹶不振,身败名裂。不是跳楼,就是坐牢。能够卷土重来、再展雄风的,太少见了。而庄育英就是这样寥若晨星般的传奇人物。她足以同政界的邓小平相媲美。

庄育英做生意一败涂地,但是后来她却能起死回生。这是因为,错误和挫折教训了她。负心汉燕孝贵最后与庄育英分手时,大概有一番推心置腹、耳提面命的话。我揣测那些话的精髓应该是: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权贵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权力经济。只要敢于以权谋私,就能在一夜之间成为先富起来的人,腰缠万贯,富可敌国。正因为此,今日中国人人都想做官掌权。你庄育英虽然没有做官的资本和才干,却天生善于和权贵打交道,套交情。你完全可以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给你自己谋取利益,利用权力资源建立你的商业王国。那时你就当董事长,让别人给你当总经理。记住尹副省长的题词:异军突起。

一番话如同醍醐灌顶,令庄育英茅塞顿开。她挥泪离开燕孝贵,决心重振旗鼓、东山再起。从此,庄育英视燕孝贵的临别赠言为自己发家致富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决贯彻执行。她开始全神贯注地、聚精会神地在官场里做文章。

庄育英在学府和啸宇公司的大院里越来越很少露面了。一些点点滴滴的传闻却越发令学府的职工对她感到神秘和好奇。

学府那位在宦途上遭遇挫折,从而一直过着隐居生活的首任书记张某,某日他告诉老兵副书记,他有一回在宁卧庄宾馆——这是兰州的钓鱼台国宾馆,宴请远方来的老战友。席间他去方便,竟发现邻近的包厢里,庄育英正在宴请尹副省长、雒常委、省纪委姚书记。当时他不胜惊讶,心里很是纳闷:一个科级女干部,徐娘已老,怎么会高攀上这么重量级的新权贵了呢?那天晚上他一直寻思这个问题,竟至于夜不成寐。

尹副省长后来官拜陇省巡抚。一九九九年省城发生国芳百盛土地转让案,涉嫌权钱交易的腐败犯罪。查处了几年,查到尹巡抚身上,舆论一时沸沸扬扬,传闻他即将遭受“双规”。当时学府上下很是兴奋,以为尹巡抚一倒台,庄育英就失去保护伞,就会原形毕露,她死定了,学府便可以收回公司了。于是个个凝神屏息地捕捉有关信息,准备欢呼雀跃。紧急关头,巡抚大人却上调京城,当了皇家翰林院的常侍,那是一个经常以钦差大臣身份去各省市宣讲主体思想的官位。

那雒常委最后官拜陇省总督,此人在老百姓中的口碑很不怎么样。雒常委有题字癖。他刚进爵为巡抚时,照例要烧三把火。某日他微服私访,坐出租车考察兰州市的交通堵塞问题,结果自己真的遭遇堵车了。的哥当时心下焦躁,百无聊赖,忽然看见街头一座大厦上的题字,随口就对乘客说:写的那叫字吗?我用脚写,写的也比他强。雒看过去,正是自己当兰州刺史时为某大厦题写的“某某大厦,雒某某题”几个字。听的哥如此说话,他默然无语。不过从此以后他不敢再题字了。汶川大地震发生,陇南受灾严重,雒巡抚前往视察。官办媒体照例要跟踪报道省上大员情系灾民的新闻,少不了要发布领导同志忧国忧民的照片。结果照片上的雒巡抚大腹便便,戴着墨镜,背着双手,转来转去。此副尊容在网上招来一片骂声,都说他像黑社会的老大。后来舟曲发生泥石流灾难,他以总督身份视察,这回他没有敢戴墨镜,也没有背起手走路;当然,当朝宰相在旁,量他也不敢放肆。

那姚书记也是一名劣迹斑斑的人物;他退休后,以陇省慈善总会会长身份继续在官场上招摇,敛聚钱财。

〇八年夏天我回兰州,听说我们那位从编委退休的同学住院,我于是约同学余君一起去医院探视。在病房里我们闲谈。闲谈中编委同学说起往事,他说庄育英刚办起公司那会儿,有一回庄育英邀请他去她家吃饭,他应约而去。一进门就见客厅里有雒常委和燕孝贵等人。他当时真是万分惊讶,心想,能把雒常委请到家里做客,“这个女人不寻常”啊!恐怕比阿庆嫂还要阿庆嫂哩!

