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民昌:“上山下乡”纪(散文)

Share on Google+

◎张民昌

(今天是我当年“上山下乡”的日子,四十二年过去了,时光如隙,不知不觉。回想起来,记忆犹在,历历在目……其中,一些人已作古,只有音容宛在,令人难以释怀。

我写下拙篇,为昨天、为今天、也为明天,为了没健忘的人们,为那曾经的中国。)

父亲一直在焦虑中,一天,晚饭后,他说:你还是要下乡。

我木然地坐在那儿,没回答,看来父亲也顶不住了。

1969年春开始的“上山下乡”运动从大城市蔓延开来,大、中学生要成为农村的“知识青年”了。父亲让我从桂林市迁到他搞“三线建设”的四川省,西彭镇躲一躲,以为会有照顾当工人的机会。可是,六冶公司也在动员职工子女下乡,他是干部,更躲不掉了。

父亲说,他曾看到满载着“知识青年”的轮货船一驶离码头,就听见船上、江边哭声一片。

父亲心绪沉重地说:十几岁的孩子,该读书啊。

户口迁到西彭镇,就要在陌生的四川农村“上山下乡”安家落户了,我也一阵阵的焦虑。

几天后,轮到我“上山下乡”的日子终于来了。父亲被迫领了一百二十多元的“安家费”,去买了棉絮、脸盆、热水瓶、毛巾、解放鞋等,翌日上午就带上我去公司开会。

我随父亲走田间小路去公司,一前一后的没说什么话。父亲的愤然此时已平息,他已不再提“误人子弟”的话了。他开始安慰我,说在农村或许呆不了多久的。如今,他让别人来安排,我是听命运的安排。

会议室里坐满了人,一进门就听见“轰”地一阵嘀咕,我心神恍惚,低头不语。父亲与我坐在前台。

开会了,先有个比我大点的男青年发言,他代表“知青”(知识青年)表决心;然后,父亲上台发言,代表家长表决心。

父亲拿出讲稿,我断断续续地听见父亲讲出响应号召的话……我知道这些都是过场,都要表态的。

散会了,照例有一阵掌声,这次有二位“知青”要下乡,许多人都过来看我们,并小声地品头论足。有无数眼睛掠过我的脸,有阿姨问我多少岁了,有人抚摸我的头说:“张工的孩子,象啊……”(张工,张工程师的简称),其中,不免有惋惜的口气。

许多的问候我都忘记了,至今,我仍记得一人,他指着窗外的远方山峦对我说:“你下乡的那儿以后要建工厂的”,他暗示我以后会出来当工人——那次大会,我就记住这一句美丽的预言。

听说要安家落户的地方是紧挨西彭镇的元明公社。

中午刚过,两辆大卡车就来送我们下乡了,二位知青家属,一家一辆。

父母亲和二个小妹都来送我。看到母亲很吃力地爬上卡车厢,我双眼涌出了泪水……

汽车迎风奔驰,一家人随汽车颠簸,我心里翻箱倒柜。别人的说笑我听着都是嗡嗡声,我有气无力,随便汽车把我拉到哪里。

不大一阵就到了“元明公社”。公社在镇上,元明镇比西彭镇小,入镇口有几棵粗大的树,路上铺着大块的青石板。公社在一个搭有戏台的古旧院子里,一阵手续后,我们一行人又上车,绕到公路上,听说要去离公社最远的大队。

汽车又在山间公路奔驰,到一小山峰前停了下来,马上,我听见了零碎的锣鼓声……

此时,车下一群男女村民敲着锣鼓,他们迎了上来,一边与人们握手一边抢着拿行李。

尽管是笑脸,村民的脸上却缺少光泽,明显地枯槁、消瘦,穿着比西彭镇附近的村民更旧朴……我随着人们下了公路,朝坡底走去。

天空下起了细雨,小路泥泞,一行人离公路越来越远了。

小路前面是起伏的沟壑,锣鼓又零星地敲起来,锣鼓声在空旷的山谷中多少显得勉强可笑。

又走过了很多起伏的沟壑,才到了一座耸立着几棵高高柏树的大宅院门前,人们大喊到了。

大宅院背靠山坡,面对几块水田。宅院里较宽敞,高墙厚壁,院内几间大瓦房围墙而筑。这里也是大队部。

有人领我们到院内一间屋里,只见此屋空间很高,屋顶房梁高架,小窗,光线昏暗,屋内空空,仅有的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盏煤油灯,两张木床上已铺满稻草,这就是我们的“家”。

村干部和六冶公司的领队交谈着,父母亲也不断点头,心绪复杂地听他们谈“知青”的安排。或许谈到山村的明天,或许谈到生产队的照顾,或许谈到了粮食和蔬菜,或许很多……送我们的人东瞻西望,好奇地在院里转悠,我黯然地站立一边,没有一点兴致——我想:我的未来就在这院里?

