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锁桥:难民的“自由城”——林语堂的《逃向自由城》及其香港因缘(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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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锁桥

现代中国的“殖民城市”上海和香港在不同时期都扮演了主流文化的“它者”角色。众所周知,上海的租界在三、四十年代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某种公共空间。面对国民政府的高压管制,左翼作家正是利用租界的“殖民管治区”来逃脱国民政府的新闻审查和言论管制,并从事旨在颠覆国民政府的、由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活动。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大陆夺取政权,建立了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其对新闻言论的审查和管制比起国民政府有过之而无不及。任何有别于中共喉舌的声音都被赶到海外。于是,五十年代以后的“殖民地”香港一下子增添了另一种涵义:逃离共产中国的难民避难所和抗争共产文化的“自由城”。这便是殖民主义在现代中国的吊诡之处,任何后殖民话语批判必须正视中国现代文化之历史实践,因为对殖民地香港的“自由想象”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构成香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文以林语堂五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实践和生活经历为例,从一个侧面探讨香港在五、六、七十年代作为“难民的自由城”的想象以及历史功能。林语堂49年以后滞留海外,“无国可归”,五十年代开始便积极注重香港的反共桥头堡地位,比如翻译并积极策划出版萧英的《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英文版,虽然最后没有成功。林语堂最后十年(1966-1976)返台定居,但其实一半时间在香港度过,并潜心在香港中文大学编撰汉英词典。但林氏香港想象的主要作品是其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该小说以文学形式真实展现了香港历史上已被淡忘的一次难民潮:1962年前后因大陆所谓“大跃进”、大饥荒而引发的涌向香港的逃难潮。

《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林语堂滞留法国。一方面林氏感慨自己无国可归,另一方面,和廖翠凤手拉手逛法国菜市场,也蛮自得其乐,并没有忧国忧民至精神抑郁云云。此时,林语堂生活中最关心的是挣钱还债。林氏搞中文打字机欠了一屁股债,后又发现还欠美国税务局一大笔钱还没还清。本来去法国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任一职不光是看重其荣誉,而且他当时确实需要该份高薪工作。可是干了不到一年又受不了每天要上班、极其繁复臃肿的官僚工作,便辞了职,还是专心写作挣钱。留在法国是因为法国当时生活便宜得多,此时林语堂曾积极筹划去阿根廷或墨西哥常住一段时间,也是出于省钱考虑。

然而,身在海外,心却不可能不时刻惦记已是共产党天下的祖国。庄台公司档案中林语堂和华尔西一段通信显示,林语堂曾积极策划出版并翻译《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一书,颇有意思。