(二)

庄育英不仅专门交结省长市长和强势部门的长官,而且也在京城发展关系。她像一头章鱼,把触角伸向尽可能高的地方。于是更加稀奇的消息传进学府职工的耳朵里。

说是中央礼部尚书郑大人到兰州巡视工作,省委常委、学府主管部委的部长杨大人按惯例要设宴欢迎。不料尚书郑大人却谢绝了,他说要赴庄育英的宴请,不能分身。这使杨大人十分没面子。中央大员到地方办公务,惯例是地方相应的大员首先举办宴会接风。怎么可以去赴私人宴会、不理会官场定规呢?可是郑大人就敢打破常规。足见庄育英的面子之大。这郑大人不久就升任中央元老院首席资政,后来官拜元老院大学士,位极人臣,贵不可言。

中央礼部的另一位尚书武大人不知怎么也很赏识庄育英。这位武大人是回民。礼部在八九六四时,因为尚书岳大人反对武力镇压学生,而且礼部机关所有人员几乎都同情学运,集体上街游行支持过学生。结果是六四镇压后,礼部从尚书到侍郎乃至员外郎统统被免官。适逢那期间武大人受命到甘肃来处理《性风俗》一书引发的穆斯林抗议活动,结果奇迹般地躲过了中央礼部遭全盘清洗的厄运;他还因此而官运亨通。他由副尚书升任正尚书。后来他又由礼部尚书调到吏部当常务副尚书,同时晋升为中央贵族院二级专员。也不知庄育英怎么与武大人攀上交情,成为武大人座上客的。反正下述事实千真万确:学府与啸宇公司大打官司期间,学府的主管部委有一位茹副部长,他到北京去向中央礼部汇报工作。此时庄育英也正在北京活动,她要拜访礼部尚书武大人,武大人便推迟接见茹副部长。茹副部长只好在会客厅外耐心等待。礼部的秘书长当时就悄声问茹副部长,你们的庄育英在甘肃究竟是什么人物?怎么武大人亲自出面招待她?茹副部长回答,他也不清楚庄育英究竟有什么特别身份,他只知道庄育英是省城学府里的一个副科级干部。等到茹副部长向武大人汇报工作时,武大人爱理不理的。原因很明显,学府主管部委此时在学府与庄育英的官司战中坚定地站在学府一边。茹副部长留心观察到,庄育英在北京见大人物比他容易得多。这以后,凡是出差去京城礼部的甘肃人经常被礼部的司机、小办事员问到,庄育英究竟是何方神仙?她怎么和部里的尚书、侍郎、员外郎们混得那么熟?

一九九七年,京都大学府庆祝建院四十周年。陇省学府的滑头院长携带一幅价值二千元的国画作为礼品去参加。庆祝大会那天,滑头院长被安排在听众席上,对此他有点怏怏不乐。他对开会时座位的安排十分重视。在甘肃他从来都是坐在主席台上的。不过他也知道,到京城的此种场合,副地级多得就像科巴草原上的耗子,不可能都坐在主席台上。可是,当一大群达官贵人——枢密院太保、贵族院常侍、元老院资政、翰林院御史大夫、吏部礼部工部户部尚书——在主席台上纷纷就坐时,滑头院长傻眼了,因为他发现庄育英厕身其中。他吃惊得张大嘴巴,瞠目结舌!同时一股无名之火窜上心头,他感到万分憋屈。他一个堂堂副院长,坐在下面,庄育英不过是学府办公室的一名普通干部,科级,是他的下属;就算是啸宇公司总经理,那公司也是学府下属,她如何能僭越他?他越想越气愤,当场就起身径直去质问会务组。会务组的小干事不耐烦地别过脸去回答他:庄总经理是大会的特邀嘉宾。一句话就打发了滑头院长。

