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火:“四五运动”对于今天的启示和意义(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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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火

时隔今天35年之久的“四五运动”也称“天安门事件”。在民间改革派1977年1月命名为“四五运动”之前,当局曾一直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直到1978年,四五运动终获官方正式平反。

我还清楚地记得1976年4月7日的那一天,全家按照广播通知要求,老老实实地围坐在简陋的餐桌旁,打开摆放在桌面的一台小小的收音机,静静地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重要广播”那时人们还不知电视机为何物,但好在那时已是毛泽东政治恐怖统治时代的尾声。

8点05分一到,随着一声语带凝重但浑厚好听的男中音读出“中共中央现在播出重要新闻”的时候,我看到父亲的表情,已经变得如同参加追悼会那样严肃而阴沉。黑暗中的空荡平房里,静如暗夜,只有广播里的男播音员在缓慢地朗读着中共中央的“两个决议”——《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那一刻,对于蒙在鼓里如我家这样远隔千里、信息不畅的芸芸受众听来,只有一种感觉——我们的国家发生大事了!这件大事就是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反革命事件”,而且矛头直指伟大领袖毛主席及其亲密战友。这可是犯天条的大罪。我们一家人听得冷汗直冒,那一刻谁都没有出声。但在我混沌而天真的心里,却暗自对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的反诗钦佩有加。诗中字里行间那荡气回肠的气韵和文学水平,是我第一次惊心动魄的文学体验。我心想,“这个反革命还很有水平啊,而且诗文功底竟如此了得!”于是,一听完广播,我就对父亲说道:“爸,这首诗歌写得多好啊!”爸爸转头对我正色道:“别胡说!”看着爸爸那瞪大着的惊恐眼神,我吓了一跳。马上闭嘴不敢吭声了。

“……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
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
秦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返了,
……”

父亲1927年就投身抗日,参加东江纵队所属的地下游击队,担任队长。但他没想到“革命到头”来,最后连自己也险些成为“革命”对象。父亲“解放后”所经历的一连串残酷无情的政治运动,使他这个早年投笔从戎,怀着一腔热血献身“主义”的老革命,屡次被无休无止的政治运动裹挟而去,失魂而归。真是身不由己,也苦不堪言。在那一次次的政治运动的洪流中,昨天可能还和你手挽手同是一个战壕里的革命战友,今天也许一不小心就被你昨天熟悉的革命战友揪住按在台前,高呼“打到×××!”了。

我小时候,曾亲眼看见来过我家的、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伯伯,有一天突然被一大群愤怒的革命群众合力揪着往前推,那些群众里面也有与我父亲常常往来的面熟者。那位伯伯十分狼狈地被按在一张木桌旁边,周围到处都是大声吼叫着要他坦白交代的人群。我躲在门外紧张地偷看着。忽然,大家都起来呼喊“打到”的口号,那位伯伯一下就被哗啦啦地人群推嚷着,连滚带爬地赶出来了,我赶忙躲闪到一边,而可怜的伯伯却这帮革命者给踢到走廊楼梯下面去了。可正在状态中的革命群众还不罢休,冲到楼下继续群起抬腿,又踢又骂着……

我那时还没有上学,可是在我幼小的世界里,就被迫装下了平常虽然微笑招呼转眼就翻脸无情、恶言相向的童年记忆。虽然我还不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但童年的阴影却已像挥之不去的阴霾影响了我后来的世界观。不但童年的记忆影响着我,而且,也影响着忠厚老实的父亲。他在我印象中,总是善良但惊恐,忍让但胆怯,温良但软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印记刻在父亲身上的生命烙印。

“我们唯一应当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罗斯福总统在1929年经济大萧条说过的这句话却与父亲悲剧性的一生恰成反照。父亲终其一生,都惶惑地活在毛泽东实行的恐怖政治的浓重阴影之下。

后来,随着自己青涩岁月的流逝,我已渐渐不满足于偏信官方的宣传口径,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开始对很多事情都喜欢自己去寻找希望得到的真实答案。记得“四五运动”刚刚获得平反的1978年的冬天,我问过父亲:“四五事件中毛主席那时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地扳倒邓小平呢?”父亲看到我已到明事理的年龄,便也不违言自己的真实思考了:“那是因为毛主席他老人家越到晚年,封建帝王思想就越来越重了。他的晚年最后阶段,实际上已经很孤立,于是,他就已经不太相信周围的任何人了,没有可以放心的朋友,也没有可以交心的知己,甚至有幻觉忽然袭来,总觉得有人背着他想谋反,想加害于他。”

