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惟群:张麻子的迷人口号——看《让子弹飞》(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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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惟群

“让子弹飞一会儿”——电影中,张麻子望着子弹飞去的方向,气定神闲、胸有成竹、不无顽劣地说。大可玩味的一句话,很精彩、很哲理:别急;慢慢来;等着瞧;看看谁才是真正的赢家……当然,这话还可理解为一种态度,仅一种态度,一种深谋远虑、料事如神、玩世不恭的大玩家的态度,或说,是真正的大匪大盗的态度。

历史是什么?存在于历史中的社会、政治又是什么?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写的历史都是难以真正让人相信的。人们在阐述一个观点时,往往习惯于用一个现象去反驳另一个现象。且不说这样的现象往往是选择性的、倾向性的、甚至是断章取义式的,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见解之阐述,往往缺少自我灵魂、自我认识,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而且是站在别人错误的肩膀上进行的。“格物而后知至”。一个真正能够道明事物真相的人,一定是有能力摆脱所有现象、透过一片纷乱,视点直射事物本质,抓住事物真相的人。只有看请了本质才能抓得住真相;只有在看清本质抓住真相的前提下复原出的现象(包括故事)才可能正确,才经得起琢磨、玩味,经得起人们体会、认识,才具更高价值。

人生在世,“不光要吃喝玩乐,还要风花雪月”(或许还得加上良好的挥洒权势的感觉),“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人生匆匆,要想匆匆的人生活出个模样,活得比别人更摸样,那就必须不择手段地将别人已经拥有的东西统统抢过来,占为己有。别无选择。因为,桌上所有的,就那么一些。——这是个至少不久前不算还没进步的社会中被“强者”普遍通用的原理。

鹅镇,一个小镇,这个小镇聚集了恶霸、流氓、土匪、强盗的共同目光。因为这个镇上有着所有强者共同看重的利益。一个小镇,一个国家,一个世界,现有次序总是一次次地被打乱,就是因为不断会有如此目光的出现,那“一桌的利益”不断需要重新分配。

黄四郎是个恶霸。恶霸的逻辑就是强行霸道,残酷剥削,杀人越货,明火执仗或巧妙隐晦,什么都干,目的都只一个,就是钱,或说,就是利益。土匪不同。土匪的不同在于行事方法、行事对象的不同。或许因为他们胃口更大,或许因为他们自己大多也都出身穷人,他们看中的不是穷人口袋里的钱,而是富人口袋里的钱。他们不需精打细算、步步为营的复杂经营,他们是强盗,需要的只是明目张胆地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然而,土匪也分等次,这样的土匪还是低层次的,手段低,眼界也低。时代在进步,在变化,变化着的进步时代,即使对土匪的要求也不同,尤其是对高明的土匪,她会要求他们知道伪装的用处,知道口号、理论的重要,要求他们有一套在名正言顺的前提下运筹帷幄、计算大世界、大利益的大本事。

张麻子,是个人中豪杰,是个通透明了看清了世事掌握了本质玄机的人,是个具有大智大勇的大土匪、大强盗。他不是要饭的,他不会靠跪着要饭分得桌上的一盘餐。他当土匪就是因为“腿脚不利索,跪不下去”。进步着的时代,让他清楚知道了当县长的好处,知道当了县长就能“站着挣钱”,就能理直气壮、高昂头颅、大摇大摆地挣钱;进步着的时代,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他需要的不仅是不讲理的“枪”,还需要代表权力、象征真理的冠冕堂皇的“印”,他要的是:枪加印!

张麻子抢世界的口号非常迷人:“公平!公平!公平!”

他曾是个北伐战士,心中不乏热血、义气。落草为寇后,正义的名义下,他杀人放火、打家劫舍;而在当上假县长后,更加正义的名义下,他老谋深算、好棋倍出、以假乱真、鱼目混珠、造谣惑众,全都极为在行,和黄四郎明争暗斗、真真假假、打打和和、此一时彼一时,相互算计。他的人生就是下棋的人生,计算的人生,一辈子下棋,一辈子计算。

