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涛:在闭墓之前(短篇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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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涛

1.黑色约定

收到史提芬的邮件:这个清明你若还没去拜祭国辉,最好在“闭墓”前去。

“闭墓”?我的回邮只有两个字加一个问号。

这些年来,我跟史提芬的相处方式就是如此,很少见面,只以偶尔而简短的电邮联系,而且是真的有事才通邮——好像我们总是要到面对某些事情的时候,才意识到对方仍活在这世上,还可说上一两句话。事实上,与其说“某些事情”,不如说是某些共同的记忆。这些年来,是记忆联系着我们,而我和史提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共同的记忆,就是国辉——我们读大学时候的同学。

很快,收到史提芬的回邮:不必吃惊,我并没有忽然成为“中国文化通”。只是今年陪家里人去扫墓,言谈中知道,原来清明的拜祭不是无了期的,清明节后第30日,即是“闭墓日”,因为紧接着就是“立夏”了。

我与史蒂芬约定了周日早上在罗湖桥上等,汇合后再过罗湖海关,然后一起到深圳火车站广场的公交车站坐大巴,去海滨墓园拜祭国辉。

“记得那时我们常常一起往返这桥的么?唉,转眼就二十多年了。”过罗湖桥的时候,史蒂芬说。

我当然记得。二十多年前,我同史蒂芬不约而同从香港去了边境城市S城大学读书。我们成长的背景不同,我是初中才从内地移居香港,而父母仍分居两地,我选择回内地读大学,有一种为亲情牵系的缘故,史蒂芬则是香港出生,成长于中产家庭,决定回内地读大学,完全因他反叛的个性,是义气用事所致。

想起过往的种种,想起国辉,我的眼睛温热起来。史蒂芬停下脚步,扶住我的肩膀,看着我的眼睛说:“不要这样,好吗?”

那时,我从没想过,二十多年后,我跟史蒂芬会是这样一种相处方式,不陌生,却又不熟悉,中间好像隔着一道厚厚的,穿不过的墙。

而我更没想过,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与国辉已阴阳相隔。如今,我几乎已长成了他死亡岁数的倍数,他则永远停留在一个离我越来越远的地方,总在每一年的某个日子,让我忍不住回望,忍不住流泪……我知道,随着岁月的递增,我,史蒂芬都会越来越老,而国辉则会越来越年轻……我不敢保证自己会越来越世故,越来越坚强……我只觉得自己的眼泪越来越没价值……

“嗯,”我对史蒂芬点点头,“那时,我们几乎是每周往返这道桥,现在是……若没什么事,我都不愿从香港过来……”

“是啊,听说如今边境这边很乱,一过关,不小心就被偷被抢,要么就是被骗……”史蒂芬附和着。

“有可能,也许是,这边的乱一直如此,只是现在缺了一个如国辉那让我们相信的人,告诉我们,这里是有明天的,明天会越来越好……”

2.通往墓园

坐上巴士,我问史蒂芬:“你背个这么大的背囊,里面都装着什么?”

“都是拜祭的物品,到时你就知道了。”史蒂芬说。

“史蒂芬,你还记得吗?大学时,我们总在校园喇叭听到的一首歌《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史蒂芬轻声哼唱起来。周日早上,巴士上人不多,我们轻声的哼唱并没有打扰到任何人。其实,我想,即使打扰了,他们也一定奇怪,这首在内地已完全不流行的歌曲,被两个普通话咬字不清的香港人哼唱,也不知会唤起他们怎样的一种内心光景。

“想不到二十年多后,我们会从香港背着这一大背囊纸扎祭品,回祖国拜祭国辉。”史蒂芬说。

“二十多年前,二十岁出头的我们被称为‘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而现在,那些八十年代出生的小孩,现在都长成了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了,而且还被尊称为‘八零后’,被看作是爱惹麻烦的一代人。”

“是啊,这是一代不如一代,还是一代比一代强?”史蒂芬感叹说道,“但我看得很清楚,至少,他们不再像我们当初那样天真和轻信!”

“天真、轻信!那是因为我们心里仍爱着。”我想起了国辉。

在通往海滨墓园的公路上,车窗两旁的风景在后退,汽车正行驶在坡度缓缓的盘山路。暮春早晨的阳光,浸透在山崖下雾气浓重的海面上,染上了一种让人伤感的偏褐的金黄色,渺渺茫茫……

我想起了国辉,想起二十多年前认识他的那天,那天天气可真好啊!

那是盛夏开学后的一个清晨,我手抱着几本上课用的书和笔记,走在教学大楼长长的廊道上。廊道一侧,是一整排玻璃窗。温暖的太阳,明媚的光线从窗外照进来,在廊道地板上投射下窗框优雅的几何图案。他——国辉,就像一道阳光,正从廊道的另一边向我走来……颀长而矫健的身姿,阳光在他的右后侧构成光影动人的背景……这个人,正在逆光中向我走来……而我,从第一眼就爱上了逆光中安静走近我的国辉!