1950年2月25日,澳门一家不见经传的“新生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共85页,书名却够吸引人:《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作者萧英。本书是作者参加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个人经历的自叙。作者和其丈夫谢启华本来都是带有理想主义精神、并没有党派色彩的爱国知识青年。北平沦陷后滞留沦陷区教书,秘密组织学生从事地下抗日活动,不幸被日军发现,不得不逃出北平。因为重庆太远路费不够,便决定投奔最近的河北共产党解放区。到达解放区后经过严密审查,确定家庭背景没有问题,被安排在解放区做文艺宣传工作。经过一段实际工作后,作者发现“解放区”的现实和自己原先的理想差距甚大,共产党实施的是高压控制,人民的生活极其贫困,敢怒不敢言,整个组织像个庞大的特务机构,用绝对服从的铁的纪律互相监视,官兵等级森严,没有什么自由精神可言。但他们既然投奔了“解放区”,也只有积极努力表现,一切为了抗日救国。他们的工作得到认可,被批准加入共产党,并被派往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在延安他们同样没有找到他们心中期盼的“革命圣地”,而是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整风运动。在作者看来,“整风运动”完全是公报私仇的好机会,各自“坦白”、互相揭短。幸亏得到丁玲和朱德女儿朱英的庇护,作者才得以侥幸过关。可是,作者真正的噩梦还没开始。在鲁艺学习结束后,作者和丈夫被安排到边区小镇安塞教书,由于两人切合农村实际开展教育工作,使农村孩童既能上学又不耽误家务劳动,工作成绩突出,得到解放区嘉奖。然而,作者突然被调离安塞,离开丈夫,到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担任秘书,其实这一切都是刘少奇的安排,因为刘少奇看上了作者。在任毛泽东秘书期间,毛夫人江青和周恩来夫人邓颖超都从旁极力撮合,可是作者坚决不同意,其结果是作者丈夫遭到残酷迫害,被指控为反党分子,活活整死。解放军一路凯歌,在战场上取得全面胜利,然而作者的心灵却经历极度痛苦的煎熬。求生的本能出使她确定目标,挣脱独裁专制的禁锢,寻求自由。中央政治局迁入北京后不久,她被派往加入“南下工作团”,于是作者抓住机会成功逃往香港。本书文风朴实,并没有任何渲染修饰,着重作者的个人经历,但总体看来又显单薄。作者在“编后”表示:“我写这书的主要目的是代表整个‘解放区’被压迫的人民将毛泽东的极权统治的真象暴露出来,唤醒真正爱好自由和爱国份子来反抗极权主义。另一目的是,由于共产党的巧妙的粉饰与宣传,许多有热血的青年自动的或被动的奔向‘解放区’,凡是真正了解共产党铁幕的人都知道这是自取灭亡之道。”[1]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这样一本揭露共产政权的小册子问世,其时间性和敏感性不言而喻。当时滞留欧洲的林语堂不知怎么读到这本书。1950年10月16日,林语堂从瑞士苏黎世写信给庄台公司老板华尔西,提到有这本书,介绍了书的大概内容。华尔西感觉也很敏锐,一收到林语堂的信19日便给Ladies‘Home Journal编辑去信询问是否有意刊载,当然是由林语堂翻译。没过几日,该杂志编辑表示很感兴趣,即使该杂志不行,其它杂志如Saturday Evening Post或Life都会感兴趣。24日华尔西去信林语堂,叫他可以开始翻译,并认为杂志上连载报酬会比光出书好得多。华尔西问林语堂打算如何和原作者分享稿酬。林语堂11月初回到法国戛纳,在海边租了一套房(15,Quai St. Pierre,Cannes)。11月9日去信华尔西说已经开始翻译,打算用8到10天完成。信中说左翼作家喜用套话,如“回到母亲的怀抱”,如果译成“returning to the lap of their mothers”,英文谁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一定要用英文读者听的懂的话。

没过几天,林语堂看到美国报章已有萧英书的书评报道,11月14日即刻去信华尔西,觉得这种书时间性很强,说不定会有其它人也在翻译,要求庄台公司登广告说明林语堂已翻译此书,由庄台公司出版。并说要写信给出版该书的澳门出版社,试图和作者取得联系。林语堂认为作者很可能躲起来了,因为港澳中共特务很多,该书出版后在香港销量很好,但不久被禁了。他去信位于澳门亚丰素布基街1219号的新生出版社转交萧英,提出给她三分之一的英文版稿酬,并提议如果她想到美国去他可以帮忙。华尔西回信称稿酬如此安排应属合理。然而,林语堂的担忧很有道理。庄台公司广告一出,便收到美国劳工协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属下人权劳工联盟(Labor League for Human Rights)执行秘书的一封信,说他们手上已有该书的全译本,正打算出版,他们是通过时任国民政府驻联合国代表蒋廷黻安排,由乔志高(高克毅)译出。虽然出现“撞车”状况有点尴尬,但乔志高和林语堂、华尔西都是朋友,所以林语堂觉得可以协商解决,甚至不排除用两个译本合二为一,属两个人的名。乔志高后来在回忆文章中亦提及此事,是蒋廷黻约他翻译此书,打算由美国劳工协会出版,不料收到林语堂来信说也在译同一本书,但后来也不知怎么不了了之。[2]其实最终《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英文版没有出版,主要是和原作者版税没有谈妥。

林语堂给澳门新生出版社发出的信久等没有回音,后来还退了回来,“查无此人”。这事有点蹊跷,也更加神秘。澳门受国际版权法保护,没有版税协议,美国杂志都不敢登英文译文,这事就搁浅了。林语堂打算自己做点“侦探”工作,搞清楚萧英藏在哪里。他准备先通过纽约的James Yu去向蒋廷黻打探有关萧英的私人信息,再通过在香港的熊式辉将军打探知不知道这回事。蒋廷黻只能担保萧英确有其人,但不能提供其它具体信息。这时华尔西这边消息称,美国《读者文摘》本来回绝了刊登乔志高的译本,因为内容不够充实,但他们仍然对该故事感兴趣,他们提议,只要能找到作者,他们愿意自己花钱(最高3000美元)派自己的记者去和作者访谈,进行共同创作。到1951年4月20日,华尔西去信告诉林语堂,美国劳工协会人权劳工联盟已经派人去澳门见过萧英,这起码证实作者确有其人,但她拒绝去美国,也不愿意接受任何采访,因为担心会影响到仍在大陆的家人。5月初,林语堂女婿黎明在香港有个妹/姐夫来信称他和萧英联系上了,她已搬到香港九龙居住,《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已在香港又由天风出版公司出版,而原来澳门的新生出版社已关门结业。萧英不知道有人已翻译她的书,她对出英文版没意见,但不愿卖版权,要求得到15%的版税,并预付3000美元。

