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剑吟冲天 箫声动地——康正果《平庸的恶》序(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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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

自出版了那本引起广泛反响的《我的反动自述》(台湾版又名《出中国记》)一书后,康正果先生余兴未尽,一发而不可收,在海内外中文世界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历史到现实,从内政到外交,从生态环境到信仰群体,从文化菁英到社会底层,当然,更不会缺席他的本行——文学批评了。放眼观之,洋洋洒洒,纵横文网,俨然已成中文论坛的一道特色景观了。

眼前这本《平庸的恶》,正是他部分文章之结集。正果兄嘱我为序,不免诚惶诚恐。然恭敬不如从命,只好沉下心去面对如此题材丰富内容庞杂的文集,一时还真有不知如何入手之虑。好在书中有好些篇文章都是首先刊发于敝刊《纵览中国》上的,当时先睹为快的印象,至今还遗有余影,不妨由此说开去吧。

也许有人已经注意到了,在当代知识界,一个人所受的专业训练与其政治倾向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对应关系。譬如:法学家、经济学家,史学家往往是右派,而文学批评家、诗人、哲学家……,则左派居多。即是说,一个人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与他的专业有相当程度的关联。观察当代各国知识社会的政治文化,这一现象引人注目。个中缘由,倘仔细琢磨,应是不难理解的。

然而,这一“规律”却并不适用于康正果。与汪晖、张旭东、李陀、张颐武、刘禾、刘康……衮衮诸左派文学批评者相比,作为同行,康正果,这位七尺长的陕西汉子,大剌剌地站在右翼,并略带一丝无所谓的微笑。

正果兄行文,一如其人,快人快语,口无遮拦,不假辞色,嫉恶如仇。他并非历史、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科班出身,然而其文论,却广泛涉猎这些领域。他以中文专业背景,博览群书,沉潜深思,逆忤不群,攻城略地,放言无忌,跨入多种论域,逐渐呈现出了自己的特色和关注焦点。

康正果的特色在于,他很少或基本不用上述领域的专业术语,凭借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广泛的跨界阅读和直抵问题核心的政治直觉,操起日常语言,饱蘸经验与逻辑的墨汁,劈头洒来,常使论敌无从躲闪。

这本文集,作者关注的焦点,如其书名:平庸的恶。而流淌全书时隐时现的倾向,我姑且称之为:民国情怀。虽然,此一倾向在他的另一本书《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其实有更系统的呈现,然而本书的某些论辩文章中,却有更为激越的鸣响。今年,是辛亥百年纪念,这本充盈民国情怀之书在此时破壁而出,是在正确的时间做的正确的事。同时,也是在众声喧哗中向历史讨还一个公道。

正果兄把阿伦特创发的概念“平庸的恶”转述为中国式的“难得胡涂”,在汉语语境中有其洞见和功效。其实我意它还是稍稍抬高了该“恶”。“难得”二字表明是过了脑子的,而我们触目所见的“平庸的恶”并不过脑子(thoughtlessness),径直就是“胡涂”,就是浑浑噩噩,随波逐流,像大型团体操,像木偶兵团。这种恶没有深度,也没有魔力,只是无边无际暗淡无光的庸常混沌。唯因如此,它才足以铺天盖地,像海啸和泥石流一样吞没精神,吞没一切。这是现代极权主义机器戕害乃至毁灭人类文明的核心要素之一。

这种愚民主义笼罩下的“平庸恶”在当代中国的泛滥,在本书“恶梦还在恶”、“破碎的受难”、“掏粪者的事业——序廖亦武《地震疯人院》”、“被扭曲的公德”等篇章中,均有生动的呈现。诚如正果兄在一封(致笔者)函内所说,在故国,“一群混世魔王菌类般疯长,把华夏厚土芜秽为荒原”,使隔洋万里之遥的我辈,只能“长歌当哭,远望当归”了。

不过,正果兄并未由此而堕入虚无主义,亦未坠落绝望之深渊。因为他的精神并非空无所倚,而是有自己实实在在的支撑与凭借的,这是他自认与同气相求的文友李劼所不同之处。

在《从价值转换到历史还原》导言中,面对避开了“平庸恶”泛滥的海峡对岸,康正果指出:

“中华民国在台湾的存在多少是有些天意之所在,六十年来,民国价值不但在那里得到延续和发展,而且以它的民主新貌向大陆民众提供了可对比参照的样板。就这一点来看,那一块隔海分治的岛屿不但是百年中国的谱系叙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部分。”

他描绘百年中国的那些民国人物“他们多生于清季,去古未远,多少都有些传统文人刚毅儒雅的底气。民国,这个上承接传统,下连接”现代“的世代就这样以其新旧的互济聚集为豊泽沃壤,喂养了他们的精神底气,……

这是正果兄的精神支撑一。

此外,他回望更远的历史纵深,褒扬“由周的制度和典礼所确立的秩序和伦常。”他认为,“正是建立了这一价值和等级的序列,区分了尊卑、亲疏和远近,维系了传统社会几千年的伦常秩序,李劼——也包括普通的中国人——平日所看重的尊严,所讲求的品性和境界,才有了可落实的位置。中共所颠覆和变态扭曲的正是这一维系了千百年的序列。传统的价值是在人群中自然形成的等差内各安其份,从而使个人的品位得到相对的提升。”

这或许是康兄的精神支撑二。

一曰“民国情怀”,一曰“儒家秩序伦常”,二者是康正果精神的两个价值支点。

这两点,据我的直觉,不久之后势必将在中国学界政界上升为热门话题。它们的可欲性和可行性都会拿出来被仔细地评估论辩。虽然,在笔者看来,经各主要文明大规模空间相遇和碰撞后,在公共生活层面,“儒家秩序伦常”——“这一价值与等级的序列”在多大程度上可欲与可行,恐怕宜抱持谨慎的怀疑态度。但是,对文明大规模相遇后的产物——“上承接传统,下连接‘现代’的”百年民国,我确信,它是近代中国拥有的重要政治、经济和文化遗产,在未来中国的演变中仍将扮演不可低估的角色。有鉴于此,揭示并荡涤那种企图以抬高毛时代来贬抑“民国”并进而想从历史中抹掉“民国”的话语策略,我与正果兄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如在本书中,针对汪晖所宣称的毛泽东时代中国的“独立的主权性格”,正果兄还以金刚怒目之词(见“走向民权民德的政治解放——汪晖近作质疑:谁的主权?什么平等?”)应之:

“明明是毛泽东反帝反修反得中国封闭了近三十年,错过欧亚各国经济大举起飞的六、七十年代好时光,坐视战后废墟的日本和西德迅速崛起,干看亚洲四小龙起跑领先,而中国的经济自大跃进到十年动乱,则让毛的革命路线几经折腾,在他死后一片凋敝,落了个今日的后发展劣势。这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大家都看得很清楚的事实,可时至今日,汪晖还要为这样的满清式闭关锁国状况辩护,把类似于今日朝鲜金氏王朝那样孤立的处境界定为中国‘独立的主权性格’。他振振有词地说:”无论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曾经犯过多少错误,它当年的反帝和后来跟苏联的辩论,是完成中国主权性的最基本要素,在这些问题上,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汪晖是50后一代人,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并非不知道他亲身经历过的荒谬现实,但他仅敷衍地承认一下,便一笔带过不想提说的事实。按照汪晖’不能仅仅局限于个别细节加以判断‘的提议回顾前三十年,那就是说,大炼钢铁的荒谬做法和文革期间很多任务矿企业全面停产所造成的破坏全不足挂齿,饿死了三千万人的人祸也可以悬置括号之内,只要中国对抗了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没有像日、韩或东欧国家那样处于依附地位,中国人民就应该满怀独立自主的自豪,从而把毛泽东时代的种种倒行逆施消解为不必据以判断是非的’个别细节‘。这样一来,汪晖所标举的’独立的主权性格‘自然就可以无所依傍地树立起来,成为肯定前三十年响当当的依据了。“

义正而词严,康正果一把揭开汪晖“主权性”等类术语的盖头,把它们刻意掩盖的实际内容曝露于日常语言的阳光之下,使人们一眼就瞥见了内中殷红的血腥。

实际上,如康正果所提及的,汪晖的同道——甘阳“倡导的”新的改革共识“,以及他稀泥抹光墙的”通三统“高论”(见同文),其实比汪晖走得更远.

