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思:失败的英雄(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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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

题记: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

——鲁迅:《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1)

当了二十多年老师,我第一次遇到万程鹏这样的人才。他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脑子灵活、刻苦钻研、学习优异,简直是一个难得的全才。他的家境并不宽裕,常年四季以一套春秋衫作外衣。虽然不能花样翻新,却也洗得干干净净。他享受着全额助学金,每月缴完伙食费以后的余款,他全部用来买书。假期打工挣了钱,他更是大量购买书报杂志。政经法、数理化、文史哲、天地生、农林医……他什么书都买,什么书都看。但是他最喜欢看的还是政治理论书籍和报刊杂志。我总觉得他有朝一日会出息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连他的长相都给人以这样的暗示。他的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黑里带红的脸盘儿上五官端正,给人以忠厚正直的印象。他对同学,特别是贫困同学非常好,无论是谁找他借书,只要一开口,他就毫不犹豫地把书奉上。他在同学中有很高的威望,在老师中也很有人缘。

然而,我却并不喜欢他,因为……因为他是一个雄辩家。

自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广大中国老百姓就感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无法捉摸。“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林副统帅”驾机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尓汗以后,许多老百姓就不再相信“伟大领袖”毛主席真有什么“伟大战略部署”。邓小平在保证“永不翻案”得以复出以后,“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更加是朝秦暮楚,令人无所适从。一会儿是“批林批孔”;一会儿是“抓纲治国”;一会儿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连《水浒》和宋江都要揪出来大批了一通……搞得我们政治理论课教师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今天说这对,明天说那对,简直就没法儿上课。

万程鹏却偏偏喜欢钻牛角尖。无论什么事情,他都要穷根究底。在课堂上,他有永远也提不完的问题。他那些稀奇古怪的问题往往问得我张口结舌。他还热衷于把他独特的见解在课堂上说出来让大家分享。他出口成章、有理有据,说得头头是道、振振有词、句句在理。你心里不得不承认他对,但是由于他说得离谱,吓得你心惊肉跳,你在嘴上又必须批评他的错误。他不认为自己错了,就和你争辩。几个回合下来,你又被他搞得哑口无言。这样的学生,无论他脑子多聪明、学习多优异、人缘多么好,作为他的政治理论课教师,我又怎么能够喜欢呢!

“胡老师,”我正在讲“四大”是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形式,他又开始提问,“为什么叫‘四大’呢?明明是‘一大’嘛。大鸣、大放不过是虚指,讲的是声势,并不是具体的行为方式和行为手段。而大辩论则从来就没有真正展开过——所有‘反动’观点刚一露头就被革命大批判批倒批臭了。所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本质上就是‘一大’——大字报。”

我无言以对,浑身冷汗直冒。这家伙,怎么敢在政治理论课上如此大放厥词。我正想严厉批评他与党唱反调的错误论调,他却意犹未尽地继续说:“我认为把‘四大’说成是发动广大革命群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好形式有些言过其实……”

“万程鹏!”我大声喊叫。作为政治理论课教师,我必须制止他在我的课堂上继续“放毒”,“你给我住嘴!”

“对不起,胡老师,请允许我把话说完。”他倔强地说:“我认为这是片面提倡的结果。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旧《北京日报》边缘的空白上的。并没有抄成大字报贴出来,与大字报毫无关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说:”中国自子产时就产生了大字报。‘但是子产是春秋时期的郑国相国,而纸张是在六百多年以后由东汉的蔡伦发明的……“

“万程鹏!”我声嘶力竭地喊叫。在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字字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年代,居然有人胆敢在政治理论课课堂上如此肆无忌惮,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告诉你,就凭你刚才说的话,我就可以把你当作现行反革命分子立即扭送公安局。”

他终于住嘴了。嘴张得大大的,都顾不得合上。他睁大双眼注视着我,低声说:“胡老师,我们是在就事论事地讨论问题啊!请你不要吓唬我。”