后来滑头院长经过打探得知,庄育英向庆典大会捐款五万元。当然这不是她坐主席台的深层原因。原来庄育英通过京都大学府郝乃钢副院长的引见,结识了京都大学府另一位有实权的副院长于大人,并进而认识了礼部尚书兼任京都大学府首脑的蔺大人。蔺大人是女士,这庄育英不知究竟施展了怎样的法术,居然和蔺大人很快成了要好的朋友;她甚至和蔺大人合拍了一张在草地上亲密挽手的照片。

几年后,蔺大人进入中央枢密院,成为枢密院太保之一。枢密院太保,那可是站在权力顶峰的大人物。庄育英能同如此显赫的贵人攀上交情,那还有什么话可说?

(三)

庄育英是女人,但她一贯不喜欢和女人打交道,她甚至仇恨官太太,因为她和她们的老公套交情时,她们出于本能,无不对她怒目而视、甚至咬牙切齿。所以她和蔺大人成为姐们,那真是破天荒的。当然关键在于蔺大人不是官太太,而是官,而且是大大的官。

大炮院长有一回到东北去开会,遇见京都大学府副院长郝乃钢的夫人。郝夫人告诉大炮院长,她曾劝过丈夫,这庄育英办事出手太大,会出事的,还是不要和她交往太密为好。这话不知庄育英怎么知道了,以后庄育英每回给郝乃钢打电话,如果是夫人接听,一听是女声,庄育英二话不说就挂了电话。郝夫人感到很好笑,你连寒暄几句的话都不说,啥素质?

学府的干部职工都不相信姿色平平、徐娘已老的庄育英会对高官产生吸引力。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有一次大炮院长深陷起眉头说,庄育英文化程度很低,相貌不咋的,但怎么特别能招摇撞骗,叱咤风云呢?对此他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实在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

事实上,庄育英后来和许多官员交情很深,却没有风流韵事的传闻,她肯定另有高招。有时我也揣测琢磨过这个问题。我想,庄育英之所以能得到男性长官的喜爱,除了她能抓住对方的弱点投其所好之外,或许她的粗鲁给了他们新鲜之感。要知道,这些长官日复一日、成年累月在酒色财气中厮混,在虚伪中生活,在官场上从早到晚戴着面具跳舞,像机器一样刻板地运转,哪能不身心疲惫、精神倦怠?这庄育英就像那刘姥姥,憨态可掬,札手舞脚地走进他们的生活圈子,使他们有机会和貌似单纯无知、看似傻乎乎的女人交往,调剂了他们的环境气氛,他们高兴,因为精神得以放松。要知道庄育英有性格豪爽的一面,这一点很能博得高官的好感。这种女人“童言无忌”,露骨的拍马屁从她们嘴里出来,特别受用。再说呢,庄育英又像陶朱公那样富有,又像孟尝君那样肯慷慨解囊;她办事待客出手大方,舍得花钱,又有顾大嫂、孙二娘那些人的气质和风格,这些绝对是她在高官中拉关系交朋友的百战不殆的法宝。

何况她也是风月场上的老手,虽然徐娘半老,驾驭男人的妙招却是层出不穷;庄育英深知,当今高官显贵,对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年轻女性固然兴趣浓厚,但是像庄育英这样久经沙场的女人,能开发他们的性潜力,当然那是在精神领域,她能令他们在精神上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八十年代,著名作家刘宾雁先生有报告文学《人妖之间》,就写了一位与庄育英极其相似的女人如何摆平县武装部政委的故事。可见,老徐娘自有撩拨男人的秘密武器呢!