那时,我没想过,这道清晨的阳光,最终会把我引向这个墓园。如今,暮春时节的海滨墓园,安静,祥和,彷佛一切都可以在这里得到安宁……然而山崖下的海水,却如此幽僻,湛蓝——涛声荡荡,好像在低声地不知对谁说着什么……那一抹被压抑在深海,挥之不去的蓝……

3.那年,那月,那日

看见我貌似陷入了一种失魂的状态,坐在旁边的史蒂芬拍拍我的手背,眼睛直看到我的眼底,对我摇了摇头……

九七年移民美国后,前两年,他又回流香港,现在,已是一名在业内颇有名气的设计师。尽管我们都居住在香港,但却很少有联络,我甚至不知道他现在的生活状况,妻子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有多少个小孩了。只在一次简短的电邮中,我告诉他,我有一个漂亮又聪明的女儿,已在念高中了。史蒂芬则感慨地回邮道:时间过得真快呀!

还有一次,他突然转来了我用笔名刊登在某报副刊上的短文,是一篇书信体小说。他在电邮中写道:

你终于开始写作了,而且我还知道,你也开始画画了!我多么为你高兴!你终于成为你自己了!我看得出来,你总是对“国辉”这个名字耿耿于怀,但并不是因为此“国辉”是彼“国辉”,而是“国辉”这个名字,在你的笔下已成为了一种象征。所以,请你不要忘记我,我与你,曾一起深爱过我们的“国辉”。你那天没有留意到吗?站在国辉旁边与他一起头包“民主”红字白布条,手扛大旗游行的人,是我呢!

是的,史蒂芬懂我,读着他的电邮,我能触摸到彼此心中那心照不宣的起伏的情绪。

那篇起名为《给国辉的信》是这样写的:

如今,对很多人来说,那年,那月,那日,已成为一个象征符号。他们总会在这一天刻意重现或模仿“当年今日”。

而对于我来说,那年那月那日,只是“站在街角的一天”。那不是光辉的一天,那本是生命长长旅程中普通的一天。那天不黯淡,阳光也灿烂。

那年,你即将大学毕业,正忙于到处找工作,满城跑。我低你两级,暂时没有这样的烦恼。那段日子,其实我们之间的感情已进入危机。你好像主意已定,而我有些不知所措。但那天,也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当我面对你们从我身旁走过的激情时,站在街角的。

那天,早上起来后,发觉校园里有些空空荡荡。对面宿舍的港澳生告诉我,很多同学都去城里游行了。

初夏,天气渐热。那时,一般人还未能使用手机,BB机也不是多数学生能买得起。如今的人们,总是那么心急和没耐性,一想起找某人,最便利的方法就是打手机。而那时,对于住学生宿舍的我们,找一个人,最有效的方法,是直接到宿舍拍门。

我敲门。你不在。事实上,我早已明白,在你为自己清晰描绘的人生线路图上,我不过是一个外来的过客。我们不是并肩的战友。你认识我,源于昆德拉说的“同情”,而我认识你,是源于“上进”。我们之间的壕沟和牵系的桥梁,如果放大,竟也可以是“社会”、“国家”与“民族”。

国辉,如今,我亦难以为自己定位。当年那个情感的不速之客,在你离开后,竟依然站在途中的角落,看着人流的往来,让历史,在笔下轻轻流过。

你不在。我走出大学后门,坐小巴入城。我也说不清,自己是否想入城找你。下车后,迷迷糊糊地,在国贸大厦附近人车繁杂的路口徘徊之际,我看到了你,走在一队向我走来的游行队伍前列,从街对面的马路,向我走来。

那天,游行的队列真的很多,人声嚣攘。但为何,我却恰恰在你经过的十字路口遇见你?你头包白条,上面写着红字。与另一同学,双手举起支撑开横幅大字标语的竹竿的两头。你们一边走,一边高叫口号……是的,当时你的确是向我走来,但你却看不到马路对面的我。

那天,我与你只相隔一条街的距离,站在街角,看着你们眼中燃烧着的激情。

那一刻,我感觉你们很陌生。我没同你打招呼,没迎向你们,没加入你们的队列……我只是站在街角,目送你们喊着口号走远。

我想,我或许是一个历史的逃兵。那一天,历史的洪流就是这样从我眼前流过,隔着一条街的距离。但如今,当历史从我笔端再次流过,为何我竟觉得,我仍站在那天的街角——但眼中已没有了陌生感。

4.面朝大海

读大学的时候,我很少读诗。毕业后好多年,偶然读到了一首海子写的诗《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而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就是这首诗,让一直以来很少读诗的我,自以为读懂了那个正决定远离尘世即将自杀的年轻诗人内心的沧桑。我迷惑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追求虚无于尘世的过程?幸福就是在虚无的过程中寻觅到那可能的救命稻草的信念?

二十多年前,香港仍未回归,我和史蒂芬为什么都选择了不顾家人的反对跨过罗湖桥回祖国边境城市大学读书?在我,也许是对得不到的亲情的渴望,那么,在从小什么都不缺,毫无柴米油盐之忧的史蒂芬而言,中国,这个跟他只有黄皮肤与黑眼睛之类象征性牵连的地方,又是什么吸引了这颗年轻的心,跨过罗湖桥?

