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亚娟:我的“四五”与1976(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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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亚娟

1976年,已经很久了,30多年前啦。那一年的清明节,中国的天安门发生了以纪念周恩来总理为由的平民自发公祭活动。后来,随着参加者的人数及各种阶层的不断加入,此次民众街头运动就逐日演变成为了公开反抗“四人帮”及毛派极左思想的自发性民主运动。1976年的“四五”运动之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正接近尾声,算得上为真正结束文革“打响了第一枪”。说来很惭愧,本人没来得及赶上那一次中国“自1949以来的第一次真正出自民众自发的民主化浪潮”,因为,当时我还没有从幼儿园毕业。

但是,或许是记忆力比常人稍强的缘故吧。我对“四五”运动以及1976年发生的很多政治事件都有很多的回忆与共鸣。

“四五”运动与《天安门诗抄》

我的家住在四川成都的市中心广场旁边。1976年,这个中心广场还被称作人民南路广场(现已改名叫天府广场)。这个广场自然就是全市人民的政治与娱乐活动中心,就如同天安门广场是北京及中国人的政治与群众活动中心一样。想必住在天安门附近的居民对于每一次政治及群体运动都是相当敏感的、也是很有兴趣的。同理,住在成都天府广场附近的百姓对于四川和成都发生的每一次大型活动与各类事件也是最早知情的,连我们这些小孩子也不例外。每一年的国庆节群众游行活动与放焰火,是我当时最喜欢的一种热闹。广场的节日之时人山人海、彩旗纷飞的欢快情景尤如难忘的昨日朝霞、历历在目。我的父母在很多政治观点上是比较一致的,所以,每有大事发生,他们在家里都会当着我的面小声地争论和讨论,如1972年的林彪事件就是他们几年来私下议论不绝的重要话题。久而久之,连我都对林彪事件及其老百姓对之普遍存疑却不敢在公开场合议论的事有所了解。

1976年天安门“四五”运动发生之后,我那对向来关心时事的父母又开始神神秘秘地在家谈起此事了。据他们讲:当时有很多人聚集到天安门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开始当众朗读原创的怀念周总理的诗歌,后来,一些诗歌渐渐有些变味、变成了冷笑、嘲骂当时正在当权且红得发紫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等,而且这类的表达还越来越大胆、声音越来越大,到广场上去围观的百姓高达数万,这种太过“猖狂”的对当权者的反抗与对立,再加之人们长时间堆在天安门不撤离,最终招来了当权者的镇压:江青等组织来一大批的便衣与民兵,武力驱散了人群、并开来很多大卡车抓走了不少“暴徒与围观者。据我父亲讲他们单位当时凡有在”四五“时期出差到北京者,回来后都要求写出报告:有没有去过天安门、有没有参加此次”暴乱“,写报告者本人也要经过严格的审查才可以过关。向来本份、善良和朴实的我父母还是相当庆幸的,他们当时没有刚好到天安门染上这种”无妄之灾“。不过,他们对一般百姓的勇气与大胆还是由衷敬佩与欣赏的,这一点从他们的说话、表情中那压制不住的兴奋中可以看出。

1976年的夏天,唐山大地震,又有谣传说四川也要大地震。我父母及他们单位的所有人都忙着带着我们小孩子搞防震演习。为防震,单位将职工的住处临时搭在了成都郊区的农村。我成天忙着在大自然中钓鱼撒欢、度过了一生中最初的难忘欢乐时光。1976年9月,毛主席逝世,我也胸戴小白花、到我父单位对着电视直播的主席追悼会默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我父母可以公开地对他们大说特说了。他们一高兴还带我到很多叔叔家串门、集体讨论。一天,我父带回家一本厚厚的、封面呈红灰二色的精装书。从小爱看书的我赶快拿来看,只见书名为《天安门诗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的诗集,感觉十分新鲜,再加之我母随手挑出一些经典的句子:如“欲哭闻鬼叫,我哭豺狼笑。”等等声情并茂地朗诵,令我觉得很有韵味。这之后,这本《天安门诗抄》就仿佛成了我的书,我不许大人拿走,并随着我读书识字的增加、开始时不时拿出它来细读。不过,“四五”运动与《天安门诗抄》中的政治意味,是我在以后才慢慢理会过来的。

现在,那本精美的《天安门诗抄》早已随着岁月飘摇。“四五”运动这一中国“自1949以来的第一次真正出自民众自发的民主化浪潮”也迎风而逝、成为很多人的久远记忆。当人们回想起当日在中国极左意识下颤栗生存的老百姓终于从物质紧缺的年代,能够摆脱纯吃穿的动物意识、第一次直起个体的脊梁、应用起独立的大脑来看待中国的民众与国家危机,这种经几十年压抑的个人自由的觉醒与表达,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当时也有不少民众为此次运动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不说“反动诗歌”的作者与朗诵者受到过怎样的毒打和迫害,不少人仅仅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周边围观就被民兵及警察误抓。凡被抓捕者不是判刑就是开除公职没了饭碗。在那样的年代,一个人没有公职就没有根本的立身之本啊。然而,“四五”运动的自行发起者及受牵连者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平民勇士,他们用本我的良知与热血、为中国人以后的发展与奋斗做出了很好的启蒙、开启了中国平民的“自由之门”!