以上这些,我只是胡乱猜测。实际情况,恐怕是我辈匪夷所思的。

(四)

九六、九七、九八那三年,学府和啸宇公司打官司打得如火如荼。庄育英一面与学府争斗,一面遵循燕孝贵为她制定的既定方针,再接再厉地大展宏图。她打通省上的关节,一举承包数十公里高速公路,再把工程分别转让给几个建筑商,从中美美地发了一笔。她一鼓作气,又通过政府大官的权力,在省城旧飞机场批到一块城市建设用地,转手卖给房地产商,又美美地发了一大笔。她异军突起,从胜利走向胜利。她把儿子送往美国留学,女儿也获得一笔资产另立门户独当一面干事业。她又给自己注册了两家公司,又和中国银行兰州分行合办公司,随后不动声色地把对方打进合资公司的资金转到她自己的公司里。对此举动,注入资金的中行也没有做声,其中内情外人不难猜测。

世纪之末的春节,我在学府办公室值班,看见桌子上有一封打开的信,是某家航空公司俱乐部给庄育英寄来的贵宾卡,非常精美。我心想,这卡怎么会寄到学府里来呢?

闹非典那年的夏季,有一天两辆黑色轿车悄然开到学府一号房的楼下,从车上下来几个人,他们簇拥着一位浑身珠光宝气的很有雍容华贵风度的夫人,旁若无人地进了楼门。我老远定睛一看,正是庄育英。

这以后庄育英再没有在学府大院里出现过。关于庄育英在北京上海究竟做何生意,人们都不甚了然。人们只是知道,庄育英在外面发大了,是大富婆。传说她在做跨国生意。她时不时地在电视节目上露面。她是北京众多显赫贵人的座上客。学府人觉得她很遥远。

有人听说她在上海开着一家跑马场。〇八年我见到编委的同学,他说他听到的消息是庄育英在北京经营着一个赛车场。总之,庄育英终于成了名副其实异军突起的富婆。

尾声——董事长、总裁、董事局主席

(一)

光阴似箭,岁月如梭。从庄育英办啸宇公司,淘到一大桶金以后,又过去了十几年。

这十几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迅猛,而社会腐败速度更胜一筹,它如罂粟之花,遍地绽放。这些年也是官权如野马脱缰般地扩张而民权日益萎缩的年头,是思想文化界苍白贫乏、垃圾文化空前泛滥的年头,是人们不断地降低做人的底线、人格让位于利益、尊严屈从于权势的年头。“良心是社会的最后岗哨。”这岗哨是越来越形同虚设了。冷漠、麻木、贪婪、卑怯、自私、龌龊的阴影在中国人的灵魂里扩散蔓延,愈来愈浓。当今,一方面是死水一潭似的太平盛世,对腐败麻木不仁、熟视无睹;另一方面是山雨欲来,黑云压城,达摩克利斯之剑在中国的上空晃动。

进入新世纪以后,中国人为中国的经济在世界上骤然崛起而兴奋不已,但同时,一些头脑还没有完全发昏的人却也发现,人们的价值观在悄然发生变化,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扭曲。

比如,庄育英在学府职工心目中的形象不知不觉地有了转折性的改变。就学府而言,当年人们对她的所作所为愤恨不齿,对她的人品嗤之以鼻,然而,在改革开放、反腐倡廉的时代,庄育英,一个默默无闻的伤残矿工的屋里人,手无缚鸡之力,却能“揭竿而起”或曰“异军突起”,大发不义之财,居然安然无恙,左右逢源,进入佳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庄育英给学府职工上了生动形象的一课。她的“光棍闯天下,空手套白狼”的成功道路,她的致富方式,使许许多多人起而摹仿。学府职工对她的评价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从否定她到肯定她,到毫不掩饰地羡慕她该出手时就出手的魄力和胆量,佩服她的胆略和勇气。人们认为她真有本事,具有超前意识,普遍承认庄育英是一个事业成功者。庄育英由一个负面人物忽然之间变成正面形象了。很多人后悔自己没有她那样的勇气和眼光,没有先下手为强。相信有人会为自己坐失良机而仰天长叹,甚至捶胸顿足。

