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敏如:天安门——一个刻意的遗忘(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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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敏如

南台湾的五月,天气已显得燥热。摩托车轰隆隆,在早晨七点的路上飞驰。我赶往医院,是为了照顾已让医生宣布病危的母亲。那是1989年,暮春。

架在病房墙角的电视机开着,声音不大,影像却让人焦虑。母亲因瘦削而扩大了的双眼,目不转睛地瞪着屏幕。我把从台湾媒体得到的消息,以电话告知在美国波士顿的友人,好让他能把消息转传给在中国上海的家人,重点不外是“注意、小心、减少外出、党内可能有大变动…”。

在我安排了母亲的葬礼,又要离开家乡的几天里,路上突然出现奇特的景象。都是二、三人一组,就在车子呼啸的道路旁边,他们撑起太阳伞,坐在小凳子上,募款、收钱,一旁的白板上写着的大约是“我们手牵手、心连心…”那样的字眼。我每碰到一组人,便停下来捐款、给钱;也不讨收据、也不问这钱会怎么传递。不久,我便飞往新大陆。两周后,在加拿大魁北克女友家里齐看电视时,她说:“这个政府真奇怪,怎么到现在还睁着眼睛说瞎话!”

而“怒”,是所买白色T恤衫背后的汉字,不知出于谁人之笔,这字书法得泼辣、强悍。我就穿着“怒”衫,和一群华人,走在波士顿的街上。哈佛燕京学社举办的讲座里,杜维民先生拿出他亲戚长辈的来信,缓慢字正地念着信的内容,声泪俱下。来自复旦大学的几个人聚集在波士顿近郊一间没有什么家具,近乎空荡的大房子里,齐看纪录片“河殇”,个个神情没落,也不多言语。

这些,全发生在一个月里。那是1989年,初夏。

多少年过往,偶获“天安门纪事”一书,读后,才对似有交集,其实我只有外围认知的二十世纪末重大历史事件,有了进一步的理解。

朋友是“天安门纪事”的作者,事件爆发当时他是台湾极少数到北京采访的记者之一。“天”书里详实记录了1989年6月4日当天,在那个“世界的中心”的中心,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在那天之前、之后,天安门广场周遭的面貌与气息。当然,书里也少不了分析导致事件的主因。

根据朋友的书写,六四事件的轮廓是,学生集驻天安门广场,反贪污、争民主;北京市民赞成学生,也维护、支持学生,因为政府是他们的共同敌人;学生正在撤与不撤之间犹豫时,解放军分东西南北四路挺进北京城;市民以石块、以身体抵挡不住真实枪炮,首先遭殃,死亡人数可能比学生多;解放军以暴力拆毁广场上的临时设施,射杀、驱散来不及撤离的学生;清除广场上的狼藉、洗去血迹,北京城恢复日常,彷佛不曾发生过事端;中共对外宣称,所谓的事件,不过是一小撮人的小动乱,中国的脚步稳健,改革开放政策不变。

瑞士曾有记者分析,通货膨胀是促成六四事件原因之一。朋友则提到,失败经济的因素,亦即“官倒、物倒、人人倒”、“十亿人口九亿倒,剩下一亿在思考,思考要不要倒”,让中共建国后的第四代人起而反抗。他们不像第一代人那般对党国忠心,没有第二代人饱受大跃进摧残后的灰心,也没有第三代人文斗武斗,上山下乡,历经文革荒谬后的冷漠。第四代人是恢复高校入学考、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倾斜、生活安定、能够大方拥抱新思潮的一代;他们没有包袱可背,没有教条要守;他们天真地向第一代老人宣战,也只得以毁灭终场。

2011年初阿拉伯之春的主调,也是反贪污、争民主,也是年轻人向腐旧的政治体系叫阵。当埃及人以惊人的动员力量占驻解放广场,特拉维夫的朋友问,埃及将走向何方时,我只能以“就看军方的决定”简覆。当穆巴拉克下台后,我问开罗朋友,他的住家附近是否也有年轻人做动乱后的清洁工作时,这位埃及外交人员以“当然有年轻人来清理,我心里充满着前所未有的希望”回答我。

