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建元:那年六四(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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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元

当张口的,吐出谎言的肥皂泡
当不张口的,连梦中也不敢道破
中国啊,中国
我还能说什么?

──锺玲,〈中国啊,中国〉

一九八九年,民国七十八年的六月四日星期日凌晨,我在台湾台北县贡寮乡福隆海滩上,和我东吴大学时事研究社的同学们一起,坐看等待日出。这是我大学社团的送旧,我们第一代创社的社员就要离开大学本科的生活,此后各奔前程了。社长郑博元点评我们的功过,半开玩笑地说,我们是“没事搞了个时研给自己人添麻烦”。五年前的夏天,我和我台湾省立板桥高级中学《板中青年》编辑委员会的同学们,也曾在这同一个地方话别,对着上升中的骄阳,满怀成长的感动,激动地向中学生活说再见。福隆海边,彷佛是我人生每一阶段的誓师之地。

东吴学生制宪

来到福隆之前,东吴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才刚召开,由议长韩明恺主持,选出第三十四届学生会长李建霆。就在两年前,我受第三十二届学生会长、时研创社社长、法律学系学生刘俊良邀请出任学生会执行秘书,协助学生会策动学生自治改革。我们利用经济学系学会会长兼学生会系际委员会副主席郑少文,在七十六年十一月七日于七十六学年度第一学期第一次班长暨社团负责人大会上要求收回学生自治立法权的提案作为触媒,引爆了东吴学生自治的宁静革命。原本〈东吴大学学生会组织章程〉第二十一条规定:“本章程经训育委员会通过,报请校长核准后施行,修正时亦同”,班代大会决议要求将训育委员会的修正权改由班代大会单独行使,之后则在七十七年四月十六日第二学期第一次班代大会选出刘俊良、侯尊尧、陈秀珍、郑博元、李思恩等五人代表学生与各学院院长和训导长进行沟通和争取支持,获得校方同意在训育委员会程序之前学生得先行自订章程,七十七学年第一学期班代大会则选出第三十三届学生会长徐正扬和张永霖为章程修订委员会召集人,〈章程修改大纲〉则由时研社总干事郑博元主稿,项程华等参与研议,目的在制定〈学生会组织规程〉。

东吴学生自治改革的具体成就,就是确立学生自治立法权,在这一基础上,将班代大会改制为学生议会,使学生议员成为学生选举产生的专职学生民意代表,学生会长则自第三十五届起改由学生直选,期待藉此扩大学生会长的民主正当性,摆脱原来制度中训导长对学生会长的指导权力,以及去除早期中国青年反共救国团为各校订颁之〈学生活动中心组织准则〉的制度架构遗绪。

事实上,东吴的学生自治运动是台湾校园民主运动的一环,而台湾的校园民主运动又深受反对运动的鼓舞,我们敢大胆抗争,是因为学校位在博爱特区,看多了示威游行,知道人心向背,再加上七十六年七月蒋经国总统宣布解除戒严,台湾实现了自由化,社会氛围开放,同学群众支持,家长不反对。尽管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法务部调查局、国家安全局,乃至于国民党北区知识青年党部东吴孔知善党支部的校园布建系统还在,但这些早已经松动了,像国民党志清学社社长翁家和就是专门夜半以电话向我传递校园内党国控制体系动态的敌情来源;微生物学系学会会长李思恩公开承认他是情治细胞,并把不得不收下的工读金全部捐出来投入学运;表现十分激进的政治学系学会会长瞿复华,后来也招认他是细胞。我则虽不时被台北县调查站调查员来校约谈,系上也有党社志清细胞对我进行监视,我却也因此被许多同学视为悲剧英雄,不免亦顾盼自雄。解严之后,党国的残渣余孽不是消失无踪,便是洗心革面,加以校园里众多的学生刊物,如《溪城双周刊》、《东吴青年》、《时潮》、《淡水河》、《苏州报》、《溪城思潮》、《东吴政治月刊》、《东吴法律系讯》等等,无一不是学运的思想和运动阵地,东吴校园民主可说是“革命形势一片大好”。