缘何如此?因为,当整个社会黑暗腐败日甚一日之时,当“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已然成了颠扑不破的真理之时,既然贪官污吏明火执仗地巧取豪夺、横征暴敛,一夜之间变为百万、千万、亿万富翁,却还道貌岸然地摆着正人君子的架子对老百姓指手划脚、发号施令,同时还高唱反腐败高调,那么,庄育英如此这般地为自己谋利,争当先富起来的人,何罪之有?那只能说明人家庄总经理早有先见之明,能顺应时代潮流脱颖而出。识时务者为俊杰!如今的世道,胆小怕事,爱面子讲道德,有什么用?死要面子活受罪,活该穷死饿死!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时势造英雄,庄育英真像是莱蒙托夫笔下的“当代英雄”;她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造就的时代英雄。人们这样想着,庄育英就成了传奇英雄人物,有人甚至对她顶礼膜拜。关于庄育英和某省省委书记是亲戚的传说不胫而走;在刚进学府的青年职工中间,大家对庄育英是某某省总督(省委书记)的女儿的传说深信不疑。

庄育英的学府老同事们对庄育英的态度很复杂,既有又嫉妒又羡慕的,也有不屑和无所谓的。他们听到青年职工的议论,觉得可笑。饭后茶余,他们谈论庄育英现在如何进出上流社会,如何与高官巨贾共进午餐,如何举手投足,俨然公爵夫人气派,如何频频在电视上亮相。他们也谈论当年的庄育英如何只有小学四年级的文化,如何是穷矿工的老婆,也曾在大冷的寒天捡煤核、被护矿队员追得东奔西逃,也曾为三分钱的葱四分钱的蒜与自由市场上的菜贩们争得脸红脖子粗的往事。言谈之间,流露出歆羡。

“白头宫女在,闲坐话玄宗”,说说而已。

(二)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黑龙江省宾县燃料公司党支部书记兼经理王守信,伙同他人贪污人民币五十三点六万元,王守信因此被执行死刑。刘宾雁先生据此写了著名的报告文学《人妖之间》。

王守信最初是县燃料公司的业务员,普通职工,“斗大的字不识一筐”,文革后期,她瞄准执掌宾县大权的军人杨政委,巴结奉承,请客送礼,依靠杨政委的权势,她升官发财,同时变本加厉,凡宾县掌握人权、财权、物权的头面人物,她一一拉下水,从中从事奇妙的权力交易。她由底层人物奋斗成为宾县的呼风唤雨的强人,其手腕和方法与庄育英别无二致。这两个女人的确在很多方面相同。

然而庄育英成功了,王守信却掉了脑袋。要知道庄育英攫取的不义之财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相比之下王守信集体贪污所得只算得上是庄育英的零头数目,王守信的捞钱手段也只够小儿科。那为何老天对他们二人的赏罚如此不公呢?

其重要原因之一,是社会环境大大的不一样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由于邪恶集团四人帮被粉碎,毛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革被彻底否定,中国人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美好的憧憬和信心;当时的拨乱反正,使社会正气上扬,邪气不敢抬头,邪不压正。但是这个局面被八九的六四断送了。自然,历史的转变有更深层次的社会原因。纵观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和现代史,中国社会的进步契机,总是被阴差阳错、鬼使神差的偶然性因素打断。当然,“偶然是尚未被认识的必然”,那恐怕只能从中国民族的传统文化的黑匣子里面去探查究竟了。因为毋须讳言,文化即命运。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不说也罢。

