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冬:这条街、这座城、这国家(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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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冬

这条街:沾了血

1988年9月我离开了中国。不久,我错过了人生中一直等待着的一个机会:六四天安门广场学生民主运动。在我离开北京以前,我天天练习演讲,在家中滔滔不绝,想像有数百人在听。其实,偶而我也有一个听众到来,就是北大诗人骆一禾。我已经感到了一种大事件即将爆发的暴戾之气,似乎空气中都有绝望到底窒息到头的味道,人与云空之间,隔着一层无法形容的厚膜,仰头而无法看见蓝天,那象征自由,赐予人间灵感的苍穹。北京令人的精神溺落,到处是无精打采的知识分子,忿忿不平的市民,和苦闷的学生。当时我有感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了,果真,等我离开才七个月,胡耀邦去世,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爆发。

一个多月里,我每天从波特兰城往中国大陆打电话,那个月的国际长途电话费是$890,相当于今天的几千块钱了。我的感情全部卷入,似乎对中国人身份的思考终于有了一个突破。得意,自豪,感动,悲伤,无法说清楚的失落感也傍随着我,我希望我三加了这场运动,而不是远在千里之外,通过电视旁观。我甚至产生错觉,以为中国人至此将独立前行,奔向未知,义无反顾,豪迈在国际上。

进入五月之后,电话里传来悲惨消息:骆一禾死了。他是绝食多日后,因并发症致死。六四爆发后,由于政府的冷漠,学生决心用损伤自己身体的办法,来唤醒政权,民心,以改变局面。广场第一个牺牲的烈士,竟是我在北京的唯一来访者,互相讲故事给对方听的好友。我的汗,冒出来了,我感到了愤恨。

在李鹏宣布北京全城军管之后的第二天,波特兰城的留学生自发组织了第一场抗议活动。那是在一个中午休息的时间,许多在波大读书的学生参加了,有的从Eugene那座大学小镇赶来。那时不像现在,那时没有太多的留学生,一百人都不到。大家聚集在中国城狮子牌坊那里,开始顺着百老汇大道向市区走去,一路高呼口号,要求李鹏下台,增援天安门广场学生,吸引老美的关注,藉机向国内传达我们的担忧。走回到波特兰州立大学校园后,大家围成一圈,在草地上同时高呼吁口号:李鹏下台!我们不要流血!坚决要求李鹏下台!在那次示威请愿中,巧遇当年还在波大计算机系读研究生的蓝天,他扛着一块硕大的纸板,上书几个大字:支援北大同学!

那次自发的游行之后,虽然没有商议下一步计划,但正是从那次聚会游行起,我认识了很多朋友。之后,全美更多,更大的留学生抗议活动的运磋好象都是从那一天开始。美国时间六月四号,电视上二十四小时插播中国新闻,天安门广场火光鬼影,人逃车翻,画面上是哭叫抢救的各种口音,屠杀开始了,又消失了。

回到仅仅七个月前,记得我是坐火车离开北京的,去南方,经广州走香港,飞往美国。离开北京的那天,正是傍晚,我采访中国远征军总司令长官郑洞国之后,从木樨地他家楼上望长安街,见夕阳西下,华灯整齐,空荡的大街饱含宁静肃穆,望不到头。长安街具有世上各国街道少有的大气,大街的某种气质和宽容都在它上面,不料几个月后,我目光所及这一带,洒上了民众和学生的血。

这座城:六四改变了什么?

1989 年的“六四”事件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包括我这样的普通人,旁观者。多少年轻学子被追捕,关监坐牢,逃往海外,与父母,亲人不得再见。被“六四”事件改变了命运的很多人中,也包括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党总书记赵紫阳,他因为同情学生,被终身软禁,直到死亡。他不再具有权力,党内温和的民主改良势头被彻底消除。“六四”也改变了历史,让无数的中国人看清了共产党的残忍本质,从此走上了与它决裂的道路,这里面也包括我。我看清楚了这个政党并不是像它自己所说的那样,是人民的公仆。一旦有利益的冲突,在党的小集团利益与民族的大的利益之间,它选择党的小的利益。2001年后我开始写作,在精神上同情和支持中国的民主运动,被安全局和公安国保盯上。他们认为我跟党和政府做对,实际上呢,我作对的不是党和政府,而是党和政府代表的那种独裁,专制,不人道。一党专制导致中国人及中国文化的腐败和衰落。真诚的人走上真诚的道路,难道理由还不够吗?北京“六四”那场屠杀,党,这少数人,智慧低下的老男人专制者,小集团,用机枪和坦克毁灭了多数中国年轻人最后一点残存的红色信仰。

北京,这座城,从那个春天开始,使我们摆脱了热情与困惑,在政治上清醒了。

这国家:至今愚昧

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是随波逐流的,需要被指引的,需要在领路人后面前行。在纽约,我见到了军涛、进进、建利、胡平等,他们有真正的信仰,六四改变了他门,他们的一生,也因获取了六四的精神财富而升华,他们是中国人中有精神的人,引领者。他们生存不易,因六四而不能再回国。这就是中国政府的行政德行:我活,就得让你死!在2011年的世界上,这个专制的狭隘的政党令人生畏,令人反感。他们这些人都付出太多了,如果我们都不爱他们,谁来爱他们?他们为中国民主国运动奉献自己,不畏强权,这些理念在他们那里全部变成理所当然的生活的一部分。我太喜欢他们了。他们是六四参与者,活的见证人。“六四”改变了他们的一生,也改变了中国的走向,甚至改变了世界。当年东欧共产党领导人看到“六四”镇压的这种惨象后,都不敢再下令向本国走上街头的民主抗议群众开枪,所以导致东欧的转变是和平的转变。22年前,他们被自己辛苦考上的大学开除学籍,他们坐牢,他们逃亡,他们被拒于国门之外,可是,他们依然用心去改那个字“China”,而且,不知道还要改多少年。这些当年被通缉被追捕的“反革命”,这些至今无法回家的“暴乱份子”,到底是些怎么样的人?22年前那些死去的为了今天活着的死了;如今,这些幸存者就为了那些死去的而活。这到底是一个民族的骄傲还是悲哀?

他们,我们,都仍在逃亡。

“六四”已经过去了22年了。22年,连一个婴儿,都已长大成人。中国经济倔起,来美国的华人,多么富有,多么会花钱,多么狡诈!国外华人很多,多数人很有钱,各式各样,形形色色,把国内人的俗气也带出来了。宗派斗争,金钱至上。从上一个世纪到今天。89年毁的不只是生命,而且,毁灭还在进行。

对我个人来说“六四”很重要,因为自从六四之后,我的写作有了精神方向。我判断朋友的标准就是看他对六四的态度。我有一个朋友,来往了十几年。有一天,他说到六四,竟讲:家有家规,国有国法。孩子闹事儿,家长打一打有啥了不起?我听了之后,无法忍受与他来往。虽然万事都不是黑白之争,但面对六四,我们只有黑白。

纪念“六四”有什么的意义?‘六四天安门事件’已经过去22年了。至今中国政府没有公开事件的真相,给参加运动的爱国学生和北京市民作出一个公正的答复和结论。使这一历史事件日益淡化,模糊。我们每年不停地纪录它,就是要中国人和所有的海外华人记住这段历史,面对这段历史。我的写作就是要让我们这一代人记住二十二年前为中国的民主、自由和进步而献身,而流血的中华儿女,永远记住他们永远年轻的面庞。

为了那些长眠的人,我们依然举起不灭的灯。——孟浪

《自由写作》第70期【纪念六四22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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