“我不是在吓唬你。”看到他惊恐万状的狼狈相,我的心软了。我温和地说:“我是在关心你、爱护你。”

真的,我是在关心他、爱护他。我问心无愧。

(2)

虽然是当地的最高学府,但是“多亏”“党的喉舌”的严密封锁,我们在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被“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平息之后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听到广播喇叭播送的《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暴乱的“现场报道”,我不仅没有为这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又一伟大胜利”感到由衷的喜悦,反而对该报道中透漏出的若干“反革命口号”和某些“反动诗词”相当认同。这使我想起了林彪倒台时的光景。第一次看到“五七一工程纪要”的时候,我对其中的“变相失业”、“变相劳改”等许多观点是非常认同的。“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把它发下来,本来是供我们批判的,我却在内心里认同它!“危险啊!”我告诫自己,“作为一个政治理论课教师,我怎么可以与毛主席和党中央有任何思想距离呢!与毛主席和党中央保持思想上的一致,这是我们政治理论课教师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啊!”

“全校师生请注意,全校师生请注意,”响彻校园的高音喇叭打断了我的思维,“立即到大操场集合,参加平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庆祝大会。”

我赶紧收拾好摊满书桌的备课材料,起身去参加“庆祝大会”。看来今天的课是不用上了。毛主席半夜三更写下“斗私批修”四个字,都要当作“最新最高指示”停课游行,何况是庆祝“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平息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的伟大胜利”呢!说实话,对于又有机会少上一堂课,我感到十分庆幸。特别是今天,天知道万程鹏又会提出一些什么刁钻古怪的问题来让我下不了台呢!

“庆祝大会”不外乎是“坚决拥护”、“誓死捍卫”之类的老一套。在一顿声嘶力竭的狂呼乱叫之后,照例还要把死不改悔的阶级敌人揪到台上来批判斗争,然后再押下去游街示众。嗓子已经喊哑了,脑子也变得呆板了,当我在想今天不知道哪些“死老虎”会被揪到台上来忍受羞辱时,却听到扩音器在大声吼叫:“把现行反革命分子万程鹏押上来!”

嗡的一声,我的脑袋好像突然要爆炸。身子晃了几晃,差点儿没有摔倒。我认为我一定是过于紧张和疲劳,耳朵出了问题。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不会的,他还是一个学生啊!”我睁大眼睛看着押到台上来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天啊!真的是他!”他原本黑里透红的端庄脸庞上出现了一道道血痕,一贯整洁简朴的衣服上满是尘埃和血迹,被撕裂打破的地方露出了血肉模糊的皮肉。他的双手戴着手铐,双脚铐着脚镣。一天不见,他简直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惊呆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混沌的头脑才从断断续续听到的革命群众对他进行的大会批判中理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在听完昨天晚上全国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中《人民日报》记者关于天安门暴乱的“现场报道”之后,他的思想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徒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再也无法按捺他的一贯反动思想,肆无忌惮地跳了出来,在宿舍里高喊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徒呼喊的反革命口号:“秦皇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不再是愚不可及!”“怀念杨开慧烈士!”“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拥护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从而表现出他与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徒是一路货色,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我木然无语。我突然想起了鲁迅对中国人的断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可是,万程鹏不正在充当“抚哭叛徒的吊客”吗!他是在确切地知道“天安门广场反革命暴乱”已经被平息之后才跳出来的。他高喊的那些天安门广场上的反革命暴徒呼喊过的反革命口号,我不是也完全认同吗?他认同这些口号,就把它高喊出来。我也认同这些口号,却不但没有勇气把它喊出来,反而还要昧着良心批判它。相形之下,他是多么英勇,我是多么胆怯!可以说,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而我是一个苟且偷生的胆小鬼。

可是,我转而又想:这样无谓的牺牲自己,有必要吗?既然“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已经认定那些人是反革命暴徒,你有必要去做“抚哭”他们的“吊客”吗?你无所畏惧的同情无法挽救他们的命运,却无谓地牺牲了你自己。如果你完全不懂得保护自己,你又怎么能看到你期盼的胜利呢?