六月三日第一届学生代表大会选举会长的法源,就是五月六日由学生会长徐正扬召开、法四B班代表李鎨澄主持的学生会组织规程制定大会所通过的章程部份修正条文,这可说是东吴学生的制宪大会。我们这一些曾经投入学生自治运动的时研人,乃动议到福隆欢庆我们的胜利。我虽然大学最后一年忙于补修课程、准备研究所入学考试,而无暇继续投入,但那个胜利是属于东吴全体学生的,郑博元、项程华等等在学生制宪上的专业表现,显现了他们扎实的法学训练,我感到与有荣焉。我那时已发榜录取国立政治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心情轻松愉快至极,赤足踩在浪花上,就像当年唐朝孟郊的马蹄踏遍长安城的落英。

北京学生运动蜂起

就在东吴学生制宪的同时,中国大陆北京城下则学生运动蜂起。四月十九日,北京大学团结学生会筹备委员会在学生利用追悼十五日甫逝世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集体行动中成立,他们向往着学生自治和校园独立报刊,之后他们则起草〈北京大学学生宪章〉,预备终结由中共党国体制控制的学生自治会。二十一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生吾尔开希?多莱特发起成立北师大学生自治会,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亦于同日成立,成为天安门学生运动的协调机构。二十三日,香港岭南学院学生会长、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秘书长陶君行专程北上,提供香港学生自治和跨校联合经验。二十六日,《人民日报》根据邓小平讲话刊出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潜行进驻北京郊区。东吴学生制宪前后的四月二十七日、五月四日、十五日,北京学生三度发起大游行。特别是十三日北大历史系学生王丹和北师大学生吾尔开希发起的绝食,要求中共撤回四二六社论,把学运带向了高潮。此后我们则从电视上的新闻报导看到了北京学运每日迭宕起伏、惊心动魄的发展。

国民党社反对中共党国

东吴校园里关怀中国大陆北京学运的学生社团,以国民党党社转型的大陆问题研究社,和城区部国民党学生党支部转型的力行学社最为热衷,大研社在五月二十二日率先于校本部发难,设摊征求同学签名声援大陆民主运动,二十四日起再设立海报墙,让同学在其上书愤以一抒胸臆。六月一日,力行学社在城区部接力举办了声援大陆民运签名活动,我则就近去签了名。我承认,我对国民党党社先天没有好感,对职业学生一夕从良感到不舒服,但让他们从批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国体制中,学会反思中华民国党国体制反民主反人权的历史罪孽,并为了转移面对台湾民主化议题立场上的尴尬,而将满腔热血投注于中国的民主化,这还是值得鼓励的。他们举办这样的活动,不也就是在争取校园民意的认同吗?我愿意给他们机会和肯定。东吴的签名,则和各校同学的签名一起,总计十万个,重达两斤,由训导处课外活动组协助汇集到国立台湾师范大学,而于第二天晚上由专人送到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交给了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总指挥、北师大儿童心理研究所研究生柴玲。

台湾人共同见证屠城

六月三日晚间九点起,唐山乐集则在台北市中正纪念堂举办“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晚会,号召艺文界和娱乐界的人士参加,声援北京学运。唐山乐集创办人陈百忠是东吴音乐学系的学长,富有民族意识,他找了导演虞戡平协助策划这一两岸现场对歌的晚会,再透过助理我的板青同学陈岳云找到台大四三一乐团鼓手哲学系学生薛云峰和虞戡平搭配主持,侯德健和大陆歌手崔健、腾格尔等人则在北京同步演唱,而侯德健早已经在前一天和刘晓波、周舵、高新在天安门广场发起绝食了。他所作词谱曲的〈龙的传人〉,此时成为两岸人民共同的主题曲。〈龙的传人〉写于一九七八年美国与台湾断交之际,表达了台湾人对于中国百年苦难的坚定承担,纵使在全世界姑息中共暴政的时候,仍然不受改变。该曲激励台湾民心士气,喻意深远,万古传唱。宋楚瑜在行政院新闻局长任内查禁了该曲,导致侯德健愤而去国,如今两岸人民在北京和台北联机合唱,是在向两岸党国共同表达抗议,也在对绝食中的侯德健等人表达支持。会场上另一首主题曲,则是五月二十八日发行,由台湾流行音乐界飞碟、滚石、宝丽金、可登四家公司共同制作与汇集三十位歌手合唱的〈历史的伤口〉,由李宗盛、李寿全、陈复明、童安格共同制作,词曲写得很好,充分洞悉共产党意识型态政权擅长洗脑,但相信真实终究会带来力量,我们要永远记得,我们都是历史的见证。

