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桂华:四五运动的宣传和研究(文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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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桂华

四五运动是一场群众性的社会运动,可以从多种角度研究。

大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学术性研究,运用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方法研究,其中最主要是社会学角度的研究。说最主要,是因为近几十年来,社会学关于社会政治运动的研究成果最多,提出了许多很好的理论。清华大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的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对西方有关社会运动的各种理论作了详细介绍。

另一类研究,我称之为行动型或操作型研究,即从行动——结果模式,从运动发起、发展过程和最后达成的目的的角度所进行的研究。运动从何而起,属于何种性质,参加者的成分,应从何处着手领导和引导,当政者的态度,运动可能走向何方,国内国外、各阶层的反应,最好的结果和最坏的结局是什么等等等等。这类研究与政治学研究有关,互相之间有很大交叉,但不属于政治学,因为这类研究的意图和目的不在学问而在行动,是为当下或以后的运动发起、推进和引导积累经验和方法。

在此说明,行动型或操作型研究是我虚拟的,我并没有看见过严格意义上的这类研究,但我认为应该会有这类研究,只不过研究者秘不示人,外人不知道罢了。非严格意义上的这类研究呢?倒是不缺,比如《毛泽东选集》中就有不少。

按理说,我们这里最讲政治,应该有最多从政治学角度出发的对四五运动的研究,可因为当局的忌讳,这类研究稀缺。一般的政治学研究原本就少,关于四五运动以及六四运动的更是少有,有的只是政治性质的宣传。宣传的东西很多,多到铺天盖地,多到一般民众看见就摇头就厌倦避之惟恐不远的地步。

宣传不全是政治性的,比如宣传清洁卫生,但宣传主要是政治性的,英语的“宣传”一词且带有贬义。我们的宣传效果如何呢?其他不知道,对外宣传上据说不佳,最近报道,中共中央宣传方面负责人说:用了多少多少钱,可在西方世界,中国大陆的宣传效果很差,差到,在此负责人用了一个微弱的百分比来说明。如此谈论宣传效果是否合理?难以判断,如果设定量化指标来调查统计,应该是可以的,但报道没详细说。

不过,我在这里倒要为我们长期奋斗或战斗在宣传战线上的同志们抱不平。怎么没有效果,效果微弱呢?我只要举一个具典型意义的事例即可证明。我有一位朋友,女性,喜欢唱歌,而且取美声唱法,可她自成年懂事后再也没唱过,哪怕朋友聚会到歌厅唱卡拉OK,她仍然闭紧嘴待在一旁一声不出。我问其原因,她说,会唱的歌就大陆那有限的几首,她不愿再唱,西方美声歌很多,她也在十余年前移居北美,可她不会唱。结果就是,想唱的不会唱,会唱的不愿唱,只能闭嘴。这真令人悲哀。你能说她在大陆几十年,她所身处环境的宣传没有效果?这个效果甚至跟着她到了国外。

有关四五运动的这类效果是否也到了国外?我不知道,但我估计也是会有的,比如什么反对“四人帮”的自发的群众运动等等。

四五运动反对“四人帮”,这一指向肯定存在,不是事后的虚构,但是否就如此简单?

文化大革命到四五运动时,已整整进行了十年。在这十年之中,仅仅在中共高层,上台下台有过多少批次?彭陆罗杨、刘邓、陶铸、六十一个叛徒集团、王关戚、杨余傅,然后是林彪和他那几位军委办事组成员,还有陈伯达。以后则是邓小平的复出又打倒,连带着又是一批人的得意与失意。

风光的还有文化人,文化革命可说是解放以来思想文化文艺领域开展的各项运动的持续和高潮,各次运动中侥幸过关的这次一个也没有少,坚决彻底干净全部被一锅端。周扬为首的四条汉子,三家村,这些头面人物倒台,也就意味着所有文化人都要倒,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教育方面,则根本无须上面再加力了,完全可放手让学生自己解决,更是一个都不会少。