时间过得很快,天空黯淡,送行的人要回去了,父母无奈地看着周围的一切,母亲眼中噙着泪,拉着妹妹与我挥手告别。看到一行人离去,我伫立在门口,也挥手告别,苦涩地微笑,努力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他们都走了,偌大的院子顿时静下来,天空也暗下来,想到他们不会再来了,我鼻子一酸,泪水盈眶……

随后,我坐不住,心烦意乱地在院里转:母鸡正在领小鸡归巢,我不敢多看;转身去牛棚,牛犊在吃奶……我想,她们都有家啊!我辗转又看到院里的小卖部,小卖部很简陋,就是住房的床前摆两个柜台,墙上有两排货架,几个酒瓶与几包烟摆在那里,空荡简单。

正是十一月,已有寒意。细雨仍在飘落,落在水田里;细雨也侵湿了远近连绵的丘陵,无声无息。秋雨秋风,风雨如晦,这是我梦里都没有到过的地方,一切都是那样的生冷,格格不入,我打了几个冷颤。

我极力设想这不过是又一次学校“学农”罢了。“学农”时再苦再累也不觉得,因为想到是来锻炼,是要回家去的。可是,现在呢?我不敢多想。

小时候羡慕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写作文想当科学家;后来又想当画家、文学家;文革来了就想当兵;之后,只想当个开汽车的司机了,没想到如今竟当了农民。一次一次地“革命”,理想一次次地被打折。“紧跟”毛主席轰轰烈烈搞“文化大革命”,一腔热血竟被跟到农村,要挖泥巴,种蔬菜,种粮食,自生自灭了。

如此革命似乎就是要“运动”得颠三倒四,最后,“紧跟”者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那一刻,我有莫名的疼痛——我才十六岁,我想读书啊。

六冶公司就我们两个“知青”到这僻壤山乡。

当我看到别人家端一碗红薯稀饭下咸菜,再看我们那冰冷的灶台、空空的屋子,都寂寞得可怕。我一阵阵地悲哀,这儿何时才能建工厂?我竟怕陷在这山沟回不去了。

天晚时分,我按捺不住,一股难以割舍的牵挂涌来,我找个借口,请了假,带上手电筒,不在乎一路的雨水泥泞,不管一路的恶狗狂吠、追咬,赶了近三个小时,最后竟顶着星光回到家——父母见我,又惊又喜。一番询问后,父亲摇着头说:“不该回来呀,刚开始要注意影响啊。”

我哪还能管什么影响?一个人理想的破灭就已被抛弃,其它的什么都无所谓了。我只想家。离家了才倍感思家,此时,屋里的一桌一椅瞬间那样亲切。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裹得紧紧的,希望天不要亮,就这样,那怕茅屋陋室……

天还是亮了,听父亲的话我要赶回农村去,父亲说会有希望的,全国那么多知青都下去了,别人不是没回来吗。他还说给我买个半导体收音机,以解寂寞。

离家的路上,我几步一回头,看西彭镇慢慢地远去。只能望到工厂房顶了,我还伫立了一阵……

回到队里,我披上新蓑衣,戴上斗笠。我跟妇女们在细雨飘扬的小山堡上挖红薯,她们在前面挖,我跟着后面捡,旁边还有几个小孩。我扒去红薯上的泥土(不能用手套,否则被说成怕苦),堆在一边的箩筐里,然后有人挑走。这样轻松的活都是为照顾我,男人们都在地里犁田或挖田坎。

队长是个癞头,头上戴一顶旧帽子。他叫陈开路,快三十岁了,还是单身,也许主要原因就是头。可他并不丑,他很善意地对我谈笑,说缺什么就找他。

在小山堡边干边说笑的妇女们,看到我忧郁着脸,自然也不来打扰了。我埋头默默地做着事,开路队长不时地走过来,指导我怎么做。

时间过得很慢,许久,我看红薯藤蔓铺了一地,我站在地头,手上尽是泥。

小山堡连绵在丘陵中,贫瘠无奇,我笨手笨脚的又抹着红薯,旁边几个小女孩不时地瞄我,他们也有说有笑……他们哪知道我内心的苦,我直想哭。

估计这山头最笨的人就是我了,最简单的农活我都干不好。后来,队里一天算我八分五的工分,接近十分的全劳力了,这是因为有“知青政策”吧。

十几岁了,开始干农活了,人生又是从零开始;过去学的东西都等于零,白过了。想想过去,“紧跟”文革号召,“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可似乎都与我无关,自己却在不断地开头,不断从零开始。人生还能开多少个头?我们就这样被折腾。