我的1976

当然,1976这一个龙年发生的大事实在是太多了,一个清明的“四五”运动还仅仅是起了一个头。记得9月毛主席去世后,成都人的防震用地震棚还没有从天府广场上撤光。我的一个表哥跑来告诉我:“你知不知道,刘少奇不是坏人了,王光美也不是妖精啦。”我一听根本不信:因为,我们从很小起就在幼儿园听老师讲;刘少奇是一个大特务大坏蛋,而他的老婆王光美更是一个可恶的女妖精、美女蛇。现在,说他们不再是坏人了,这怎么可能呢?我表哥见我不信,就很认真地说:“是真的,都这么说的。”

在1976年10月,中国社会对外公布“四人帮”被打倒消息的前几天,成都的天府广场出了一件轰动性新闻。一天,我母下班急急匆匆地回家让我爸快去天府广场看看,听说有人从天府广场一角的百货大楼顶向下挂出了四幅巨大的布制漫画、现在正迎风飘扬。据悉,这些广告布幅一样的漫画一经挂出,天府广场已经挤得是人山人海。我一听说,好奇心大增,就与父母手牵手地走出家门、来到那几幅漫画前。只见这四幅画分别画着:头包围巾、架着黑框眼镜并唇红得滴血的江青头像;头发蓬乱、干瘦丑陋也架着黑框眼镜的张春桥头像;油头粉面却一脸凶悍的王洪文头像;秃头肥胖、耳朵上夹着分叉破钢笔、脖子上还绕着一只花斑毒蛇的姚文远头像。太刺激了!太了创意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到的漫画像。看着这几幅巨画,很多人都在议论纷纷和猜测着眼下的局势。人们几乎坚定地相信:既然有“先知先觉”者这么大胆地挂出这些画并没有人来管,那么,北京一定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形势转变。我的父母回家后也开始热切地讨论,都一致认为权倾朝野的江青一伙可能已完蛋了。这四幅图一挂就是3、4天,每天都有大量的人慕名而来去参观。而我,几乎一有空闲就会出现在它们下面、抬头高高地仰望着这些漫画慢慢一点一滴地欣赏着。

过了几日,漫画不见了,人们却从广场的高音喇叭和电视新闻上得知了: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被打倒,以及毛主席亲书“你办事我放心”给华国锋、华主席上台、邓小平再次出山等中国式“政坛地震”类爆炸性新闻。那年的10月,为了庆祝“四人帮”被打倒,各单位都准备了群众游行。单位兴奋的职工们加班加点地赶制游行集会所需的红旗、标语、横幅以及人们能拿在手中挥舞的红、黄、蓝、绿的三角形小彩旗等等。那是一种真正的民主自由的游行,小孩也可以自愿报名参加。这种热闹我是不会错过的,当即要求大人给我报名、为我也领来一只粉红色的三角小旗。随单位的游行队伍在人山人海的街道上游行那天,我个子小小地走在大人们之中,那份高兴与满足简直无法言述。后来,我看见别的单位游行队伍中有人在自行车车把上插着一个一尺多高、用草扎成的头抱围巾、身着黑衣的江青草偶,就立即情不自禁地脱离了自己的游行队伍、跟在人家后面走了很远、看了很久。1976年的秋冬,地方政府还乘着这份难得的全民开心与兴奋劲儿、在成都天府广场上举办个一次大型的“粉碎四人帮漫画大展”,在沿广场一周的法国梧桐树上一棵接一棵地拉上了细绳、挂上了成都所有业余漫画家们呕心沥血的以嘲讽“四人帮”为主题的各色大作。我与家人更是喜不自禁地一次又一次于茶余饭后前去参观。

1976年结束之时,我已经得到一本由大人为我带回的16开本“粉碎四人帮漫画专集”。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拿到的画集、漫画集。我爱慢慢地观看并摹画下来,对之爱不释手珍爱有加。

有一次,我经过天府广场,听见高音喇叭在以沉重严肃的声音为文化大革命定性:“文化大革命是我国的一次十年浩劫,这种浩劫将永不在中国发生了!”,我当时因年纪小对之虽感觉朦胧不解,但是,当时我心中已有了一个问句:这种事情真的永不再发生吗?我没将这个问题给大人说起。几十年过去了,从听闻中的1979民主墙到亲自参加过的1989,追求公平与自由的中国公民运动一次又一次,然而,中国人的“浩劫”也许远未结束。

2011年之清明节,或许是一个对历次运动深情纪念与深刻反思的好日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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