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嘉仁波切:公仆屠杀主人(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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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嘉仁波切

1989年,因为班禅大师突然圆寂,我的经师嘉雅仁波切病倒了,被送到北京协和医院。那时,我和赛朵仁波切正在北京高级佛学院学习。每天放学,都从黄寺坐车到协和医院,看望嘉雅仁波切。

4月的一天,经过天安门广场时,发现三三两两的学生,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还把一幅画像,摆到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高台阶上。我和赛朵仁波切好奇,就在天安门这一站下了车。走到近处,才发现,是胡耀邦先生的肖像!可谓栩栩如生!

我有幸几次见过胡耀邦先生。一次是他到塔尔寺视察,那是个雨天,他两手提着裤角,向一边的普通人走去,想跟他们聊一聊。但是,他有一级警卫,他们把他“架”走了。另外几次,是在北京的青联会上,他讲话直截了当,不讲情面;他还建议,人与人之间,应该以名字相称,不必叫官衔。年轻人里,胡耀邦先生给我们的印象最好:开放,平等待人。

到了协和医院后,我和赛朵仁波切就把这件事说给了病中的嘉雅仁波切。

“学生们都在说什么?”嘉雅仁波切问。

“反腐败。”我说。

“要求把主人的权利还给主人。”赛朵仁波切补充道。

“好事啊!”嘉雅仁波切感慨。

我们仍然每天到协和医院看望嘉雅仁波切。每次经过天安门广场时,都发现,那里的人,比前一天更多。后来,还出现了很多骑自行车的人,头上系着白布。还有人举着横幅,高呼“反腐败”、“说真话”、“要民主”等等。听说,各大学的学生们都联合起来了。

我和赛朵仁波切越来越频繁地在天安门这一站下车了。我们在天安门广场上走来走去,读着那些横幅,有时,也在学生们中间坐一会儿。

大学的教授们也出来了,还戴着声援布带,学生们手拉手,围着他们,像保护的样子。他们中,有的白发苍苍,很有学者气度,也在喊,在说。后来,还出现了很小的孩子,似乎从糼儿园来的,排着队,由老师带着。

我和赛朵仁波切都很激动,嘉雅仁波切似乎更激动,

“哎,今天怎么样了?”一见到我们,他就追问。

我和赛朵仁波切就一五一十地告诉他天安门广场的情况。恰好,西藏自治区统战部的郑英部长和许副部长来看望嘉雅仁波切了。郑英部长的名字虽说有点汉化,但,他是一个藏人。嘉雅仁波切又跟他们打听:“学生们怎么样了?”

“哎呀,这是年轻人的事,您老就不要管了,连我们都不清楚啊。”两位部长笑着,把话题叉开了。

“听说要民主,就给他们呗!”嘉雅仁波切又说。

“这是学潮,相信中央会妥善解决的,您老就专心养病吧,自治区的胡锦涛书记也向您问好呢!”郑英部长又笑了。

北京高级佛学院的很多朱古,都认识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主要是从西藏三区来的。现在,他们骑着自行车,头上系着白布条,来看望朱古们了,同时,也转来了天安门广场的最新消息。在我们佛学院里,还有一个电视室,中午休息时,大家一边看新闻一边议论天安门广场的情形。那时,学生们的请愿,也快两个月了,可是,不仅没有被官方正面对待,还老是往下压,于是,学生们升级为绝食了。

“为什么当官的不出来见见学生呢?”

“学生们的要求是正当的呀!”

“我们应该声援学生!”

