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冰心:家国两茫茫——从地下文学到流亡文学的历程(文论·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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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冰心

流亡作家中还有一批杰出的诗人北岛、杨炼、多多、黄翔、贝岭、孟浪等,他们大多一开始是以“地下诗歌”、“地下刊物”、“地下诗人”身份介入诗歌创作的,首先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方驻华使节文化官员和西方来华访问的“汉学家”发现和认知,这在他们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有大量的佐证性记录,连同上述专论中的高行健、郑义(大陆作协体制内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两大写作潮流主将),他们是构成中国新时期以来到八十年代终结中国文坛的主要文本探索力量,但随着八十年代末以悲壮的“六·四”事件凄然谢幕,这些人成就的探索力量都纷纷流亡海外,一个理想的文学激情时代终结了,那里交杂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启蒙主义、寻根浪潮、反思意识、先锋姿态、发问精神、宣言意识,此后,这些可贵的元素再未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序列里。大陆当代文学以此为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化)迅即转入“文学(化)贸易”的消费时代,大批作家、知识分子面对中国民主、自由、反独裁运动的“出局”,不再赋予文学更高的精神标尺和思想指向,文学成了日常化和颓废的记录器,意识形态制作者也适时“转局”为之推波助澜,以转移民众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声,全民下海经商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重大特征。据长期对地下文学关注的诗人贝岭考证,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酷烈如“文革”时期,从来不缺少“地下文学”、“地下刊物”的宣言式和反省式警告,但“六·四”事件过后相当一段时期,那些全部消失了,出现白垩般空白中断,由此可见中国自由、独立作家们沉闷和失望之一斑。

湖北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适时在此前后推出她们反映这个时代浮躁情绪高潮的作品,她们的世(市)俗化本文出现,间接的证明那场刚刚落幕充满激情政治运动的失败给人的伤感气息。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宣告退场后,中国人对政治、精神自由的热情转为对物质、欲望消费的畸形蓬勃追求,她们呈现的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作品为九十年代中国庸俗化和堕落化、消费化人生目的为虎作伥、推波助澜。她们的一系列“中间小说”(一种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故事”之间的小说),为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这些码头、商界、摊贩、饭店小业主们的欲望主张被读者合理的嵌入生活复制、仿效、拟真,她们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大多存在着惯性化的思维,且“同步”于生活流的潮汐,在于营构以武汉为中心,刁民、商贩市俗趣味面向的“小市民文化”。而随之而来全球性“消费社会”在中国的蔓延、生成,九十年代末,“消费文学”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的形成。而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其它地域也同样如此:“以广州为中心,辐射珠江三角洲并接受港、澳文化熏染,散发着”旅馆气息“的公司化物、性纠缠的”捆绑(杂多)文化“;以上海为中心,辐射长江三角洲苏、锡、常的后殖民”小资(知)文化“。

理想、先锋、启蒙、浪漫、代言等都一夜之间在文学中撤除,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消费时代”,在此以后,“病相”、“消费”文学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概约性关键词。我曾经在2001年大陆文学界首先提出“消费文学”的概念,直陈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帖、反文学性‘肆虐’”[1],当代文学也由“意识形态化”转向“意象形态化”。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文学成了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没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环”,这以八十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坏性”出现为肇始。

中国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在以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知识里孵化的主流文学(亦是主导文化)开始在全球化跨国资本、“消费乐”文化潮里变的无所适从,由于政治资本和政治符码八十年代陆续从文学本文的逐步撤出,转而寻找经济资本的强势,并将意识形态转而向意象形态转变,影视成了意象形态的“新宠”。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被弃之后院,福柯所谓被“驯化肉体”的中国作家失去了往日“灵魂工程师”高端神奇,渐入民间,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还有精神信仰。消遣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核的大众消费文学,成为90年代文化工业的主力军,世俗化特征、对庸常生态的煽情、内心的伪冲动、矫饰的历史“还原”、伪农村叙事、身体写作的赤搏上阵、虚妄自狂的“痞子”文化、中产阶层趣味的肤浅描摹和虚荣膨胀等等,都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化堕落的表证。而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却在承担起中国文学传统的任务。

当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整体沉湎于以无痛、遗忘为特征的“消费文学”之路时,流亡海外的诗人们在失语状态下长歌“悲哭”,并努力建立起全球视野里关于中国人真实命运、处境、真相的本文世界,接续上七八十年代中国“地下诗歌”的宣言式遗脉,两份文学流亡刊物《今天》(1990年复刊)、《倾向》(1993年创刊)分别在欧美出版,虽然与七八十年代相较而言,文学追求上早已变的低迴抑郁、沉浑虚无,完全没有了初创年月的情绪激昂、高亢宣告,特别是前者。

两本地下刊物的创刊源头都在北京,《倾向》是在1988年创刊,由一批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诗人陈东东、张真、老木、西川、贝岭等创办的。而《今天》的创刊源头则可以追溯到1978年:“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学资料“,每期约印刷一千册。作为地下文学在北方中国最重要的呈现:它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诗人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北岛的小说集《波动》以及诗人白魔(多多)、顾城、舒婷、杨炼、严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诗作,万之(陈迈平)、王力雄、甘铁生、史铁生(金水)、石涛等人的短篇小说”。[2],其主创者是以《回答》宣言式诗歌拷问中国当代史的北岛等一批四五十年代出生诗人。在欧美复刊的这两本文学杂志都身负流亡色彩,《今天》在复刊的1990年第一期中即发表高行健以“六·四”为反思背景的剧作《逃亡》,刊物意图不言而喻,《今天》在刊载《逃亡》后马上就被大陆当局列为反华期刊。高行健本人和诗人北岛(《今天》主编)也被列入禁止返回祖国的异议作家黑名单,北岛迟至2001年才因父亲病重得以返国,高则以“永不回到极权统治下的所谓祖国”[3]自我断然姿态拒绝回到祖国。《倾向》杂志后来由诗歌杂志演变成一本关注人文、艺术前沿的流亡杂志,办刊姿态多集中在人文领域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话题方面,但即使如此,刊物也被视为“反动刊物”,其主编贝岭在2000年曾遭大陆当局逮捕,罪名就是“传播思想之罪”(苏珊·桑塔格语)。

1949年后,所有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不会将阅读官方主办的报章作为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唯一面,作为比法西斯主义更为重视“意识形态”控制人大脑的当今中国统治制度,这两个同样来源于德国的出产思想,后者在钳制人的意识程度上远远高于前者,学者杨绛充满苦涩的称之为大脑的“洗澡”。文学是“意识形态”统治中占有绝对地位的文体,尤其是对诗歌的控制,因为在媒体不发达的前现代中国,它的传播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所以,1949年后,中国从来不缺少“地下诗歌”在延伸当代文学干预真相上作的努力,它是酷烈政治的晴雨表,即政治乱象癫狂的程度愈高,“地下诗歌”愈为勃兴,反之则相对较弱。

“1949年后,中国文学饱受政治钳制,局限于政治图谱的‘描红’”、“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这是一个集现代封建、独裁、专制、排外、民族主义于一体的高压政权,意识形态被视为专政的唯一工具,文学被纳入政体的喉舌之列,一切西方自由和质疑的声音都被视作‘牛鬼蛇神’和反动的力量严加禁绝。文学进入‘政教管制’时代,被捆绑上政治战车随同前行,它被政体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一环。……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不自由的一面镜子,那里呈现的大多是‘政治知识’,没有多少文学涵养。自1949年到1979年,政体对文学创作设下一道道限制,文学成了政治管家们指挥棒下的意识形态载体,作家在政治压力下毫无创作自由,文学被政治家们彻底僵死了”[4].

当代中国史里,为统治者服务需要而定制的“意识形态”几乎全是谎言式的信息,甚至连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宣传都被时间实践证明是虚假的,甚至是涂上蜜汁的毒药[5],作为“意识形态”一环的文学(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更是成为“宣传品先锋”别称。在经历反右、砸四旧、大饥荒、文革这样的疯狂运动后,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也曾经是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清醒和绝望,他们开始组织地下文学,并创作地下诗歌,用以对“意识形态堡垒”对峙,这在苦闷的文革后期尤为突出,《今天》等地下刊物数不胜数出现,这些无数的地下刊物成为六七八十年代中国事实上的精神导引,手抄本文学是那个年代最具特征的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令人深思,当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地下文学和地下刊物随之嘎然而止,他们群体逃亡西方,而这些中国诗人、作家大多是地下文学和地下刊物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情者。据诗人贝岭考证:

“八十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是以诗歌为标志,以地下诗歌刊物为表现形式。但随着一九八九年六月全国性的学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被政府及军队残酷镇压,地下文学活动及地下诗歌刊物,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停止了。许多地下诗人及文学刊物的创办人相继逃离中国或因此选择滞留国外。《新诗潮诗集》主编,也是《倾向》诗刊创办人之一的老木逃往法国;诗人江河、贝岭滞留美国;诗人多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当天飞往英国:杨炼、顾城滞留新西兰;诗人北岛滞留欧州等,这些诗人和已在法国的剧作家、小说家高行健以及其它‘六四’前后出国或逃亡的作家苏晓康、郑义、苏炜、张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赵毅衡、孔捷生、宋琳、张枣、虹影、刘再复、胡冬、马建、严歌苓、严力、阿城等人,成为日后成形的海外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6].

