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丹鸿:以色列特别导游:打破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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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值此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被捕、昆明发生"恐怖袭击"惨案之际,刋发唐丹鸿這篇《以色列特别导游:打破沉默》或能带給人们一些另类思考。该文虽然述说的是巴以冲突,但巴勒斯坦处境与新疆有某种相似性,可以让人们从另一角度理解“恐怖袭击”发生的土壤和环境,而由此对比一下西藏、新疆的现状,又岂止是以色列定居点和定居者的问题那么简单。

“打破沉默”是以色列一个退役军人组织。他们通过采集军人证词、网站、讲座、展览、印刷品等形式,揭露以色列的罪错: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者和政府怎样侵吞巴勒斯坦土地,军方怎样践踏巴勒斯坦人的人权等等。这些退役军人服役的时间,都是在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Second Intifada)期间及其后,服役地点在巴勒斯坦第二大城市希伯伦。“打破沉默”成立于2004年,每年都有退役军人加入。按照以色列兵役法18岁服役,男性3年、女性21个月服役期算,这些退役军人的平均年龄不到30岁。他们组织的活动之一,是“打破沉默之旅”,带人们到希伯伦,实地了解占领的实质。[1]

通过“打破沉默”的网站,可以预约“打破沉默之旅”。“导游”就是那些曾在希伯伦服役的退役军人。这是一份志愿者工作,没有报酬。他们平时有自己的工作或学业,只能抽业余时间带团。由于我的时间问题,几次都不能与英文讲解团时间相合,希伯莱语讲解团比英语团“频繁”得多,就索性预约了希伯莱语讲解团,只好让先生大卫翻译了。报名两个月后,我们的希伯伦之旅成行了。

希伯伦是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这里有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共同先祖亚伯拉罕(易卜拉欣)及家眷子孙的墓:先贤墓(又译:麦比拉洞窟)。亚伯拉罕也是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共同的先知。公元七世纪以后,这里的主要居民是阿拉伯穆斯林,也有少量犹太人混居。随着犹太人的回归,阿犹冲突日甚,1929年希伯伦发生了驱赶杀害犹太人的“希伯伦屠杀”,1948年以色列建国,战争爆发,这里的最后几户犹太人也迁走了。按以巴分治线的划分,希伯伦属巴勒斯坦。

1967年六日战争,以色列占领了包括希伯伦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大片领土,实施军事管治。在那段锡安主义高涨的时期,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属于以色列”,是主流社会的共识。宗教领袖、开国元勋、战斗英雄、作家艺术家、传媒等积极鼓动犹太人“回归”以《圣经》为依据的、他们心目中的疆土。犹太人定居点开始相继在西岸建立。

1968年,有犹太人“回归”希伯伦,由于该地主要人口为巴勒斯坦穆斯林,以色列安全部门未予批准,但他们执意居留下来。1979年,一些定居者来到先贤墓附近犹太人留下的老建筑中居住下来。虽未获政府批准,但受到了军方保护。[2]

一年后,这些定居者中有7人相继被巴勒斯坦人刺杀。作为回应,以色列政府批准了定居者们更高涨的定居动作,在先贤墓、也是穆斯林的易卜拉欣清真寺周围,形成了嵌入巴勒斯坦闹市居民区的犹太定居点。其后,定居者杀巴勒斯坦人,巴勒斯坦人杀定居者,以军镇压巴人保护定居者、以色列官方批准在希伯伦城郊又建了更多定居点、《奥斯陆协议》、巴勒斯坦第二次大起义等,夹杂着领土、宗教和民族主义的冲突愈见错综剧烈……到目前,希伯伦有25万巴勒斯坦人,在希伯伦城郊有8万人的大块犹太定居点;在希伯伦市中心,6万巴勒斯坦居民中,有800名左右的犹太定居者“定居”。以色列以“安全原因”为由,实行严格的隔离政策,并派国防军和警察500人左右,专门保护这800名犹太定居者。“打破沉默”的成员,都是“保护”过这些定居者的军人。我们要参观的,就是这片是非之地[3]。

我们的“导游”,年轻的退役军人的言行,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将转述一些“打破沉默”者的言说,从中你不但会看见关于以色列的污点,还会看见:一个公民,按以色列法律他也是一名预备役军人,何以打破沉默?他怎样看待“敌人”的权利?怎样审视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军队?怎样看待自己所保护的“人民”、以及自己的人性?