至于说到王守信的悲剧和庄育英的喜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王守信的那个时代,人们对贪污腐败有切齿之恨,也鄙视此种人物;而庄育英的时代,人们对贪污腐败已经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甚至习非成是。国民对那些能够不择手段侵吞公产,善于通过在高官中间周旋而不劳而获的人,大多虽然是嘴上鄙薄,内心里却是羡慕、钦佩,甚至公开称赞这种人,;而且毫不掩饰只要自己有机会,一定要做这样的人。

哲人说,财富一旦同愚昧联姻,其对社会的破坏力将是无与伦比的。那么,权力由少数人垄断,权力的分配产生于黑箱作业的专制极权社会,这种中世纪式的黑暗野蛮愚昧形态,与高速发展的经济所积累的巨大财富,二者的联姻,又将怎样?笔者以为除了造成资源枯竭、生态失衡、环境污染、两极分化、腐败蔓延以外,还造成价值崩溃,造成人们对丑恶现象的麻木,乃至认同。可以说这是其严重后果之最。苏晓康先生说,社会崩溃有三部曲:社会心理坍塌,政治制度解体,伦常法则中断。据笔者的看法,财富、专制、愚昧三位一体,社会崩溃的三方面其实是平行并进的,当今权贵的权力虽然强悍,制度的解体其实早已经开始了,前面所述人们的习非成是,岂不是伦常法则中断的端倪?“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现在的强悍也只是历史的惯性而已。

今日中国,“权钱成为社会最高价值,生活本身似乎已无足轻重。”物质主义,利益第一、唯一,这就是今日中国人人生的全部。圣雄甘地说:一个败坏的社会一旦物质替代了精神,甚至鄙视精神的时候,最大的历史悲剧——哀莫大于心死——也就上演了。那就是:有政治而没有原则,有财富而没有勤奋,有商贸而没有道德,有娱乐而没有良心,有教育而没有品德,有科学而没有人性,有崇拜而没有献身。

如果我们能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摆脱瞒与骗的大泽,睁开眼了看,看一看今日中国是否是如此?是不是中国正在上演着“哀莫大于心死”的“最大的历史悲剧”?

(三)

王守信伏法了,赖昌星(前文曾提到庄育英与他有很多相似之处)出逃了,可是庄育英依旧如日中天,事业发达。

从庄育英的发迹,可以使人们发现中国改革开放时代中先富起来的人,除了权势人物和他们的子女、演艺界的大腕、少量专业技术人才以及极少数早先的个体户,其中还有一些什么人!亦可使人知晓,国有资产被掠夺,除过五花八门的贪污,还有何种高招!更能令人看到,没有文化没有权势的妇女,要想跻身富人之列,需要何种的“智慧和勇气”!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帝王思想和流氓意识主宰着人们的心灵,亦即鲁迅先生所说的“官魂”和“匪魂”。任何时候都是这两种精神的体现者充当历史的弄潮儿。新世纪之初的中国,更是如此。只要你手中有权力,你就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没有权力,只要你敢当流氓,会玩转官员手中的权杖,也照样可以出人头地。

(四)

庄育英办公司之于学府,如同安史之乱之于唐朝。学府这个制作皇帝新衣的机关,本来就是乌烟瘴气,经过庄育英的一番折腾,更加一蹶不振。对此庄育英固然难辞其咎,不过最应该受到谴责的,是颟顸昏庸的老佛爷和私心膨胀的“老农民”等一帮官员;他们视国有资产如粪土,视民意为草芥,视纪律、原则、程序为儿戏,为一己之私利,恣意胡为。结果呢?国有资产遭受巨大损失,老佛爷却能继续按部就班地升官,老农民到了退休时间,也能安然无恙地全身而退,上级对他的评语全是褒奖词。没有人追究他们的渎职罪,谁也不向他们问责。这真是“哀莫大于心死”的生动注脚。

