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力:中国人的1976(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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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力

1976年我在北京第二机床厂当装配钳工,那时已经是第六个年头了,我住在工厂的宿舍里,每天工作起码十个小时,加班加点是经常的事情。1976年我二十二岁,已经写诗有三年多了,经常与芒克、北岛、多多聚在一起,那时候我们的诗歌当然是不能亮给别人看的,只是互相鼓励,互相刺激,也互相学习的。1976年我看的文学书是文革前翻译的法国、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经典小说,这些书是朋友间互相借阅的,有一些是我从工厂图书馆撬锁偷出来的,看完了再偷送回去,那时候单位图书馆基本上是上了锁的,因为理论上讲全是四旧。1976年我妈妈和妹妹从五七干校回来后,终于分到了房子,在三里河三区的科学院宿舍,我有时候回那里住几天,而我爸爸也是刚从隔离的地方放回来,他在1971年被从河南的五七干校带走审查,一关四年,毫无音信,但是说回来就回来了,还带回了身上的肝炎疾病,拖了四年多后就告别了人世,这是后话。1976年文革的气势有所减弱,也是这些中央领导层的呼风唤雨者个个都年老体衰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中央显然开始各种洗牌的动作,再后来披露的情节中知道,毛泽东竟然没有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对汪东兴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所以,应该说其中的内幕有许多也许至今也不能完全让国人知道的。既然毛泽东是这种态度,就很容易理解为周恩来组成的治丧委员会,向全国下达了一系列的规定:不许开追悼会,不许设灵堂,不许戴黑纱,不准去天安门广场等,这就激起了民众的极大不满。结果北京的数十万民众,在寒风中肃立街头向周恩来的灵车作最后的道别,形成了“十里长街相送”的悲壮场面。人们既是哭总理也是哭自己这些年来的扭曲。

于是,1976年1月至4月有不少纪念周恩来的活动,到了清明的前几天,人们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献花圈并张贴诗歌,我曾在4月初的一天下班后特意骑自行车去过那里,人很多。纪念碑四周放满了悼念周恩来的花圈,因为天已黑了,有几个人在用手电筒照着抄写贴在那里的诗词,我挤在一边凑着亮光看了几首之后,记得当时心里还是有疑问的,这是组织起来的还是自发的?因为经过了那么多年总是有老毛指示的文革各种活动,这样的集会真有点让人觉得太突然。但是那种激情很感染人,心里痒痒的,想发出点什么声音的感觉很强烈,也还记得当天回宿舍就写了点什么,可惜现在已经找不到了。我之所以写这篇文章,因为还是有其他情节值得说说的。

4月4日星期天我在工厂加班,车间书记来转了一下,对加班的人说,不要去天安门广场,那里很乱,有反革命集会。还专门对我说你这两天把这件活儿赶完了,再放假。当时我因为住在宿舍里,就会经常被临时找去替生病的同事或请假的人加班,加多了之后,很多种不同的活儿都学会了,成了替工的热门人选。1976年4月5日是星期一,上午我在上班时,心里惦记着天安门广场,因为我知道同宿舍楼的几个人去了那里。车间主任说今天有特殊任务,要抽调一些员工去执行,我说什么任务,我能去吗?主任很严肃地说要保密,还说你就别去了,我还指着你干活呢。结果主任选了几个开磨床的人,因为他们的活儿不多,又跑到宿舍召集一些本来上夜班的还在睡觉的人去执行任务了。

直到第二天,也就是6日下午我才听一个执行任务回来的人说了这件事情的过程,他说:“卡车把我们拉到天安门广场右侧,悄悄进入劳动人民文化宫,每人发一根棍棒,还有手套什么的,还在胳膊上别了一个标记,说是凡没有标记的就可以打,然后就一直埋伏在那里等命令,命令一来就要冲出去打广场上闹事的反革命分子,有人问,一棍子下去没有轻重,死了怎么办?回答是死了活该,因为广场一直在播放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吴德的讲话,该撤离的就撤离了,不撤的就是反革命。一个来参与指挥的警察说,反革命也会反扑的,你不打他们,他们就会打你的,千万不能手软。于是,5日晚上9点后他们从劳动人民文化宫冲出去,见人就打。他还说:”有些人倒下去后就没起来过,肯定有打死的,但是“他说”我没有动棍子,就是把人往旁边推给别人打。“我听得心惊胆战,马上跑到另一个车间看看同宿舍的一个工友在不在,因为我知道他去了广场,一看他正在干活。我就问他,怎么跑出来的?他把我拉到一边说,千万别声张,我是命大,因为穿着工厂的工作服,被打了一棍,我就喊自己是二机床的工人,有人就问你的标记呢,我说刚才还在,怎么掉了?结果被一个有标记的人带出了人群。

6号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工厂开始查谁在这期间去过广场,干了什么,我们车间的人全摇头说没去过,大家心里知道有些人去过的。我还记得那个我替他加班的同事对我说,你看你,加班的好处体现出来了吧,所有人都不会来问你。我则悄悄地问他,你请假是否是去了那里,他神秘地一笑,没有回答。

1978年年底四五运动被平反了,还出版了诗抄。所有的罪过就由四人帮领去了,当时也曾说是毛泽东定性四五运动为反革命事件的,这里的内幕不知道何时可以澄清,有时候我就想,中国的历史如果不能改写的,就不叫历史,这一点应该是肯定的,未来的五十年里,中国的很多历史肯定会逐渐被改写。

除了四五运动,1976年注定有很多事情回味的。7月6日朱德去世。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很多人就此在地震棚中住下来,有的结婚后没房的人,甚至把地震棚当作新房,有的一住就是好几年。而我和芒克都曾在他搭建的小地震棚里面喝酒写过诗。我和芒克还趁地震有几天不上班,去了一趟他当年插队的河北省白洋淀,在那里几乎喝死过去,因为白洋淀的渔民很能喝酒,全是几分钱一两的劣质酒。而诗歌,不管写得好不好,是我们为之依赖的最后的精神力量。

如果毛泽东多活两年……历史不能假设,想象是可以的。当然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确实走了。那一天在北岛前几年写的文章里是这样描写的: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下午,我和严力在芒克家聊天。芒克跟父母一起住计委大院,父亲是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复兴医院护士长。严力住在附近,常来常往。我们正抽烟聊天,芒克的母亲进屋说,下午四点有重要广播。

那是多事之秋。一月八日周恩来去世,三月八日吉林陨石雨,四月五日天安门事件,七月六日朱德去世,七月二十八日唐山大地震。还能再有什么大事?我们不约而同想到了一起,谁也没点破。

下午四时,从家家户户的窗口传出哀乐,接着是播音员低沉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名誉主席毛泽东,今日零时十分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三岁……”

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会意一笑,但笑得有点怪,有点变形,好像被一拳打歪——这一时刻让人猝不及防。芒克顺手从床底下摸出半瓶“二锅头”,到厨房取来三个酒盅。斟满,三人默默干杯,再斟满,我们的笑容变得舒展,好像跨越了令人尴尬的瞬间。“这回有戏了,”芒克低声说。“

说起天安门广场,早在1919年5月4日,北京三所高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1976年四五运动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毛泽东去世一周年之际的9月9日,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对外开放。四五运动十三年后的1989年,天安门广场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剧.三十五年后的2011年1月12日,天安门广场东侧立起孔子像。当然,毛泽东的肖像还在城楼上纹丝不动。还有,还有更多的便衣在广场上出没。所以说,有变化又没变化,你告诉我吧,变化在哪里?没变化又是因为什么?

2011、3、20 写于西雅图

《自由写作》第68期【四五运动35周年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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