“导游”有一张娃娃脸,中等身材。他看见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用流利的英语言明,这不是英语解说团,而是针对以色列人的团。“导游”还有一个同伴,她说自己刚退役不久,也加入了“打破沉默”组织,现在跟团实习。我们这个团大约二三十人,除了我,还有一个美国的纪录片摄制组是外国人,其余都是以色列人了。大巴车是租来的,我们的所有费用,就是每人50谢克尔的车费。此前组织者已通过短信告知,早上8点上车,下午4点结束,要自己准备水和干粮。

下面引号中的楷体文字,都摘录于我们的希伯伦之旅中,“导游”以及相关人士的话,根据录音翻译整理:

“我叫纳达夫,耶路撒冷出生长大,今年25岁,在海法大学主攻哲学。我曾在国防军Nachal部服役[4]。2008年被派驻希伯伦,然后被派驻拉马拉[5],在占领区的定居点服役一年多后退役。退役后我到‘打破沉默’提供证词,其后也作为‘打破沉默’的志愿者,带团到希伯伦,并在希伯伦采访现役士兵,搜集证词……

我19岁服役,被派到希伯伦后,一方面我被那里暴力的现实所震惊,另一方面我感到羞耻。在希伯伦服役的经历,促使我审视自己在当中的角色和作用,这是我打破沉默的心理动力。我对自己说:就在离我们日常生活20分钟车程以外,这儿有一个现实已经存在了40年,作为士兵所了解的状况与作为平民被告知的状况,存在巨大的差距,却不为以色列人所确切了解……今天我要带给你们的,并非仅仅是我的私人经历,有很多士兵与我类似。这也是以色列社会性的问题,希伯伦的这个现实,是以我们的名义发生的——这个政府是以色列人的选票产生的,定居点的存在和巴勒斯坦人的艰难处境,都发生于我们名下。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每个人都与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有关,并对此负有责任……

希伯伦历史上,阿拉伯人与犹太人混居时,关系一直不错。直到1929年关系扭转,巴犹之间发生了很多暴力冲突,双方都有人被杀。那年的‘希伯伦屠杀’事件,阿拉伯人杀死了67名犹太人,很多犹太人离开了……根据当时人们的证词,施暴的阿拉伯人多来自别处,同时也有很多犹太人被他们的阿拉伯邻居救了下来。我们参观的其中一站,是一个阿拉伯人的家。这个家庭在‘希伯伦大屠杀’中救了很多犹太人 ,后来收到了犹太人郑重呈送的答谢词……1948 年后,希伯伦的犹太人都离开了。

‘希伯伦大屠杀’一直被定居者用作‘回归’希伯伦的口实。1967年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后,有些犹太人要求回先贤墓附近的老犹太区,政府开初不同意,理由是‘如果同意你们回去,那么1948年离开以色列的阿拉伯难民也要求回以色列原籍,怎么办?’这些犹太人接受了政府的说法,不过他们没有停止各种努力。之后,希伯伦城外建起了政府批准的定居点,住在那里的犹太人可以进城去先贤墓祈祷,不能居住。但是1979年情况变了……”

纳达夫细致讲解了1979年,一些犹太定居者怎样派妇女儿童先进城,占据了先贤墓附近的空屋,怎样使用宗教借口,在先贤墓附近老城区住了下来,并得到了军方的默许和关照。

“一年后,有7名定居者相继在老城区被巴勒斯坦人杀了。右翼政府的逻辑是‘你们越想赶走我们,我们越要来更多’,于是先贤墓附近的城中定居点不但得到了政府认可,而且更多定居点得到政府批准建立。如今老城中有800左右定居者居住,希伯伦城外,已经建起了有8万5千定居者的政府批准的定居点……

1994年,情况进一步恶化:一名定居者巴鲁克.戈德斯坦持枪闯入易卜拉欣清真寺,向正在祈祷的巴勒斯坦人扫射,29人被打死,100多人受伤,最后他自己也被愤怒的巴勒斯坦人杀了。以色列官方将巴鲁克.戈德斯坦称作恐怖分子,但右翼势力视他为‘伟大的爱国者和英雄’,将他葬在希伯伦市郊,还试图在墓旁修建纪念馆……”

