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军涛:我的四五运动(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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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军涛

“四五”运动是当代中国政治的重要事件。这个事件是共产党执政后第一次民众大规模反对执政者的路线的反抗运动,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的开端。这个事件还标志着毛泽东激进革命路线丧失人心后的破产,揭开中国毛后政治的序幕。对我而言,这个运动是政治上走向成熟的决定性一步。虽然我不止一次地回忆过这个事件及我的政治选择;但在国家政治不同时期和个人政治际遇不同阶段回忆这个事件,我都有不同的心得和看法。

“四五”运动是为悼念周恩来,但其矛头是指向“四人帮”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国许多老三届学生回忆思想转折时都锁定林彪事件是转折点;从此开始与伟大领袖分道扬镳,走上独立的探索真理的道路。我将这类导致青年思想脱离最初的导师而走上独立道路的事件称之为思想断奶。我的思想断奶事件是右倾翻案风。

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命导致中国共产党革命走上破产。此前的政治运动和灾难虽然也造成巨大的生命、物质和文化损失,但还能在民众中维持基本的信任。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的后果则彻底摧毁了有思想的中国人对共产党领袖和一党专制的迷信。所谓右倾翻案风是邓小平体察到人民对于政治运动的厌恶之情,大刀阔斧地改变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路线,收拾文革造成的危害后果。邓小平称之为“治理整顿”。人们所熟知的是胡耀邦在科技领域、周荣鑫在教育领域、万里在铁路领域、张爱萍在国防工业领域的举措。

治理整顿确实不仅扭转了持续将近10年的文革政治局面,而且提出一系列思想和理论问题,当时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正统说法,是文革发动的依据。在治理整顿中,这些说法也被挑战和抨击。在共产党的公共空间中,从来没有正常的讨论;抨击和挑战都是以诛心之论的大批判方式进行。

我在陈子华主编的《浴火重生》一书中说过,与胡平、子明等看到暴力后果后厌恶心情而怀疑革命不同,我是从认清执政党的骗局后的侮辱感开始质疑共产党革命的。大概林彪事件造成冲击性后果也是属于识破骗局后的觉醒。当治理整顿开始时,我已经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主要著述。大体了解正统共产党所认可的经典著作中广泛认同的说法。其他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著作和说法,我是在北大读书期间才接触和了解的。

与同龄人相比,我接受的共产党的政治思想教育更正统和全面。因为是生长在军队大院的环境中,没有机会接触社会的真实状况,对共产党的宣传深信不疑。又因为身边的父辈都是军队政治教育的学者和教官,虽然知道被毛泽东掩盖的党内斗争真相多些,还有机会读到外界的禁书,但思想上系统地接受从马克思到毛泽东的理论。

1975年我组织了一次社会调查,吃住都与农民在一起。这是我第一次接触真实的中国。那还是在北京近郊,我被农村贫困所震惊,这与宣传完全不一样!1974年开始的治理整顿在75年到达高潮。我从内心感到这样的政策是正确的选择。但是,如何理解这样的政策与文革理论的矛盾呢?我为此请教过身边的父辈做理论研究的,他们都支持邓小平的治理整顿。他们让我重读一些马列的经典著作,并让我特意留神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说法。那时,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对经济和专业的说法有其给我深刻的印象。

在1975年下半年,我开始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实践和理论分道扬镳,走上独立思考的道路。

1975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在高层内部纠正邓小品的治理整顿路线,因邓小平不接受批评未果,转而发动所谓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这一举措招致全国有思想的人的反对。人们抵制运动,小道消息和政治谣言不胫而走。我也在学校拒绝组织开批判会,拒绝办大批判专栏,拒绝写批判文章。然而,毛泽东还是不顾民意,一步步地推进“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对邓小平的批评从高级干部,逐级传达到基层民众,又发展到报上公开声讨。毛泽东的举措已经让人们很不安和气愤,即使多数不反对毛泽东的人也认为毛是糊涂了,被“四人帮”利用。而“四人帮”则确实充分利用这一机会,不仅要打倒邓小平,而且要扩大整肃到一些文革时期都没清理掉的政敌。1976年甚至将矛头对准周恩来。“四人帮”此举激怒了人民,抗议的火山终于爆发,这就是四五运动。