“杀人诛心”——绝对是个“狠招”。只有诛心的杀人,才是真正的杀人;不仅杀人的身,还杀人的魂。

张麻子最高明、最拿手的是什么?或说,他胜过黄四朗的究竟是什么?他的高明他的不同在于,他知道诛心,知道如何煽动民众,如何有计划、有步骤地煽动。他把银子送给民众,但他清楚,仅送银子,解决不了问题,没人会仅因银子帮他杀人,帮他改朝换代、赶走现成势力。他需要仇恨,需要民众对黄四郎的仇恨。当民众迫于黄四郎的淫威,不得不交还银子时,他知道,因为得而复失,他们的心中已埋下了对黄四郎的仇恨。接下去,不失时机,他将杀人武器送到民众膨胀着仇恨的手里。而即使如此,他的头脑太清楚了,民众的杀人勇气,还需更有力更有效的煽动,这样的煽动,除了给他们好处,给他们仇恨,给他们武器,还需要让他们看到潮流,看到已定的大势,因为,百姓大众从来就是“谁赢就帮谁”。于是,他智慧地利用砍下的假黄四郎的脑袋,让百姓相信他是个赢家,他已杀了黄四郎,从而,让大众百姓最终下定跟他帮他杀人的决心。待到一切都已成熟,他策马扬鞭,大手一挥,“枪在手,跟我走,杀四郎,抢雕楼”、“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拿回你们自己的东西”这一句,太具蛊惑性、诱惑性。于是,看到了利益、煽起了仇恨、增加了自信和勇气的民众像潮水、像海啸,以不可阻挡的力量,帮他颠覆了旧势力,帮他完成了站着抢钱、度过无限风光人生的理想,帮他抓住了时间:“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不枉一生。

张麻子,黄四郎,半斤八两,差不多,方法不同、智慧不同,目的完全相同。他们是强者。社会永远属于强者。社会这个大餐桌上,永远那么几个强者,占有大半精美食物,而留给几千几万倍于他们的大众百姓的,其实只是一些可怜的挑剩了的残羹剩汤。他们的高明还在于,他们还能以慈善的面孔与举止,让大众百姓们感觉并且感谢他们公平合理的分配。

世上的道理以及分配原则,其实都掌握在强者手里,由强者说了算;而强者的理,则各有各的不同。

强者与强者间,还存在个谁来当头的问题。

“你用四条人命,换了我五代人的家业”。黄四郎觉得很委屈。

张麻子要高明得多,看得远得得多,而且看得大得多。

“钱对我重要,还是你对我重要?”他问。

“钱不重要,你也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他答。

新皇帝来了,老皇帝必须消失,历朝历代都如此。

张麻子看得很透。不管是欺骗、造谣、黑白颠倒,还是实事求是,以正义的面貌代替上帝说话,都只能仅有一个声音。

“上海就是浦东,浦东就是上海”,怎么说都行,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世上从来没有是非真假,有的只是本质。不管称之上海还是浦东,其实就那么块地方。

但是,即便这样一部注重本质、去除所有假象、将观众的视点直接引向事物真相的电影,却其中仍然有着游离本质的现象显现。

当张麻子和他的兄弟们打下了天下占领了鹅城,这些生死与共的兄弟们突然向他宣布:他们要走了,要离开鹅城,也就是离开他们共同打下的利益城。不能说史上没有这样的先例,但毕竟,张良范蠡这样激流勇退的识时务者太少太少,少得难以作为事件、人心中的本质被抽象。客观地、真相地说,张麻子和他的兄弟们在暂短的庆祝欢宴后,接下去将出现的,将是各自的桀傲不逊、居功自傲、或者贪天之功为己有;于是,再接下去,就是又一次张麻子和黄四郎式的斗争,尽管形式方法可能不同。原因,还是因为只有那么一桌餐,还是因为有关餐桌上食物的再分配。

作家朱苏进、导演姜文都是看得懂人心、看得透世事的人,应该说,他们太知道接下去将会发生的是什么,太知道了。那么,究竟什么原因使他们在影片的结局做出如此温柔、浪漫的安排?是因为他们老辣的心中毕竟还存有艺术家的理想主义美感,还是因为他们只是想满足广大观众崇拜狭义、爷们精神的心理,或者仅仅因为,这样的结局,能使他们辛苦制作的电影相对顺利地出笼?——问老天吧,除了他们,只有老天知道。

最后再想补充一句,影片中,张麻子有很多迷人的地方,但黄四郎没有;黄四郎应该也有很多迷人的地方,那样才对。

《自由写作》第66期【诗评·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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