我们参观的第一站,就是巴鲁克.戈德斯坦的墓,一座杀手之墓,横陈在受难者亲人的视野里。墓上摆着犹太人凭吊死者的小石块,白色耶路撒冷石墓碑上刻的是:“至尊巴鲁克.戈德斯坦医生,为他的以色列人民、为《托拉》、为他的祖国献出了生命。他的双手清洁,他的心纯净,他为上帝的神圣而被杀害……”他扫射的地点,易卜拉欣清真寺,也是葬着亚伯拉罕等祖先的先贤墓,同一建筑中;他扫射的人群,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也是亚伯拉罕(易卜拉欣)的子孙。可以说,在这圣地之上,所有喋血都在共同的先祖眼前。

“戈德斯坦枪杀巴勒斯坦人的事件发生后,左翼人士对拉宾政府施加了很大压力,要求政府撤销定居点,撤回定居者。然而相反,希伯伦老城的巴勒斯坦居民被惩罚了:老城繁华的主街Shuhada,因靠近城中定居点而被以军关闭……

巴勒斯坦狙击手枪击犹太定居者,以色列军方射杀巴勒斯坦人……暴力冲突此起彼伏。以色列的‘隔离’政策越渐强势,隔离原则是:‘越靠近犹太定居点的巴勒斯坦人,行动自由越受限制’……”

街上行人寥寥,纳达夫的解说在一种无奈的寂静中回荡。这条街巴勒斯坦人可以步行,两个巴人小贩游说我们买他们手中的纪念品:织有“解放巴勒斯坦”、“结束占领”等字样的头巾和手袋。小贩对犹太人说希伯莱语,对我说英文。象在世界其它“旅游点”一样,没人愿掏钱买;跟其它旅游点不同的是,他们无法一路跟随,因为很快就到了严禁巴人行走的街区。

“2000年爆发了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我们总是谈论,在这场冲突中有一千多以色列人被杀。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想一想,有四千多巴勒斯坦人死亡。那时,希伯伦是最暴力的地区, 2002至2003年,希伯伦有22名犹太人被杀,也有数十名巴勒斯坦人被杀……

为了平息犹太人的愤怒,军方实行了更强硬的隔离政策。巴勒斯坦人的果蔬市场、商业街道全被关闭;1500多家巴人商店,有的被以军强令关闭,有的因没有顾客被迫关了。军方将这片繁华的闹市街区划分成:那条街道只许巴勒斯坦人卖东西,但巴人的汽车不能通行;这条街道严禁巴勒斯坦人出现在街面,即使他们临街居住,却不能走出自家的前门,40%的老住户离开了,有6万巴勒斯坦人口居住的希伯伦老城变成了‘鬼城’……”

在正午刺目的阳光下,一片空旷寂静的街区,零星走过三三俩俩定居者,胡须遮盖了半张脸,两鬓垂着古怪的发卷,身上的祈祷披巾显示他们刚刚祷告完。定居者和右翼势力大多是正统犹太教徒。纳达夫告诫我们:有些定居者会上前来与参观者理论,声称这里自古以来属于犹太人,是巴勒斯坦人偷走了犹太人的土地。更有甚者会叱责参观者同情“巴勒斯坦小偷”,大家最好不要搭腔,以免发生冲突。街道两旁房门紧锁,窗户上铁丝网栏生着红锈,以至于我反复问了几次:“房子里到底住没住人?”得到的回答是肯定的,巴勒斯坦居民就住在里面,但不许打开临街的门窗。士兵在这些封闭街区的房顶上警戒。纳达夫拿出一叠照片展示,很难想象照片上拥挤的行人、琳琅的店铺、忙碌的摊贩、刚出炉的面包、斑斓的水果就曾在眼前这同一空间。

“禁车、禁行走、禁止开门……我们来想象一下他们的生活:孩子上学、大人上班、急救车、或仅仅想拜访街对面的亲友……一切都变得异常困难烦人。这些巴人居民窗户的防护网,是用来防御定居者对他们的石块攻击的;这个街口,两旁分别有一所巴勒斯坦小学和一所定居者的学堂。巴勒斯坦老师不得不更改作息时间,以避免学生上学和放学时,与对街的犹太学生相遇。国际人权组织的人不得不每天陪伴巴勒斯坦孩子上学,以免他们遭定居者袭击;这条街对面是巴人居民的公共墓园,然而他们扫墓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方便,几步横穿街道;如今他们不得不绕上15公里才能到街对面的公墓……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住在老城的那800名定居者。”