时间乖隔二十多年,中国与埃及的年轻人虽然对国家的诉求相当,他们在事件中的态度与国家军队的反应,却让“没有意识型态领导的和平演变”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中国内部问题,如果愿意,确实可以自行解决,埃及的内部问题牵连到中东国家的战略平衡,要比中国的复杂太多。革命后的埃及,对于贪腐,可以上办到前总统穆巴拉克及其家人,其它部长级人物同样不得幸免。而天安门广场的“动乱”后,中国某些经济参与者们仍是带着自家小密,座谈成一张贿赂、贪腐的坚实铁网。把这两个国家如此评比,原本愚蠢,只是有些价值仍然要反复颂扬或批判。

笔端总带情感的朋友只轻描了,学生不及时撤走而让原可避免的悲剧得以发生,是因为捐款源源涌入,一旦撤出,恐有经济来源断绝之虞;也是由于全世界焦点集中,广场学生舍不下成为镁光灯中主角的机会。后来在一次台北见面的机会里,朋友告知,当时广场上有些学生的心态,是想借此国际瞩目标机会离开中国,一圆出国美梦。我直问,他书里为何没提及此事时,他只以“那时候太苦、太惨了,我不愿意落井下石”做为答复。

中共对待“六四”的手法,其实是错失一次令世人尊敬中国的机会。朋友在书中写道:“全世界都惊叹于中国竟会出现自发性的民主运动。它的历史性意义在于,当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改革之后,已改革十年的中国开始进行一场素朴的、爱国的、民主的学生运动,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国家之仅见,亦是资本主义国家无法望其项背的。而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一场运动的规模与纪律,群众自主性与人性的光辉面显露无遗。也正因这无私、奉献、牺牲、互助、友爱的人性光辉面,它不知感动了多少国家、多少人。”

中共将这种“不知感动了多少国家、多少人”的行为诠释成对其政权的威胁,其中的差距,才是动乱暗流汹涌的根源!

遗忘是一种过程,“六四”正处在这一过程当中。那时的死伤者和中国十多亿人口相较,根本不成比例;天安门虽是世界最大广场,和中国领土相比,不过是地图上可有可无的小点。在笑贫不笑娼的社会风气下,在外汇存底或许足以买下美国的傲慢里,中国缺乏思考、反省的必要与能力。

“六四”可能在中国死亡,却可以在中国以外的地方生存;可能在中国的历史中遭到遗忘,却可以在世界历史里记上一笔。海外华人有义务将这段史实以汉语以外的文字书写,也应该督促非华人以他们自己的母语记录。直到平反那天,这海外的一笔便要飘洋过海,回到广场,直直插入中国人的心坎里。

书读完了,不久后,台北的“乾坤诗刋”里有了我的文字:

夜深 人不静
广场上滂沱着血雨
遍地是肉做的烂泥
惊心的尖叫是轰轰装甲的序曲
悲绝的呼号为嗒嗒的机枪谱上旋律
权力劲舞在年轻的肩上
名利戳戮在柔软的胸膛
个体户里买不到昂贵的民主
人性玩弄辗迸的脑浆于指掌间
于是
中国的魂魄在暗夜里盲窜狂泣

据说擅于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一旦成为帮凶共犯
政治有理与暴力合法便成就无处控诉的死亡

蝼蚁小民如何撼动得了噬人体制的大山
当斗争怀搂着解放婆娑起舞
当改革依傍着开放撕磨缠绵
冰冷的尸骸便是观赏荒谬剧场头等的价码
高层出于恐惧的残忍是否可以求乞原谅
百姓出于自卫的举发是否惯于麻木不仁
伟大祖国严酷试炼底下
笔与相机的浪漫径自以血腥的悲壮收场

神秘悱恻对这民族的凌迟 渺如水上烟波
浩瀚纠结对这历史的糟蹋 终要面对白云青空
于是
活着便是报复
存在就是征服
动动疲乏困顿的身子
拍拍纷乱踉跄的羽翅
白昼趋赶黑夜的同时
鸟儿们依旧恋恋归来
继续孵育一场场未了断的残眠碎梦

《自由写作》第70期【纪念六四22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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