于是乎,他在唯一可以信赖的侄子——中央政治局会议“联络员”毛远新对“四五运动”添油加醋的汇报描述中,重新找到了一个政坛上刚刚露头的假想敌——邓小平。毛泽东便固执地断定,天安门广场上大规模的群众自发反对四人帮、悼念周总理的抗议示威活动肯定是亲邓派在幕后操纵的杰作。

历史的吊诡有时也很有趣。1976年邓小平最后一次的跌落,是受天安门广场的群众运动之牵累而蒙冤不起,1989年邓小平政治生涯中的最大败笔,又是与“天安门事件”的“政治风波”脱不了干系。虽然他1989年有幸避免了再次跌倒,但却因前所未有的下令武力镇压示威学生而被世界舆论同声谴责。

“四五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对于今天这个时代最大的启迪就在于,任何政党在执政期间,都有可能因政策的失误和领导人个人风格差异而导致决策的错失,但这在民众眼中其实这并非不可原谅的失误。因为必须承认,人都是有限的;人,不可能始终全知全能。因此,知错即纠,便成为西方民主制度的约束游戏规则。民主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最不坏的制度”,乃是因其有这种难能可贵的纠错体制,可以随时用这套制度化的纠错机制,使错误的决策不至于变成难以修复的政策拖累,以求世道人心不受最大程度的损伤,从而可以保证社会的运转之轮始终行进在正常的轨道上。而专制制度,却无法完成自我纠错的制度性功能。即使清楚错了,却坚称黑的也是白的,错的也是对的,死不悔改,拒不纠错,长此以往,本来应该享有民望的执政集团就会在人民的心中渐渐丧失公信力。

回首“四五运动”,毛泽东和他忠实的“四人帮”再恼羞成怒也不过是挥起大木棒赶走了广场上“聚众闹事”的愤怒人群,好在中共最终还是迈出了承认错误“平反”举措。而邓小平89年在镇压中,使用的是冲锋枪和坦克,难道不会在未来公正的历史中再次获得彻底的平反吗?这其实是不言而喻的伪命题。

当年被定性为“反革命政治事件”的“四五运动”,到1978年一举获得平反后,也并没有造成思想的混乱和社会的倒退。同理推知,六四事件,如果从抚恤六四受难者群体开始拨乱反正,一步步展开和反省当年采取措施的鲁莽和非人道失策,我想,现在已经变得日益理性的人民大众,也并不见得会永久纠缠。即使有人会这样,但相信其中的大多数人会选择理性,而不会跟风而行。

何况,我想在许多现任领导人的心目中,六四的未来定性,早已在他们的内心里已经形成了某种共识,不然在官方的公开场合下,就不会发生从“反革命暴乱”、到“政治风波”,最后到“事件”的措辞演变了。只是目前的形势,令谁都没有重拾这个烫手山芋的勇气罢了。

但是,如果今天谁有非凡的政治抱负和义无反顾的大智大勇,从64事件的平反开始,逐渐实施政治体制改革,那么,谁就有机会成为改变中国的历史伟人。然而,21年过去了,人们对此仍然看不到丝毫过于乐观的迹象。

尽管现在官方仍然竭力掩盖,但六四的血痕并没有让人们彻底淡忘,反而每到每年的那个敏感时刻,官方比受难者群体更加紧张,更加恐惧。不得不提前严密布防,一有风吹草动,就作出愚蠢的过度反应。这样倒使本来已快修复的伤口又添新盐,造成年复一年地恶性循环。

岁月的流逝,虽然可以让天安门广场上那片殷红的血迹凝固,暗淡和风化,但并不会让人们内心的痛感记忆减轻或消失。“辛德勒的名单”和丁子霖母亲群体的名单在某种意义上具有同构性,就像鲁迅先生半个世纪前说的,“墨写的谎言,掩盖不了血写的事实”,丁子霖女士的名单,未来肯定会在阳光下重见天日。不管这期间要走过多少光阴荏苒,也不管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巧合,天在做,人在看。时间是最公平的。况且“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还原真相是走向正义的第一步。“六四”的“正名”,迟早也决不会例外。

《自由写作》第68期【四五运动35周年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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