台北的晚会一开始时人稀稀落落,但当入夜传出解放军进城的消息后,在家里收看电视或收听广播的市民们,便忍不住出门向中正纪念堂集中。大家非常关心北京市民和同学们的处境。十一点左右,枪声由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革命博物馆和公安部传出,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由里面涌出,迅速包围天安门广场,情绪激动的台北群众就像要前去北京声援一般地滚滚涌入,中正纪念堂刹时成为党国的巨大象征,一切成为明年三站台北野百合学运的预演。十一时二十分起,人在北京饭店的陈百忠接通与现场的越洋电话,开始传送第一手的消息回台。

第一次面临如此壮阔场面的薛云峰,在节目主持的空档,猛灌父亲送来的台湾啤酒,借酒壮胆,才能正视这一场悲剧的过程。六月四日午夜,北高联秘书长北大物理系研究生王有才和北高联常务委员北京电影学院夜间部剧作班学生马少方在北京饭店与现场通话,电话里传出此起彼落的机关枪声,马少方说镇压已经在天安门广场周围展开,他和王有才要回到广场和同学作伴,薛云峰为他们打气,并他们注意安危,零点二十分,薛云峰和北京的联机突然中断,薛云峰愣在台上,时间凝结,寒毛倒竖。这是真实的生离死别。北京天安门广场和台北中正堂广场上的群众同时感到震惊、愤怒与慌乱,中国就在我们的眼前,距离我们如此之近,但却是如此无情的土地、无助的人民。不可思议的是,中共连基本的掩饰都不愿做,竟然就在全台湾人众目睽睽之下大开杀戒,让这场音乐会变成一场大屠杀的全程实况转播。

福隆与北京的六四之夜

在福隆海边,杨胜斌在广播里先听到解放军在天安们开枪这一段,匆忙地告诉了大家,海水突然静止半晌,然后挟着千军万马般的杀喊和哭喊声拍打上岸。这些众多与我们同一年纪的大陆同学,不是生命就永远就停留在这个年纪,就是将走向黑牢或流亡异乡。我们心情顿时感到非常沉重,既不忍又哀伤,我们在这里庆祝毕业,对岸同学们的世界则从此黯淡。这种事情会在台湾发生吗?二二八时,国民革命军整编第二十一师不也是这样攻进台北城,屠杀掉保卫中山堂的台湾学生吗?台湾还没民主化之前,这事任谁也不敢说呀。不过后来的历史证明,北京六四夜里清脆的枪响,所有台湾人都听到了,李登辉也听到了,那一刻起,台湾的政治不能沉沦到像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样,成为朝野和全民的共识。北京学生血祭中国民主,却也催熟了台湾的民主之花。

天终于亮了。在东方的海上,太阳从海平在线的云雾后跃出,然后缓缓上升,天空由微明、历经色彩的层次变换,最后全面灿烂。我们尽管坐在海滩上一夜没睡,仍抖擞着精神兴奋地迎着海风,看着海上渔火和天上星子为太阳让路开道。郑博元、项程华、杨胜斌、孙寄梅、宗育文他们承接起时研经营的重任,在九个月后,时研社成为三月学运爆发后东吴最早进入中正纪念堂支持的学生社团。我们在日上三竿后,则拖着一夜疲惫的身心步出海滩,搭乘台湾铁路火车回家睡觉去了。而在天亮之前的四点,解放军才对天安门广场进行清场,子弹打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在绝食四君子的协调下,数千名最后打算死守的大学生,最后于五点撤离了。六点,解放军全面占领天安门广场,他们赢得了可耻的胜利。李登辉总统在几个小时后发表声明痛批中共镇压民主运动,宣示要与“中共作彻底的决裂”。

