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天:中国的边缘,世界的中心(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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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天

每次跟人谈起中国的现状,我总喜欢将其比喻成高压锅——一只没有减压阀的高压锅,一只不断沸腾的高压锅,一只极度危险的高压锅。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引发着层出不穷的极端群体性事件,让它越来越接近爆炸的边缘,而置身其中的芸芸众生,就像一只只猪蹄,在谎言的麻醉下,正享受着慢慢被炖烂的过程,值得庆幸的是,还有一些猪蹄仍然清醒,它们拒绝被炖烂。

对于一只清醒的猪蹄来说,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能看看高压锅外面的世界。因此,每次到香港这块自由的飞地,我都有一种无法言说的轻松与兴奋。就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香港自由行”这个提法,本身就意味深长。内地的游客到了香港,不仅可以购物,还可以感受自由的氛围,呼吸自由的空气。在香港,自由是具体的,是可以触摸的,而在国内,自由这个词语,虽然经常挂在我们嘴边,但它却可望而不可及,是不折不扣的奢侈品。时至今日,词语仍然是敏感的,因言获罪的状况,非但没有改善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于是乎,有人在网络上笑称,中共浑身都是G点,话虽粗俗,但却是相当妥贴的。

2011年7月23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大暑,也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我这只幸运的猪蹄,又一次逃出高压锅,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独立中文笔会颁奖典礼暨十周年会庆活动。烈日下的校园,空空荡荡,从太平洋上吹来的海风,带来了些许的清凉,笔会的兄弟姐妹从世界各地赶来,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聚集在雅礼宾馆一间几近逼仄的小房间里。那些从中国官方的文学史上遗失的名字,那些英雄般的名字,曾经遥不可及,如今近在咫尺,我曾经仰望他们,就像仰望天上的星辰,如今听着他们激情四溢的谈话,仿佛置身梦中,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我万分荣幸。

颁奖活动在7月23日下午举行,简朴而又隆重,三张空椅子上安放的刘晓波、刘贤斌、札迦纳的画像,让现场有一种庄重而悲壮的味道,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的同仁,也专程赶来,我虽然听不懂英文,但能从他们的语气中感受到真诚与情义,亲切与温暖。颁奖典礼之后,举行了“纪念独立中文笔会十周年和国际笔会九十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的时间虽短,却意义深远。三位创会会员贝岭、马建和孟浪追忆了笔会的前世今生,梳理走过的十年道路,重新阐述了笔会的方向。对他们的观点,我深以为然。

笔会创会会员的名单,是一串光彩夺目的名字,他们多是六四之后流亡海外的优秀作家,伴随着他们的身体一同流亡海外的,其实是文学的良知,是一种高贵的文学血统,那就是作家的独立精神,文学的自由精神。在流亡的岁月里,他们的肩头都背负着一种沉重的行囊,这行囊之中,装着祖国,在异乡冰冷的天空下,母语是唯一温暖的火焰,他们用母语写作,这是唯一的还乡方式。可以说,没有人比他们更加关心这个国家的命运,没有人比他们更加痛心这个民族的前途。然而在国内,独立、自由的写作精神遭受着一次次的阉割和自我阉割,知识分子走起了猫步,作家变成了政治和商业的奴隶,变成为了自动投币的唱机。马建先生曾在法兰克福书展上的疾呼,这些作家不代表中国,因为在他们的作品中,读不到中国的大事件,而在这些大事件的背后,聚集了多少冤魂,不关注这些,就读不到中国人心灵的挣扎与呐喊,读不到巨大的荒诞与人性的扭曲。这样的写作,是无效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笔会的创立,表面上说是流亡作家的集结,本质上说一份高贵文学血统的回归。

随着中国在经济上的强大,中共也变得越来越傲慢,经济不仅成为掩饰国内矛盾的遮羞布,也成为了国际谈判的法码,与此同时,言论自由的境遇却在不断地恶化,自由表达的作家,成为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因为,这座貌似宏伟的大厦,其基础是用谎言修建而成的,一旦这些谎言被戳破,整个大厦都将坍塌,那些看似坚固的东西,瞬间将烟消云散。

布罗茨基说,“自由/是你忘记如何拼写暴君姓氏的时候”。自由是人的一种天性,也是一种与身俱来的权利,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自由的表达更是写作的前提,小说的精神从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怀疑精神,小说家不能与时代通奸,不能与统冶者通奸。作为一个青年作家,我是幸运的,因为从一开始,我的写作就是自由而独立的,我的灵魂就是纯洁而高贵的。十年来,许多像我这样的年轻作家,进入了笔会,壮大了笔会,成为源源不断的后续力量,我们都是幸运的,我们继承了一笔文学的秘密遗产,我们越过了一个平庸媚俗的时代,与一个伟大的时代实现了无缝对接。

在座谈会上,贝岭一再重申,笔会是一个作家组织,其首要任是保护作家的言论和创作自由。而马建先生认为文学与政治是作家的两个翅膀,缺一个都飞不起来。应该说,小说诗歌与政治随笔确实是笔会中客观存在的两种写作方向。我认为,站在对民众启蒙的角度上说,这两者的差异有点像中医与西医的差异,中医的特点是整体的调理,而西医的强调的是对症下药。当下的中国,谎言像铁丝网一样坚硬,统冶者热衷于制造词语,并用这些词语迷惑民众,作家应该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小孩,用文学的方式,戳破谎言,说出真相。每一个词语都包含著作家的态度,每一个人物都包含著作家的思想,每一个作品都包含着作家的立场,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文学离不开政治,但文学要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政治,否则,必然陷入教条主义。文学的疆域无限辽阔,文学的力量是强烈持久,它是灵魂的改造一帖良药。而政论的特点是非常精准,攻击力强,在短时间内,可以形成一种爆炸的效果。这两种方式,并不冲突,是自由的土壤里长出的两棵大树,体现着笔会的自由、包容与多元。

十年来,我们的笔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刘晓波先生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让世界看到了我们的勇气。廖亦武先生,也将用他的《证词》,再一次震撼了世界。对于一个摇头乞尾的作家说,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伪证,对于一个自由、独立的作家来说,他的每一个作品,都是时代最有力的证词。刘晓波先生无疑已经代表着一座高峰,但们我同样期待着廖亦武,期待着笔会的各位大家们能成为另一座高峰——文学的高峰,如果有了这两座高峰,我们的笔会将会变得更加强大。前不久某报曾在社评《不流亡,也能去德国》中写道:“西方国家这些年关注的中国‘异见人士’,可谓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这些人在中国轰轰烈烈的发展和变革大潮中,实际上处于非常偏僻、边缘的位置。”只要对中国的基本情况稍有了解的人,就会发现这样的结论,是多么的可笑,多么的苍白。这样“偏僻、边缘的位置”是谁的功劳?不正是中共控制言论的结果吗?不正是中共打击自由作家的结果吗?我要说的是,中国的边缘,其实就是世界的中心,廖亦武先生是如此,其他自由表达的作家也是如此。我们非常乐意成为中国的边缘,因为那意味着,我们远离了谎言,接近了真相,远离了专制,接近了自由。

2011.7.28

《自由写作》第72期【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0周年纪念专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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