毕竟不只是几天的“学农”,每天都是难熬的日子。山村里没有报纸、没有杂志,只有几本“红宝书”;没有色彩,没有言语,没有热情,我神思恍惚的出工下地……晚上,在煤油灯下,空洞的屋里显得更昏暗,墙上狰狞的影子就象恶梦,我心烦意乱,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我想到可以装病,装一上山就头昏的“高山病”,这样我就可以申请回家……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想法如何离开,不能这样留在这山里。

我们做饭,隔壁的农家一哑巴就好奇地过来看,他帮我拉风箱,看我们煮饭,看比我大的“知哥”很节省地滴几滴菜油在锅里炒白箩卜,红箩卜……

哑巴的父亲是副队长,他有队里库房的钥匙,成份贫农。在我看来,他家现在还是“贫农”,家徒四壁,除了家畜和几张旧床,窗户都用纸糊,没有什么好东西。

副队长是文盲,要写点什么都叫上我们,没事了就聊点什么。一次,听说三年闹饥荒时,他到库房偷偷拿东西回家,被人看到,说他不公正。

一次聊天,他随口对我们说,当年村里“土改”时,他权力大,掌握着公章。那时,为图方便,他用麻绳捆着公章吊在腰间,每逢枪毙人只需他戳一下即可。

正逢挖红薯季节,经常一篮篮的分回来,吃了几天干饭后,我们也学着老乡放点米煮红薯稀饭,后来吃得我肚涨胃酸,看着红薯就犯瘾。那位“知哥”似乎好点,忍耐住肚子翻胀,每天仍往锅里扔红薯。

队里大多是山坡,水田少,粮食产量低,此大队在公社边缘,是山地。因为下乡得晚,此地大约是被选剩了的地方。

出一个整工是一毛五分钱,当时买一个大点的鸡蛋就需二毛钱,我上一天工还不如母鸡下一个蛋。

每天清晨,下乡的大同伴就起来做好了早饭,我看他似乎没事一样,我只好也作平安无事,吃完饭我们扛着锄头就上工去了。

开路队长晚上常来,他关心我们的吃喝,看缺什么第二天就让人送来,他叫我到他家的自留地里去摘菜,说队里的菜地长得不好。还说我开始肯定不习惯,时间久就会好。他提到队里每人只准养半只鸡,多养就是“资本主义”,不过我们知青多养两只没问题,不怕我有“资本主义”。

后来,熟悉了,他还开玩笑问我们是否有女朋友,他故意找轻松的话题,我心里很感激,却只会尴尬地裂着嘴,使劲也笑不起来。

晚上,大队的男女青年们也爱来看看,都是些民兵、队长、团支书记等。他们一来我就去小卖部买包烟,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烟”。他们看我不抽烟,开始还别扭,后来就随便起来。

那一段时间,我们的家就成了聚会点,队干部、社员们都爱来,天南海北地“摆龙门阵”,中间还插一些“荤”笑话,聊村里村外的男女风流之事。

有一次聊到“吃食堂”,就是1958年开始的三年“大跃进”,大队、小队社员“吃食堂”。吃到最后,没有粮食了,只好将红薯藤切碎,打成稀浆状来煮吃。后来饿死人了,尸体就用门板摆放食堂一侧,待有人囫囵吃了藤藤叶叶后,有点力气了再抬去掩埋。后来,连红薯藤都吃不到了……当时,听得我不寒而栗。

秋风渐渐,一天比一天冷,红薯地一块一块地挖完了,农活不多了,我逃离的设想也一天天地被风吹走。在贫瘠无奈的生活中我学会捱。

冬天来了,不久,那年“一打三反”运动来了(‘一打三反’,指按照1970年中共中央发出的三个文件开展的运动,即1月31日发出的《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2月5日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和《关于反对铺张浪费的通知》。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以政治运动的方式,相当多的人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

