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波:你不需要恐惧——我的第一次香港行(随笔)

Share on Google+

◎杨银波

杨银波与野夫在香港

(杨银波与野夫在香港)

终于该我上场了。

写这篇文章之前,我已停笔近一年,做着看起来颇悲壮的摇滚梦。从厦门到重庆,从乡村到城市,从台下到台上,我穿梭于音乐比赛,流连于技艺切磋,由地区性赛事走向全国性赛事,终于奋斗到签约,做赚小钱的公益歌手。而后,是多场卖力的演出,皆是疯狂的摇滚乐。孟浪说:“你今后会不会也像悲悯的周云蓬,做有灵魂、有呼唤的音乐?”事实上,我正这么做着,简称“公民摇滚乐”。这场精神的洗礼、技艺的操练,使得我的人生多了一条道路,自由表达多了一种能力。我以为,人生就这么定了。然而,当潘嘉伟说,7月23日香港要做独立中文笔会十周年庆祝会,我这入会八年的会员,终究再也忍不住,如同过去每场演出上台前总要暗暗地对自己吼一声:“终于该我上场了!”所谓的风险,已被我抛于脑后。

这是我第一次成功地走出中国大陆的土地,来到人均月收入接近两万元人民币的香港,结结实实地,站着做人。幸好之前在大陆有些效果不错的演出,收入略胜一般夜场歌手,自认起码不必在香港之行的花销中忧虑太大。在即将赴港的前一夜,我彻底失眠,既激动于能见到会长、副会长及孟浪、贝岭、马建等传奇人物,也精心于勒令自己必须靠“不住宿”来节省费用,并期盼在最短的时间内,结识到更多友人。当7月24日夜副会长潘嘉伟在电话中告诉我,廖天琪、贝岭、马建在深圳罗湖口岸被拒绝进入中国大陆时,我正在香港维多利亚港的码头石梯上喝着啤酒,流浪着。那一刻,眩晕中带着激愤,我告诉比我大六岁的他:“嘉伟,你知道,我沉默了这么久,可终究到最后看到的,还是一堆被高墙压碎的鸡蛋。我们被欺负,说明我们自身还不够强大。我回去后,誓必要复出,要做大。做大我自己,才会争来自由!”

中国文人要独立

从深圳到香港荃湾的班车,停在7月22日下午五点。我要见的第一个人,是笔会的恩人——出版《独立中文笔会文库》达19种书籍的晨钟书局老板姚文田。在一间人来人往的西餐厅,谁也未想到,我们会谈得那么晚。姚老板说,独立出版,并不好做,他手中卖得最好的一本,也仅三千余册,如封从德的《六四日记》。他谈及余杰,谈及韩寒,又谈及今年广东的民工群体事件,犹如回到青年时代。他说,中国文人要独立,恐怕要多为自己留条路,直到自己不必为生存犯愁,哪怕有一天丢了笔,也还有另一条路可以走,那就真如韩寒那样可以不看当局眼色。他鼓励着我的摇滚梦。我们由普通话直接转到以四川话交流,颇感另类。说到香港,他说,一半以上的人住公房,医疗不用钱,读书读到高中不用钱,大陆能办到吗?对香港政府不满,我们可以游行示威抗议,职位再高的官员在议员面前一律做“龟儿子”,议员把你骂得五颜六色,你还得乖乖的。

我原本打算对姚老板做专访,他谢绝道:“如果是这样,那我还来干什么?我不是想出名的人。香港许多记者找我,我拒绝了不少。”就这么海阔天空地谈着,老人一直精神抖擞,到最后仍感意犹未尽。送我到地铁站时,他见我身上竟无港币,遂与我相换,还嘱咐:“佐敦一带,住宿便宜,一晚180到280港币的旅馆也是有的。”我挺不好意思地说:“还没把香港看够,我自己多走走吧。”心里想的,其实是露宿。地铁驶到尖沙嘴,出站后一路漫无目的地行走。这一带,到深夜确实魅惑,黑人、白人,男人、女人,抽烟、拉客,屡见不鲜。直到走进九龙公园,清凉,雅静,何不就此休息?遂寻一铁椅,躺下不足两分钟,看管公园的工作人员走来,我主动询问:“我太累了,从大陆来的,可以在这里躺一下吗?”他竟听不懂,我又以粤语说一遍。他答:“我不管你的,随便你啦。”就这么沉沉睡去。当耳边响来一群老人的跑步声时,一看时间,已到凌晨六时许。