本章不在于在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之间有紧密、必然性关联上作推断性、逻辑性考证,虽然两者之间完全不能切割开,它们成为整体面貌的论据十分充足,但毕竟那是另一个命题。本章只遴选有代表性的曾经是地下诗人的流亡诗人部分文本作为研究。

第一节 北岛、多多及其《今天》派

北岛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亡诗人,他的境遇在地下诗人中具有代表性。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后当过建筑工人和铁匠这些看似与诗歌毫无联系的工作,1970年开始地下写作。文革的荒谬性和政治的可笑性让北岛一开始就走上了用宣言式诗歌果敢说不的诗歌吼叫中,一声即振聋发聩。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受《启蒙》诗人黄翔影响创办同仁刊物《今天》{7},朦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顾城、舒婷、多多等都是在《今天》上走出来的。1989年4月,北岛离开中国,“六·四”事件后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迁徙流亡,新世纪后曾一度短暂回国看望垂危的父亲,其余十余年均被中国拒绝入境,其一生诗歌活动大多游离于中国之外,一开始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外,后来则是国门以外,但意象和乡愁中心却都在中国大陆。

早期的北岛诗歌有着那个岁月惊醒式的激昂宣告,反映了从迷茫到觉醒的一代人心声,“文革”十年乱象的荒诞现实,造就了北岛在诗歌中注入独异的“抒情”方式——冷的发颤的冷静和深刻纠缠的思辨性。1978年前后的北岛写出了《回答》与《宣告》两首诗,这两首诗歌至今还是对那个动荡年代和荒诞岁月发出的最有力、浓缩的挑战式宣言。

回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那种充满豪气和质问的宣言式诗句,甚至置换舞台就可以达到为“时代呼声”的效果,难怪十余年后,“六·四”事件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人高声朗诵《回答》中的名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回答》直抒了整整一代迷茫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一个荒谬时代彻底告别的“决裂书”、“切割书”,是对过去时代(文化大革命)强烈的否定,正如他在小说《波动》里曾借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丽的一面,现在却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诗人已经从顶礼膜拜、火热情绪、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用果断的一字一句的“我——不——相——信”来对那个变异社会表示愤怒、怀疑和否定。

《回答》与同时代诗人梁小斌作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79年《诗刊》10月号)一起成为那个“控诉时代”“天问”式诗歌的代表。两者甚至构成了一问一答的对唱模式。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回答》里蔓延的不信任和弃绝情绪在当时(后来一起成为《今天》派诗人群)里有着普遍情绪,重要诗人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也在同时期有《天空》、《秋天》等问世。

诗人芒克从1972年开始写诗,1979年地下出版的诗集《心事》,芒克的创作高潮期大约是在1973年前后,其中最著名的组诗《天空》中重复了这一意象: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

在人人自危的文革中对权力之巅者有此彻底的认知,并用此意象来影射最高权力者,无出其右,贝岭说“仅仅这首诗,芒克便可确立诗歌天才和形式革命最彻底的顿悟者的形象”[8].

甚至他的自然意象的抒情也充满对暴力现实的恐惧︰

果子熟了,
这红色的血!
我的果园染红了,
同一块天空的夜晚。(《秋天》)

血色,在芒克的诗中成为染红果园的唯一颜色,让人不寒而慄。同《回答》一样,这些地下诗歌对政治集团戕害人性的清醒让人感叹他们的天才。而这些,即使是动荡的当局也不能容忍,“那些诗是要提着脑袋去写的”[9].

多多也是在1972年开始写诗,贝岭说他“带有明确和毫不掩饰的现代派诗歌风格,并大量地甚至过量地使用意象,来扩张诗的张力。他的意象强烈且狰狞,充满饱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后产生的妄想和异域意象,并在诗歌中渗透了一个思想者反叛与破坏的美”[10].

歌者,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引自《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
马灯在风中摇曳
是睡熟的夜和醒着的眼睛
听得见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酣声(《无题》,1973年)

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
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
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
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
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无题》,1974年《里程》)

“文革时期多多的诗歌语言确实带有一种由于密集阅读汉译西方书籍之后的欧化语式和句法结构。他的诗是那一时期诗人中最为复杂,最带有政治异质性,有时,甚至强烈释放着那个禁欲时代罕有的色情性。那种青春的骚动与反叛,通过诗中的妄想得到某种生命力被释放的美,爱欲(来自性的强度)和政治性在某种意义上始终贯穿着多多的诗。应该说,多多的诗,成为文革那个‘干净’,单调和乏味的时代最异端、最反动、最颓废的文字”[11].

前者还稍稍隐晦,后者一目了然的直指循环往复的“中国现象”里的“信仰骗局”:“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正如北岛所绝决地说的那样:“我——不——相——信”,对中国荒诞岁月质疑的怀疑者首先是由中国地下诗人们来充当的。“诗中的政治意象通过对政治极度的厌恶而呈现,乃至由于极度的厌恶而使诗人对政治加倍的关心”[12].

“1976年,多多写于文革结束的《教诲》也是那个时代最为哀婉的诗篇,它的主题,它所呈现并反复呈现的是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宿命,诗几乎成为那个时代寓言般的悼词,以至于当人们费力地试图去挖掘那个时代的精神遗产,或者寻求精神贫困的原因时,《教诲》和《同居》是最为及时,又最富象征的注释,是对思想和青春在那个时代如此苍白和不幸的强烈哀悼。而诗中升华出来的,几乎是一种伟大的虚无。是一个清醒的守夜者恒久的见证”[13].

教诲
——颓废的纪念

只在一夜之间,伤口就挣开了
书架上的书籍也全部背叛了他们
只有当代最伟大的歌者
用弄哑的嗓音,俯在耳边,低声唱:
爵士的夜世纪的夜
他们已被高级的社会丛林所排除
并受限于这样的主题:
仅仅是为了衬托世界的悲惨
而出现的,悲惨
就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
谁说他们早期生活的主题
是明朗的,至今他们仍认为
那是一句有害的名言
在毫无艺术情节的夜晚
那灯光来源于错觉
他们所看到的永远是
一条单调的出现在冬天的坠雪的绳
他们只好不倦地游戏下去
和逃走的东西搏斗,并和
无从记忆的东西生活在一起
即使恢复了最初的憧憬
空虚,已成为他们一生的污点
他们的不幸,来自理想的不幸
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
自觉,让他们的思想变得尖锐
并由于自觉而失血
但他们不能与传统和解
虽然在他们诞生之前
世界早已不洁地存在很久了
他们却仍要找到
第一个发现“真理”的罪犯
以及拆毁世界
所需要等待的时间
面对悬在颈上的枷锁
他们唯一的疯狂行为
就是拉紧它们
但他们不是同志
他们分散的破坏力量
还远远没有夺走社会的注意力
而仅仅因为:他们滥用了寓言
但最终,他们将在思想的课室中祈祷
并在看清自己笔迹的时候昏迷
他们没有在主安排的时间内生活
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
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

贝岭说:“作为二十世纪历史中如此罕有地要彻底毁灭所有文化及文化头脑的一个时代,文化大革命所留下来的稀少的文学遗产中,多多的这首诗《教诲》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是对思想及思想者在这一时代所必遭的命运,对作为怀疑论者或者怀疑本身所遭受的惩罚的寓言般地揭示。假如诗歌必定要在某一时刻介入它所身处的时代,并无可避免地要为这一时代撰写证词时,多多的诗,确切地说,是多多的这一首诗,恰好和这首诗写作的年代(文化大革命被宣告结束的一年)一起,为这场摧毁文化的革命中愿意用脑袋思想的个人的命运,留下了被他用副标题称之为——‘颓废的纪念’”[14].

北岛、多多、芒克的地下诗歌是如此诠释着中国文革带给全体中国人内心的巨大伤害,他们的集体干预和拷问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杆,为《今天》派在文革后的崛起奠定了很好的预言基础,但也埋下了为当局不能容忍的伏笔,导致后来他们群体流亡海外的宿命。

北岛在那一时期还有诗歌《宣告》来作为《回答》的附记,《宣告》更像一代人的精神宣言,《宣告》题记是献给一代真理青年遇罗克的,他因为坚守自己的真理而惨死于同样相信“真理”的同胞之手,郑义小说《枫》里的场景再现了,那是残酷“信仰战争”。北岛奉遇罗克为真理化身,以北岛等觉醒青年为代表一代人已经辨别出“中国之乱、中国之穷”的根源,于是,吼音在喉咙里长期喑哑后喷薄而出:

宣告
——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毫无疑问,《回答》与《宣告》一开始都是在地下手抄文学刊物上流行的,《回答》作于1976 年清明节前后,初刊于《今天》创刊号(1978 年12 月23 日),后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于《诗刊》1979 年第3 期。但在当时的中国一代青年人中产生的影响无异于发射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十年以及前面极左思潮统治下的中国,人们的思维已经被困厄太久了,几乎窒息了,北岛为八亿人说出了心中的普遍苦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一切》)“。一时风行全国。很多年后,当一切尘埃落定,在文风一片落寞、低迴中,北岛用回忆散文《朗诵记》里回忆了当时那种亢奋的荣光:”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买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开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15].