所谓四五运动,是指丙辰清明节前后发生的以北京天安门广场为中心的、以悼念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为理由、以反对“四人帮”为诉求的一系列政治抗议活动事件。

在我的印象中,四五运动虽然以北京天安门最声势浩大且震撼朝局,但其真正的开始是南京。3月5日和3月25日《文汇报》两次发表批邓报道,不点名地指责周恩来是最大的走资派,扶植和包庇邓小平。距离上海很近并与上海关系不好的南京民众立即举行抗议。南京大学的学生李西林等应当是四五运动发动者。3月21日起,南京大学学生就质疑和抨击《文汇报》和上海批周的做法。3月29日,南大的学生又把大标语写在南京开往各地的火车上,引发全国响应。

北京的四五运动,有自己的发展脉络。因为是首都,政治气氛浓郁,自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纪念活动一直未断,而且一直以此曲折表达政治意见。北京3月30日,全国总工会理论组曹志杰等人张贴署名大字报,将曲折表达的政治抗议转为公开抗议活动,揭开首都四五运动的序幕。曹志杰等人的大字报立即传遍京城。人们感到解气的同时,纷纷采取行动向天安门广场聚集。此后,北京局势特别是天安门广场的抗议活动迅速发展,极大地震撼中国政坛。

北京的四五运动高潮是4月4日清明节。这天,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花圈、挽联和诗词,与参与者组成一道中国特有的政治风潮风景线。正是这道风景线,逼退了“四人帮”本来的部署,让毛泽东关于接班的战略格局作出不利于“四人帮”的安排。

但是,真正让朝野震动的是4月5日暴力事件。这些事件的发生日成为这场运动的命名,其锋芒甚至掩盖了4月4日清明节这个本该获得命名的日子。那天,我下课后到了广场。小楼被点着了。广场上还有几辆被推翻点着的车。

我在四五运动中的作为其实微不足道。后来的影响是因为后续事件中的表现。我在4月3日组织两个班的学生去天安门广场献花圈,宣誓。这些都是运动的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4月4日,当我把四首诗词贴在纪念碑下时,广场已经是抗议的海洋了。我的诗更不会引人注目。其中有二、三首被童怀周选入后来他们编辑的著名的《天安门诗抄》。

4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对天安门事件定性,并罢免邓小平党内外职务。至此,四五运动从政治较量的角度看,算是失败了。接着,大规模的政治清洗和抓捕开始。

4月8日早操时间,我们年级党支部书记找到我,对我说,前些时候你抵制批邓,这现在证明是错误的,毛主席已经做出结论了;年轻人有些错误想法不奇怪,回头写个思想检查,把班里的批邓活动搞起来就行了。我当时就回答,我不是见风使舵的软骨头和墙头草,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转变看法。我拒绝了写检查。但我觉得,还是应该汇报我的真实思想。于是,我写了一份思想汇报,讨论了四个问题: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白专问题,打倒老干部的问题和另一个什么问题。那时,学校并不知道我在天安门广场的事情。我在思想汇报中写我做了什么的时候也加上了这个内容。我在思想汇报的最后写道:“我不是随风倒的墙头草,不轻易改变自己的看法。我感到这次要栽大跟头,但我是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栽的跟头。为了探索真理,我不怕栽得头破血流、粉身碎骨。”

据说,学校开始还想保我,让工宣队队长找我谈话。我说,我很尊敬你,但我讨论的问题确实不是你能讨论的。我拒绝与他讨论。4月16日,学校开运动会时,我被保卫干部叫去谈话。我知道,我被拘捕的时刻到了。果然,当我进到保卫处办公室时,一个人在我身后将门关上。另一个姓李的预审员告诉我今天必须跟他走一趟。我说没问题。他们让我下楼坐在车后座上,一直到海淀分局看守所。后来有人告诉我,其他人押解去看守所都是被踩在脚下,对我的待遇是不错的。