想到这里,我又胡涂了。

(3)

我度过了一段痛心而又难熬的岁月。

有关当局决定把主动往枪口上撞的万程鹏当作典型而坚决镇压,要求学校在舆论上积极配合。于是,在校党委的指示下,校团委组织学生开始了大张旗鼓的舆论造势。“枪毙万程鹏!”的大标语张贴在学校内外的高墙矮垛上;论证“万程鹏死有余辜”的文章在高音喇叭中反复播放;连人行道的泥土地面上都有积极主动的昔日同学用粉笔涂画上去的“枪毙万程鹏!”的口号和漫画。

这是怎么回事?我痛心地想:学校的职责首先要保护学生,然后才谈得上教育学生。想当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西南联大校长傅斯年、以及无数名不见经传的“旧中国”教育界老前辈,都不畏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屠刀,拼死保护过因闹事而触怒当局的学生。许多共产党员、甚至某些搞学生运动起家的现共产党高级干部都因此而逃过了劫难。为什么到了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学校当局却变成了有关当局镇压学生的帮凶呢!教育家的良心和责任感到哪里去了?难道在党指引的道路上亦步亦趋、确保自己的荣禄和地位就那么重要!

我尤其无法理解那些学生积极分子。万程鹏是你们的同学和朋友。难道你们真的认为仅仅因为他在一时冲动之下喊出了几句你们在内心中都相当认同的口号就真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吗!他学习好,参考书多,你们人人都得到过他的帮助。你们为什么要四处贴标语、不断写文章,恨不得明天就把他处死呢?难道为了靠拢组织、要求进步就可以随便出卖同学和朋友。

不,这样的缺德事我无法理解、无法想象、也绝对做不来。早就有学生干部和党团积极分子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说万程鹏曾经无数次地搞得我下不了台。公安局和校党委都派了人来向我了解情况,叫我为处决万程鹏提供炮弹。我顾左右而言他,一口咬定万程鹏是一个好学生。他有头脑、爱思考、肯钻研、关心集体、热心助人。

“可是,我听到汇报说:他在课堂上经常提出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搞得你狼狈不堪。”手下的政工干部从我嘴里掏不出东西,校党委张书记决定亲自找我谈话,“有这么回事吧?”

“是有这么回事。”我如实回答,“他对什么事情都喜欢寻根究底,认真得很。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我水平低,解答不了他的问题。我怕他那股认真的劲头……“

“你说他是好学生。”张书记不耐烦地打断我,“那么他在天安门广场平暴后,在宿舍高呼反革命口号是怎么回事?”

“我看那是年轻人的一时冲动。”我煞费苦心地为万程鹏辩解,“年轻人感情冲动,对弱者具有本能的同情。天安门广场上的人闹事被平息下去了,他就捡起他们的口号来瞎咋呼。”

“对弱者具有本能的同情!”张书记不满地学着我的腔调说,“那么你也对弱者具有本能的同情啰!”他停顿片刻,厉声警告我,“你的思想感情很危险。你应该考虑是不是还有资格当政治理论课教师。”

“我愿意继续学习,不断提高。”话说到这个份儿上,我知道我应该告辞了。但是我还在关心万程鹏的命运,“难道真的要枪毙万程鹏?”