7月23日到了,香港中文大学就是下一个目的地。这是香港面积最大的大学,有北岛,有郎咸平,学生近两万人,最牛的是2005年“哭中大事件”、2010年“新民主女神像事件”。后一事件的发起人,就是与我有电邮往来的2010届中大学生会会长黎恩灏。黎老弟今年23岁,其义工精神令我折服(笔会会议当天,他也来做事)。此君未必不会成为香港的明日青年领袖,我看好他。香港地铁发达,又最便宜,大学站一下,见对面驻立一座似曾相识的塑像,这不就是放在崇基学院的“新民主女神像”吗?想想,相隔了20多年,当年北京那群美术生做的事,今天被陈维明完成,而后在声援之中得以落成学院,在新一代青年心里撒播民主种子,赶紧自拍一张,以示力挺。在一位来自马来西亚准备赶到深圳做“大运会”志愿者的学生的带领下,我来到蒙民伟工程楼。那时演讲厅还关着,我寻好一处蹲着,翻翻笔会厚厚的一本《诗与坦克》,又像回到了刘晓波当会长的时代。

笔会就是文人组织

到中午11时,一位眼镜男前来打开演讲厅的大门。一报家门,原来是笔会香港办公室秘书吴亦哲(他曾在上海复旦大学念中文)。自这一刻起,方才接头。到中文大学旅馆房间时,才知盛慧、刘淼、丹羽、贝岭、马建等人已经赶到。奔波在外的潘嘉伟,正迎接着三天前在北京见了江棋生、唯色、何德普的国际笔会和美国笔会的老外友人。尽管美国大使馆安排会晤,但诸如刘霞、刘荻、王金波等人,也是被政府不准与老外赴约的。更不意外的是,Anthony Appiah(美国笔会会长,级别类似于廖天琪)、Sara Huffman(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委员会协调人,级别类似于孟浪)被中国大陆拒签。说真的,在我这个在中国大陆生活了28年的青年看来,这种会晤多属鼓励鞭策性质,若真要做个什么,还没见到新鲜例子。尤其在镜头之下,或正式场合之中,实质意义的行动之谈,就更是少之又少了。我们的政府很激动,很关心,到最后获知的,恐怕也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信息含量,相关部门有些高估我们的能力了。

跟一群过去“神交久矣”的友人,无论是会内还是会外的人,一一相识,心情不激动也难。对面就坐着一位“二手玫瑰”主唱梁龙式打扮的贝玲,那身艺术范儿,真给力。一报姓名,完了,八年的老熟人,视线之内便暂时藏不住别的风景。当初,正是贝岭、蔡楚推荐20岁的我加入了笔会。惭愧地说,那时我仅有不足100篇的文章发表,说起“自由撰稿人”,恐怕都不配。正是基于加入笔会,精神世界有如此多的大才同行,方而不感孤单,一晃,八年就过去了,长发也剪了,胡须也冒了。激动没多久,廖天琪迎面而来。以前见她照片,人真够沧桑的,这次却不同,一看50岁左右吧,仍是一口台湾腔。估计是我爱咋呼,在场者不少都知道有我这么一号人,心灵距离瓦解甚速。旁边坐着这位,留着没我过去长但比我现在长的马尾头发者,即是一直推动着让笔会“文学化”、“拿作品说话”的孟浪。他在自委会协调人这位置上,一坐就是十年,不仅是元老,而且一直没下岗,没换位。

原本住在云南大理农家院子的野夫也来了。他是本次会议的获奖者之中,唯一不在监狱也没被海关禁行的大陆人。就在坐着的几分钟之内,不时听到的,都是崔卫平来不了,焦国标来不了,昝爱宗来不了,刘荻来不了,何永全来不了,庄道鹤来不了……之前笔会在香港也办过会议,也出现过大陆的人来不了香港,来了香港又回不到大陆,或者大陆之外的人在海关被阻,或者干脆被拒签。有护照的,比如范燕琼,护照被吊销;是中国公民的,比如李剑虹,被拒绝入境。就那么一道海关线,已然成了铁墙,里面的人翻不出来,外面的人也翻不进去,只好“神交”了。这么多“来不了”的消息传入耳内,不免去想,到底我们接下来会做些什么天大的事情呢?难道真的会把事情搞成比《建党伟业》还伟的业吗?对面坐着的具备艺术家“台风”的贝岭,这不就是笔会的陈独秀吗?像他这样的人,真的会做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吗?