华尔西一下心凉了半截,版权不能转让,要预支3000美元,根本没法做到。但林语堂得知消息后反映反而乐观,觉得既然直接联系上作者就好办了。5月7日和16日林语堂都有信给华尔西,建议庄台公司先给萧英写信,提议作者充实原着内容,主要是有关共产党内部详情及有关毛泽东的信息,以达到在美国市场上成为畅销书的标准,并向她解释美国出版界的常规(预支3000美元不符常规),但可以和《读者文摘》联系,看他们愿不愿意预支这笔钱。同时,他自己再给萧英去信解释,在美国按照出版商要求修改、创作是常事,并用自己和庄台公司的合作为例,自己也从来没有预支3000美元的待遇,并提议萧英把全球版权转让给庄台公司,林语堂的稿酬分30%给她。过了几天《读者文摘》回复称:他们愿意花最多3000美元是要派自己的记者和萧英面谈,挖出他们想要的东西,现在既然原作者不愿和美国记者合作,他们不愿做任何承诺。

林语堂1951年夏天回到美国纽约。和萧英的协商显然很不顺畅,具体谈判过程庄台公司资料没有记录。直到10月4日,林语堂有信给华尔西提及此事,显然萧英有个代理人叫Alexander Hsu代理协商,林氏信中说,假如其它条件适合出版,他可以让步分给原作者40%的稿酬,不过,林语堂表示他对此事已经感觉相当不对胃口。华尔西回信称有同感,不如把此事全部推给美国人权劳工联盟,让他们用乔志高的译本,他们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以后便无下文。[3]

《逃向自由城》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林语堂滞留海外期间,揭露共产中国独裁真相、为自由中国疾呼,是其文化活动的主轴。不过对蒋介石政府溃败大陆也相当失望,比如在策划出版萧英的《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一书时给华尔西的一封信中,曾这样写道:“为什么苏俄在亚洲有能干而有效的工具为他们服务,而美国却只有蒋介石、李承晚、菲律宾总统这类混蛋(s.o.b.)共事?”[4] 不过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林语堂仍然赞扬台湾是自由中国的典范。在此期间,林语堂的大多数作品是文化商业性的谋生之作,其中政治性较强的有两部:《涅名》和《逃向自由城》,后者和香港有关。

林语堂英文小说《逃向自由城》1964年由美国G.P. Putnam‘s Sons于纽约出版,第二年中央社便出版了张复礼译的中文版,并附有林语堂作的中译本序。如果仅从“文学”层面来看,这部小说成就平平,无论从故事结构、人物刻画、叙事手法等角度看,小说都显单薄。要是用这部小说去评诺贝尔文学奖,力度还真不够。要是用后现代/后殖民的批评话语去阅读,这部小说明显是“冷战”的产物,而且小说的叙事结构是个典型的(英国殖民者)英雄救美(中国[女]人)的套路。但是,如果按照副科的论断: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二十世纪人类两大邪恶经历,《逃向自由城》作为揭露中国共产主义实践邪恶本质的政治小说,便突显其历史以及现实意义。对二十世纪中国共产主义经验的反思还远没有展开,《逃向自由城》无疑是宝贵的历史文本。林语堂对小说的态度,似乎回到了晚清“小说革命”的认识,小说的功能在于阐述或坚持自由的政治理念,以抵抗咄咄逼人的独裁专制熏陶。

在二十世纪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的对峙中,“柏林墙”无疑是极具象征意义的历史标志,至今每年都有人缅怀那些为了越过这堵墙而付出生命的遇难者。不过,如果把“柏林墙”看成见证共产铁幕的唯一象征,不免欧洲中心。其实,在中国也有一道“柏林墙”,即港深边境的铁丝网及其海域。这道见证共产铁幕的边境围墙至今却仍少有人提及。