另一面,就是广大民众了。

按列宁的说法,革命,是人民群众的狂欢之日。民众在文化革命初期所表现出的投身的癫狂、冲动和热情,生动解说了列宁的定义,民众长期压抑的束缚感、受迫感、低践卑微感等所有这些不利于身心健康的情感,在文革中得到了彻底充分的释放。不过,民众也有伤害,比如运动涉及到的,但这部分人不多,民众受到的伤害是间接的,对于城市居民来说,主要是学生上山下乡,还有就是正常的教育制度废止,年轻人充斥大街小巷,城市治安混乱。

因此,四五运动前夕,当大家对文革倍感厌倦之时,所有这些在文革中受到伤害的群体和个人已积存了大量的不满、委屈和愤怒,在寻求突破口以得发泄。巨大群体的愤怒和发泄需要对象,需有合法合理性,这就必须在政治上加以提升,周恩来的逝世恰好成为突破口,在这一时机提供了再自然不过的发泄渠道,愤怒明确指向了当局当政者。

愤怒不可能不指向毛泽东,毛当时还在世,且文革是其一手发动、不断推进和全面指挥的,但出于崇拜和恐惧的惯性,除少数大胆者直指、直斥外(据吴德口述会议,当时广场有48起恶毒攻击毛主席、党中央的诗词传单小字报),一般人不敢想不敢诉诸言行。明君奸臣是中国传统,骂奸臣不骂皇帝至少是保险的,而普遍人性不太能接受和容忍暴发户,四人帮恰恰是文革中发迹串升的几位,也是整个文革十年中始终在位而没有倒台的仅存硕果,于是就成了众目所视、众手所指的对象物了。

社会运动的宣传需要研究,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需要研究,中国共产党就是靠宣传起家,其中有很值得注意的经验。

各利益群体与运动的关系也需要研究,当政者、下台在野者与运动的关系需要研究,文化人、知识分子与运动的关系也需要研究。还有就是民众与运动的关系。现在大概不会再有单纯的群众运动崇拜者了,群众运动能够成事也能败事,有好结果也会产生坏的后果,这要由运动的目的、方向、诉求和最后的结果而定,没有什么先天就具有正当正义性的群体性运动。

这些是从社会结构方面可以做的研究。还可以从资源动员、组织动员和运动过程做研究。此外,还可从更精细的角度着手,比如从运动的话语和口号、突发性事件和象征性行动、领袖人物和基本群众、组织动员和空间环境的关系等等角度进行更具体、更精微乃至量化的研究。举例而言,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都发生在天安门广场,广场作为两次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地理空间环境就值得研究。自五四以后,广场已成为一个政治符号,一个政治变化的象征,一个联系着王朝和历史变迁的诸多现实和历史意义的特殊场地,其中凝结着国人的运动情结,积淀着运动情绪,在此举行集会或集体行动,能获得最广泛的关注,起到以小胜多以微量博千斤的奇效。因此,广场也就成为运动者和反运动者最较劲的场所,甚至成为最终决定胜负的象征性空间。

当然,以上推荐的各类研究,都属于或主要属于学术性研究,不属行动型研究,行动型、操作型研究应属行动人物的研究领地,不能像书斋中学者那般清高,无关利害而不涉太多的感情倾向,行动型研究应该有更切近和更具体的目标。

无论哪种研究,事实总是第一位的。学术性研究自然如此,行动型研究也同样,即使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但弄清事实总是需要的,至于说不说事实或反说事实,那是行动时考虑的事,如此方可制定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有关四五运动的事实,当时的决策者之一吴德的口述回忆值得一提,其中有着较详细也较权威的一些统计,比如广场纪念碑前的花圈和送花圈单位的数字,清明前几天每日广场聚集的人数人次。权威,是因为除了官方,其他人当时不可能统计到这类数字。

