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介民:文明大国的条件(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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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介民

文明匮乏的焦虑

睽违北京几年。十月底反常地寒冷,冷冽的空气中漂浮着躁动的气味。几年之间,北京已经成为不一样的城市。2008年奥运留下来的超现代建筑成为广告牌景点,四通八达的地铁系统让市民快速移动,华丽气派的大楼四处耸立。这座古老都城,已经被改造为现代化的巨型都会。几年前造访过的民工村,由于城市不断扩张而消失无踪,只剩一片片被整平、等待开发商进驻的圈围之地,而生活其中的外来人口则往更外围的城郊移动,能见度也就更低了。建筑地景结构本身就体现着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这个统治意识形态嬗变的过程。尼克松夫人曾经被刻意安排造访过的样板公社四季青乡,就是城乡阶级关系最好的教材:改革开放后,这个样板村功能退化,成为民工聚居的场所,小贩云集热闹非凡,但最近几年随着地产业的蓬勃,这个民工村如今已被铲平而永远消失了。

在北京,人们可以轻易感受到,上升中的资产阶级跻身摩天大楼,翘首云端,顾盼自若的神采。不过,在北京待上几天,也让人感到焦虑不安,而且这焦虑无所不在:在富强、新颖、时髦的表象下,“建设文明城市”的标语随地可见。“文明”在这个古老帝国仍然是个关键词,一种匮乏的、而统治者急于建构的社会状态。因为不够文明,所以需要倾国之力去锻造。真是令人困惑,“文明”在中国的话语系统中究竟指涉着什么——搭车排队、井然有序、温文儒雅的生活态度?把简陋污浊的城市景观排除在外人的眼光之外?一个个活泼有力敢于在公共领域现身争取权利的公民团体?一个统治精英专制权力受到公民社会节制的国家?

“渴求文明”的焦虑状态,精确地陪衬了中国作为上升中大国的现状。一百多年来追求富国强兵的苦愿,彷佛到了一飞冲天的时刻,却又踌躇不前。国家洒下大钱,打造了当代最壮观的文化宣传“波坦金奇观”(Potemkin Spectacle)。这个政权赖以夸耀的奢华财力似乎源源不绝;但是,这样仍然不够,仍然空虚。

这趟旅程,印象最深刻的一场对话在北大,一位政治学者坦率地说:

中国的气势,其实在奥运一结束马上就下滑了。奥运是一场炫耀盛世的登峰造极的盛宴,国家、资本、与文化演艺工业结合在一块,共同演出了一场盛世大戏。这是用钱打造出来的一场戏。但真相是:这部花钱的机器(spending apparatus)腐败得不行了。每个人都为自己。党和国家的集体利益谁来执行?没有人。

在亢奋的盛世期待中,处处有令人恐惧不安的汹涌暗潮: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正竭尽所能地掏空他们自己的国家。

欧洲的经验

德国学者埃利亚斯(No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这部历史社会学巨著中,所做的关于文明与文化的区分,非常契合今天中国的需求。根据埃利亚斯的说法,“文明”这个概念,在十八世纪德意志即将兴起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初期,指的是生活举止中的礼仪(civilité),是一种外在的行为模式。这种外在的行为模式承载着漫长的人类生活形态的演化过程,从中世纪末期,经过文艺复兴,一路来到启蒙时代。这漫长的过程,西方社会的文明生活,从宫廷行为模式的文雅化,慢慢渗透到贵族阶级,新兴的布尔乔亚阶级,而到普罗大众。当时,文明的中心是法国的巴黎,全欧洲王公贵族竞相学习法文,模仿优雅的文明生活。巴黎于是成为“世界”的中心。但是,文明不同于“文化”(Kultur),在埃利亚斯的定义中,文化指的是内在精神气质的陶冶,是一种心性与品味的教养(Buildung)。文化教养,需要长时间精神生活的锻炼与熏陶,而不可能通过外在的谈吐体态(例如餐桌礼仪、待人接物的客套等等)的学习而速成。

今天,中国新富阶级一面过着豪奢生活,一面担忧自己不够优雅文明,于是,各式各样生活美学补习班应运而生。权贵新富阶级舍得砸钱敦请名师调教如何品味红酒,如何讲上几句餐桌上的得体英语,这对照于历史上欧洲贵族模仿巴黎宫廷生活,实在万分神似。文明礼仪虽然可以通过模仿与练习而上口附身,但是埃利亚斯也提出警告,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微妙而经常令人难堪的规训历史。他告诉我们一个故事:

有一位理查德公爵到(意大利东北部)维罗纳主教的宫廷做客。这位公爵风度翩翩行止得宜,但主教发现他有个缺陷,却不明说。待公爵告退,主教派遣一个仪态优雅的手下送客。告别时,这位使者告诉理查德公爵,我们家主教想要送给公爵一份临别赠礼:主教一生中从来没遇过比公爵更加优雅的贵族,但他在公爵您身上发现一个小毛病,就是您用餐时嘴巴发出太大的声响,噪音使餐桌上其它人不悦;这便是公爵给您的赠别,他请您千万莫见怪。

这个故事把文明化的规训讲得鞭辟入里。客人吃饭劈里啪啦,主人看在眼里,却不好当面提醒,以免尴尬。事后由其使者先把客人恭维一顿,再委婉提醒其注意餐桌礼仪,而对客人构成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因为不当面说破,保住了客人的面子,才使得这个劝诫的举动特别有力量。客人于夜深人静,独自回忆自己的言行举止时,“羞耻感”这个心理机制便在意识层面上更加清晰地发生作用。这故事的精髓处在于,点出当代欧洲文明生活的运作模式:“文明优势者”总是先以间接甚至迂回的方式,对“文明匮乏者”提出温婉的规训,使羞耻感占据其思维空间,对自身失礼举止产生极大的心理震撼。所谓的软实力,没有更贴切的例子了。

孔子说:“礼失而求诸野”。理查德公爵的故事尤其值得吾人反复思量。

埃利亚斯对于欧洲文明的诊断尚不止于此。他认为,以法国模式为主流的近现代文明生活,其实只是欧洲文明演进的几条可能路径之一。文明可以藉由模仿而逐渐在社会空间上扩散。然而,文化教养才是更重要的人类发展之路,这包括心性气质的陶冶,文学艺术的普及化和民主化,教育的现代化等等。对当时欧洲有识之士而言,巴黎固然是文明“世界”的中心,其影响力辐射范围涵盖了全欧;但是,一个上升中的民族,诸如德意志,绝不可能以模仿巴黎为满足。这个民族的精英思索的是,如何从法文世界中突围而出,建构自己的文化教养之路。这理念说来轻松,实践起来一点也不容易。德意志民族经过数百年的生聚奋进,最后却在外部国际局势险恶、对内迫害的躁进扩张路途上遭遇两次大战的蹂躏,而埃利亚斯所标榜的文化教养之路也遭遇了大挫败。顿挫中,德国社会的集体心灵,徘徊在妒恨、悲愤、自卑、骄傲的矛盾情绪,难以平心面对自己的挫败,而将矛头指向外在的敌意、内部的敌人。

德国文豪歌德在1820年代与艾克曼的对话中,毫不保留地批判自己民族的急切、市侩俗气。“自由”,是歌德一生的追寻,晚年的歌德如此说:

自由不在于不承认任何比我们地位高的人物,而在于尊敬本来比我们高的人物。因为尊敬他,我们就把自己提高到他的地位;承认他,我们就表明自己心胸中有高贵的质量,配得上和高贵人物平等。

当时,德意志与法兰西处于强烈的竞争气氛之中。德国刚从法国大革命与拿破仑战争的余绪中苏醒过来。歌德自己反对大革命的“过激手段”,然而,他却毫不避讳自己从法国得来的文化养分,并且极力驳斥仇外主义:

我写诗向来不弄虚作假。……本来没有仇恨,怎么能写表达仇恨的诗歌呢?……我并不仇恨法国人,尽管在德国人摆脱了法国人统治时,我向上帝表示过衷心的感谢。对我而言,只有文明和野蛮之分才重要,法国人在世界上是最有文化教养的,我自己的文化教养大半要归功于法国人,对这样一个民族我怎么恨得起来呢?……在文化水平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最强烈。

德意志在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路途上,终究没有逃离仇恨政治。她让仇恨撕裂她自己,又以仇恨侵略吞并周边的民族。

