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也:4·5一弹指(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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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也

这几代中国人身上多少有那么一丝广场情结,我也不例外。学生时代跟人合编过一种油印小册子,名字就取自我的一首同名诗作《广场》。毕业多年后的一次聚会,同窗某还能复诵一二。虽然,在我居住这座城市里,Plaza早已取代Square,成为诸多购物中心的代名词。谜宫般的布局、缺乏规律的出入口,仿佛从来不是为了被穿越,而正是为了制造迷失——一种商品拜物教中的迷失。

诚然,还有过另外一种迷失,或许可以称之为存在的迷失、激情的迷失。面对城市广场这一片巨大的存在,除了被一大片激情淹没,并无个性可言。而激情是可以传染的,悲哀亦复如是;悲哀尤其是巨大的激情之一,且更具传染性。

公元1976年,因为一个人的死,整个中国陷入了一种巨大的悲哀。北京天安门广场尤其成为这样一种悲哀巨大的渲泄中心,远在上海的少年也深受感染。一颗幼小敏感的心,同样承受着这种激情的巨大冲击。应该承认,我没有像我的那些更为感性的女同学那样痛哭失声,也没有想到要去人民广场。悲哀并无个性可言,我也很怕被哭泣淹没。当众哭泣更让我觉得有一种表演感。我不是说1976年的哭泣都是出于表演,虽然其中不排斥有表演成分。1976年的悲哀是真实的,真实到让每一个中国人都深深卷入其中。无疑,我不是广场的在场者,但我确实和广场上悲哀的人群活在同一个时间。

我并不认为4月5日是一个富于特殊意味的数字组合,它只是相关于一种标记与书写。按照传统农历中国人通常会将这一日或相近的几个日子标记为“清明节”,也即是某些人心目中的“鬼节”。全世界华人都习惯在这一天祭扫先人,寄托哀思,略表慎终追远之意。4月5日,几乎算不上是一个吉利的日子。

我对某些日子与某些事件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特殊感应,一直半信半疑。我不知道这里究竟存在着多少历史决定论或数字命理学。有一点可以肯定,特殊时刻遭遇特殊地点,容易产生某种类似化学反应的效果。当然并非每一次诸如此类的时空组合都会起化学作用。对我来说,清明节的意义,从来不会比品尝一只江南出产以艾草叶着色的青糰更多。

4月5日一向无关于任何一座城市广场,直到1976年。因为一个人的死,因为这个人没有给自己留下一片墓地、一块墓碑。根据人民共和国终身总理的遗愿,骨灰撒入大海,这在当时的中国可谓破天荒。其副作用即是——那些本应该去墓地的人,来到了广场。

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最先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的,竟然只是一群小学生。就像是一次提醒,花圈、挽联、诗词、祭文,大字报小字报紧跟着“如雪片似的”纷至迭来,引动整个京城以及其它一些城市的连锁反应。而一二家官方报纸字里行间流露的对已故总理的不满及攻击性的暗示,也从反面推波助澜。此时,“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到第十个年头。连年累月的阶级斗争与政治运动,尤其是前一年由毛泽东亲手发起予头直指邓小平副总理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激惹起渴望过正常生活的大多数人的普遍厌倦与反感,甚或某种行动上的抵制。

在某种程度上,天安门广场成为反应那个特殊时代统治者上层人事争斗的政治睛雨表,同时也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支持率显示或民意测验。在未明就里的老百姓心目中,有着比较亲民形象的周恩来俨已成为最佳民意代表。周的威望如果说从来没有超过毛,人死为大,死亡将这位共和国“永远的总理”的人望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有时,地点同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清明节每年一次,天安门广场,永远只有一个。何况,这是1976年4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世界上很少有哪一个广场可以跟它相比,围绕着这一座据说世界最大的广场发生的一切,或者有望开辟一门独立的天安门广场学。

在那个年代的中国,天安门广场以及大大小小的城市中心广场就是集会、游行、批斗与军列式,就是“红海洋”、“红歌”,“战旗飞舞”、“鼔乐惊天”、“口号声此起彼伏”……如同讲经台、洗礼池、忏悔室之于教堂,革命广场也有属于自身一整套仪轨与附属设施,比如城楼,观礼台、“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情结支配下的广场中心崇拜具备了原始阳具崇拜仪式的一切要件——一片丛林中的空地,一根孤零零的图腾柱,以及围绕着它如痴如醉且歌且舞的人群……天安门无疑是一个可以提供这种集体渲泄的最佳场所。如果说被抬高的天安门城楼象征的正是前所未有的极权主义专制统治,天安门广场就是特意为权力膜拜腾出的地方。世上最壮观的城楼与世间最大广场的视觉冲撞,可以产生最强烈的戏剧效果。