同《回答》一样,《宣告》同样成为“六·四”事件广场上的“口号诗”:我们决不能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16].比原诗多了我们主体词,使之像给予了生命一样鲜活起来,与广场上沸腾的学生民主运动融为一体。

自二十世纪1972年起到1982年止,北岛写出《回答》与《宣告》、《一切》、《十年之间》、《履历》这样一批杰出的诗歌,这是诗人诗歌生涯的第一阶段写作,也是迄今为止,北岛最好的诗歌。在那些诗歌里,行文充满着思辩纠缠和激情昂扬的质问情绪,甚至有些诗句透露出作者洞悉世界实质后的绝望和悲愤、弃绝。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这种受骗的悲愤情绪能引起相当多的青年共鸣,与同期的朦胧诗人舒婷、顾城、芒克的隐喻式抒情比起来更具感染力和传播性,“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星星》1980年第3期)、“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舒婷,《致橡树》),北岛的早期诗《履历》、《回答》、《宣言》、《一切》显然没有上述两首诗中直面迷局却还透射出明快的一面,他更加绝决,早已洞然在心,在一系列悖论的意象所指和精神能指中传导着荒凉的美学和生存意味。

“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苦难也不是记忆。”(《无题》)、“仅仅在书上开放过的花朵/永远被幽禁,成了真理的情妇。”(《十年之间》)、“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降落的冰霜。”(《爱情故事》)、“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结束吧。”(《明天,不》)、“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一夜之间,我赌输了……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履历》)、“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我不再走向你/寒冷也让我失望。”(《很多年》)、“在大地画上果实的人/注定要忍受饥饿/栖身于朋友中的人/注定要孤独。”(《雨中纪事》)……,

从这一组诗歌中,不难看出,青年北岛对沉闷的现状和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腔调(抑或是骗局)的厌恶,这已经成为感受敏感期和现实失望感持续增重的创作主轴,还有一个主题轨迹可循,就是对抗庞大的集团,发出自我的声音,挣脱集团的控制,格言式的反讽,直接的绝望,转化的物质,武断的情绪,亢奋的宣言,心囚的低徊,都是这一主题的生发,这一系列诗歌都由“地火”转而燎原中国大地。这一时期的北岛是大多数迷惘中国青年的代言人,是理想挫败感的直接回音,也注定他最后被当局疏离。李欧梵的说法肯綮要害:“无论在台湾、大陆,或海外读者的眼光中,北岛都扮演一个‘双重身分’的角色:他既是大陆出身的诗人,又受大陆政权的疏离;他虽飘流海外,却心在中国。”[17].北岛在第一阶段写作完成后,已经注定要与他的祖国脱开,而踏上流亡之路:“注定要孤独”,虽然北岛并不认同当局强加给他的“政治身份”,只是“认为文学必须脱离政治而独立自主,并回归其艺术的本身。”[18],与高行健的“没有主义”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早期的诗歌,却是明显的受政治力压迫的“宣言诗”。毫无疑问,北岛早期的诗歌是“政治谴责”诗,大陆文学史自新时期以来,一直以将他归入“朦胧抒情诗”行列里进行诠释,存在着很大的误作解读的成份。在八十年代中国,目睹政治集团无所不在的重重挤压而超然物外,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毕竟,“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传统“感时忧国”时时在俯瞰着,北岛也不例外。但1994年后,北岛却来了一个淡淡的转身,回到日常,回到平淡,放下“英雄”身段,这种变化将在下面简要谈及。

北岛的《履历》是一首别有意味的荒诞剧诗歌,它呈现的是地图索引式的一代人“心灵史”,其中的关键词颇值得玩味和深思,解读这首诗歌对理解北岛第一阶段诗歌及观照中国当代史中这一代人有极大的帮助,并能顺利找到进入他诗歌内心的捷径。

履历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这是一个觉醒者的回望忏悔,在用全部理想和热情投入后,发现收获的是伤痕累累的痛苦和欺骗:“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里/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直到从盐碱地似的/白纸上看到理想/我弓起了脊背/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于是就用充满怀疑的口吻对那个曾经以为“正确”但实质荒谬的世界“真理”进行回放式再审视和无情嘲笑,行吟出苦涩、无奈的一阙挽歌,缩图式展现了一代人深受“信仰战争”、“绝对真理”的玩弄和幻灭过程,使悲愤和沉思都达到高峰,并使他发出金丝堡式的歇斯底里的“吼叫”和弃绝:“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我们安然平分了/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一夜之间,我赌输了/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点着无声的烟卷/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真理和信仰是最具欺骗性的,它让无数人跌入深渊,现在,该是觉醒的人们唾弃它的时候了。

最后,一代落寞而沧桑、孤独的觉醒者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倒置”形象:“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于是,一切现世都被以倒置的图像悬挂起来,供思考和穿越,“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形象,成为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和重新认识世界的绝妙荒诞暗喻,因为在这颠倒的世界上,惟有倒挂在树上这一荒诞不经的形象,才能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理性观照。《履历》所揭示的正是那个被颠倒了的时代以及荒诞的世界本身。

在北岛第一阶段诗歌写作中,他在冷静的惊人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中国人传统道德价值的全面崩溃、坍塌,继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过程,他想“通过诗歌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维护真理的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真诚面向、回归,寻找“生命的湖”和人性的“红帆船”。北岛对中国的直接痛苦经验,帮助他以清醒的姿态宣告与过去的决裂,并用激昂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使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格言成为诗歌中吟咏高潮,这一时段的诗歌溢满激情,毫不含蓄,纵语鞭挞丑恶和黑暗面。这都是北岛第一阶段诗歌所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成为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反省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北岛诗歌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

北岛第二阶段的诗歌约在1983年至1994年止,这时,北岛已因“政治谴责诗”被西方汉学家普遍认可并引介到西方,他的活动和行吟中心也由中国挪移到欧洲大陆,但作为没有了第一阶段讽刺对象的北岛而言,已经告别发出振聋发聩宣言的“英雄时代”,回到“启蒙时代”,李欧梵说:“北岛的诗从一个‘英雄’时代的自画像变成了一个人——他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寻诗的灵感和语言,并从一个‘日常’的角度去反讽一些宏伟悲壮的抽象名词。”[19],告别“英雄时代”的他稍稍有些短暂的茫然,他的诗歌也出现“真空”状态,成了一个国际“梦游者”。1989年“六·四”事件再次给了他喷薄而出的激情,这次是悲怆而深沉的,虽有愤怒,但已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有心音似的惨烈。1989年5月后,北岛成了现实中的“流亡之身”了,被永远禁止返国。而这一次由文革的内在自我流亡变成了外在流亡异邦,“八十年代却是北岛生命中最坎坷、最痛苦的时期。他不但在文革后的大陆文坛崭露头角,也卷入了政治漩涡,在八九年初主动地发起释放魏京生的签名运动,终至流亡欧洲。”[20].

在第二阶段早期(1983年——1988年),北岛已在为一些空灵的人生感悟作阐释性感怀,指向的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明确,而是坠入似有又无的虚无,但北岛风格尤为明显,还能找到第一阶段洞悉和警句的遗绪:

“熄灭已久的灯塔/被水手们的目光照亮……八月的梦游者/看见过夜里的太阳。”(《八月的梦游者》)、“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无题》)、“从长满青苔的舌头上/淌落语言的水银。”(《可疑之处》)、“理性的大厦/在无声地陷落。”(《言语》)、“昔日阵亡者的头颅/如残月升起。·····传统是一张航空照片/山河缩小成桦木的纹理。”(《白日梦》)。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北岛的诗歌气质为之一变,较之于前的空灵感怀、虚无抑郁大有昂扬情势,为“六·四”事件的悲壮谢幕和杀戮无辜充溢无声的愤懑和感伤之情。以此为分水岭,北岛开始了流亡西方的开端,他的诗歌意象里从此又多了乡愁和流亡。

钟声

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
裙子纷纷落在树上
取悦着天空

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

带暴力倾向的孩子们
像黑烟一样升起
房瓦潮湿

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
沉默的敲钟人
展开的时间的幕布
碎裂,漫天飘零

一个个日子撞击不停

船只登陆
在大雪上滑行
一只绵羊注视着远方

它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
万物正重新命名
尘世的耳朵
保持着危险的平衡

这是死亡的钟声

悼亡

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曰般殷红的天空下
结伴而行
苦难引导着苦难
恨的尽头是恨
泉水干涸,大火连绵
回去的路更远