纳达夫把我们带到一所巴勒斯坦居民的房子前。“1929年的‘希伯伦屠杀’中,这户阿拉伯人救下了他们的邻居,两个犹太家庭。他们如今还保留着犹太人写给他们的感谢信。定居者们知道,然而无视这段过去,像对待其他巴勒斯坦居民一样,朝这家人吐口水和辱骂。有一部纪录片甚至拍下了,一个女定居者,站在这家屋檐下,咒骂他们‘婊子’的情景……

军营就在定居点旁边。定居者与军方有一种‘戏剧性’的关系,定居者给军方写强硬的信:‘不得允许巴勒斯坦人在这里出现,不得允许巴勒斯坦人在那里行走……’而为了进出定居点方便,定居者曾要求军方同意他们从军营穿过。军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在士兵眼前把军营的电箱砸了。当然,如果是巴勒斯坦人,肯定就被士兵射杀了……”

纳达夫苦笑着,特意带我们看了两座空屋。这是两户巴勒斯坦人的私宅,主人在大起义的混乱中搬走了。

“有两家犹太人侵占了空屋。房屋原主起诉到以色列法院,军方告知法院,时值暴乱期间,腾不出手驱逐这些定居者,法院认可了该理由;大起义结束后,房屋原主再次起诉到法院,法院判决定居者搬离。军方又以事态刚平息、不宜再惹事端为由,试图拒绝执行。该理由没被法院接受,负责这个片区的指挥官就私下与两家犹太人协议,先搬走,等风声过了再搬回来。‘风声’过后,他们‘按照协议’搬了回来。法院不认可该协议,强令驱逐他们。执行那天,定居者大人孩子呼天抢地,坚决不走,好像他们才是受害者,其他定居者也跑来声援他们,场面十分夸张。为了驱逐这两家定居者,政府派了两千名警察和士兵。”

一辆轿车经过我们时停了下来。车窗摇下,一个包着头巾、着装保守的中年妇女狠狠地盯着我们看了一会儿,厉声冲纳达夫说了句话,驾车扬长而去。她对纳达夫呵斥的是:“仇以之徒!”我不认识她,但这个参观团的每个以色列人都认识她:右翼党“犹太人之家”在议会中的代表Orit struck议员,住在希伯伦的定居者。沙龙离世后她对媒体发表的言论引起了哗然。她说:“感谢上帝让沙龙死了,在他给以色列带来更多灾难之前死了!”

沙龙是定居点的强力推行者。为了强势反应巴勒斯坦人对定居者的一次攻击,他批准修建了希伯伦老城定居点的宗教学校。甚至有人认为,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是由于他强闯阿克萨清真寺引发的。然而,在他转向“以土地换和平”,坚决从加沙撤出后,他被一些拉比和定居者诅咒,祈祷上帝惩罚他。而且他们深信,正是他们的诅咒起了作用,沙龙在撤离加沙后,中风成了植物人。

“我在军中所受的训练是同军队作战。而在这里,我却用所学得的武力技术对付巴勒斯坦平民。我们已知这里是个经常发生冲突的地方,按照规定,士兵只能控制和抓捕巴勒斯坦人,无权逮捕定居者,以色列警察才能逮捕定居者。结果就成了:当巴勒斯坦人与定居者发生冲突时,士兵夹在巴犹之间,试图将双方分开。定居者向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和燃烧瓶,士兵不能逮捕他们。我们让警察来,他们不来;而巴勒斯坦人投掷石块、投燃烧瓶,则遭到了以色列军人逮捕……”