我也记不得在看守所被提审过几次。但比其他早些抓进去的人要少,因为整个事件已经在我进去前弄清楚了。我的问题最初看好像不大,但不少被押的四五运动的犯人都陆续释放。有人说,有三类人要重点打击:幕后策划者、现场指挥者和反动诗词制造者。我都占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不久,监狱中其他政治犯就估计我们的问题该解决了。那时,我的监号关押16人,有8个政治犯。10月上旬的一天,我听到外面敲锣打鼓游行。我问看守,发生什么大事了。看守说,大事,对你有利。我问,什么事?他说,你猜?我说,我是因为政治进来的,怎么能乱猜?他说,你猜吧,猜错了不算。我说,有三个人被打倒了。他说对。我猜出张春桥、姚文元和江青。他认可了。我知道,我被释放的日子不远了。

11月26日,我被释放。根据当时的政策,四五运动参与者被分为三类:纯属反四人帮的、反四人帮但有严重错误的和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我被归为第一类,立即释放,无罪无功,档案销毁,不留任何记录。

回顾四五运动,我的最大收获是四条:

第一,我完成了思想断奶,不再迷信伟大领袖和共产党。我在四五前后的过程有点像伏尼契那本著名小说《牛氓》中的亚瑟。当他向蒙泰尼里坦白了自己的秘密后,蒙太尼里出卖了他。他从此切断了与童年信仰及导师蒙泰尼里的精神依赖关系。我在向党袒露了自己的心迹后被投入监狱,也从此不再迷信这个党和领袖。我的过程不像蒙泰尼里那样痛苦,因为我对残酷的待遇有心理准备,而且内心对牢狱有些企盼。我一直认为,这是成熟的必修课。

第二,我在监狱中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上百万人参加的运动会被几个人镇压下去?这与我从小受的教育不同。现在我知道,人民并不能左右政局。那时,我感到中国的制度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成为我的终身使命。这个问题就是两年后我们《北京之春》发刊词所说的政治专制和思想迷信。今天看这个思想不算什么。一个孩子也很容易接受这个看法。但那时我们的教育很僵化,达到这个认识,几乎就是挣脱了思想枷锁,重新审视所有问题。从此,我就沿着如何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的思路积累知识、经验和社会关系。

第三,我坐牢知道了中国底层的甜酸苦辣,知道许多自己原来不知道的现实。这是我在社会调查时开始的,在监狱里深化和扩展了现实的视野。特别是犯人是中国极特殊的社会群体,这个群体对人性的弱点、对正常社会的缺陷、对应对政府迫害的方式,都有特殊视角和独到见解。这些人都是人尖子。尤其是在遭遇灾难和困顿的时候那种坚韧的意志和敏锐的行动能力,都是常人没有的心理素质。后来,我之所以在任何政治生态下都感到有活动空间,就是因为我有坐牢的这份社会阅历。

第四,我知道了什么叫运动以及如何才能从事运动。回顾四五运动,我感慨颇多。现在,中国再次面临政治转折关头,大规模政治风潮爆发时刻日益逼近。我个人认为,从中国近现代政治经验看,这次政治风潮是转型的契机。四五运动不过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和八九运动类似的模式。今后中国的模式还可能有类似运动出现。四五运动的经验对我们还有借鉴作用。我后来在多种政治生态下都作过工作,但我感到街头运动需要特殊的素质。这不是写文章,也不是打官司,也不同于经商和其他事业。80年代,我曾经认为这种素质不重要,是政治活动还不够高级。1989年以后,中国民间社会对推动政治进步的方式的反思,导致了人们对街头运动方式的批判。我也一度认同这样的负面看法。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世界各国转型经验和西方宪政民主国家的政治表达后认识到,街头运动构成的政治风潮不仅是非民主国家的主要突破形式,而且是民主国家人民表达政治意见和施加政治压力的主要方式。现在,中国各种社会运动方兴未艾,突破政治转型的条件日趋成熟。目前的主要问题是精英不敢发动政治风潮,这在客观上延误政治转型的时机,加大转型的成本和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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