那年,也有知青成为农村政治骨干。当时,一位知青骨干来到我们大队。据说他是工人的后代,“红五类”,正被培养成“接班人”,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一天晚上,北风凛冽地吹着。大队里将被审问的“阶级敌人”驱过来,他们每人提个小马灯,照例畏畏缩缩地排队蹲在大门口。因为是地主、富农分子,大多已是风烛残年的老人。我看到几位还是白天在一起干农活的老者,一时,我与同伴都觉得尴尬……晚点,“骨干”与另一位知青有事要出去一趟,我送到门口。此时,只见“骨干”迈过门槛,在即将上小路时,将蹲在路边一老者踹到了冬水田里,还骂了一句什么……或许那老人挡了他的路,或许看不顺眼……眼见老人跌落在寒冷的冬水田里,站立不稳,几次挣扎着又跌回到泥水中……最后才沿着田坎爬了起来。老人支撑着,一身泥水,湿漉漉地哆嗦一阵,又老老实实地蹲回到排队的田坎边……

偏僻山村,“阶级斗争”的弦照样绷得紧紧的,敌我矛盾,你死我活。我家过去不是“无产阶级”,在学校就常让我心有余悸,知青在农村是来受“再教育”的,“立场”很重要,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当时,这位“骨干”已经具有如此“坚定立场”,对敌如仇了。(后来,他竟一路青云,成为党的厅级干部,中年死于癌症。)

山村与外面一样,世俗的尊卑贵贱全在出身了。地富家庭的子女都是干最累的活,工分偏低,出身不好老人也卑贱,任人凌辱;出身好的家人分粮食都可以挑三捡四,分量也足,哪怕小孩子也趾高气扬。

那时,农村里迎娶婚嫁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家庭出身导致了许多年青男女的悲剧,也左右了许多年青男女的一生。

年底了,我邀请开路队长到我家,饭后,他跟父母说: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下农村,常回家看看没什么关系。

年底了,生产队里各家开始准备过旧年了。此时,家家都会杀猪,养了一年的猪了,也长大了。只有杀了“年猪”才会有肉和油吃,一年的辛苦到这时才有结果了。

此时,“贫下中农”家杀猪都会来叫我们去吃“刨猪汤”,而成份不好的人家可不敢叫我们,怕被扣上“拉拢腐蚀知青”的罪名。那时的规定,每户要上交一半的猪肉给国家。即上交一头猪后,自己才可以杀一头吃,养一头猪的人家只能吃半边猪了。

杀猪时,请亲朋好友,说是吃“刨猪汤”,其实做了很多肉,一碗一碗的肥肉扣在桌子上,从来没有的丰盛,这也是老乡们辛苦一年后为数不多的能吃到肉的日子。只有此时,平时枯槁、消瘦的老乡们,男女老少的脸上才会有些光泽闪烁。

在那肉食品极端匮乏的时期,那真诚朴实的父老乡亲,一定要请我们去吃“刨猪汤”。他们明知道我们两手空空,没有什么礼品送(当地叫“礼信”),也不会有什么回报,可他们仍一再相邀,有的人家一再登门相请,非要我们去作客,倒象是欠了我们什么似的。

那时,我们正年青,尽管也会客气一番,可是,肚里没油,饥肠辘辘,又能吃,白白地吃了十几家,大块大块的肥肉也解了不少馋……

不久,春节就快到了,开路队长眨巴着眼睛,建议要我请大队书记,团书记等干部到家里作客。说起在农村对我的照顾,一定要和他们搞好关系,以后才好写鉴定:什么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虚心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等等。

家有点远,能请他们到家里来一趟也不容易,在饭桌上搞好关系比在地里更容易吧,我点头同意了。

当时,城镇每人每月只配给一斤肉,家里一个月的肉只够吃一顿的,父亲说,没关系,我们以后就多买点鸡鸭吃吧。

那时,不谙世事的我还是明白一、二了,我还明白在吃饭来往的事上没有乡亲们大方真诚。

时光荏苒,不知不觉。二年后我因会唱样板戏,被“特招”调出来当工人。

离开山村那天,我将大多数衣物给了老乡们,被盖、日用品、粮食等也留下了。临别匆匆,没惊动他们,锣鼓声已不再,我孑然一身,几步一回头……看寂静的山村渐渐远去。

“上山下乡”几年,我看到了中国的城乡差别之大,老乡们生活之困苦恓惶,后来,才渐渐明白这一切都是“人民公社”和“剪刀差”所害。我还懂得许多事不是“劳动”,“再教育”能改变的;虽然大多时候要听天由命,要别人安排,可自己的理想不能放弃,我要在那坎坷的路上寻找未来……

2010-11-13

《自由写作》第67期【散文·随笔】

阅读次数:12,647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