纳达夫把我们带到一个凹形角落,三面老楼门窗紧闭。他说有一次他在这里临时警戒:“因为这个时段是犹太人祷告的时段,军方规定,即使在巴人可以步行的街区,定居者去先贤墓祈祷的几个小时内,巴勒斯坦人也不许出来。楼里有个男人想出门买东西,被我堵回去了;有个小孩想出来,也被我堵在了楼门口。小孩指着二楼窗户说,呆在家里太闷了,就在楼前这个小坝子里玩玩,其实就在我的眼皮下。他大概7、8岁,跟我嚰叽了半天,你们能否设想一下,你们的孩子,哀求一个士兵……全副武装使我看起来块头很大,我尽量显得和蔼可亲,还挺为自己的亲切态度感觉良好,但没有让他出来玩。

我建议他到房顶去玩,因为房顶有军人警戒,所以楼里居民是可以进入他们自己的房顶的。不过不难体会,他们并不想到房顶来,‘享受’跟以色列士兵你看我、我看你。而我们,则可在任意时候,任意闯开巴人居民的房门,无论屋主是在床上还是在举行婚礼,我们穿过客厅或卧室,上到他们的屋顶,监视街面或者某个片区。有时我们半夜两点突然进入巴人居民家搜查,仅仅是因为夜里巡逻的士兵闲得无聊,或得到军官指示:搜查此屋……

我认为,平民的家不得侵犯,这是我从小所受的教育形成的底线。但是,当你被授予了武器和权力,你的道德感也随之减弱。当我们原有的道德流失的时候,我们的感受并不好,不过,手中的权力会让你继续失去道德感。我们并非批评士兵个人,而是针对这一系统,它使士兵的道德感逐渐丧失。

我初次巡逻时,进到第一户人家搜查,我们把屋里掀得乱糟糟后,我仔细折叠衣物放回衣柜,觉得自己很仁慈;到第二家搜查,就已经不再有耐心收拾。有一次,军官让我带上摄像机,拍摄我们小组搜查和讯问巴勒斯坦居民。我仔细拍摄,以为拍下了重要情报。事后军官却不再过问录像的事。我拿着磁带去找他,问怎么处理?他不以为然地说:‘啊,那是吓唬他们的。’

几次这种巡逻后,就习惯了用刀划开沙发、翻箱倒柜掀抽屉、军官在旁边厉声审问被搜的家庭:‘几口人?姓名?……’,而实际上什么事儿也没有。这就是军事控制的目的,军人巡逻、士兵站在高处的监察哨、半夜闯入搜查、军官指令我们射击某座建筑等等,是要创造一种压迫感,是一种语言,告诉那些不想我们在此存在的人:是我们在掌控这儿!我们不会离开!

我们有个军事术语叫“稻草寡妇”(straw widow),临时占据和控制一所巴勒斯坦人的住宅,用作某种军事目的,无论这所房子里是否住人。如果房主在家,我们有权驱逐他们出去,可能是一天,也可能是一周或一年。”

是大卫强烈建议我随“打破沉默之旅”到希伯伦看看的。他以前参观过一次,那次的导游是另一名退伍军人,那位导游也谈到了他经历的“稻草寡妇”:

“我第一次执行‘稻草寡妇’时,占据了一家居民的房子数天。我小心地坐沙发,小心不弄脏家什,但这样很琐屑累人;第二次“稻草寡妇”时就不管了,随便在沙发上躺坐,穿着大皮靴翘在扶手上,打开冰箱取用主人冰冻的可乐……”

纳达夫和那位退役军人都谈到,尽管希伯伦被分成了巴控区(Hi)和以控区(H2),但实际上以军随时可以进入巴控区实施军事打击。在第二次大起义的那段冲突最激烈的时期,若有巴勒斯坦狙击手从巴控区向以色列士兵或定居者射击,以方即强力反应,长达十多分钟连续不断地向巴控区扫射,扫射的区域里有大片居民房屋。那位退役军人说:

“有一次,半夜我们接到命令,占据巴控区一户居民住宅,因为有情报说附近将有恐怖分子活动。我们占据了那所房子,每个人都很紧张。不久外面传来响动和说话声,我们立刻向那个方向密集开枪,然后撤回了军营。第二天从新闻里得知,被我们打死的是一名巴勒斯坦警察,他当时正在治安巡查。我们感到负罪和沮丧,军官过来拍了拍我们的肩膀,说:‘得了吧,那儿肯定没人是以色列的朋友,谁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无辜?’他的话中话是,那些人都是潜在的恐怖分子。军官的排解让我们释怀,好过多了。”