不是上帝是孩子
在钢盔与钢盔撞击的
声音中祈祷
母亲孕育了光明
黑暗孕育了母亲
石头滚动,钟表倒转
日蚀已经出现

不是肉体是灵魂
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
你们有同样的年龄
爱为死者缔造了
永久的联盟
你们紧紧拥抱
在长长的死亡名单中
……

记念日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一个纪念日
痛饮往昔的风暴
和我们一起下沉

风在钥匙孔里成了形
那是死者的记忆
夜的知识

布拉格

一群乡下蛾子在攻打城市
街灯,幽灵的脸
细长的腿支撑着夜空

有了悠灵,有了历史
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
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

卡夫卡的童年穿过广场
梦在逃学,梦
是坐在云端的严历的父亲

有了父亲,有了继承权
一只耗子在皇宫的走廊漫步
影子的侍从前簇后拥

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
途中变成了坦克
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

有了真理,有了遗忘
醉汉如雄蕊在风中摇晃
抖落了尘土的咒语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时间的
桥,进入耀眼的白天
古老的雕像们充满敌意

有了敌意,有了荣耀
小贩神秘地摊开一块丝绒
请买珍珠聚集的好天气

从《钟声》、《布拉格》开始,北岛诗歌里的流亡意象已经举不胜举,现在纪念的不再是文革真理烈士了,而是纪念天安门广场上“六·四”事件的民主殉难(道)者,讽刺的不再是政治集团某一个特殊时段(文革)的荒唐,而是全部的根基,及其本质的丑恶。踏在流亡之路上,在布拉格异乡由彼及此的故国联想:“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途中变成了坦克/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六·四”后,北岛已经彻底感悟所谓极权政治的邪恶性,对谎言式真理大言不惭的痛恨、蔑视和嘲讽、悲愤,但又无奈,还有流亡之身的乡愁苦闷难以排解,行文遣句也由第一阶段的高亢转为低迴、沉郁,甚至没有了第一阶段宣言式豪迈的自信、拯救式的大我:“我——不——相——信”,转为“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一本书下令/烧掉了另一本书/用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改变了早晨/人们的咳嗽声。”(《早晨的故事》),潜向缩小了的“小我”:“词的流亡开始了”(《无题》)、“失去声音的象形文字”(《叛逆者》),流亡从此开始伴随着北岛身与诗同步出现。故国在身后,却永不能回转,后来,他在散文《家长会》里写到女儿田田关于回家的天真问询:

“你为什么不能回国?……警察不喜欢我。……为什么?·····因为,因为政治问题……什么是政治?”[21].于是有了《乡音》里“对着镜子说中文”流亡西方的无尽孤独感,但即使是在万重山水外,故国的“恐惧往事”也是不堪回首和摆脱不掉的阴影,流亡心境的孤寂和缠绕可见一斑: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儿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乡音》)。

“六·四”后,中国的十余万流亡者一如北岛般处境,孤独成为永恒的影子如影随形。北岛自己后来这样记载那段时光:“八九年至九五年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我一无所有的漂流’……‘六·四’是场热病……我是一九八九年的鲁宾逊。……在挪威呆久了,得了失语症。……一群住在外地难民营的中国流亡者来借宿,带来了各自的逃亡故事。他们中有工人、商人、大学生,到天涯上孤独的一课。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借光。……我日夜颠倒,索性整天拉上窗帘。”[22].

孤独使流亡者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凄历的叫喊”(《在天涯》)。因为思念故国,但“给母亲的信/必经一生的路程/饶过敌意”(《夜匆匆》),故国已经切断了流亡者的归途。“流亡者的窗户对准/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我伪装成不幸/遮挡母语的太阳。”(《毒药》),只有在异邦寄托对母语的回忆里:“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无题》)。

在无尽的流亡路上,北岛又恢复了重新审视那个庞大政治集团本质的清醒,现在,已经用不着那些高亢的宣言和回答了,那么,就直接喑哑着喉咙揭橥吧:

东方的想像

风中的钢刀灵巧地转动
大坝上的牛羊失踪
树木朝冬天一起鞠躬
绿色租赁给军队
枝干被造成大船时
洪水来临

豪华的时代
在宴请它的客人
铜号、美酒
竹椅上东方的想像
是不落的太阳
悬挂在砖窑上空

工匠们造就的天堂
流星般塌落
情人们睡在回声
那世纪之交的桥洞里
戴天使面具的人们
从桥上走过

“绿色租赁给军队/枝干被造成大船时/洪水来临……工匠们造就的天堂/流星般塌落”(《东方的想象》),被置换的隐喻指向用谎言诱惑而堆砌成的“信仰大厦”,在“大厦”建立之初就开始抛弃迷彩色外衣,《东方的想象》里全是隐喻的意象,“牛羊失踪”、“砖窑上空”、“不落的太阳”,北岛对政治集团“谎言成性”的概括与奥威尔的“老大哥”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第一阶段“政治性”诗歌虽采取决裂姿态但还有“英雄时代”情结相比,“六·四”后第二阶段的流亡诗歌早已没有了这些温情的憧憬,写下的全是抛掉梦想、彻底醒悟后的冷静拷问:

“在玻璃罩内/痛苦的是观赏者……风掀起夜的一角/老式台灯下/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途中变成了坦克”(《布拉格》)、“权力在一块残旧的红布上过冬”(《绝症》)、“欺世之虹/是伟人的自传。”(《折叠方法》)……

比起《回答》、《宣言》里檄文式的激越情绪,诗人第二阶段冷冽而洞悉一切的警句被用来更高意义上戳穿政治集团的“谎言成性”。

第三阶段(1995年以后)的北岛诗歌已经完全成为其个人性的行云流水,调门更为低迴,浅吟低唱,激情回落,回归到作为一种纯粹的诗歌艺术,而回避了大时代的悲剧,再没有干预故国病相的勇气和豪情,也许,北岛自我影射“一代人如帷幕落下”(《局外人》)正说明着这些变化:“我在空山倾听/吹笛人内心的呜咽”(《旧地》),革命和英雄的时代都早已谢幕,消费(时代)社会已然降临故国,一切都在解构中被遗忘,而自己还是流亡之身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水的激情之上/是云初醒时的孤独。”(《无题》)、“若风是乡愁/道路就是其言说”(《远景》)、“我是被你否认的身份/从心里关掉的灯……敌对的岸/风折叠所有的消息/记忆变成了主人/哦陈酒/因表达而变色/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火不能为火作证”(《无题》)、“谁相信面具的哭泣/谁相信哭泣的国家/国家失去记忆/记忆变成早晨”(《送报》)、“风在耳边说,六月/六月是张黑名单/我提前离席”(《六月》)、“戒烟其实是戒掉/一种手势”(《练习曲》)。

第三阶段的“无题”诗明显增多,那种“回答”和那种“宣言”都已遥远,无法命名的情绪和空对空的孤独与日俱增,长期流亡异乡的空转豪情早已消磨和隔谟了对故国的印象,他在1998年写下了《肥皂》:“鱼相忘于江湖/夜创造临时的神/吸毒者眼中的蝙蝠/正毁于激情”[23],归隐和消极的面向袒露无遗。

新千年以后,北岛鲜有诗作问世,他慢慢开始写絮语式的西方名诗家赏析,但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他的诗人身影已经渐行渐远,他的诗歌已经只是日常的呜咽了,流亡对他来说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甚至更早,流亡者归来已经是老话题了,索尔仁尼琴、米沃什、昆德拉等老牌流亡作家早已被坍塌的极权国度奉为上宾迎回本国,流亡作家哈维尔甚至还被选为捷克总统。

流亡不再是全球性的悲壮话题,流亡变成了中国一国的事情,但身体性的流亡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解释,游移在意识形态以外,处在边际状态“内在流亡”已经在中国大陆兴起,因为“六四”而流亡西方的中国作家也随着世界全面被消费浪潮裹挟,冲淡了激情,踏上了回归流,北岛甚至可以2001年以后短期回国数次,同样以地下诗人身份流亡西方的杨炼也早在十年前就畅通无阻回国。多多和芒克也在其列,两人身份都已被官方作协认可,前者甚至参加了2007年青海国际诗歌节,多多在2004年受聘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诗歌教授,《今天》派除了不知所终的诗人,其余都已放弃流亡身份或者干脆连文本上的流亡意象都不再坚持了。

第二节 贝岭、孟浪及其《倾向》派

在地下诗人流亡作家序列里,还有一群相较与《今天》派北岛、多多年轻一轮,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非文学专业),大多数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的诗人,他们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更倾向于独立知识分子人格和自由主义之间,1988年,这些诗人以此为美学志趣,创办了《倾向》地下诗刊,最初是以发表诗歌为主,后来演变成一本人文和思想、独立艺术的杂志,创办人贝岭曾说:“《倾向》的美学就是地下文学的美学……《倾向》杂志不是,也不企图成为一份纯文学刊物,它从更广阔的视角触及人的存在问题,是一份人文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倾向》的精神渊源来自民主墙,来自地下文学的历史,来自那时候的《今天》。《倾向》不会随波逐流,更拒绝见风转舵。《倾向》是小人物办的刊物”[24].