四五运动与六四运动可作对比的最鲜明之处就是,四五运动没有死一个人。

4月5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第二次开会,会议中,毛远新传达毛泽东口头指示,毛说:天安门事件的性质变了。会议就此决定:5日下午6时广播吴德讲话,8时出动民兵。吴德即找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商量落实,吴忠说:现在广场上人这么多,出动民兵肯定会发生流血事件,将来谁负这个责任?吴忠最后拖到当晚11才出动民兵,此时广场上只剩一千多人,纪念碑处仅二百多人。清场后,公安拘留了一百多人,其他人天亮前全部释放。

没有死一个人,四人帮倒台后这一说法受到了严重质疑,有报刊说当时广场上“血流成河”。吴忠在中央会议上坚持说没有死一个人,中央为此派调查组调查三次,调查了医院、太平间、火葬场和民兵,结果同样,就是没死一个人。

从吴德回忆中可看出几点:

其一,四五运动没有死人,不论是工人民兵、公安干警还是民众,都没有人死亡,只有打伤,打伤的人数也不多。四五运动完全发生在广场,广场没有死人,也就没有死人。这与六四不同,六四,广场没有死人,这种说法看来是正确的,但广场之外死伤多多,广场没有死人,不说明什么。

其二,四五运动之所以没有死人,与负责广场直接指挥的卫戍区司令吴忠有直接关系。吴忠担心发生流血事件,尤其顾忌将来承担责任。此外,与吴德也有很大关系,吴德是决策层政治局成员,又是北京市最高负责人,具体执行政治局决议,他与吴忠的看法相似或相同,共同拖延了几小时后才清场,避免了“血流成河”。还有,与当时政治局最高决策层也不无关系,他们只是催促而不是硬逼,没有给具体执行的两吴更多更大的压力。两吴拖延,是承担着政治风险的,但若最高决策者硬压,两吴是否能顶住是个问题,即便绕过两吴也是能硬性贯彻下去的,只要最高决策者铁心处理。另外,就是毛泽东的态度,一方面,毛对如何处理,态度并不明确,另一方面,毛此时已缠绵病榻,最高决策层成员不会不考虑毛以后的情况,对毛指示的贯彻执行此时已发生微妙的变化,不似过去那么惟命是听、惟命是从了。

其三,从具体执行的吴德、吴忠,到最高决策层,直到毛泽东的这些表现来看,显然,处理群众运动,不能打死人,是他们共同的信条,在其观念中,镇压群众运动,即使是反革命运动,打死人总是不对的,谁都不想成为镇压群众运动、尤其是打死人的直接责任者。这些信条,说得崇高,与他们所信奉的共产党宗旨有关,与共产党长期宣传的群众正义论、群众运动正义论有关,说得低廉点,则与毛将去、毛时代将结束,今后何去何从何处的明哲保身的考虑有关。

其四,吴德这一回忆是文革多年后的回忆,也是1989年六四运动以后的回忆,从吴德在回忆中反复强调四五运动没有死一个人可知,他以及吴忠对自己在第一线处理四五运动,具体执行清场时没有打死人是颇为自得自豪的,这里,显然有与六四运动死伤几千相比较以后的看法。于此可见,吴德这等人对六四运动中的死人也是颇不以为然的。

四五运动已过去三十五年,至今仍少有集中和专业的研究,与六四运动的研究状况比较,相差很远。

六四运动,除官方的宣传外,民间有自己的研究,尤其是在大陆之外,六四之后的二十年内,研究就几乎从没间断过,这当然与六四运动的许多参与者云集海外有关。从目前积累的二十年研究成果来看,六四的基本面目已清,剩下的只是评价和进一步深化而已。

四五运动却不同,除四人帮倒台前后两种不同的官方宣传版本之外,除了以上所举吴德口述回忆这类极其稀少的材料之外,四五运动的研究,就我有限见闻,无论是学术性的还是行动型的研究似乎没见过,专著专书阙如。

我希望我们的此次纪念,能将这一研究带动起来才好。

2011/4/2

《自由写作》第68期【四五运动35周年纪念专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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