很显然,对此疑问,在接下来的会议也好、私谈也好,我都表示很淡定,很傻,很天真。以为是动作片,结果是艺术片;以为是战争片,结果是动画片。7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的笔会会议,如果按我们搞演出的行话来讲,就是气氛严重不够,不劲爆。我还以为观众至少也有千把个人,结果也就60人左右。从头到尾,没听到一句让我觉得特别出格的话,几乎都是理性思维,文明礼貌。孟浪就强调,独立中文笔会不是政治组织,我们被别人看成是政治组织,说明我们自身在作品质量方面是很欠缺的,这是今后要努力加强的方向。廖天琪也感到奇怪,她说,共产党太草木皆兵了,他们有枪,我们有什么?不就是一支笔吗?从我接触的所有人来看,我没看出谁打算把这笔会当政治组织来行动、运作。无论是各媒体记者,还是会内会外跟写作相关的人,有时我都觉得他们可爱有余,而发力不够。这大致与我在大陆感受过太多恐惧与民间积怨相关,若真要愤怒起来,绝非似这文人组织如此温和。

我眼中的笔会会员

在获奖者之中,形象颇为爷们的野夫,其一番精心雕琢的获奖感言,有一句特别触动我心:“很少有一个民族及其文字,在被刻划三千三百多年之后,还不能抵达其自由书写的本源;还要以奖掖的方式来鼓励其使用者,实践语言与生俱来的自由属性。”白话文的意思就是,文字本来就该是自由的,犯得着奖励吗?他这话,确实让所有号称是“作家”的人汗颜。写作不自由,是什么原因?自我阉割,还是权力侵扰?他批判的方向,既有对内心的,也有对制度的。坐了十年牢的徐泽荣上台,中间对马克思主义的批判那一段说得太哲学,我没听懂,大意似乎是马氏不是实证科学,因为其方法用的是外象证非,而非内理证非。到最后他喊出一声“正义的写作万岁”,我才起立鼓掌。刚坐下,脑袋就有点蒙,就这么一位把话说得哲学得让我听不懂的人,怎么就坐了十年铁牢?郁闷。

香港之行,荣誉理事高瑜特别让我敬佩,原因在于她不喜欢说废话,乃是典型的爱憎分明者。毕竟是记者出身,她的话总是有着相当的信息量,每句话的后面都有事实基础或消息来源做支撑,因而底气甚足,逻辑性强。高瑜够传奇,坐了两回牢,实际刑期加起来超过六年半,可67岁的人怎么看也像50多岁的人,这岁月,这面孔,真是太夸张了。从她49岁获得“人权观察”组织颁发的赫尔曼·哈密特人权奖开始,就一直在国际社会获奖,最近的一次应该是她62岁获得国际妇女传媒基金会颁发的“新闻勇气奖”,而且是第二次获得此奖。在65岁时,她还在布拉格见到了捷克前总统哈维尔。按理说,她该在狱中颓废,该在获奖无数后骄傲,可我见到的高瑜,不卑不亢,自信,果敢,但不高傲。她觉得不爽的事情,一定要说出来,管你是什么人,她没那么多人情世故。这才是记者范儿。

恍惚记得北明在采访一位援救被迫害的基督徒的义士时追问:“能告诉我,你的钱是从哪儿来的吗?”对方不予透露。我认为问这话的人,叫记者,如果北明照顾对方情绪,回避关键问题,那就跟新闻属性背道而驰了。此次见到高瑜,让我想到北明,想到肖雪慧。这样的女性,有底线、有魄力,而且内心强大。高瑜永远都像是任何事情的内幕知情者,但她诚实,她说:“1989年的时候,屠城前我就被捕了,没在广场。”她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实实在在。她欣赏韩寒,认为此人是彻底的个人独立,观点敏锐,下手很准,看准了说,而且很会说。由于见识广阔,世面浩繁,她感觉笔会在国际友人面前还应表现得更加有“国际范儿”。这说法我赞同,就像演出要训练外观、台风和互动,那是必须的。光有一副好嗓子,仅仅是基础中的基础。以后的会议,若会员人人都能做到常任秘书张裕那样的水平,不用看稿,直接调动嘴巴、背景图片和视频,而且中英文皆流行,那就牛了。