1993年,《倾向》在美国波士顿复刊,接续上“地下刊物”在海外的生命遗脉,并逐渐成为一本描述和记录、思考“精神放逐——流亡”为主旨的人文杂志,贝岭自己回忆和定位《倾向》:“1993年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和之前夭折的中国流亡作家联盟和《流亡》文学杂志没有任何必然的传承或衔接。但是,在流亡的美学和流亡的象征上,无疑,有其精神传承。”[25].在文学趣味和独立思考、艺术判断上,《倾向》甚至比《今天》主题更明确,《今天》在1991年刊登高行健的话剧《逃亡》后,其后再没有完整的触及思考“流亡”、“放逐”、“真相”主题面向的文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比起《今天》在文革后诞生初创时以“讽刺政治荒诞”闻名的初衷,现在,《今天》似乎在将自己回归到传统文学的“道统”上来,提倡所谓纯粹的纯文学式的美学,但在面对病相重重的中国大陆,放弃干预和良心拷问,将文学置于“世外桃源”境地,这难道不是“遁世”和海外“归隐”的一种表现。当然,即使如此,《今天》还是曾因刊登触犯当局禁忌的《逃亡》而被中国政体列为禁止入境的刊物。一些年轻的、孕育启蒙于1978年“西单民主墙”,成长于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的《倾向》派诗人们,则鲜明的将《倾向》办刊方向指向地下被遮蔽、流亡、放逐的文学文本,因为在版图广袤的帝国之上,思想、思考、书写都被视为统治者自身意志的延伸,自由和独立的书写追求是最为珍贵的气节、尊严。

复刊后的《倾向》曾发出这样的办刊主旨呼吁:“《倾向》对于任何一种垄断话语空间,建立话语霸权,乃至以主流话语自居,怀着特定企图,行使话语权力的行为,抱持足够的警惕与坚定的反对。《倾向》的美学是异议的、怀疑的,也是反抗的、颠覆的、个体的。《倾向》推崇多元,拒绝统治与权威,不管它来自国家、集团、媒体还是个人。……通过文学的探索达成美学的关怀,以对抗国家政治话语及大众传媒话语对人类丰富表达的伤害。这是美学的对抗……《倾向》强调知识分子精神,也是《倾向》在中文世界的价值所在。”[26].这鲜明的反映了《倾向》派的文学主张,

对于,《今天》与《倾向》的异同,诗人孟浪这样解释:“真正的流亡文学刊物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当时由北岛、万之主持)和1993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由贝岭、石涛、孟浪、陈东东等分别在美国、中国二地共同主持创立),他们先后聚集了相当数量散居海外的流亡作家、知识分子,也继续保持了地下文学的可贵传统,发表众多中国国内从事自由写作的地下作家的创作。迄今为止,《今天》在海外已出版了四十期,《倾向》则出版了十三期(2001年止)。据了解,文学观察家一般认为,《今天》文学杂志基本上固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期刊的旧有模式,呈现着平面化、线性式的出版物型态;而《倾向》则由于它的核心编辑群始终置身‘放逐中写作’的自由心态,同时又深度切入‘地下文学’的历史现场,并且全面关照整个外语文学与人文创作中锋锐部分的现状与演进,从而使该刊努力在与当时代同步的运动感和潮流感中,去争取获得不断增值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富蕴。”[27].

分别于1988、1993年后流亡美国的诗人贝岭(1962年生)和孟浪(1961年生)是《倾向》派的核心,他们的诗歌与他们的前辈《今天》派比较而言,在意象和隐喻表达上显得含蓄、内敛、丰艳,没有“英雄主义”情结,也少了过于沉重的时代压抑感,开放、理性意识也较为明显,美学趣味围绕文学独立意识回旋,他们的倾诉中心不再是文革癫狂和谎言破灭、英雄坍塌、拒绝真理,视角也不再是俯视苍生的巨大拯救型口吻,他们回到、降落民间,述说民间力量,以小人物的见证和思考来延续并证明那个巨大真理的荒谬性,他们的独立表达意识较强,为艺术的纯正、自由、独立、理性而坚持不懈,并长期褒有对理想的不变信念,对“地下文学”里贯穿的自由表述和对扭曲政治社会保持警惕的属性理解一点也不比《今天》派来得差,甚至在《今天》派影响退出历史舞台后,他们还在海外坚持这种在消费社会看似徒劳的努力。《倾向》派诗人们是继北岛《今天》派在海外“中国地下诗歌”影响的延续,他们甚至继承了西方“知识分子”人格,而使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公共性”反思利器,特别是孟浪,更为重要的是,《倾向》派在二十一世纪初准确的理解“流亡”、“放逐”文学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日趋堕落“犬儒文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今天》派的能量十分有限。

贝岭八十年代初即已创作诗歌,那时的诗歌吟咏天下是“《今天》派们”的,他一开始也介入《今天》的编辑和外围工作,贝岭在后来一次访谈中回忆道:“像我这样的诗人,严格地说是地下诗人,或者是被称之为‘从未被官方承认的’诗人。实际上我在官方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并不多。我的文学生涯是从阅读和办地下文学杂志、从事地下文学活动开始的。我个人的写作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读大学期间。当时,我参与了在北京的‘民主墙’活动。在‘民主墙’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当时的一些年轻诗人和作家,同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包括西方的和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当时一些年轻的诗人和作家在‘民主墙’期间创办了一份杂志,叫《今天》。我参加了《今天》杂志的活动,如文学朗诵、定期的作品评论聚会、帮助出售杂志等等。……总的说来,是文学阅读和‘民主墙’及以后的地下文学活动使我走上了文学这条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条‘不归路’吧。

‘民主墙’之后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版在北京是这样开始的。一九八四年,我编了一本《当代中国诗三十八首》。一九八五年,我和孟浪合编了《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同时我们还印刷我们个人的油印诗集。一九八三年,我油印了第一本自己的诗集,叫做《被愚弄的……》。现在看来,这本诗集很幼稚,但那毕竟是我最早的文学尝试。随后,我在北京和上海又参与了另一些地下文学的出版工作。一九八八年,一批年轻的诗人创办了地下诗刊《倾向》,出了四期后,就在一九九二年被勒令停刊了。一九八九年前,我们还组织了几个重要的文学‘沙龙’活动,比如,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圆明园等地都搞过文学‘沙龙’和诗歌朗诵。

可以说,在‘民主墙’期间,北岛是地下文学及《今天》文学杂志的主要角色及主持人。但后来,他甚少参加地下文学活动。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一九八五年,他加入了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甚至作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主席之类。这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是由没有加入到官方作家协会的地下诗人和作家延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下的诗人跟被官方称为‘北岛们’的一批在官方文坛成名的‘朦胧诗人’就各行其道了“。[2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贝岭和更年轻的诗人们是自觉的接受自己“地下诗人”身份的,这在“地下诗人”被普遍“招安”的状况下是不容易作到的,因为诗人的独立性思考和判断、质疑意味着区别于官方垄断的单向道式“意识形态”写作,而后者得为这种意识形态服务,前者则只对良心和正义负责。因此“地下诗人”可以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追索,并呈现中国病相的复杂性,这是追求“意识形态”一统化当局所不能容忍的。

贝岭和孟浪的诗,大体来说与《今天》派既有对苦闷、沉默世界压抑愤懑无解的一脉相承,又有新派们对旧世界由失望到期冀的自有激情,意象也大大繁复、增大,尤其是后者的诗歌更是如此。贝岭和孟浪的诗歌创作现在都已在廿年以上,两人流亡海外后,诗歌创作的动力都有所削减,贝岭的诗歌激情更是呈一路低迴姿势,新世纪后已鲜有诗作发表,在太平洋两岸奔波从事出版工作。这里所谈的贝岭诗歌是他1980年至1995年所写的诗歌。

贝岭早期(1980——1984)的诗作忧伤而淡定,意象明朗,毫不晦涩,诗意之外虽有所指和现实责问,也呈现现世痛苦和受难的源头,并对此发问,但比起《今天》派的情绪激越显得理性许多,发问中心也显得模糊而漫漶,甚至迷茫。《黄昏》是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黄昏是无法诉说的
甚至难以微笑
水到来泪刮过
注成河流
大群的鸥鸟
他们闪电般姿势的目光
逾越广场
掠取大片的沉默

在风铸成的创面里
时间空洞又单调

黄昏“掠取大片的沉默”是年轻的贝岭对中国的看法,这一美学趣味延展了他的诗歌概括时空,那种忧伤的情绪当然是从迷惘中而来,又归流到彼岸的期待中去。这一时期的佳作还有《忍冬藤年年开放》,递进式发问和坚定的回答讲述着古老而不朽的生命力传奇,那里是坚韧的民族自喻和气节展现,对衰朽的阻力式守旧保守思想发出嘲弄和讥笑:“那些期待出于几种神圣的愿望/守望着宇宙的森林”。忍冬藤、野性金雀花、兰铃、榛树成为“尖利的风沙时代”的一种生命力丰碑矗立,只有“盘绕着尖利的风沙”,才会“和黎明一起无尽俯展/以群体的交欢开放”,而我“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在“高原依旧荒凉”的荒原上,“忍冬藤年年开放”。忍冬藤在特定的文革后沉闷年代里,被贝岭象征为一种压迫不倒的气节和生生不灭的坚守精神、意志,成为一种耐得住荒凉和冷冽的征象,并借以蔑视那些压迫他们的“酷寒专制”力量,这是贝岭要反复吟咏和告诉“他们”的:

向孤寂宣战
以坚忍不宁的绚烂
在寒风的清爽中
向孤寂宣战
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
比试锋芒,比试力量

传递我的呼唤
传递你的呼唤
用棕色的肥沃滋润茎管
岩层也将被挤压
接受日复一日的风化

在《忍冬藤年年开放》里,《今天》派的“宣告”和“回答”式语气又被回放:“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比试锋芒,比试力量”:“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宣告》),“我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

在《太阳歌手》里,贝岭发出八十年代初最为惊人的预谶:“二十世纪的凄风苦雨后面/必定还有一场大雪……二十世纪的所有恐惧/将在一片歌声中摇曳”,那是一场什么“大雪”?那又是什么“恐惧”和“歌声”?贝岭明确的回答:“我看见血流在大街上看见死亡的真形”(《智利的血流在大街上》)。似乎,后来的“六·四”事件证明了这一场“大雪来临”。

贝岭中期(1985——1988)以后的诗歌则稍稍情愫萌动,诗句精短而缠绕,目光含情而炯明,无论爱情和现实思考都进入一种成熟的自我审视阶段,幻灭和燃烧都毕集于一身。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我已无言可告》表达了那种幻灭和燃烧感,并为深深陷入这种状态而苦恼、迷茫:

……
那是无核的愤怒
和阳光一起迸发的
正不停地自我摧残
……
那些遁世的英雄
我旧日的好友
他们启开光阴的瓶盖
沉湎在梦中
用酒精冲淡痛苦

冷漠,一种尊贵的智慧
那些隐喻的收集者
他们在纸中彻悟
并用意象轰炸历史
他们绝望的预言
正等待时间的注释

然而我不能够
在我的逃匿里
我听到孩子们的哭泣
一个苦孩子持久的哭泣
他们的泪水烫伤我
我怎样才能学会抚慰
怎样孤立在冬季里
等待,用诗的荆条抽打
直到疼痛──至深处

这一时期的中国各种思潮开始分化、萌动,甚至动摇,诗人感到无所适从,以前引以为“真理导师”的人和事都开始分崩离析,诗人开始感到孤独和失望,甚至无言以告。面对“严酷,有水煮沸的愤怒”(《墓》)岁月,他只有“用诗的荆条抽打”自己,不至于沉沦下去。这一时期的诗歌都进入“无言”和“虚幻”状态,词语越来越精短,意象越来越灰颓,《述》、《沉默》、《逃避》、《虚》、《内向》、《缄口》、《墓》、《哀悼》、《梦》、《省》,这些诗从标题到诗风都在诉说着那种寂寥,“苍茫积成垢/时间铸成钟”(《虚》)、“你动荡不定的漂泊中/渗透没有对手的孤独”(《内向》)。有关漂泊和浪游的不确定感,虚无的情境在一点点流转逶迤,显然诗人在长长的黑暗甬道徘徊和踯躅,惆怅的感觉弥漫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

后期(1989-1995),因为“六四”事件后滞留美国,身份发生裂变、挪移、流散,一切希望全变成失望:“此时,我在纽约……我流落在异乡……终于,我确认了自己是在‘流亡’,它是不自愿的,可我自愿地选择了它。面对惨痛的、祖国的现实,我的所做作所为,此刻,已使我已别无选择……流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孤立、隔绝,意味着语言的丧失,意味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也意味着失败,甚至,意味着面对失败的无奈……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朋友们已在狱中,我却因为‘时差’而幸存着。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流亡。也许,我会终生流亡……这就是流亡,一种没有归属感的生活,它构成多重的困境,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你在向它发出追问,它也在向你发出追问,甚至,它还索要追问的结果”[29].

何处去的茫然和悲愤使他一改颓靡,视野却变的宏大起来,担当也明显发生巨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贝岭的“流亡”、“放逐”美学诗风日趋成熟,这一时期的《放逐》标示著作为流亡诗人贝岭的诞生:

我在时间的尽头经历放逐
手臂的弯度 记忆的弓
我用我的汉字洗清异国的天空

无倦的天空 辽阔强烈的天空
干燥而又坚忍
带着事物莫名的疼痛
冬天──有着记忆命名的庄重

我看到被遗忘拒绝的耻辱
带着使命 进入我那野蛮的视野
眺望终止了阅读 回忆放弃时钟
经历者──经历着对经历的厌恶

那并非是时间的过错
那仅仅是时间的过错

辗压往事的 是夜的车轮
事物
用它不朽的根
固执地缠绕我们

我在放逐的尽头
如同国家版图上
一个恒久的诅咒

流亡成了彼岸祖国“一个恒久的诅咒”,而此岸却是拳拳的赤子之心,思念徒劳的空转。流亡、放逐带给诗人的是种种孤独和无奈,使诗人用很长的时间来审视自己的命运和处境,并慢慢浸润成“流亡”的美学,这种美学也成为《倾向》派孟浪后来创作倾向的主核,并一以贯之。

后来贝岭自己回忆道:“两次的流亡,第一次(1989年,我选择了留在美国,逾5年后,我又选择回到祖国)和第二次(2000年秋,我被遣送出境,驱离中国),使我渐渐获得完整的视野和对东西方世界的认知(这个西方世界至少有两个部分构成,美国世界和欧洲世界),既使是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催逼“的21世纪(这使我少了不少乐趣!),从细部看,你、我、他,民族、地域、人性、语言和文明的差异是多么地不同啊。何况,我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对非洲黑人世界和非洲文化,对拉丁美洲世界和它古老的历史和文明,甚至对东亚和日夲的文化和文明,又知道多少呢?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的那个年代(1980年代末)和我真正滞留美国的那个年代(1990年代初)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而从1994年始,我一次次再返的中国又让我多么地感叹不已。晕眩和巨大的身心震撼。祖国惨痛的现实、祖国巨大变化的现实,对苟且偷生式流亡的自责,那扭曲的难民化美国生活经历。”[30].

对于流亡的不幸,贝岭还用诗歌《宿》诉说着境遇的尴尬:“我们出生的不幸/已烙在种族的脸上……乞怜于语言,而又丧失了语言的日子/我们从未受洗/却寄身于蒙主偏爱的国度/仅仅是由于敌意的存在/而被供养着……那片属于我们的/孤独意识形态保留地”,流亡西方使诗人再度陷入“无言”可告的苦闷期,除了内心世界的孤独,一无所有。他转而对那场导致数十万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流亡欧美的“六·四”转折致敬。

“我目睹的暴力过去了/它滋生的果实/被恨的潮水洗劫着/一个预言再度呈现……·整整一支队伍的葬仪/祭奠着记忆”(《纪念——为一九八九年‘六四’受难者而作》),这是一首对“那场世纪大雪”的回应的诗,在《太阳歌手》里的“大雪、恐惧、歌声”早已在现实中发生,预言被击中。贝岭也因为那首诗而再次被拒绝入境(2002年6月6日)[31].

在这一时期,迄今贝岭最长的一首诗《主题与变奏——对一个时代的纪念》是他对一个时代落幕所作的哀悼。

那象征般兀立的主题
来自我们无助的内心
记忆,如同一场浩劫
虚幻而又真实
被扼止的
是想象的年轮
它被残酷的背景遮掩着
……
那面早年的墙
绽放异议的墙
……
用无知的力量炫耀
一个种族灭绝前的征兆
……
死亡,像阴影一样
把冗长的悲惨缓慢拖曳

那是一个悠久的寓言
那是我们一生的仪式[32]

杨远宏说:“我们都明白那是个什么‘主题’。一个时代被封杀。幕布纹丝不动。记忆,比流星陨火墬落、熄灭得还快。高热亢奋的高粱花下,土地比冰块更寒冷。这是一个时代正在被狂欢庆典所延长,并在延长中被影子作者和影子阅读不断改写和误读的尾声”[33].