北京高级佛学院的朱古们也要游行了。然而,校方上报了宗教局和统战部。上面立刻来了不少人,劝我们不要参加。说,班禅大师成立这个佛学院,是为了培养适应于社会主义的宗教人才;说,班禅大师生前,非常热爱祖国,你们不能违背大师的意愿!那以后,北京高级佛学院被严加看管起来了,任何人都不得随便进入,同时,学校也不再上课了。

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多。一天,我和赛朵仁波切从佛学院出来时,习惯地看了看隔壁的电视机厂,发现工人们都在做横幅、旗帜,还准备了一些锣鼓,说是要有非常大的游行。其它的工厂和单位,凡是我们经过的,也都在为声援学生们做准备。

听说戈尔巴乔夫要来,欢迎的仪式,先是定在天安门,但是,学生们占领了那里,又听说改在了机场,学生又到了机场。最后,他们只在人民大会堂里关上门,搞了一个仪式。

尽管佛学院不再上课了,每天,我和赛朵仁波切仍然换一两次车,去天安门广场。后来,开始了堵车。我们不得不远远地下车,步行去天安门广场。那里人山人海。有一个横幅,给我印象最深,意思是:主人来了,要和公仆对话!还有一个横幅,是邓小平老家的人打出的:请邓小平回家!

我去过日本。刚到大阪,就感受到,这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设施先进,人也文明。那时,我们团里有一个人丢了相机,大家都很着急,以为找不回来了。可是,晚饭时,来了电话,说那边捡到一个相机,让我们去认领。一夜之间,资本主义“腐朽”之说,在我的脑里完全崩溃了。而这次的学生运动,会不会给我们带来一个日本那样的世界呢?

我和赛朵仁波切祈祷,但愿这次运动,能使中国成为民主国家,但愿学生们的愿望能够实现……

这时,游行的队伍中,还出现了解放军,出现了募捐的,送饭的,送水的,送毛巾的。

还有一件趣事,本来天安门这边有警察站岗,可是,学生们一来,警察就都走了,留下学生们自己维持秩序。

嘉雅仁波切似乎健康一些了,那是五月的最后一天,我和赛朵仁波切到他的病房时,他正在渡步。

“你们两个明天必须离开北京。”一见到我们,他就说话了。

“为什么?”我和赛朵仁波切都愣了。

“我的病已经见好了。再说,学校放假,你们在这里也没事干,而塔尔寺那边,还有不少事情在等你们处理。”

我和赛朵仁波切沉默着,不知如何是好。

“今天一早,我打了个卦,卦相也说,你们越早走越好。要不,你再打一卦?”嘉雅仁波切看着我。

早年,嘉雅仁波切曾教我一种叫做“默”的占卜方法。如果不分心,专注于一件事,会很可靠。

我就打了卦。卦相,和嘉雅仁波切说的一样。

“也许,塔尔寺或者家乡那边有要紧的事。”赛朵仁波切寻思着其中的密意。

于是,第二天,也就是六月一号,我和赛朵仁波切,开着统战部送给嘉雅仁波切的北京普车,踏上了归途。

这时,北京的交通堵塞已很严重,绕了好久,我们才到丰台。人们还把一个大油罐车,拉了出来,挡在路中间,说是在阻止解放军进城,而对老百姓,则是放行的。我们的车,就从油罐车旁开了出来。

城外的路边,出现了一排排军车,都盖着军用帆布,像是随时准备进城的样子。我们只能看到驾驶室里的军人,别的,都被挡得严严实实的。

凡是我们经过的大城市,郑州,西安,兰州,西宁等等,都有人在游行,排着长长的队伍,我们读着那些标语:腐败祭!民主!自由!法制!……

六月四日,我们刚回到塔尔寺,就传来了天安门广场的枪声。

(选自阿嘉仁波切中文自传)

阿嘉仁波切:1950年出生于西藏安多地区多伦淖尔草原。两岁时,作为塔尔寺寺主、第八世阿嘉·呼图克图,被迎接塔尔寺继承法座。曾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青联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青海省政协副主席等职。1998年,秘密离开中国。现为美国印第安纳州蒙藏文化中心和加州利乐塔尔寺西藏悲智中心主持。

嘉雅仁波切:曾为塔尔寺主持,陪伴过九世班禅大师,并建立了亲密的师徒关系;又为十世班禅大师的经师,跟随十世班禅大师五十余年。

赛朵仁波切:塔尔寺一位有名的转世。比我(阿嘉仁波切)大三岁。

朱古:为藏语音译,指转世、化身,也称仁波切。在中国,一般称活佛。

《自由写作》第70期【纪念六四22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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