在希伯伦“打破沉默”之旅中,每个参观者都收到了一本黑色的小册子,里面收录有五十多个士兵的证词。大卫为我翻译了一些,大多是士兵随意殴打和辱骂他们看不顺眼的巴勒斯坦人,特别是殴打扔石头的巴勒斯坦少年。一个士兵说,有一次巡街被一伙少年扔了石头,少年们跑进了楼里。这个巡逻组的士兵就随手揪了旁边一个少年拳打脚踢他,让他跪在地上,并厉声向躲在楼里的其他少年喊话,让扔了石头的孩子自己出来,这个无辜的少年哭了起来,躲在楼里的少年们只好出来了。

还有个士兵作证:有个村子总有人朝村旁公路上过往的车辆扔石头,这是一条连接定居点和以色列的公路。以色列国内安全部(辛贝特)决定调查。该士兵所在的单位受命,半夜临时接管了村里的小学,挨家挨户将17岁至50岁的男性村民一百多人抓进学校,让辛贝特的人逐个审问,搜集线索。实际上很多14、15岁的少年也被抓了。审讯持续了一两天,很多人眼睛被布蒙上,双手反剪铐在背后,是一种很细的塑料手铐,多数士兵故意把手铐勒得很紧,其实毫无必要,主要就是为了让他们难受。慢慢地那些村民的手变成了蓝色,哀求松一松手铐;他们在太阳下晒了数个小时,到处是哀求给点水喝的声音;士兵们不时抽打村民耳光,或者踹上一脚,有人要上厕所,士兵就将倒霉鬼推进厕所,掀到在地打骂。村民们没有任何刺激士兵们的言行,士兵这样做就是为了发泄烦躁,或者仅仅因为村民们是巴勒斯坦人。暴行在这两天里频繁发生,军官只制止了两次。

“你可以通过书本、资料、数据等等研究巴以冲突。但我们因无聊而乱搜查;我们羞辱殴打他们;‘稻草寡妇’把居民驱逐出他们的家,一天一周或一年……这些事,没有人谈论。人们不想谈论,不想知道。直到你步行在被关闭了15年的街区,或走进希伯伦南山的巴人村庄Susiya,那里已被军方以‘非法建筑’为由摧毁数次,而且仍继续想毁掉……也许你才会意识到,占领的实际内容是什么?政府对平民的控制意味着什么?

人们必须了解这一切!曾在这里服役的士兵中有人认为。军人们开始互相询问,开始采集证词和照片。2004年我们成立了‘打破沉默’,我们的目的是以清晰的图景和细致的细节,来对以色列社会和国际社会呈现这种军事占领,所呈现的与传媒的通常报道不同,而来自于我们作为军人的亲历亲为。

04年我们举办了士兵拍摄的图片全国巡展,并受邀在议会和教育部展览,退役军人在展览中对观众讲述亲身经历。成千上万人来看展览,来听军人用亲身经历告诉他们,这个系统有大问题:不是军人甲、军人乙的个人行为问题,而是整个机制的问题,国防军在国家和社会中所担当的角色,有好的也有坏的方面。

来听军人讲述的人们中,有一些正在服役的现役军人。他们说:嗨,我们知道你们说的‘稻草寡妇’、‘暴力巡逻’是什么。这些士兵来自西岸别的占领区:杰宁、东耶路撒冷、伯利恒等等。他们说,发生在希伯伦的这类事情,也发生在别的占领区,这不是希伯伦一个占领区的问题,而是整个国家系统出了问题。

针对以色列社会,我们意图形成一个议题:占领的道德代价是什么?我们带人们来希伯伦参观,就是这一目的。我们认为有责任,让公民一起目睹和探究这个现实,以便能够改变它。迄今,‘打破沉默’已在占领区采访了900多名现役男女军人,搜集了他们的证词,公布在我们的网站上,也选登在这本黑色小册子里。2010年,利伯曼称‘打破沉默’组织是‘恐怖分子的帮凶’,显示了这十年来,以色列的政治变化并不乐观。”纳达夫提到的利伯曼,是以色列外长,右翼“以色列家园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监察哨塔、巡逻兵、一堵沿街而立的隔离墙,阻隔了温柔起伏的山景,也将希伯伦一分为二。《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墙外那片区域(H1)由巴勒斯坦当局自治。我们参观的区域(H2),是傍依易卜拉欣清真寺(先贤墓)而形成的古老城区,被以色列军事控制,定居点就建在当中。我们经过了隔离墙边的检查站,三、四个士兵持枪站在厚厚的路障后面。每天,巴控区的居民去易卜拉欣清真寺祈祷,要通过检查站,回去又再通过一次。纳达夫特意问我是否带了护照,他说:“你持中国护照的话可以过去看看。”当得知我是以色列护照时,大伙儿笑了,说:那你不能过去了。