在那个不久前的“悠久的寓言”里,被当作“一生的仪式”是那个时代的激情,现在,一生的图腾早已转瞬即逝,流转为遗忘的死海。这是贝岭对早年启蒙自己的“时代墙”的怀想,也对那个时代被全民遗忘而感到失望。

现在,贝岭的写作才情和对汉语诗歌形式感创新已经得到公认,九十年代末期,贝岭大大放慢了诗歌写作速度,转而投入到出版和文学活动中去了,并大力传播有关“流亡”美学。

《倾向》派另一主将孟浪的诗歌写作长期处于旺盛期,他1961年出生于中国另一叛逆者活跃的大都市上海。1978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大学时代就开始诗歌写作,并热心参与和组织以出版“地下文学刊物”为核心的地下文学活动。1981年,即已创办民间诗刊《MN》,第一期名为《形像危机》,后还创刊《海上》、《大陆》等地下刊物,他是八十年代初很少几个具有诗歌“现代感”的诗人,1995年赴美。

作为一个老牌的地下诗人,孟浪一以贯之到二十一世纪,贝岭高度评介他,应该是恰当的:“上海诗人孟浪曾是国内重要的地下诗人和地下文学刊物出版者,自八十年代中以来,他因写作和编辑出版地下文学作品,而不断受到他所在地上海的警察的秘密侦察和监控。一九九二年四月,他与另一位上海诗人默默被上海警方秘密拘留,并从他们各自家中搜查扣留财物〈主要是创作手稿、书信和地下文学出版物〉合计二百逾种。在被秘密关押了三十六天后,警方将他们释放。此后,孟浪在上海及在中国国内的工作、旅行等一直受到骚扰及恐吓,一九九四年五月起,警方加剧对他的迫害,使他不得不避走匿居。当他回到上海家中,警方即开始对他进行更繁琐的传讯,调查他的全部文学活动(一度每星期三、四次,每次四小时以上,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五年九月他应美国布朗大学的邀请作为一个访问作家而流亡国外。

孟浪,真正承担国家对诗人惩罚的恰恰是像他这意义上的地下诗人,这种厄运和来自国家的野蛮伤害着一个诗人日常的生活、身体、甚至心灵,但它未能彻底伤害到他的写作,特别是他的诗歌。他写出了对一个邪恶时代中个人命运进行追问和深刻内省的长诗《凶年之畔》(1986)和《私人笔记……一个时代的消亡》(1987)。这两首虽在诗艺上粗砺却极富气势的长诗是这一严酷时代真正的见证,假如政治可以广阔的定义的话,也是描述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命运的力作“[34].

严格意义上,孟浪并不能(他也不愿)被划入“流亡作家”的行列,他似乎与他上海的同乡,小说家张爱玲一样,不愿被任何一种既有的体制和政治制度限阈思考与创作。按照匡南说法:“凡是诗人都是反叛的,孟浪也不例外……当80年代孟浪完全以异类的外表而现世时,当他骚动不安到处走动时,他的反叛从此便无休无止。安定的生活已经不再有了,除非他要结束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这种反叛还不能只归结为政治式的异议。首先,孟浪反叛的不只是这样那样的政治,他反对一切政治;其次,孟浪反对的不只是政治,他反对一切定格了的世俗,反对一切既有的文化、生活形态,反叛所有的既有的事物,也就是说反对一切滋生现实政治的根源与条件、一切与现实政治生活配合、互动的事物、一切与政治妥协有关的精神状态——所以,他喊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然而,到此为止,政治反抗者也罢,文化异议者也罢,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也罢,还都不是孟浪的诗人定位,而只是诗人之为诗人的出发点”[35].这是很富意义的认识,与“没有主义”的高行健在精神境界上同出一辙。

进入新千年以后,他的流亡性表现在他到处走动上,他在美、台、港、中国大陆等地游走,但诗歌写作却愈加呈现起色。严格意义上,孟浪是一个行吟诗人,并非流亡诗人,他无关政治,虽然他的诗歌中二十年来有一贯的反对文学艺术政治化和反对中国大陆思想意识形态一统化,但那只是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有特质,他拒绝妥协,反抗现实,反对强制和单向道式的文化强加,是用一个诗人身份参与公共知识分子建设。在这一点上,孟浪与他的前辈北岛们的“英雄主义”、“救世主”诗歌有很大区分,他的诗歌没有对具体年代的控诉,也没有完全弃绝式的愤怒,他的诗歌意象和意义表达都是小人物的直觉,正如匡南所说:“孟浪的大多数作品都显见了生活具像的缺席,而成为一种毫不掩饰的个人观念的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北岛的爱恨情结,没有江河、杨炼的历史图腾,没有韩东、于坚的日常关切,更没有周伦佑的语言欲望。他以抽象意识浓缩了全部时空”[36].

对于孟浪作为流亡诗人的归属,我认为匡南的说法很重要,因为这与孟浪本人的理念阐述十分吻合,其实,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流亡海外中国作家的一种认知。“有人把孟浪归入流亡诗人……孟浪具体生活中的一个特点的确是流浪甚至是流亡,然而流亡本身不是孟浪作为诗人的定位,而只是孟浪作为当代中国诗人的一种不能摆脱的生存状态。当然频繁的物理的流浪或者流亡事件,对于孟浪领会”地域解码“、突破文化地域主义视野或许有所帮助,因此得以避免沦落为狭隘的地域诗人或者地方文化主义诗人。海德格尔曾言,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就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本真的安居,才有诗人的存在。这里本真的安居不应指物理的定居,而应指精神的无遮蔽存在。然而,无遮蔽只是诗人的希冀归宿,却难以成为精神的现实。与物理的流亡相关的一个词是精神的恍惚,而精神恍惚似乎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诗人所具有的品质。……即一个精神恍惚者。孟浪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流亡之后才精神恍惚的,在客居美国之前,无论在上海、还是置身其他地方,他都无疑都是一个精神的恍惚者,由于令人窒息的政治语境,这种恍惚感对于他这样一个如此敏感于意念语言的人,更是无法驱离也无从驱离。然而,正是这种恍惚造就了他的意识表现手法的一贯性”[37].

孟浪自己这样解读文学的“流亡性”:“对当下的中国流亡文学而言,同理。也许不太久远,有朝一日,作为集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潮或政体在全世界灰飞烟灭之后,文学就不再会有流亡吗?作家也不再会有流亡吗?否。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社会仍然有良善与邪恶的搏斗存在,也只要人类终究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意识存在,流亡必然发生,流亡也必然指向尽管难以抵挡或总在无限迫近的某个永恒。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一个真正的作家理所当然也可被视作‘流亡作家’,因为他坚持的必然是某种‘流亡的美学’。人类的伟大精神遗存,其中最富光彩、最具灵动的一部分必以文学的独特型态和样式,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思想家那里曲折逶迤流亡而来,也仍以滔滔之势流亡而去。当代中国流亡文学是做另一种丧失的形塑而存在并呈现,当代中国流亡作家也如是。它们的母国在他们的俗世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是丧失的,他们的广裘而深沉的故土也一样是。但,这是必要的丧失,因为他们在一种丧失的同时,更拥有了一种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人类生命尊严与基本价值的建立和提升”[38].《倾向》派之所以后来与《今天》派发生一些关于写作与信仰关联的冲突,上述孟浪的回答是贴切的。因为《今天》派已经“回答”和“宣告”不了当今纷繁的语境流变,甚至已经阐释不了中国真相的本质,而《倾向》派却还能作到这一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消费主义时代”后,流亡已经流变成当局一种用物欲怀柔政策里的“绥靖主义”,激烈的流亡事件很少发生,近几年,为争取出版和表达自由反抗专制的只有一例,2004年7月,以自由主义法学家身份流亡澳大利亚的袁红冰,流亡后随即出版四部长篇小说,第五章已有专论。相反,很多“六·四”事件流亡欧美的作家、艺术家苦熬不住,纷纷踏上回国之旅,人数不在少数,有人把它称为“流亡者归来”[39]事件。这说明,当初壮怀激烈流亡在经历时间这部机器长时间打磨后,变得消极和失望,有的归国后,甚至归流到“消费主义”潮流里,一点也不逊色[40].

在这种潮流里,尤见孟浪的认识境界的超脱、开放,也更显见《倾向》派集体主张的流亡美学的重要性和一贯性,孟浪认为流亡无所不在,并不单单存在于极权国度,极权一旦消失,流亡并非也随之消失,在自由和非强制国家,内在流亡也是包括诗人、小说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必需。

孟浪为推动《倾向》派集体流亡美学的重要性还远远不至于此,他的绵延二十余年的出色诗情也在诠释这一点,孟浪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代表性诗作《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写于1991年6月,对那个既苦闷又浮浪的时代作了精确的概括。其中的悲愤感油然而生,还有“六·四”后的迷惘和绝望渗透在行文里。

1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
光捅下来的地方
是天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
词语,词语
地平线上,谁的嘴唇在升起。

2

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
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
它自己却毫无知觉。

刀尖上沾着的花粉
真的可能被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幸福,不可能太多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

切开花儿那幻想的根茎
一把少年的裁纸刀要去殖民。

3

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
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

我这意外的闯入者
竟也摸到了太阳滚烫的额头
垂死的一刻
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

4

但是,天穹顶部那颗高贵的头颅呵
地平线上,谁美丽的肩颈在升起!