1840年香港成为英国殖民地,但在1951年之前,粤港之间其实无所谓边境,人员可以自由来往,香港也没有实行身份证制度。1951年朝鲜战争爆发,自由世界与共产阵营的对峙使粤港边境形成实在的隔离网,人员往来受到严格限制。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从1951年至1980年之间产生了一波又一波的难民逃港潮。29年之间,有多少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到香港,又有多少人葬身于逃港途中,至今没有准确统计数字,更没有任何纪念碑文追悼为了逃脱共产铁幕、追寻自由而逝去的亡灵。“仅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领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1954年到1980年,官方明文记载的‘逃港’事件就有56.5万多人次。这个数字明显是偏低的,因为,对视偷渡为常事的边界居民来说,很多日常性的‘逃港’,根本是无法统计进去的…上个世纪60至70年代,偷渡成了广东民间的一种风气。从城市到乡村,从孩童到老人,各色的群众以不同的方式向粤港边境靠拢,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或爬火车,或乘小船,或只身泅水,不顾一切,向着香港奔去。曾有老人回忆,在那个时代的广州,群众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其目的就是为了在日后的‘逃港’中用得上。不少人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5]

在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前中共统治三十年间,逃港难民可谓前赴后继,从未间断,但大规模的逃港潮主要有两次,其一是1962年的“五月大逃亡”,当时“大跃进”的恶果显现,大范围饥荒引发大逃亡,一下有10万多人聚集粤港边境,分水路和陆路涌入香港。其二是文革后七十年代末的三、四年,经过文革十年浩劫,老百姓生灵涂炭,纷纷逃离大陆,这期间有三、四十万人偷渡香港。而这正是大陆共产政权不得不实行改革开放、兴办经济特区的直接原因。

林语堂的《逃向自由城》正是以1962年的大逃亡为历史背景,以小说形式揭示共产党独裁政权不得人心的本质。林语堂在本书“前言”中表明:小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虽属虚构,但背景资料是真实的。他还在香港特意访问了多名已逃到香港的大陆难民,询问他们逃亡的过程、线路等细节,并亲自到香港边界的沙头角和落马洲地区视察地貌,瞭望大陆一边的地形。据乔志高回忆,林语堂还特地委托他搜寻粤港边境地图,本书所附的边境图正是由乔志高弄来。[6]

《逃向自由城》小说背景为1959年9月底10月初濒临香港的惠州。1959年的惠州正搞大跃进,要把整个城市变成一个集体公社。林语堂如此描述惠州城:

“惠州很安静,安静得就像一个管理得很好的动物园;一切的活动都很有秩序,有秩序得就像一个蚁窝;人民辛勤工作,好似蜜蜂;政府的权威,没有人反抗。

市区中静悄悄的。有人在市场失手落掉一只铁罐子,立即惊动许多人。往日的熙熙攘攘没有了。大家不再多说话;女人也不聚在一起说长说短了,因为如今已经没有一个人能够相信他的邻居和朋友。随时随地,都有党的耳朵和眼睛,在听,在看。”[7]

英国人戴詹恩从香港来到惠州,名义上是来接他的姑妈安莉佳修女回港(她是最后被迫离开中国大陆的传教士),实际上是要伺机带他未婚妻伊素(中国姑娘)逃离大陆到香港。8年前戴詹恩在北京教艺术,伊素是他的学生,后发展为恋人关系。伊素现在安莉佳所在的教会医院做护士,和戴詹恩重逢喜出望外,于是紧张而秘密地计划出逃方案。伊素要走,不能丢下年迈的父亲不管,同时还要带上侄儿春笋,他们同当地的内线“蛇头”范石田联系上,范石田也决定带上情妇梨花,梨花又决定带上“养子”阿张一起出逃。此时博罗地区因政府强行推进“大跃进”政策发生民众骚乱,市委书记邓平下令全城戒严,公审博罗民众,其中一位带头的村民张福被带走,其儿被民兵暴打致死扔进河里,其妻阿雪亦被民兵当众殴打,昏迷不醒,后被戴詹恩救到医院,遂一并随行出逃。一行八人分两批乘夜从水路潜逃出惠州城,坐汽车到坪山,过龙岗,到达深圳梧桐山下,经过内线领路人指引,翻越梧桐山,买通边防岗哨,同时又碰到另一股边防兵,发生火拼,最终历经各种惊险,除了伊素的父亲堕山身亡外,其他人都顺利到达香港。