庄育英在离开兰州之后,学府在很长时间内还是保留她的学府在册职工的资格,她的工资仍然月月照发,只是没人领取,被财会室小心给存起。她的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也仍然保留在学府,并没有转走;更没有因为她长期不缴纳党费、不过组织生活而开除她。她的一套住房——那是学府最好的一套四室一厅房子,说是卖给她了么,她却没有交一文钱;说是没有卖么,她也没有交过一分房租,据说是她的女婿在住,可是很少有人见过他。总之庄育英与学府还有这么许多纠缠不清的瓜葛。

这是很奇怪的现象。它说明,对于在党的人,潜规则就是要法外施恩,毕竟是自己的人。笔者如此说话,是有根据的,学府对不在党的人,处理时绝不手软。正好有这样一个可以同庄育英作参照的人物。

(五)

四大恶人之一的十恶不赦,他的故事笔者在《学府故事》里有过讲述。十恶不赦是学府的元老级人物,一度是学府总务处主管基建业务的主任科员。他是大学专科生,聪明绝顶而又桀骜不驯。他对低能而平庸的院长们十分瞧不起,敢于公开嘲弄他们;他对以制作皇帝新衣为职能的学府十分厌恶。他幻想发大财,他扬言发了财以后他要做社会慈善事业。但是他也是两手空空的人。为了迅速致富,他利用给学府建汽车库的机会,收了包工头的数万元回扣。在此基础上,他在亲戚当中集资。他的远远近近的亲戚都是些穷亲戚。连关系疏远的七大姑八大姨,在他的花言巧语的哄劝下或旁敲侧击的激将下,也只好把自己辛辛苦苦积攒了一辈子的万元、或千元、甚至百元的家底和壮胆钱交给他去开矿。他的老哥把所有的积蓄借给兄弟,甚至砸破扑满把儿子积攒几年的零食钱——都是些钢镚儿毛毛票也贡献了出来。他在那些穷困而又爱面子的亲戚面前常说的话是:“开矿时你们不投资,不要在我发了财时来打秋风!”话相当难听。好几位近亲家被他搜罗了个底朝天。他终于凑够了打一口矿井最低所需的三十万元钱。他开的是有色金属矿。矿区属于鸡窝矿。运气好的话,一钻打下去就是富矿,运气不好则什么也打不上。这是一锤子买卖,风险极大。十恶不赦孤注一掷,一钻下去,结果打出来的是品位极低的贫矿。他不死心,千般央求万般下话地恳求冶炼厂给他炼一炉,结果练出来的是什么都不是的石头疙瘩。他的二三十万就这样打了水漂。可想而知,后果是灾难性的。

亲戚们纷纷向十恶不赦追讨借款,要求他归还他们的血汗钱。十恶不赦无钱可还,他先是百般敷衍,后来不得不东躲西藏。亲戚们急了,到处找他。一九九八年的春节之前,一亲戚怒不可遏,在他家的防盗门上贴出了一张留言条:“某某某,限你在除夕之前归还借款,否则小心你的狗头!”这等于宣布了追杀令。听说这以后十恶不赦隐姓埋名,逃到外地去了,他从此流亡天涯。

学府领导早就见不得十恶不赦这个刺儿头,这下正好,老佛爷老农民对十恶不赦长时间旷工作出处理:劝其退职,一举将他除名。然而十恶不赦也没有到单位来办理退职手续。

十恶不赦就这样从人间蒸发了。此后偶然也有他的传闻,有的说十恶不赦在天水市大街上拉板儿车,有的说十恶不赦在某地打零工。我听到的最新消息是无恶不作告诉我的,他说有人见十恶不赦在兰州雁滩某跳蚤市场上卖瓤皮子(一种小吃,又叫凉皮)。

唉,这怎么说呢!同是学府的职工,高智商有学历的詹继生怎么一败涂地,只读过四年小学的庄育英却大功告成了呢?