我们来到了一座橄榄树环绕的、“可以望见山”的房舍。这里曾经有一户殷实的阿拉伯家庭,一幢白石头基座、墙上贴着白色拼花砖的大房子,花园里有考究的石桌椅。我想,主人一家一定常常在树阴下,一边围着水烟罐吸烟,一边欣赏远处“铺满了银莲花和仙客来”的谷地和山坡吧,就像巴勒斯坦作家拉贾.舍哈德在《漫步巴勒斯坦》里描写的那样。那样的风景已经消失了,那曾经花毯般绚烂的山岗,已被数不清的水泥楼厚厚地覆盖,那是以色列政府批准修建的希伯伦城外定居点,住着8万多定居者。高质量的建筑、低廉的房价等一系列优厚政策,还在召唤和吸引更多的犹太人前来定居。

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后,由于住在定居点附近的诸多不便,这座橄榄林中房子的主人黯然离去,将房子租给了一个来自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这个人所持的是蓝色身份证,意味着他能住在耶路撒冷。军方来人告知他限期搬离,否则将吊销他的蓝色身份证,而给他一张绿色身份证,那意味着他只能住在西岸,再也回不到耶路撒冷。这个人只好离开了。军方占据了这所房子,用作审讯犯人。后来房主和人权组织告到了以色列法院,军方才离开。

这所房舍目前是一个国际人权组织的办公室。两位巴勒斯坦大学生哈桑和伊萨,在等我们。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来自以色列的“参观团”,是一些与定居者不同的以色列人,是一些可能的倾听者和对话者。哈桑和伊萨都是人权组织的义工,与“打破沉默”合作,对这些来自以色列的人,讲述他们从出生就成为“被占领者”的体验。

这是一种去街上玩耍,会被定居者侮辱和攻击的经验,也是一种会被士兵驱回乃至逮捕的经验。他们起初不知道,世上还有别的孩子,可以想在街边溜达就去街边、想在空地踢球就去空地、想去找表兄妹玩就一溜烟跑去,他们难以理解,为何家门外的街道不许行走?对面的花园不能过去?曾有十多个1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在游戏园玩耍而被逮捕,因为那不是他们可以去的游戏园。

这是半夜会被闯进门来的士兵惊醒的童年,这是看见父母被士兵呵斥、看见吓人的军犬而怕得发抖和哭泣过的童年。没有谁规定巴勒斯坦人必须懂希伯莱语,但他们不得不学希伯莱语,特别是对这儿的妇女儿童来说,懂得占领者的语言很重要。因为当士兵搜查、讯问的时候,他们说希伯莱语而不说英语。尽管谁都知道,绝大部分以色列士兵能说英语。而为人父母,最难回答孩子的是:“这是为什么?”

这是一种家门外就是岗哨的体验。从小到大每天进出门,都会看见端着钢枪的士兵,但这些士兵绝不是为保护他而存在的。相反,这些士兵让他宽衣解带全身搜查,有时会用两三个小时问他各种私人问题,会因为他忘记带身份证而拘禁他,会因此罚他一大笔款,会怀疑他心爱的手机是从以色列人那里偷来的……这样的成长经历,很难让他成为一个不参加抗议、不向定居者或占领军扔石头的青少年,当他在同一城市的巴控区、以控区来回,经过检查站,被某士兵认出:“这家伙扔过石头!”他就会被带进监狱。