东吴人的愤怒与哀伤

六月五日中午,《中国时报》发起在中正纪念堂广场举行“自由的怒吼”全国青年声讨及团结大会,学生会呼吁同学前往参加,我也去了现场。东吴城区部邻近中正纪念堂,同学根本没心情上课,大半的人都去了。到了下午,中正纪念堂再度涌进数万民众与学生,大家同仇敌忾,僧侣和在家修行者则为六四亡灵念经超度。晚间,东吴学生会则召集各社团协调举办声讨活动。六日,城区部第二大楼商学院入口广场,“唤起中国魂”的白幡被张贴了起来,书法社社长鲁信光所写的巨大挽联则垂挂在大楼外墙窗边,学生会联合了时研社和法律学系学会举办了声讨与追悼大会,活动由郑博元社长和李河泉会长共同主持,吉他社等社团则带唱爱国歌曲,会上宣读了东吴大学学生社团的联合声明〈英魂不死〉,誓要为牺牲的英灵作最勇敢的证人、最有力的后盾,坚定自由民主的信念与追求,不让他们的血白流。我和项程华等人也上了台讲几句话,痛批中共党国专制之恶,呼吁效法六四精神,加速台湾和校园民主改革。活动最后则焚烧了象征中华人民共和国镇压首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邓小平、国家主席杨尚昆、国务院总理李鹏三人刍像。七日,中国人权协会在国父纪念馆广场举办大陆民运死难同胞追悼会,民主进步党亦自当日起举行三百六十小时接力禁食,十日,二十多所大专院校在中正纪念堂集会抗议中共暴行,东吴合唱团则参与了大合唱的演出,曲目包括有抗战歌曲,张帆作词陆华柏作曲苏森墉编曲的〈故乡〉,该曲原本在指控日本侵略中国,把故乡变成野兽的屠场,现在干同样坏事的,竟是中国人的政府。这一天,让我们略感安慰的是,香港与台湾各电视台播出了武汉大学学生自治会长哲学系博士生李海涛为柴玲制作的录音〈我是柴玲,我还活着〉,而香港则有陈达钲指挥、在岑建勋、朱耀明、梅艳芳、数日前刚过世的邓光荣等人的参与和分工下,秘密展开营救受难学生的黄雀行动,前后共三百人脱险。前年六哥陈达钲来台,我初见久仰已久的侠义英雄,心情激荡感动不已。

卑微的纪念:拒绝遗忘

六四已过去二十二年,我们很庆幸,因为有六四的经验与教训,台湾的三月学运成功演出,圆满收场,李登辉领导下的国民党因势利导,与民进党和台湾的社会力量共同实现了宁静革命。两岸执政者的一念之差,台湾成为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至今仍是党国专政。我们这一世代以参与过台湾的民主化历史为荣,并将努力守护我们的生活方式;而六四一代,不是在他们的祖国土地被他们的人民遗忘,其中无数人就是自行选择失忆。如今中共号称大国崛起,比之当年,更加敌视人民和腐败。纪念六四,也是在提醒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要忘了那些为鼓舞自由民主而牺牲的年轻灵魂,感念他们为台湾的民主曲突徙薪的功劳;也不要忘了那两千颗的导弹还正在对准着我们,保卫台湾的自由和民主,证明中华民族也可以拥有立宪主义和民主生活,适时给予中国民主维权运动鼓励与安慰,则至少还是我们纪念六四最卑微的方式。

(感谢李河泉、项程华、锺金花、薛云峰、林启骅和东吴大学学生事务处课外活动组在本文写作过程中提供的数据协助)

民国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十二半
台湾苗栗地方法院职务宿舍

《自由写作》第70期【纪念六四22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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