(六)

最近,出于好奇,我在网上搜索庄育英的信息。没想到还真有收获。

据百度搜索显示的资料,庄育英在北京开办赛车场。她是某国际赛事基地的董事长,又是某某国际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的总裁,还是某某国际赛事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的主席。好家伙,总裁,主席!这可是当年蒋介石毛泽东用过的至尊称号!

我还看到一则消息,庄育英状告某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原来庄育英自称发明了建造赛车道的一种特殊材料,还有施工技术。但却被两家单位盗用,因此她要打官司,要求对方停止侵权,进行赔偿。

庄育英能发明尖端材料和先进技术?打死我也不相信。但是网上确实公布了庄育英的发明申请到的专利证书。只是令人不解的是,庄育英早已经离开了兰州,她的集团公司的总部在北京大兴区;可是那专利证书上填写的申请人的住址,却还是兰州学府的一号房。这其中有何奥妙,我就无从猜测了。

(七)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昨日花开今日谢,百年人有万年心。

恕我直言,我所供职的学府,其形象长期有不佳的纪录。它其实是专门制作皇帝新衣的一座衙门,既不创造社会财富,也不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虽有学校之名,却与国家教育系统丝毫不相干,不具备培育人才的功能。它可有可无,就像是一个充当小摆设的花瓶。这学府不仅干不了大事,而且纯粹是无所事事。在这里面混事的人,官员大半是昏庸低能者,职工大半是通过关系进来吃清闲饭的。这就是中国特色之一。就这样一个没名堂的单位,居然出了一位惊天动地的人物。她,一个学府的普普通通的女职工,貌不惊人,才不出众,却使用神秘手段把数以百万计的国有资产装进自己的口袋,成为当今风云人物;她使学府蒙受重大损失,以至很难恢复元气。

出了这样一档子事,我们怎能自欺欺人地陶醉在好形象里呢?

我是一个有舞文弄墨癖的文痞,能厕身如此的单位,能亲眼见证并亲身经历到这样一件非常典型的非常有故事性的事件和人物,自以为是三生有幸,不虚此生。于是抑制不住产生想把这个故事和这个人写成一本书的冲动。但是我始终不敢动笔。我听说庄育英和黑社会有联系,告过她状的群众和干部曾被殴打、被抄家;她在官场和执法机关部门都有铁哥们,要对付我,会像捻死一只臭虫那样容易。而对国有资产被流失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学府领导,也不会高兴我写这样的作品。我一想到写作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就忐忑不安,心烦意乱。我,一个良心还没有完全泯灭的知识分子,就是如此的素质,多么卑微!

不久前学府领导大换班,学府员工也大规模地吐故纳新,职工构成有很大变化。新领导班子发表就职演说,提到学府大部分职工都希望搞好单位,如果有捣乱的人,那是极个别。我相信领导所指的捣乱者,绝不是庄育英那样的人,而是十恶不赦那样的敢给领导提意见,敢摸老虎屁股,敢和领导对着干的所谓刺儿头。现有的职工没有一个敢于如此捣乱。他们必须争先恐后地向领导谄媚取宠。因为现时的官威非同寻常,现时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得罪长官的后果,就是饭碗被敲破。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哪里敢乱说乱写?

如今我退休了,获得了相对的自由。于是历历在目的往事,如鲠在喉,不吐不快,我就把这段我以为颇能反映现实社会及中国特色的故事写出来了。

老同事“穷凶极恶”知道我在写回忆录。他说,写那玩意儿有什么意思?现在做什么都没意思,你何苦呢!他说,他除了逗小孙孙玩耍,看天真烂漫的孙孙的幼稚动作,听她童言无忌,之外,再找不到别的快乐。他又说,怎么搞的?现在穷人不快乐,富人其实也不快乐。

确实是如此。但是我除了信手涂鸦,如何消磨无聊的时光呢?还是写吧!

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癫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且看我们这苦难特别深重的民族,二十一世纪里又会发生什么样光怪陆离的事情!

《自由写作》第64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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