就在我们参观前不久,有个巴勒斯坦人在街上遭到一个犹太定居者攻击,定居者拿一罐瓦斯喷进他的眼睛,使他在医院住了两天,也因此误工了好几天,他却无法得到赔偿。当房屋被定居者攻击、或在街上遭遇定居者攻击,巴勒斯坦人一定要拍下录像作证。否则他去警察局报案,或定居者去报了案,没有录像,那就是巴勒斯坦人滋事,相反定居者倒成了无辜者。有录像功能的手机,可让他避免三千谢克尔的罚款,或三个月的监禁。

哈桑从2000年起就没见到祖父了。祖父就住在东耶路撒冷,离希伯伦15分钟车程,那只是对以色列人来说的距离,对他和祖父来说,却是不同颜色的身份证。祖父病后不能下地,哈桑需要申请通行证,才能去耶路撒冷拜访祖父。他去军管当局申请了多次,都被拒绝给予通行证,而且不告知缘由。祖孙、父母、孩子,如果有不同颜色的身份证,意味着他们得分别住在不同区域,如果要见面,需要得到通行证。

名叫伊萨的青年曾在德国学习。对他来说,从德国到法国,比他在这儿出门买只鸡或一瓶可乐回家,容易得多。每天他去大学、去打工或会朋友,至少要经过两个检查站。为此他有时故意不系皮带,省去过检查站时解开又系上皮带的麻烦。在检查站耽搁几个小时是常事。伊萨说:

“我有不少以色列朋友,犹太人朋友,我个人跟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没有问题,但确实与定居者无法沟通。我没有行动自由,我不能去耶路撒冷、不能去海边,更不能去特拉维夫,我的日常生活艰难得可怕,不是因为我品行不端,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是巴勒斯坦人,这些定居点,定居者夺走了我的基本权利。我可以和普通犹太人交谈,就像人与人之间谈话,但我的确不容易跟定居者沟通,他们不想跟我正常说话,他们根本不把我当人看……甚至,我与士兵个人之间也没问题,‘打破沉默’组织的人跟我们是好朋友。但我跟士兵手中的铁家伙、跟军人对待我们的态度、跟半夜搜查、检查站等等有问题,我是跟他们占领着这里,这个系统本身有问题……”

吟诵《古兰经》的声音从易卜拉欣清真寺、也是先贤墓升起,犹若注满人间无尽的呜咽与泪水……就在我去希伯伦的三天前,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教授和他的四名学生,被中国警方逮捕了。我从未去过“新疆”,但谁不知那“新的疆土”,有再也掩盖不住的骇人血污和累累命债?占领者将早已织好的罗网罩在伊力哈木身上,又能盖住什么呢?

当我在希伯伦听见吟诵《古兰经》的悲痛之声时,也许正是乌鲁木齐一位叫库尔班江.艾比布拉的维吾尔警察,被逮捕的时候,因为他抗议逮捕伊力哈木,宣称辞职。人们甚至不能获得更多这位警察的消息。一位维吾尔人在被中国屏蔽的Twitter上说:“乌鲁木齐公安抓捕维吾尔国保库尔班江的同时,在网上‘辟谣’说是‘有人冒用民警身份发布的虚假信息’,看来库尔班江不会得到任何的指控或审判,只能就此人间蒸发……”

在写下这篇文字的一个月里,在被中国人称为“新疆”和“西藏”的那片地方,有决绝赴死袭击警察的抗议者,有被军警折磨而死的抗议者,有自焚的抗议者……他们都被占领者命名为“恐怖分子”;而至少半个多世纪以来,那片“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大地上,占领者对原住民的剥夺、屠杀、侮辱与蔑视,一直没有间断。

写下这篇文字,我想象的读者,某个手握钢枪的士兵或警察能够读到它,想一想退役军人纳达夫的话,他和那些“打破沉默”的人,对平庸之恶与“路西法效应”有清醒的觉察;想一想,那些“打破沉默”的人,所尊重的、所鄙视与不屑的,想一想那以别族的自由与生命、别族的土地和文化为代价的“爱国主义”……想一想,同为军人,捍卫的其实是自己不同的命运。

2014.2.17. 特拉维夫

注释:
[1] “打破沉默”网站:http://www.breakingthesilence.org.il/
[2] 资料来源:http://en.wikipedia.org/wiki/Hebron 以及“打破沉默之旅”导游纳达夫的介绍
[3]同上
[4] Nachal是以色列国防军步兵某部名称。
[5] 巴勒斯坦临时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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