史蒂芬读的是工业美术系,跟读法律系的国辉成为了最好的朋友。那时,很多关于国家与未来的信息,都是通过国辉的解读告诉我们的。然而史蒂芬得知我与国辉恋爱后,却时时警告我,说国辉对官场有野心,说我不是国辉合适的对象,说

我根本不是国辉那杯茶……我回敬他,说国辉要是做官,肯定也是做包青天,将来肯定是个好官……史蒂芬则冷冷地丢下一句:你凭什么配得上包青天?!最可气的是,说完这句后,他又笑嘻嘻地安慰我,说没关系,国辉不要你,我要你。我更生气了,再回敬他一句:对不起,我配不上你!

事实上,我那时心底就明白,史蒂芬说的是真的。我说的也是真的。那时多年轻啊,总觉得什么事都有可能,人世是有奇迹的,我们总是忘我又不顾后果地追逐那些根本不可能却又自以为可能的事情。

史蒂芬问我:“今年六四,你去维园集会吗?”

“去的,我每年都去。从前年开始,我女儿也跟同学一起去维园了,她们是属于九零后了。”

“在二十二年前的那件事中,国辉是最无辜的,他的结局是最不值,最可悲的,甚至可笑。”

史蒂芬说的,也是我这几年来感受最强烈的。去年,在去维园集会的路上,地铁上播放着当天的新闻:当年六四的学生领袖吾尔开希在澳门闯关回国被拦截,柴玲、王丹在美国发表讲话,希望大陆内地的大学生不要放弃争取民主……在维园会场,支联会领导成员在搭起的舞台上,带领高举烛光的十几万香港市民高呼平反六四的口号,而当年曾参与六四后成功逃亡美国的一个学生领袖则以朗诵表演似的的腔调抒发着自己的激情……不知为什么,我感到很厌倦……那天晚上,我满脑子里都是国辉的身影面容,我为身旁无数不相识的被洁白烛光照亮的普通民众的脸孔感动着……

“国辉是无名牺牲者。”我说。

“最可笑的是,内地公安竟是在布满雪花的香港电视新闻片段上(注2),看到了新闻镜头中国辉的样子,回校后,他莫名其妙就消失了一阵子,待他回来时,已瘸了一条腿,脸上不复往日的朝气……”史蒂芬回忆道。

“国辉被开除出校了,你也逃回了香港……”我说。

“我还可以逃,但国辉逃无可逃……如今,他们在境外号召内地大学生不要放弃争取民主的斗争,无疑是让他们步国辉这种爱国傻瓜的后尘,成就他们在国外成就的民主英雄功业!”

“史蒂芬,如今你竟变得如此偏激了!”我有些责怪他。

史蒂芬把头转向车窗外纷纷向后退却的绿树、远山……再转头望向我:“人都说四十不惑,可现在,我好像更不知道怎样去爱,怎样去恨……”

我们都正在老去了……我想。有些事情,拿起来的时候,真没想过,如何放下未来?如果,未来甚至容不下我们的回忆。

5.恍惚未来

抵达墓园,史蒂芬打开了他背上如同露营背包大小的黑色背囊,里面装的竟是一个烧衣的铁桶,桶里是迭得整整齐齐的各种各国的冥币,纸金银元宝,纸衣服、鞋子、牙刷、手表……各种日用品,甚至汽车、房子、保险柜……等奢侈品。

“你这是做什么?!”我对史蒂芬说。

“入乡随俗吧。”史蒂芬说,“这些东西,逃出去的那些人如今都有,但像国辉这样的人,却什么都没有。”

“这是命运吧,”我试图辩解“有些东西,不是用这些去衡量的。”

国辉不抽烟也不喝酒,所以我们也没带这些祭品来。我们带来了新鲜的苹果,橙子,桔子,还有两束鲜花:康乃馨、太阳菊、勿忘我。

我跟史蒂芬在墓碑两侧的水泥地板坐下,面朝大海……

从海边墓园回来后,好长一段时间,我总是睡不好,不踏实,轻飘飘,老做各种各样的梦,也不是噩梦,都是些奇奇怪怪的梦。

在一个梦里,我梦到自己手带一幅手铐,髹着钴蓝色的油漆,看上去像纸做的手铐。奇怪的是,但凡我挣扎,手铐就立刻显现。手铐的蓝色越深,手腕就被铐得越紧,纸手铐就变成铁手铐,但仍是深蓝色。而一旦我放松,不去在意手铐的存在,手铐上的蓝颜色就会慢慢淡化,甚至消失……这时,我的双手又可活动自如了,就好像那手铐从未出现过,一切只是我的幻觉……

彷佛命运,彷佛未来都在告诉我,不要再挣扎了,没有用的……做一个幸福的人吧……

2011年5月

注1:本故事纯属虚构。

注2:1989年,深圳居民基本靠自己架在天台的鱼骨天线接收香港电视讯号,加上政府播放的波段干扰,所以电视画面上总是布满了雪花模样的斑点。

《自由写作》第70期【纪念六四22周年专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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