已经没有了北岛的激荡和怀疑:“我——不——相——信”,十余年后的孟浪们演变成彻底无望,北岛那个时代还有新秩序等待人去期盼和期待,但孟浪们期盼来的却是更为窒息的“时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绝望的情绪已经不能唤醒,比怀疑走的更远,简直已经死了心,关上了心灵的窗户,与另一位地下诗人前辈“启蒙社”发起人黄翔的诗作:“即使我死了,也让你如鲠在喉”异曲同工,拒绝相信黎明的召唤:“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诗人还听到:“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太阳发出一声声惨叫”,那是什么惨叫声,不言而喻。而现实是“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它自己却毫无知觉”,面对如此日趋靡狂的现状,是沉沦纵乐,抑或触摸“太阳”:“滚烫的额头”,如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太阳”这个意象在诗中出现好几次,这个意象被孟浪赋予了超验的能量和希望,这是这首诗中的唯一的一点光斑,极像崇山峻岭中一线天的意味,挽救着快垂死的一颗颗游荡的中国灵魂。

所以,即使“垂死一刻/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亚英雄主义又复活了,痛苦、迷茫的孟浪们矛盾的心里又恢复激荡起一丝温存,游丝样的若隐若现,蔓延不绝。海市蜃楼的画面浮绘在“地平线上”:“美丽的肩膀在升起!”。孟浪的诗歌就是这样,具有纵横捭阂的叙述纬度,荡气回肠的让人热血贲张,但还给你留有一盏明灯,不至于彻底弃绝。

诗歌《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是八九后的时代宣言,但已经再也不会引起“回答”、“宣告”时的轰动和激动,这时的中国大地上一片下海和经商风,人们对精神自由已经不感兴趣,更关心的是物质的狂欢和欲望的舞蹈。这首诗的意义很快被遮蔽了。

1995年,孟浪去国后,孤独使他写下了大量关于母语、家、国流散的诗歌,他称自己的诗为“流浪的国土”(《无题》),2000年还写下了《祖国》那样的愁绪满满的诗歌:“祖国/如此赤裸的鸟儿/被投入如此赤裸的天空/如此赤裸的天空/鼓舞起如此赤裸的太阳/我们在恐怖中——/呵,鸟儿痛失羽毛/太阳痛失光芒/我们在可怕的黑暗中……/我们在可怕的飞翔中……”,又是太阳,又是天空,是向往“强制力消失”的天空,还是生活在“可怕的黑暗中”,内心已满布抹不去的伤痕。

孟浪对于流亡有着自己独到的美学,他对政治力的强制性也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痛切,21世纪初,他游走于两岸三地,感同身受着独裁文化带给中国人长久的痛楚,这一时间写下了长诗《数字之伤,数字之痛》,将目光对准1947年的“二二八”[41]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并非是政治诗,他让数字复活,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背后的政治鬼魅现形:

数字之伤,数字之痛[42]
──献给二·二八,也献给六·四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失踪的日子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牺牲的日子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失踪者的人数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牺牲者的人数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失踪者永生的日子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牺牲者不朽的日子
数字之伤,因它曾被野蛮地抹去
数字之痛,因它曾不得不珍藏深深的心底
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
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
这些数字现在停留在这一刻
它愿意自己是最后的统计,永远也不要再多出!

太多的数字缠绕我的记忆
就像太多的国家缭绕我的身体
那些制服人戴着面具,唱着高调,下着狠招
那些足够数量的概念,想象,现实和推理
而我的国家隐瞒我,躲避我,逃离我
为了它拂逆人的一个荒唐罪错

我向我的国家揭示我,呈献我,投放我
那一连串数字的悲怆和传奇,我已铭记
当我试图抚平伤口,抚平激情波浪,那人群海洋
手与手互相搀扶,手与手互相紧握!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

数字是无言的,痛苦是无言的
而希望也是无言的,未来在那里更是无言的

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
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
说话了,哭泣,尖叫,希望
说话了,畅谈,欢语,未来
说话了,世人呵,是否都已听见
每一张新生婴儿的笑脸都将是迟到的正义
在复仇、惩罚、忏悔、伏罪种种的胶着之间
竟是宽恕,竟是宽恕,才是最严厉的审判!

在这里一个数字曾是被禁止破解的谜
在那里另一个数字仍然也是,仿佛已成世纪之谜
总有一日他们将从不死中惊醒
他们重新来到生活中间,要打扮得更漂亮的
是一个国度,还只是他的一位新嫁娘
是一座房舍,还是他的又一份信仰

他们望着惊喜地望着他们的人们
这一次的生命在给出一个如此悖谬而圆融的箴言
基督,敌基督;祖国,敌祖国
乌托邦也就更简单了,呵,敌托邦!

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
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

人类因数字存续不灭的记忆
也因数字人类的另一类人制造着可怕的遗忘

呵,数字之伤,数字之痛
让数字无畏地站立起来,更高大
让数字勇敢地走动起来,更无处不往
让数字在苍天下发出控诉、拷问与呼告
却曾经,也正在,还将要呵,丧钟为谁而鸣
这数字不再是日子,这数字不再是时间
谁能数得清?谁能在这里数得清
这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台湾作家简唐评价孟浪面对台湾“二二八”,思索的却是与之相似的威权体制惨剧:中国“六·四”事件,这是孟浪作为流亡作家内心里摆荡的真正的大写的“乡愁”之痛。这是十分贴切的。孟浪让数字苏醒过来来参与控诉“广场”上的惨剧:“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这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所谓的数字真理被孟浪荡气回肠的反复强调,他相信数字终有一天会复活,会自己现身来控诉和诉说真相,读来令人神伤。

现在,《倾向》派的贝岭和孟浪在流亡观上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美学,他们甚至称20世纪为“流亡的年代”,相较而言,《今天》派则已沉潜了足够多的时间,渐渐的淡出了“流亡文学”的视野,在祖国还处在后极权时代之时,《今天》派的当年引领作用却早已灰飞烟灭。

注释:

一、周冰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消费文学的现实命名》,《文艺报》(北京),2001年6月5日。

二、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贝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

三、同第三章注释六十。

四、同第七章注释二十一。

五、如果翻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你会发现,当年的在野党后来成为新政权统治者的共产党对于“民主”、“新闻自由”、“平等”、“人权”、“选举”等西方民主价值观关键词是多么热衷,频频见诸报端。而这与1949年掌权后实行的政策天壤之别。

七、关于《今天》派早期受贵州诗人黄翔等人影响,见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第3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版。黄翔,曾创办地下诗刊《启蒙》,1978年,曾将诗歌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张贴至西单民主墙上。另见舒衡哲(Vera Schwarcz)(美),《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其中有对黄翔详实的分析,第378—379页,台湾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版。

十五、二十一、二十二、北岛,《蓝房子》,第236—237页、第178页、第203—205页,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2月版。

十六、关于这首“口号诗”在“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照片,见《悲壮的民运——最和平开始最血腥结束》,第90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6月版。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李欧梵(美),《既亲又疏的距离感》,《午夜歌手——北岛诗选(1972—1994)》序言,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10月版。

二十三、本节所有诗歌除特别注明的均来自北岛诗作:《在天涯》,牛津出版社,1993年版;《午夜歌手(1972—1994)》、《零度以上的风景(1993—1996)》、《开锁(1996—1998)》,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1996年版、1999年版。

二十四、亚衣,《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访诗人贝岭》,2000年。

二十五、三十、三十四、贝岭,《流亡中的文学》,2007年。

二十六、贝岭,《倾向》(季刊)卷首语,1995年,总第五期。

二十七、三十八、孟浪,《必要的丧失:一九八九后的中国流亡文学》,《自由时报》(台湾),2001年2月2日;《世界日报?世界周刊》(美国),2001年3月4日。

二十八、见贝岭接受胡亚非访谈,美国。

二十九、贝岭,《流亡》,1989年8月,纽约。

三十一、见贝岭自叙《一首诗使我未能返回祖国》。

三十二、除注明外均出自贝岭诗作《旧日子——贝岭诗选Bei Ling Selected Poems(1980—1995)》(中英文),台湾台北,倾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三十三、杨远宏,《对〈旧日子〉的叩访——读〈旧日子-贝岭诗选〉》,2007年。

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匡南,《精力耗尽,皆因更大的激情——评孟浪新诗集》。

三十九、廖伟棠(香港),《流放者的归来》,香港,2003年。

四十、有关新世纪归来的中国流亡诗人状况,详见孟浪,《现实,或者象征:回归,汉语的方向》,载《文学世纪》(香港),2004第1期。

四十一、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间,在台湾所发生的官民冲突以及严重流血镇压事件。事件始于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市的官民纠纷,由于公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事件处理失当,2月28日引发台北市民之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当日又发生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事件乃由请愿惩凶一变而为对抗公署,进而激化为省籍冲突。此一抗争与冲突,迅即蔓延全岛,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以及本地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一场族群冲突。二二八事件于台湾光复后不到一年半之间发生,其背景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的。事件本身与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关联,但对后来台独运动的兴起,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四十二、2005年2月作于台湾,首发于2005年2月28日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开幕的《乡思,乡愁,家在何方——2005年第九届228创作纪念展》,2005年4月9日台湾《联合报》刊载)。

《自由写作》第69期【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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