潘嘉伟是专业的香港NGO从业者,性格像大男孩,做事平心静气,组织能力也强,谦虚,低调,能容人。香港之于笔会,实在是太重要了,可谓“桥头堡”,其地域乃属中国之内,好歹有比大陆好得多的残存的自由。香港书展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及民众社会运动,笔会都曾多次参与其中。此地会员虽仅十余人,但次次都如此团结协作,令人感佩。发出声音,可以用文字、电台、电视,也可以用脚。脚那么一站,也许什么话都不用说,就证明了你的立场。此次笔会会议期间,香港正爆发十余万人游行,民生上的问题,是基于李嘉诚等地产界大佬把一群香港人搞得在住公房这个事情上,非常凄惨。我有幸与一群香港大学的游行学生长谈,一间仅仅放得下一张床的公房,租金竟也要2500港币/月。他们认为,香港政府多年来一直看北京政权脸色,唯上不唯下,所以在施政上民众利益不被重视,因而要普选,让那些为自己说话办事的人上台。

窒息在无形黑罩里

香港人的素质,我颇为钦佩,凡是我有礼貌的询问,从来没有遭到任何一个市民回绝,我一概被过于热情地周到对待。此地公民社会颇为发达,NGO甚多,且活跃。乘于地铁之中,香港无线电视正播放温州高铁惨剧,香港人有人在落泪或愤怒,但隔几米不远,一群说着普通话的人却还在嘻笑着,那一刻我深感惭愧。地铁站一位义工递来一张免费报纸《头条新闻》,几处时评和新闻,都在对温州高铁惨剧深作反省,并表示香港人对此事件的关注不亚于大陆民众。唯一让我难受但又必须接受的,是我这种十年烟龄的烟鬼。几乎每隔二十米,就有“禁止吸烟”的标志。我到7/11店询问烟怎么卖,最便宜的,竟也高达43港币,包装上赫然写着“吸烟可致癌症”,还把一副癌症CT照片印在上面。在维多利亚港码头,在准予吸烟的“吸烟区”,偶然相遇正抽着“红双喜”的一名香港警察,此人倒与我臭味相投,自豪地说:“我曾经参加过一次反对禁烟的游行!”说罢又摇摇头,“不过没几人响应,哎。”好在会议期间有盛慧、蒋亶文这种烟友相助,他俩寻觅佳地,我见机行事,故而还不显得对抽烟之事特别困惑。

且说7月24日,众人在笔会香港办公室谈得兴起,各抒己见,笑声朗朗。70平米的房间,就像我们共同的新家。虽无播放设备,我也卖力清唱摇滚乐。随后,众人说散就散了,我最后离开。在一块“释放刘晓波、平反六四”的横幅下,我与潘嘉伟、蔡咏梅合影留念。那一刻突感辛酸,那或许就是我在香港的最后一个镜头,就像一部电影,已经杀青。潘嘉伟的亲切随和,蔡咏梅永远如大姐一般的细心周到,都是在做人方面值得我学习的楷模。孟浪就曾提醒过我:“银波啊,你有时该低调。”我明白。我们这群人啊,茫茫人海相知相遇相识相交,虽身处世界各地,却因为一个倡导自由、保护自由的组织,在精神世界扭为一团,彼此之间隔得那么远,可为什么就有这么亲呢?我们曾经受够了折磨、寂寞和冷落,总想找个能够明白自己的人说说话,现在看来,齐了,原来我们并不孤单,或许孤单本身也是值得我们去回味和享受的。