把中国传统浓缩为“孔夫子——毛泽东——邓小平”这“三统”,而竭尽全力贯通之,这是甘阳派发给自己的使命。他描画了一幅诡异罕见的历史图景:几千年一部中国史,其中迄今仅存活了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竟然就占了“三统”之二!这种精心而惨淡的经营,适足耸动听闻,令人惊诧莫名。然而,横亘于孔夫子与共产党之间的“中华民国”呢?对不起,没有了。康、梁、孙文、袁项城、胡适之、蒋氏父子……呢?对不起,人间蒸发了。

这幅历史图景,势利眼而已。

甘阳以“通三统”高自标榜,似有突入《帝王师祠堂》的鸿鹄之志。以此开路,他进一步逆常识而动,以国家发言人的口气宣布,“对于共和国六十年来的整体历史,必须寻求一种新的整体性视野和整体性论述。”于是,把中共统治下“两个三十年”的经济表现硬生生连在一起,统合为六十年一个整体,甚至不理会中共自己也承认的毛后期“经济已濒于崩溃的边缘”的事实,津津乐道地称目前中国经济之成就,是源于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的政策。他认为,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奠定了邓小平改革的基础。

轻飘飘的五个字:创造性破坏。那背后是什么呢?那是三千多万遍野的饿殍!中国农民因这“创造性破坏”而饥肠辘辘,甚至连逃荒要饭的“生存权”也被剥夺了。饥民们被铁桶式的“人民公社”民兵拦阻于途,不得其路而逃,万千活蹦乱跳的生命,被“创造性地破坏”于家园,直至消失。

当然,人们知道是有所谓“否极泰来”。但是倘若用拨乱反正后的“泰”来“证明”之前的“否”是“泰”的基础,“否—泰”变成六十年一体化的统一。那天下哪里还存在“是非”、“否泰”和“正反”的区别呢?这些字眼已经完全丧失它们的确定涵义了。

有人或会说甘阳们所指谓的,是“废墟之上,易建新城”,用毛的话来说,叫“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是的,建筑商们确实是易建新楼了,大画家们也更容易纵横笔墨了,然而灾难,却降临到了被“废墟”者,被“洗白”头脑者身上。设身处地,倘若你自己是废墟中的无家可归者,无粮可食者,在家无片瓦和暂且蜗居(苏式计划经济)二者之间,你将做何选择?事实上,1962年中国边民大规模逃苏的伊犁事件,他们已经用脚对此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得出了明确的结论。

我有时颇感困惑。一些过去的朋友,何以如此呕心沥血地为毛氏暴政辩护,脸不变色地说出一套做出一套与自己过去的言行大相径庭的东西。你甚至难于判断他哪句是真,哪句为假。如此公然挑战人们良知的底线,可谓曲学阿世之甚,所为何来?甘阳等曾抱怨一些朋友对他的批评为“诛心之论”。我却在想,对于“司马昭之心”,何须言诛?

放下诘屈聱牙的汪氏或类汪氏的翻译体文字,翻开康正果酣畅淋漓的文本,一股自然的清气扑面而来。这当然并不纯然缘于他的中文出身,而是一股长久淤积胸中的磊然之气的汨汨流出。我们在这潺潺水声中,听到了廖亦武在底层社会摸爬滚打时的凄厉箫声,听到了蒋中正在大陆胜败兴亡的独吟叹息,听到了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官腔背诵,听到了李翊云小说中的女性烈士胸中冲破严寒的春潮之声,听到了作者返乡历险的紧张叙事,更听到了他对新左诸公的嬉笑怒骂……。诸声种种,交混回响,回肠荡气。

龚定庵曾有诗问:“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开卷阅诵良久,豁然顿悟,答案岂非正在此书之中:西北康正果剑吟冲天,西南廖亦武箫声动地。让我们端坐下来,敛情静心,洗耳恭听吧。是为序。

《自由写作》第68期【书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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