吊诡的是,在广场中央那座以人民英雄的名义建造的纪念碑上,留下名字的不是人民,恰是这两位“英雄”、也是眼前这一切的总策划和总导演:毛泽东与周恩来。

如今我比较倾向于认为毛不出席周的追悼会是激发民众不满,进而把他们推向天安门广场的重要也是较容易被忽略的原因之一。二大王死了人,除了花圈公费一只,人人有份,不见大王有丝毫一吊一祭的踪影。那壁厢又闻一二位白衣秀才在报纸夹缝里皮里阳秋,指桑骂愧,未免寒了水泊上下的民心。一种被伤害感开始四处蔓延,纳闷、狐疑加上不满,迫切需要一次释放的机会、一个可以释放的地方。二大王早有远见,不立坟头,怕有朝一日被掘坟鞭尸。适逢清明,纷纷只得麕集在忠义堂门外,大王的巨幅画像前,献献花、磕磕头,哼几句、唱几句、骂几句,何罪之有!

将近整整三十五年之后,回首再看当年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那一切,其政治含义固不待言。我更想强调的是,这原本只是一个中国传统节日。革命横扫了一切,包括统被归入迷信与“四旧”的清明节在内。但是,传统与习俗的力量毕竟根深蒂固。帝王将相时代尚有墓祭之礼,革命群众自发聚集在被视为红色革命象征的天安门广场,围绕革命的图腾柱——人民英雄纪念碑,祭奠他们心目中“敬爱的周总理”——此人的真实面目及其历史功过暂可存而勿论——本应该算是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我相信,多数人聚集在广场上初衷不是参加并制造一场运动,而只是借此表达他们对已故总理的哀思。

无庸讳言,文革确在相当程度上激活了草民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以及相对敏感的政治嗅觉。这个时代和它的人民自身已患上了运动综合症或者说多动症,连同寄托哀思的方式,都散发着浓厚的文革运动气息。“反周民必反”,毛泽东头一回发现自己同样可能被自上而下运动起来的人民,自下而上地运动一把。

法拉奇曾把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比作一头没有思想的怪物,一条由攥紧的拳头、绷紧的面孔和扭曲的嘴巴组成的章鱼,它进入广场,把它的触角伸向大街小巷。它的身体在颤动中会越来越大。这种颤动极具感染力,可以复制,会把那些迎面走来的人,变成它的俘虏。从1976年3月的某个日子开始,随着初次颤动,到4月4日清明节的那天,最多时据说已吞入了将近200万!

广场上人群越聚越多,革命运动的洪水就越有可能泛滥,任其运动就有可能天翻地覆。红墙之内祖龙虽已日薄西山,却神志清醒。革命的祖龙自已就是搞运动出身的老运动家,壮语豪言云:七八年再来它一次!

我颇疑心“运动”也如“革命”、“干部”、“群众”“单位”、“派出所”“警察”之类,同属于羼入现代汉语的那些个日产名词。而“广场”、“人群”、“悼念”这几个词,如同硝、硫、木炭按比例混合,撞在一起就有可能酿成爆炸性事件,让一个平凡的日子变成一个纪念日。

历史固不乏先例或对跖点,前有“5·4”,后有“6·4”。祖龙的高明之处是让民兵与警察、卫戍部队一起出面“清场”,这一点陈平君犹未及刘亭长。祖龙毕竟是祖龙,还没有混到非要调二十万野战军进京的地步。

历史的记忆就是这么狂暴与专制,忽略棍棒与伤疤,只铭记子弹与杀戳。集体记忆同样不可靠,记住“清明”肯定要比记住“4·5”容易得多。所以,4月5日命定只是一个寂寞的纪念日,只属于墓园。(几个月之后,祖龙身已死。一年后,面对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纪念堂落成于广场南侧。决定了几代中国人命运的祖龙,从此开创了让一座世界最大的广场沦为一个人坟墓的历史。)“4·5”运动既非革命,也不像一场运动;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更有可能,它只是一次预演、一个转折点,或漫长历史的一次间歇。

这次运动的惟一直接产物,似乎只是由署名“童怀周”收集编选了一部《天安门诗钞》,可是我并没有从书架上找到这本书。或许在某一时刻,它已经跟造就它的那一个日子——差一点成为诗歌的节日。遗憾的是,被记住的仅仅是日子,而不是诗——一起化作了历史的纸浆。

我记得其中也收了赵朴初的诗,且引此公《满庭芳·为人民大会堂作》句:“一弹指顷,恒沙涌,楼殿重重。”

不该漏掉的或许还应该包括这几句,即或其殊乏诗意:“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秦始皇的时代已经过去”等等。

我更关注的其实只是那些被遗忘的政治抒情诗的下落及命运。

《自由写作》第68期【四五运动35周年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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