《逃向自由城》以小说讽世,旨在揭露共产统治之非人性。在共产统治下老百姓之所以不得不出逃,是因为共产统治不近情理,无人道可言,老百姓没法活下去。在美丽的超英赶美口号背后,“大跃进”就是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城市翻版,政府要为全城人口一起做饭开灶,荒唐之极,其结果就是老百姓遭殃,没饭吃。“老百姓在世界上最大的奴工营做奴工,怎么能够生产出足够的粮食来。”[8]在这个疯狂的机制下,即使是权倾一时的惠州党委书记邓平,最终也只是一个牺牲品。邓平因为要邀功,宁左勿右,对骚乱的民众残酷镇压,事情闹大不可收拾,怕上面整肃变成替罪羊,随难民潮企图一起逃往香港,结果被难民发现,乱打致死。共产政权大搞阶级斗争,声称是“人民”的政权,但林语堂调侃道:资本家是没有了,“所有的阶级都取消了,只剩下两个阶级: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统治阶级,小资产阶级。”“毛主席不吸别的烟,只吸三五牌。所以,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吸三五牌。”[9]而老百姓,“被统治阶级”,却要把自己的铁锅充公炼钢。用小说中“蛇头”范石田的话说:“假使一个人都不能在江里捉一条鱼自己吃,还能算是一个人吗?从那时起,我就决定非走不可。”而梨花对范石田的回应是:“好吧,我们就这么说。你要逃,因为你想要吃自己喜欢吃的东西。我情愿冒生命危险,因为我要涂口红,穿高跟鞋,穿得像个女人。天哪,他们从来不了解我是一个女人。”[10]正是怀着如此简单的愿望,一批批难民冒着生命危险,从陆路翻山越岭、从水路泅水过海来到他们心目中的“自由城”——香港:“在自由城,霓虹灯把马路照得通亮。一座大山躲在云里面,还有海,有许多大船。商店和饭馆里,样样东西都有。街上尽是大人和小孩,大家笑嘻嘻,有说有笑,什么也不怕。你想多好,什么也不怕。”[11]

林语堂为《逃向自由城》中译本作序时如此总结其对共产统治的看法:

“为政者,只在使老百姓得安其性命之情而已。逆天理,背人情,以霸道治天下,无有不倒之理。昔王安石行青苗,立保甲,岂非亦欲以富国强兵为主,而其所以败,只在‘扰民’二字,不旋踵而民穷财尽,北宋亡。今日背天理逆人伦之中共行为,岂但百倍于安石之扰民?偶语弃市,又岂但秦始皇之淫威可比?迎大照相,如迎神赛会,又何异于魏忠贤之立生祠?”[12]

林语堂此处所谓“迎大照相,”当然是指毛泽东大搞“个人崇拜”,家家户户挂毛泽东像。另外,毛泽东曾作词一首,在共产中国家喻户晓:“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对此,林语堂在“逃向自由城序”尾调侃道:

“至谓背天理逆人情之毒政,可以长治久安,传位万世,何不看看始皇之覆灭?若谓一时豪杰,唐宗汉帝,皆欠风骚,要命世英雄‘且看今朝’,何不想想魏忠贤之生祠,一时威势,炙手可热。冷眼看来,实没什么。”[13]

[1] 萧英,《我是毛泽东的女秘书》,澳门:新生书店,1950,第85页。

[2] 乔志高(高克毅)编著,《一言难尽:我的双语生涯》,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94-95页。

[3] 以上叙述参见庄台公司档案,1950-1951,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本文译文都为笔者自译。

[4] 林语堂致华尔西信,1950年12月20日,庄台公司档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5] 东山涛,《检察风云》,2007年12期。

[6] 乔志高(高克毅)编著,《一言难尽:我的双语生涯》,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95页。

[7] 林语堂,《逃向自由城》,张复礼译,台北:中央通讯社,1965年,第2页。原译文惠州译为“惠阳”。

[8] 同上,第271页。

[9] 同上,第4页,第68页。

[10] 同上,第81页,第82页。

[11] 同上,第160-161页。

[12] 林语堂,“逃向自由城序”,《逃向自由城》,张复礼译,台北:中央通讯社,1965年,扉页。

[13] 同上。

《自由写作》第67期【封面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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