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漫流:双城记1989(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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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漫流

每一个日子都是值得纪念的。某些日子可能只对某些个人具有特殊意义,另一些日子则影响到了大多数人。或许,这就是小日子与大日子的区别。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对于每一位中国人,都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就个人写作而言,大日子与小日子具有同等的价值,而我尤其是这样一位小日子主义者。对小日子主义者而言,我并不认为可以从六月四日的鲜血中榨出更多的诗意来。

六·四事件爆发前后的那些日子,我一直远在上海。所以,倘若我是狄更斯,顶多也只是写一部我的《双城记》。显然,狄更斯之所以成为狄更斯,决不仅仅因为他在《双城记》中写到了法国大革命,甚至也不仅因为他写了《双城记》。狄更斯诞生虽比法国大革命晚了一代,而我尽管也不是天安门广场的目击者,却无疑是六·四同代人。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前后的上海,较诸一七八九法国大革命爆发时的伦敦,更有理由成为这样一部《双城记》的主角。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引燃一九八九年初夏流血事件的关键性导火索之一,正是因被逼退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溘然弃世,由活跃一时的上海《世界经济导报》发起旨在重新评价这位总书记生平的研讨会,以及报道这次研讨会的专版遭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的“打压”、导报总编钦本立的被撤所引发的一系列后续事件,包括《人民日报》社论对江泽民采取行动的正面肯定,以及随后由在京33位知识界人士联署的致中共中央的抗议信。这难道不是又一部《双城记》的绝佳素材吗?

正当北京举行胡耀邦追悼会那一日,我刚好在上海应邀出席一位朋友的婚礼。穿上了那套平日很少派上用场的黑色培罗蒙西服,系的是一根黑底带红点的真丝领带。小日子主义者的逻辑即是:拒绝将一位共产党前总书记的葬礼与朋友的婚礼相提并论。哪怕我对因八六学潮被赶下台的这位前总书记怀有某种同情与好感,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我会对任何一位体制之内的中共领导人抱有过多的幻想。无论他们具备何种个人的魅力或品格,我一向坚信,在这种体制之下,能够生存下来并且爮上高位的人,绝非等闲的善类。

尽管我已承认自己身上也有某种广场情结,但即使作为一滴水,也不甘于融入广场上人群的海洋。酷爱自由的天性,加上怠惰与散漫,注定了我基本上只可能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个人主义者。无组织、无纪律,远离一切群体事件。

当学生与李鹏、温家宝对话的那一晚,我偕家人游罢苏州东山,品尝了新上市的洞庭白沙枇杷,正在苏州观前街上的一家书店徜徉,店堂角落那架不大的黑白电视机里,邢质斌振振有词地提到了王丹、王超华、吾尔开希、柴玲、熊焱这些个我头一回听说的名字,此时才有一点真正意识到了事态发展的严重性。

当晚投宿苏州旅馆,说来惭愧,翌日赶火车前犹未忘却观振兴焖肉面的滋味,遂折返一饱口福,结果转公交去火车站被苏州大学生的游行队伍堵了一路,弄得差点来不及赶上返沪的那一班车。

那时我住在远郊,所幸在虹口北四川路有一个落脚点,从此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是外滩,再沿中山东一路转福州路一直到人民广场,这也是游行队伍惯走的线路之一。一路上撞见过作协、文联、社科院几个熟悉的面孔,名字暂不透露了吧。一九八九年夏让我得以一瞥某些体制内活跃分子之另一面。当时的感觉,颇有些人觉得革命即将功成,可以两头通吃了。

胡启立、芮杏文、閰明复主管意识形态的那些日子,一些主流新闻媒体针对事件颇为难得地作了及时、客观、透明的报道,应当说确在某种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就在北京宣布戒严后的那一日,本地报纸仍有社论题曰“上海不能乱,我们怎么办”,从中不难察觉一种勉力维持中立恣态的无奈与尴尬。

五月游行声援波及全国之时,我其时供职的某校党委主司林姓某女,当学生上街前授旗表态,讵料风云骤变,林书记态度急转,以大排一块加餐,选美录像为诱,施小惠力阻学生上街。犹忆六·四当日,本埠高校迫于压力宣布复课者仅得其二,某校居然忝列其中之一。

我与另一位老教师前后分任某班课,我的课上至四月份即告结束。我上过那个班级也上了街,我确实未尝与闻其事。事变后林书记言语间,以我或有幕后嗾使之嫌,我一径造访该书记于办公室说明原委,林书记见我锋芒逼人,但嚅嚅唯唯而已。后来据闻这位女书记终以六·四中的表现左迁,以某区人大副主任职退食,止未知今日亦尚苟存于人世否。

六·四之后,本地高自联牵头在福州路市局门口纠集过一个“十八罗汉”或有二十来人的“敢死队”,但我未久即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内里有一多半是“托”,是诱饵。各地纷传自发举行六·四追悼大会的那一天,我也确实去了一趟人民广场,但见人头攒攒,鱼龙混杂,便衣更未计其数。一会儿细雨迷濛,遂各四散。

九十年代我上庐山遇见京城某高校教师,聊及六·四之前,吾人皆不怀疑中共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一向不择手段。此位青年教师即以此为劝,诸生以为爱国无罪,当局当不至于妄开杀戒。逮至六·四后一日,遇某女生战火逃生,哭诉于师,深悔当时未信乃师之劝。

七月我们夫妻加另一对同行登上13/14次,这也是我平生头一回晋京。记得列车因故临时停靠丰台,站台上穿绿军服的士兵成群结队,车厢里刹那间安静了下来,众人面面相觑,心照不宣。车窗外扑面而来的,正是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的北京。

那时京城尚处在戒严期,一些个街角两人一组,面对面站着全副武装的哨兵。印象最深的是通往海淀大学区的一个十字路口,突兀起一座大约有十来米高的岗楼,楼上悍然站着一个头戴钢盔手持冲锋枪的士兵。

一九八九年夏日的北京人,表情冷漠、严峻,脸上有栅栏的阴影,眼神复杂、警惕,惊恐、防御、愤懑、无奈与麻木容或兼而有之。

我们由一位老同学介绍暂住中直机关一个地下室招待所。未一日老同学的上司盛情邀我们去他家投宿,居停女主人适出国探亲,除男主人房外,我们一对夫妻各占一间。这是中直机关一个家属大院,当时墙头到处可见通辑令,眼前大门口墙上也贴着那么两张,原来亦有两位大院子弟赫然在榜。主人叮嘱言语谨慎尤其使用电话务必小心,或恐有窃听之忧。

每日早出早归,有一回夜半惊梦,听见远处传来零星的枪声。本地人士告,可能是有人摸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一带被划作不得靠近的管制区,游客只有透过长安街上疾驶而过的车窗、或者出化十元钱登一次城门楼,才有机会朝孤独的纪念碑空旷的广场投去远远地一瞥。

我们特地去了一趟木樨地,沥青路面上坦克履带残痕犹在,历历可辨;在前门大栅栏以身后的一帮大兵为背景摄影留念,我一边还开玩笑地举着刚买的一把大蒲扇对着大兵作搧状,大兵们突然像事先约好了似地警觉地自动闪让避开镜头,气氛一下子变得有点异样和紧张起来。

逛过东交民巷,于路边摊上淘到一小册《人权宣言》(求实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与同伴临时起意各举一册微笑着走过站岗的哨兵,权当作一次小小的游行示威。

在扉页上,我郑重记下了这个日子——1989,7.31.

《自由写作》第70期【纪念六四22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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