“是的。上级机关已经定了。”张书记理所当然地说:“你是不是给我们提供材料都无所谓。”

“可是他的确是一个好学生啊!”这是我在这种情况下唯一能说的话。

张书记不耐烦地挥了挥手,把我赶出了他的办公室。

(4)

万程鹏命不该绝,有关当局还没有来得及枪毙他,“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英明领袖华主席”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万程鹏被当作勇敢声援“四五运动”、坚决反对“四人帮”的英雄由死刑大牢中接回了学校。一些老师和学生自发地在校门口聚集起来夹道欢迎“四五英雄”的归来。市电台、电视台和市委机关报都要派记者来采访他的英雄事迹。作为万程鹏的政治理论课教师,学校抽调我负责协助记者的采访。

“我们已经安排了别的老师给你代课。”张书记把我请到他的办公室里,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协助记者采访是你目前的中心任务。一定要搞出几篇象样的大块文章来,放几个卫星上天,为我们学校争光。”

虽然是有二十多年教龄的老教师,这才是我第二次走进张书记的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坐在张书记的大型樟木办公桌对面,我不禁想起了我们的上一次谈话。张书记好像已经把它彻底忘在脑后了,我却还记得一清二楚。我感到恶心。

“我会协助记者搞好采访的。”我压下了由心头涌上来的恶心,真诚地说。不是为了放卫星上天,也不是为学校争光。而是因为我敬佩万程鹏。他就是鲁迅所说的中国一向少有的“失败的英雄”、“单身鏖战的武人”、“抚哭叛徒的吊客”。在无意中,我情不自禁地把心里的想法说出声来,“因为他是一个中国少有的抚哭叛徒的吊客”。

“你说什么?”张书记问我。是啊,这个句子的中心词组的定语和主词都有些怪,没有看过鲁迅这篇文章的人乍听上去很难听懂,哪怕他是党委书记。

“那好,我走了。”我懒得回答张书记的询问,起身告辞。

“现在就找他谈谈。”张书记叮嘱我,“先打好预防针,不要等记者来了出现意外,搞得措手不及。”

“好,我现在就去找他谈。”我转身向门口走去。张书记伸出手来要与我握手告别,我假装没有看见。

(5)

万程鹏没有去上课。我爬上学生宿舍楼的三楼,找到他的宿舍。同学们都上课去了。他独自一人在打背包。阳光从面朝大操场的窗子照射进来,仿佛在他周身添加了一道光环。

“万程鹏,”我兴奋地走到他身边,“打背包?想回家休养一阵?”我想当然地说。坐了半年死牢,忍饥挨饿、挨打受骂、身心疲惫,需要心理调养。在发达国家,从监狱出来的人是要去看心理医生的。他若是想回家休养一阵,本来就合情合理。

“不,我决定退学。”万程鹏没有抬头看我,继续打着背包。

“为什么?”我不解地高叫,“你是我们学校的四五英雄。许多老师和同学自发地聚集在校门口夹道欢迎你凯旋归来,你反而要走!”

“是的,我看到了许多老师和同学自发地站在校门口夹道欢迎我回来。”万程鹏实事求是地说,“但是我也没有忘记全校老师和学生有组织地一致要求‘枪毙万程鹏’。”

“你只说对了一半:是‘有组织的’,但不是全校老师和学生‘一致要求’。”我激动地说,“许多人是不同意的。”我差点儿喊叫出来,“例如我!”我把涌到嗓子眼儿的这三个字压回了肚子。我不愿意这样自我表白。我和他在课堂上一直处于对立状态,作如此表白只会增加他的反感,只能使他认为我虚伪。我不愿意与他在这个问题上纠缠,立即转入了正题,“市电台、电视台和市委机关报等有关部门都要派记者来采访你,学校指派我协助他们……”

“对不起,我不接受采访。”万程鹏一眼看穿了“党的喉舌”和学校领导的意图,“由死刑犯一步登天变成‘四五英雄’?我党一贯善于抓典型,宣称‘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是,胡老师,我现在就告诉你,想从我身上抓出一个典型来,那是有关部门打错了算盘。”

“小万,”我改用了更为亲切的称呼,“‘四人帮’已经被打倒了,过去的错误不会重演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人民的胜利。你是人民的一员,是人民中的优秀份子。当然有权利作为英雄被报道出来……”