多元比统合美丽

“中国崛起”的话语在本世纪初兴起。“中国模式”的宣扬在2009-2010年达到顶峰。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实,若以购买力平价指数(purchasing power parity)校正,中国早在2002年就已经超过日本了。然而,头脑清醒的人都明白,中国人口基数大,打成平均,中国人民的生活还只是中低收入水平。晚近,愈来愈多的人认为中国模式并不可取,根本不能推广。其原因在于,这个模式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奇迹”简化得太过美好;但其实它在伦理上是不可欲的,因为它是依靠着剥削劳工(尤其是农民工)、污染生态环境、侵犯人权而突起的。深入观察,中国模式还有一个内在缺陷,就是它单一化的政治中心主义,太强势的国族主义色彩。这些特征都被锁定在“追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上动弹不得。没有几个知识分子,敢公然违逆党中央的民族富强与统合论调,这才是中国模式的预设根柢。主流叙事仍高唱着民族受欺压的悲歌;而少有批判,亿万人民生活在民族主义的大鼎之下,个体的自由空间持续受到压缩与煎熬。

中国在三十几年前,从毛泽东主义锁国式的自力更生策略中破茧而出,走上对外开放的道路,民间社会的生机已逐渐恢复。按理说,随着市场经济之“下层结构”的发展,一元化国族中心主义的“上层结构”应该会有松动的迹象。但是,在国家所牢牢掌控的主流文化学术圈子中(这个圈子被国家买断包死),却不见早在1980年代即相当开放的政治气氛,颇有时代倒错之感。这个国家正在分裂她自己:一边是内聚而封闭的精英集团垄断了最高政经权力,使用着全世界最昂贵先进的计算机仪器监控着社会;另一边是愈来愈桀骜不驯的民间社会力,高速向权力中心冲撞、然后反弹到权力的边陲,形成一股愈来愈难以控制的社会离心力。因此,原来不曾出现的治理难题逐一浮现。例如,前一阵子,广州人民群聚街头捍卫讲广东话的权利。看到这则报导,不禁让人错愕,什么时候广东话的话语权侵犯到了普通话的文化霸权?可见以广州为据点的“南方政治”,确实侵蚀着北京一元化政治权力的墙角。最近,南方都市报的“鹤空椅”图片,巧思而大胆地挑战了中央权威。中国南方政治的迭起,一方面让人期待中国是否正在出现多元文化政治倾向,却又令人担心,这股自发的多元倾向是否能够抵挡来自北京政治核心的压力?

借用班乃狄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说法,当代中国共产党,仍艰困努力着将“中国”从传统帝国(“天朝”)转型为现代国家。诚哉斯言。即使已经崛起成大国,北京的统治者还在担忧着自己的国家是否被世界上其它成员认真地视为“文明国家”。害怕不文明、害怕国家分裂、害怕国家不能统一的焦虑,让我再度想起歌德对德意志国家统合的看法:

我倒不担心德国的统一问题。我们良好的公路,以及未来的铁路系统都会对此发生作用。但是,最重要的,是希望德意志民族能在互相友爱中成为一体。……希望她成为一体,而让(我的)一张魏玛公民通行证,不会像是外国人的护照一样,无法在帝国境内的邻邦通行。……

(让我们停顿一下,思考进入当代的语境:把“公路”套用为“高速公路”,把“铁路”套用为“高速铁路”,把“通行证”套用为“户籍和身份证”。)

不过,我们如果设想,德国的统一,乃在于这样一个大帝国只有一个唯一的大都城,就能够有利于发展伟大的个人才能,又能够有利于无数人民大众的福祉——那么,我们就想错了。……法兰克福、不来梅、汉堡、吕贝克都是伟大而璀璨的城市,它们对德国繁荣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计的。但是,它们要是丧失了各自的主权,作为地方省城而并入一个大德国,它们还能像现在一样吗?我有理由对此表示怀疑。

对比于法兰西以巴黎为单一的文化核心,歌德看到德意志民族政治上虽是分散格局,却有着傲人的文化资产积累,因为各邦的独立自主与相互竞争,使德国各邦文艺昌盛、缤纷多姿。“美丽的法兰西如果不只有一个大中心点,而有十个中心点在输送光与生命,它的情况会怎么样?”

想着歌德的提问,我的思绪又飘回寒冷十月的北京,出租车即将经过库哈斯(Rem Koolhaas)设计的“扣人心弦”的央视大楼,我请司机把车速放慢。司机老兄笑嘻嘻地说:“我把车开近一些,让你看个够,连那幢被大火给烧了的北配楼那块空地,也给你看个清楚。”

我把车窗摇下,让冷空气进来。庶民的黑色幽默,让我对这个古老民族产生一种奇特的敬意与亲切感,是他们在承载着文明的底蕴,在粗砺的朴石上,慢慢磨出文化的光泽。

《自由写作》第65期【散文·游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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