真正困惑的事,发生在7月24日笔会在香港办公室聚会之后。估计廖天琪、贝岭、马建也曾想到,入境不会那么顺利,但被海关如此直接地拒绝——尤其是持有大陆回乡证的马建也被拒绝入境——实在有点超乎想象。这证明我们这群人已经被定性了,就像一个无罪的人,只要长官们的敌对意志还在,管你冤不冤,反正你就是这么一种人了,永远被无形的黑罩给捂着、裹着、窒息着。我在《自由歌》里唱的“冲破黑雾万里,将血泪都耗尽”,恐怕是要付诸一生去奋斗的。对此,除了抱打不平之外,我想说句实话,其实他们并没有政府估计得那么危险,至少在我眼中,人都挺不错,挺柔的。梁文道去年在笔会会议中说他也闹不明白,按理说作家就应该是异见者,尤其是在人权自由的呼声中表现得最激烈的一群人,但为什么中国的情况却非如此?他还希望在座的前辈能够教育一下他,让他搞清楚这种郁积于心的苦闷。其实,文道啊,我也挺苦闷的,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但好像渐渐的,也随它去了,该来的总要来。反正我是不屈服的,待到个体强大起来,我的自由也许才能最有效地夺回。

不放弃对自由的追求

香港之行,我见到了热衷于研究摇滚乐与政治的关系的张铁志。他多年前追问“摇滚乐能改变世界吗”,我的回答是:“Yes,We can!”我就在这么做着。也见到了“南廖(亦武)北杨”的独立制片人杨伟东,他的《立此存照:500位中国人的心灵记录》在此次香港书展中,颇受关注,孟浪和笔会自委会也发挥在地的积极作用,为其推向社会呐喊。我看到那么多人在爱着这个笔会,那么多人在期许从这里发现更多的脊梁。支持笔会的名人甚多,如代替崔卫平领奖的香港阳光卫视新媒体总监北风,香港名笔梁文道、廖伟棠,他们在渴望自由的精神层面上,与我们同为一体。连写《宋美龄传》的知名作家Hannah Oakula,这次也来捧场,实属不易。聚集于武宜三身边那群老右派,如陈诗、申渊等人,一个个都是那么可爱,年龄确实够大,可心如孩童,都是返璞归真的人啊。美女会员丹羽,尽管多年前就讨厌“美女作家”一说,可就本次会议中她的口译与绝佳气质而言,我这么从俗地称呼她,她估计也不会生气。今后笔会将会更广泛地走向国际,并影响到中国体制之内,这必然需要既了解中国也具备国际视野的人来引路,来向导,我看丹羽就不错。她曾经奋斗到在江苏省作协当签约作家,而后又抛弃,去国外留学,这种经历非常可贵。

十年来,独立中文笔会跌宕起伏,纷纷绕绕,众说纷纭。奋力的,沉默的,反对的,都有,剧情复杂,人员各样,真是感慨万千。但此次行走,我感受到了笔会正在倡议团结,抛除陈见,按共产党的话说,叫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我们居然跟政治碰上了头,或许是因为笔会的文字狱不少,但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其实没谁希望谁出事乃至坐牢,尤其是国内的会员,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而不是不计一切代价地彻底对抗。在笔会的会员里,有反共的,也有本身就是共产党员的,并非所有人都有一致的政治信仰,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追求写作的自由和追求自由的写作,以及表达对中国问题的担忧和分析,而且永不放弃。我感谢所有参加本次会议的人对我的接纳、友好和关切,感谢愿意听我摇滚乐刻录DVD光碟《公民杨银波》的人对我的鼓励、肯定和欣赏。我在香港睡公园、睡码头,睡得很舒坦,因为我的心没被关着,恰好在一个自由空间还没被彻底关闭的香港,连鸽子、麻雀都不会因为我吓它们而飞走,连警察、流浪汉都会因为一支烟而视彼此为老友……这一切仿佛都在告诉我:你不需要恐惧!

我还希望自己能有更多机会、更多条件走出中国大陆,来到香港,甚至去国外,出现在表达大陆人自由渴望的活动中,出现在让大陆之外的人期盼深入了解大陆的场合中,或高歌,或畅谈,并为笔会增加其应有的人气,摆正笔会在人们心中的位置。独立在我心,自由无疆界!Say Goodbye,香港;I Love You,笔会。

《自由写作》第72期【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0周年纪念专辑(之一)】

阅读次数:14,093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