“哈哈哈哈,”万程鹏的狂笑打断了我的论述,“人民的胜利?请不要对我说这种话。我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万程鹏了。监狱的夜很长。在半年茫茫的黑夜里,我有无数个不眠之夜。我想了很多,我弄明白了很多以前不太明白的事情。”

“难道你不拥护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粉碎‘四人帮’?”我惊愕地说。

“把祸国殃民的‘四人帮’逮捕法办,我当然举双手赞成。但是这不是人民的胜利。这是我党的一个派别打垮了另一个派别。林彪才摔死五年多,胡老师,你一定还记得。那时候也说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人民的胜利。可是,早几天还要求全国人民人人效忠,欢呼‘敬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几天以后却又要求全国人民人人表态,高呼‘打倒林贼!林贼罪该万死、死有余辜’。人民被我党当作了群盲,玩弄于股掌。人民的胜利?哈哈哈哈!”

“万程鹏,你的想法很危险。”我浑身吓出了鸡皮疙瘩,厉声警告他,“这种话你对我说不要紧。如果让别人听见,你马上又会重返死牢。”

万程鹏停止了狂笑,瞪眼看着我,好像被我镇住了。一时间,他好像突然变成了一个胆小的学生,低声说:“胡老师,我们是在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请你不要吓唬我。”

“我不是在吓唬你。”看着他惊恐的样子,我温和地说:“我是在关心你、爱护你。”

沉默,长时间的沉默,一段把时间都拉长了的沉默。

我终于首先打破了沉默,“我会向张书记汇报你不愿意接受采访。我也会向他转达你要退学的意愿……”

“谢谢你,胡老师。”万程鹏诚恳地说。

“但是,明天的游行庆祝你还是应该参加吧?”全校师生明天要列队游行到市委去,庆祝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表达对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决拥护。

“不。我不参加。我为什么要参加。”万程鹏又激动起来,“这种游行毫无意义。我们不妨假设:如果不是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而是‘四人帮’一伙一举粉碎了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那么”四人帮“也会布置各级党、政、军、文、教、卫、工厂、农村、各行各业各部门举行这样的游行,游行队伍里的革命群众也会欢欣鼓舞、敲锣打鼓、载歌载舞、喜气洋洋。不过,那时候坚决拥护的就是以江青主席或者张春桥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而已。这种游行表达的不是民意,而是党意。在一党专制的国家,所谓的民意永远都无法摆脱党的意志的控制和主导。”

我浑身鸡皮疙瘩上又冒出了一层冷汗。我不能再与他谈下去了。面对这样的雄辩家,我必须败下阵来,落荒而逃。我一面仓皇退出宿舍,一面撂下最后的嘱托,“这些话你烂在肚子里吧。千万不可以对任何人说。”

(6)

我特意提前十分钟赶到大操场。我还是希望能在集合好的游行队伍中找到万程鹏。我首先查看了万程鹏所在班的队列。没有,他不在其中。我又由队首找到队尾。没有,他没有来。我抬头仰望万程鹏宿舍的窗口,看到他正在窗口俯看热热闹闹、群情鼎沸的人群。

“英雄。”我在心里赞叹,“‘四人帮’倒了,你本来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英雄。但是你不要‘党’赐予你的成功。你宁愿当一个失败的英雄。你还这么年轻,你将如何走完你今后半个世纪的道路呢!难道你永远做‘失败的英雄’,像‘单身鏖战的武人’那样展开‘韧性的反抗’,一次又一次地做‘抚哭叛徒的吊客’吗?”

朝阳透过窗玻璃,照射在他身上,在他身体周围映射出一圈光环,好像比昨天的光环更加明亮。在他身边的窗台上,是一个用蓝色塑料布捆绑好的背包。

(全文完)

[附言] 笔者仅以本文献给四五运动中无数平凡而又伟大的英雄。

《自由写作》第68期【四五运动35周年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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